在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中有三篇给中共党组织的密写稿。其中，第一篇密写稿是写于1935年6月11日的《给党中央的信》。方志敏之所以写这封信缘于与“狱友”、国民党元老胡逸民的一次谈话。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
方志敏在仔细地考虑了每个细节后，用米汤(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密写了《给党中央的信》。该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又对胡逸民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至于收信人，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给鲁迅、宋庆龄也分别密写了一封信。此后，方志敏将密信交给胡逸民，后者交给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监狱。
后来，上海中共地下党收到了信。当事人胡风回忆说：“1935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
对于狱中文稿，方志敏非常珍惜，每次只让带出一至二篇。当方志敏清楚自己“时日不多”时，决定加快带出的速度。此时，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答应方志敏：托女友程全昭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于是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不久，程全昭来到南昌，并于7月初将这两篇文稿送到上海，交给了地下党。
1935年8月初，包括陈云在内的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从上海去莫斯科，这两篇密写稿就被带到莫斯科。1935年12月14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不久，《救国时报》出版纪念方志敏的小册子，将两篇文稿都收入其中。
《给党中央的信》则与之不同。其时方志敏的部分文稿尚在胡逸民手中，国民党特务若看到这封信发表，可以轻易查获方志敏的文稿。因此，上海地下党将《给党中央的信》作为机密文件存档，留在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才将它移交给中央档案馆。
在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中有三篇给中共党组织的密写稿。其中，第一篇密写稿是写于1935年6月11日的《给党中央的信》。方志敏之所以写这封信缘于与“狱友”、国民党元老胡逸民的一次谈话。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
方志敏在仔细地考虑了每个细节后，用米汤(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密写了《给党中央的信》。该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又对胡逸民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至于收信人，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给鲁迅、宋庆龄也分别密写了一封信。此后，方志敏将密信交给胡逸民，后者交给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监狱。
后来，上海中共地下党收到了信。当事人胡风回忆说：“1935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
对于狱中文稿，方志敏非常珍惜，每次只让带出一至二篇。当方志敏清楚自己“时日不多”时，决定加快带出的速度。此时，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答应方志敏：托女友程全昭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于是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不久，程全昭来到南昌，并于7月初将这两篇文稿送到上海，交给了地下党。
1935年8月初，包括陈云在内的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从上海去莫斯科，这两篇密写稿就被带到莫斯科。1935年12月14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不久，《救国时报》出版纪念方志敏的小册子，将两篇文稿都收入其中。
《给党中央的信》则与之不同。其时方志敏的部分文稿尚在胡逸民手中，国民党特务若看到这封信发表，可以轻易查获方志敏的文稿。因此，上海地下党将《给党中央的信》作为机密文件存档，留在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才将它移交给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