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梦

作者:刘建武

东岳论丛 2016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1-0015-09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6.01.002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就是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向不断探索和不断前进的历程。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而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弄清楚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党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的论述,把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有许多的不同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很多条,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探索始终是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八个必须”是这个探索的最新成果。而这“八个必须”就是紧紧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展开的。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条是管总的。这是过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经验等进行概括的时候所没有的,是和过去的概括相比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①。但是,有少数干部的人民主体意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前些年有人甚至提出所谓“对党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还是上级给的”这样的荒唐问题,竟然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严重背离了“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②的历史常识。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地位的落脚点在哪里?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开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离开了人民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第一个“必须”。“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这两个“必须”强调的是发展的任务和途径问题,落脚点在于解决共同富裕中的“富裕”问题“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这三个“必须”,强调的是发展的目标问题,核心是解决共同富裕中的“共同”问题。离开了“共同富裕”哪里还有“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呢!“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强调的是实现我们目标的前提和保障问题。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八个必须”之关键点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③。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本质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字。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八个必须”的概括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一致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是解决“富裕”问题的,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导致贫穷落后,就不可能实现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核心是解决“共同”问题的,不消灭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所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五句话的核心也是“共同富裕”。

  现在,有些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说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说法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被我们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迷惑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清醒。当然,也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在淡化“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甚至有些人不太愿意讲邓小平当年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尤其不愿意听到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样的字眼,认为这样的字眼很刺耳。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不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吗!不消灭剥削和不消除两极分化,怎么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呢?怎么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呢!不讲共同富裕,不讲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就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的要求,就从根本上模糊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⑤。

  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平均主义式的同步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不断地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历史,就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历史。

  我们先看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人民搞革命,人民怎么就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呢?前些年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农民是不是比现在的农民“蠢”一些?或者说那个时代的农民怎么就那么“傻”?因为当年共产党来到农村搞革命的时候手中既没有权又没有钱,但是,父亲怎么就会送自己的儿子跟着共产党去当兵打仗,妻子怎么就会送自己的丈夫去参军和入党。而现在的人怎么就这么不同呢?遇到一点事首先想到的就是钱,一开口就问“我出一个工多少钱?”别说给单位干活,甚至给亲戚朋友干活也一样,先把工钱谈好了。为什么现在的人变得这样趋利呢?和当年的情况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对此,现在有的青年人不太理解,甚至认为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可能不是真实的。

  其实,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都是讲利益的。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⑥。任何理论、任何运动、任何举措离开了人们的利益都是不能长久的。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落实下去。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土地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基本上是分离的,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谁能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呢,共产党能够满足。当年共产党来到农村以后,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现在看到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等一系列的土地法,就是主张给农民分田分地,就是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要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终于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担心的是能不能长期地保持对土地的权利。要防止“胡汉三又回来了”!怎么能够使获得的土地不被地主又夺回去呢,那就是希望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这里扎下根来,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存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所以,就有了当年人们纷纷送子送夫参军入党的情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什么会从一小块一小块变成一大块一大块并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局面呢,就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是因为看到了共产党能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消灭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领导人民打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⑦。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农民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农民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纷纷地参加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及其军队。共产党员的主体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呢?就是换了“思想”的农民,这是共产党员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门特别强调“思想入党”,农民解决了思想问题,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群换了衣服、穿上军装的农民。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即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问题,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没有这样一个追求,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亿万人民的拥护,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的。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会现出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哪里?说到底,就在于私有制。那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首先解决私有制问题。农村的土地革命,解决的是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们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的是城市私有制问题。只有首先解决了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才能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解决私有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⑧。这就是“两个决裂”的观点。一个是同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个是同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这两个决裂体现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一个就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革和城市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另一个就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后来,由此发生了“两个革命”,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革命,一个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我觉得大体上就是根据这么一个思路推进的。

  我们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村的私有制问题,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城市的私有制问题,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便基本上解决了私有制的问题,建立了公有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1956年开始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

  那么,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在这个探索中,应该说从一开始,我们的思路就是明确的,那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怎么能有共同富裕呢?所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便同时进行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人民公社”,一个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核心是解决“公平”和“共同”的问题,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必须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核心是解决“速度”和“效率”的问题,解决的是“物质基础”和“富裕”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大跃进”的本意和目标是要尽快解决物质财富问题、富裕问题“人民公社”的本意和目标是要解决“共同”致富问题、公平公正问题。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追求的目标是好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这里要多说几句。我们国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前提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阶段,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见,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母体存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从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醒,所以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而且是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等这样一套主张来建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由于我们对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公有制。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要防止两极分化。

  为什么当年会搞人民公社?说到底,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问题都没有解决,其根源就是私有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到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便揭竿而起,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土地所有权有所分化,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然后又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接着又是农民的革命,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我们在实现土地改革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土地集中的倾向,农民通过土改分得了土地,但因为生产资料有限,有的人到春耕生产的时候,连种子都没有,如果错过农时,到秋天就没有收获。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开始把自己的土地转让出去,土地又逐渐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一种倾向;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合作化的倾向,大家合作起来,互帮互助,共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毫不动摇地支持走合作化的道路,在走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了规模似乎越大越好,由此走上了小社变大社的道路,最后走向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使我们当时感觉到好像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路,长期困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似乎可以在人民公社得到解决,比如说生活平等的问题、农民养老的问题、农民受到教育的问题、小孩培养教育的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等等都可在人民公社得到解决。

  但是,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对人们的觉悟水平等等一系列问题认识的不清醒,很快就出了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囿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脱离了实际,超越了阶段”⑨。

  当时我们理解的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平均主义式的“同步富裕”。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人对当时的很多现象不理解,包括为什么要反对包产到户?尤其是三年经济困难之后,不少地方的群众有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和要求,可是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一次次地被压下去呢?原因就是一条,认为包产到户会导致两极分化。为什么在工厂里连计件工资也不允许呢?那是认为计件工资发展下去也会导致两极分化。你的能力强一天干10件,他能力差一天干5件,那你的收入可能就是他的一倍。长期下去,那不是两极分化了吗?所以也不能搞。“三自一包”都不能搞,原因就是认为那样搞会最终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我们的建设思路,简单地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核心在于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即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实践中会出现大范围的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干个体的时候就有积极性而在干集体的时候积极性不高呢?为什么在生产队干活积极性不高而在自留地里干活积极性就高呢?为什么生产队的产量低而自留地的产量高呢?说来说去,还是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在作怪。如果不同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种现象就无法避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为什么会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的问题。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很知道这样的字眼“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强调斗争,斗什么,核心就是斗人们头脑中的“私”字,通过斗“私”这样的革命,解决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改革以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我们当时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同步达到的共同富裕,是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共同富裕。尽管在实践中犯了错误,由于出发点是好的,追求的目标是好的,所以人民群众从内心是能够谅解的。这些错误是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意思就是说他的错误是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进行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以人民始终是理解他的,这主要是从思想和感情方面讲的。若从实践效果看,由于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国情,脱离了人们的觉悟水平,同步富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共同贫穷。毛泽东领导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或者说他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长时间大面积的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尽管那个时候采取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造、革命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抓了“革命”,可是生产没有上去;强调了同步富裕,可是生产效率上不去。这个问题,是改革前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同步富裕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所以,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实践效果是不理想的或者说是相当不理想的。改革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说明,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富裕。同步富裕式的、平均主义的结果就是共同贫穷。这就是这一阶段探索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和教训。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经验更丰富了。

  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改革前的探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同步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现在有人议论,说在世界政党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一个政党公开提出过“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这样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提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在哪里?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并不是要搞两极分化,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通过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这样一种办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这个政策的初衷和出发点。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政策,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能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一是存在出身不平等的问题。有的人出生在金碧辉煌的富有家庭,有的人则出生在穷乡僻壤的茅草棚里,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二是由智力水平进而影响到的个人能力不平等的问题。同是上学读书,有的人能过目不忘,有的人则怎么也记不住。有的人干一件事能成一件事,有的人则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个人能力不同造成的;三是存在家庭负担不平等的问题。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尽管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劳动,但个人的生活往往过得很艰辛。而有一个雄厚家庭背景的人,生活则会是另一番景象。这主要是个人家庭背景不同造成的;四是存在地区之间不平等的问题。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也是有差别的,那些生活在贫穷落后地区的小孩子去上学,走到学校要几个小时,有的还要跋山涉水,学校的环境和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再看看大都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这种地区差别也是现实存在,不承认能行吗?承认现实不是要抱怨什么,而是为了改变现实。但是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差别,谁能在一个早上把它改变过来呢!对于一个人来讲,其出身、能力、家庭及出生地等等这些差别是现实存在。对共产党人来讲,就是要改变这种差别,就是要为缩小这种差别而奋斗。或者说,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要让大家都过上共同美好的生活。问题是怎么办?既然同步前进、同步富裕做不到,我们就要承认差别,允许一部分能力强的、水平高的、有实力和条件的人和地区先走一步,用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来帮助带动能力弱的、条件差的个人和地区发展,这是符合实际的现实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说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是需要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的,目的在于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在加快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首先是要富裕的。所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就是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资本主义没有的速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由于我们国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底子薄,基础差,所以加快发展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我们强调要“大跃进”,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以后我们再一次强调加快发展、强调发展的速度。当然,我们在改革初期所强调的速度和“大跃进”时所强调的速度有所不同,是更加切合实际的速度。但有一条,都是希望尽快发展。只有先发展起来了,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才能不断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老是比资本主义穷,怎么能体现出优越性呢!怎么说服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呢!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目的是强调要加快发展,要把发展的速度搞上去,要以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速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把这种思路概括为八个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各级官员、各级政府强调的都是做大蛋糕,不把蛋糕做大,老是穷的,那怎么能行?改革以来,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多么的快呀!我们创造了人间奇迹,连续30余年,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保持如此高的一个发展速度,这是世界经济的奇迹,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我们现在和30多年前比,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精神面貌、城市的面貌、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30多年前比,理直气壮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也比过去强大多了。这是客观事实。这是我们的成功。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问题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不”和“两大一困”。所谓“三不”,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所谓“两大一困”,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问题。改革以前我们强调公平和同步富裕,导致的是效率不高、发展缓慢的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速度上去了,但是我们在公平方面出了问题。贫富悬殊、地区差别、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等等。有些人担心,说这样搞还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如果导致的是两极分化,那还是社会主义吗?两极分化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应当正确认识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不”和“两大一困”等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动摇和怀疑,就会像有些人那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我们出现的问题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正是针对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和“四个全面”的目标说到底还是要把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确保公平的条件下加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四、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如果说改革前,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是把公平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效率不高,发展上不去,公平与效率不协调。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特别强调发展和效率,但公平出现了问题。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发展思路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既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既要促进发展,又要实现和谐;既要公平,又要效率。这是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的内在要求。怎样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建共享,怎么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一切都无从谈起。科学发展、提高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核心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即解决“富裕”问题。那么,强调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全面小康和反对两极分化,目的在于解决“共同”问题。不能让发展的成果装在少数人的腰包里,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共同”问题。把科学发展同社会和谐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种本质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三不”和“两大一困”问题。他说:“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全国农村扶贫对象还有1.2亿多人。……怎样支持和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是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⑩。“看到那些地方特别是革命老区的乡亲们还是那样贫困、生活条件还是那样艰苦,心情是沉重的”(11)。“我现在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确实发自内心地牵挂他们。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12)为了切实解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区差别和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13)。“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区,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发生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14)。“‘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15)。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尽快补齐“短板”、填平“洼地”。

  可以说,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从当年强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到今天强调“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16)。这是我们方针政策的一个重大战略转变,是我们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认识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意义。

  只要把公平和效率、共同富裕和促进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到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的现代化就会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为,我们的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共同富裕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才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才标志着“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梦想是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是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7)。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领导我们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更长远的梦想。

  通过对追求共同富裕梦想和目标实践过程的回顾,从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段历史是否可以概括为“公平至上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公平,但效率不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叫做“效率优先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速度,但公平出了问题;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是要把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起来,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把推进改革发展与实现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叫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到这个世纪中叶,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能否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改革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事关建党百周年时“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和建国百周年时“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事关本世纪中叶能不能确保我们的现代化是毛泽东、邓小平规划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是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可以促进公平,但弄得不好,会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市场经济可以促进效率,但弄得不好,会出现严重不公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率”但不“公平”,传统的计划经济有“公平”而无“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应该是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从而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在实践中如何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仍然是我们深化改革面临的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把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先富与共富、促进发展与维护稳定、解放生产力与改革生产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要妥善解决好的大问题。

  三是要学会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中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变化中把握好它们的平衡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实现两者的完全平衡是一个难度极大甚至无法做到的事情。那么,在效率与公平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以牺牲较小的效率为代价,换取较大的公平是值得的;或者以牺牲较小的公平为代价,换取较大的效率,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键在于把握好一个动态的平衡度,尽最大努力避免严重失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走入两种歧途:一是“两极分化”的歧途;一是“杀富济贫”的歧途。

  四是推动转型发展、共建共享和共同富裕,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既存在公平问题,也存在效率问题,两者同时并存。当前从总体上看,似乎公平问题更加突出一些。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发展和效率问题,不发展不行,发展的速度滑出了“底线”也会出问题。但我们的效率应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是符合科学发展、转型发展要求的效率。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矛盾增多、公平问题更加突出的实际,把公平问题应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予以切实解决。

  五是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既是过去面对的问题,也是现在面对的问题,还是将来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必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三个清醒的观念:一是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基础,在效率低下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二是公平是效率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保障,效率是不可能在一个严重不公平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下去的。由此,可以说谁伤害了公平,谁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效率;三是无论是讲公平还是讲效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最终应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上,这既是党的宗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变为现实。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①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第27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⑤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8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⑦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5日。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⑨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5日。

  ⑩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9、30日。

  (1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

  (12)(13)《“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第58、56、57、59页。

  (14)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22日。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16)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17)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作者介绍:刘建武(1959- ),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03

作者:刘建武

东岳论丛 2016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1-0015-09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6.01.002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就是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向不断探索和不断前进的历程。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而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弄清楚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党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的论述,把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有许多的不同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很多条,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探索始终是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八个必须”是这个探索的最新成果。而这“八个必须”就是紧紧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展开的。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条是管总的。这是过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经验等进行概括的时候所没有的,是和过去的概括相比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①。但是,有少数干部的人民主体意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前些年有人甚至提出所谓“对党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还是上级给的”这样的荒唐问题,竟然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严重背离了“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②的历史常识。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地位的落脚点在哪里?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开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离开了人民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第一个“必须”。“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这两个“必须”强调的是发展的任务和途径问题,落脚点在于解决共同富裕中的“富裕”问题“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这三个“必须”,强调的是发展的目标问题,核心是解决共同富裕中的“共同”问题。离开了“共同富裕”哪里还有“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呢!“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强调的是实现我们目标的前提和保障问题。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八个必须”之关键点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③。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本质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字。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八个必须”的概括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一致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是解决“富裕”问题的,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导致贫穷落后,就不可能实现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核心是解决“共同”问题的,不消灭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所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五句话的核心也是“共同富裕”。

  现在,有些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说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说法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被我们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迷惑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清醒。当然,也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在淡化“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甚至有些人不太愿意讲邓小平当年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尤其不愿意听到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样的字眼,认为这样的字眼很刺耳。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不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吗!不消灭剥削和不消除两极分化,怎么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呢?怎么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呢!不讲共同富裕,不讲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就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的要求,就从根本上模糊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⑤。

  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平均主义式的同步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不断地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历史,就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历史。

  我们先看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人民搞革命,人民怎么就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呢?前些年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农民是不是比现在的农民“蠢”一些?或者说那个时代的农民怎么就那么“傻”?因为当年共产党来到农村搞革命的时候手中既没有权又没有钱,但是,父亲怎么就会送自己的儿子跟着共产党去当兵打仗,妻子怎么就会送自己的丈夫去参军和入党。而现在的人怎么就这么不同呢?遇到一点事首先想到的就是钱,一开口就问“我出一个工多少钱?”别说给单位干活,甚至给亲戚朋友干活也一样,先把工钱谈好了。为什么现在的人变得这样趋利呢?和当年的情况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对此,现在有的青年人不太理解,甚至认为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可能不是真实的。

  其实,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都是讲利益的。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⑥。任何理论、任何运动、任何举措离开了人们的利益都是不能长久的。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落实下去。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土地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基本上是分离的,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谁能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呢,共产党能够满足。当年共产党来到农村以后,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现在看到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等一系列的土地法,就是主张给农民分田分地,就是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要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终于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担心的是能不能长期地保持对土地的权利。要防止“胡汉三又回来了”!怎么能够使获得的土地不被地主又夺回去呢,那就是希望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这里扎下根来,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存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所以,就有了当年人们纷纷送子送夫参军入党的情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什么会从一小块一小块变成一大块一大块并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局面呢,就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是因为看到了共产党能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消灭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领导人民打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⑦。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农民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农民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纷纷地参加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及其军队。共产党员的主体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呢?就是换了“思想”的农民,这是共产党员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门特别强调“思想入党”,农民解决了思想问题,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群换了衣服、穿上军装的农民。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即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问题,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没有这样一个追求,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亿万人民的拥护,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的。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会现出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哪里?说到底,就在于私有制。那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首先解决私有制问题。农村的土地革命,解决的是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们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的是城市私有制问题。只有首先解决了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才能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解决私有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⑧。这就是“两个决裂”的观点。一个是同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个是同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这两个决裂体现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一个就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革和城市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另一个就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后来,由此发生了“两个革命”,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革命,一个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我觉得大体上就是根据这么一个思路推进的。

  我们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村的私有制问题,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城市的私有制问题,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便基本上解决了私有制的问题,建立了公有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1956年开始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

  那么,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在这个探索中,应该说从一开始,我们的思路就是明确的,那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怎么能有共同富裕呢?所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便同时进行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人民公社”,一个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核心是解决“公平”和“共同”的问题,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必须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核心是解决“速度”和“效率”的问题,解决的是“物质基础”和“富裕”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大跃进”的本意和目标是要尽快解决物质财富问题、富裕问题“人民公社”的本意和目标是要解决“共同”致富问题、公平公正问题。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追求的目标是好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这里要多说几句。我们国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前提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阶段,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见,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母体存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从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醒,所以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而且是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等这样一套主张来建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由于我们对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公有制。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要防止两极分化。

  为什么当年会搞人民公社?说到底,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问题都没有解决,其根源就是私有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到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便揭竿而起,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土地所有权有所分化,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然后又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接着又是农民的革命,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我们在实现土地改革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土地集中的倾向,农民通过土改分得了土地,但因为生产资料有限,有的人到春耕生产的时候,连种子都没有,如果错过农时,到秋天就没有收获。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开始把自己的土地转让出去,土地又逐渐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一种倾向;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合作化的倾向,大家合作起来,互帮互助,共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毫不动摇地支持走合作化的道路,在走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了规模似乎越大越好,由此走上了小社变大社的道路,最后走向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使我们当时感觉到好像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路,长期困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似乎可以在人民公社得到解决,比如说生活平等的问题、农民养老的问题、农民受到教育的问题、小孩培养教育的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等等都可在人民公社得到解决。

  但是,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对人们的觉悟水平等等一系列问题认识的不清醒,很快就出了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囿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脱离了实际,超越了阶段”⑨。

  当时我们理解的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平均主义式的“同步富裕”。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人对当时的很多现象不理解,包括为什么要反对包产到户?尤其是三年经济困难之后,不少地方的群众有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和要求,可是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一次次地被压下去呢?原因就是一条,认为包产到户会导致两极分化。为什么在工厂里连计件工资也不允许呢?那是认为计件工资发展下去也会导致两极分化。你的能力强一天干10件,他能力差一天干5件,那你的收入可能就是他的一倍。长期下去,那不是两极分化了吗?所以也不能搞。“三自一包”都不能搞,原因就是认为那样搞会最终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我们的建设思路,简单地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核心在于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即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实践中会出现大范围的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干个体的时候就有积极性而在干集体的时候积极性不高呢?为什么在生产队干活积极性不高而在自留地里干活积极性就高呢?为什么生产队的产量低而自留地的产量高呢?说来说去,还是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在作怪。如果不同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种现象就无法避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为什么会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的问题。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很知道这样的字眼“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强调斗争,斗什么,核心就是斗人们头脑中的“私”字,通过斗“私”这样的革命,解决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改革以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我们当时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同步达到的共同富裕,是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共同富裕。尽管在实践中犯了错误,由于出发点是好的,追求的目标是好的,所以人民群众从内心是能够谅解的。这些错误是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意思就是说他的错误是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进行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以人民始终是理解他的,这主要是从思想和感情方面讲的。若从实践效果看,由于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国情,脱离了人们的觉悟水平,同步富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共同贫穷。毛泽东领导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或者说他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长时间大面积的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尽管那个时候采取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造、革命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抓了“革命”,可是生产没有上去;强调了同步富裕,可是生产效率上不去。这个问题,是改革前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同步富裕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所以,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实践效果是不理想的或者说是相当不理想的。改革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说明,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富裕。同步富裕式的、平均主义的结果就是共同贫穷。这就是这一阶段探索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和教训。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经验更丰富了。

  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改革前的探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同步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现在有人议论,说在世界政党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一个政党公开提出过“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这样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提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在哪里?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并不是要搞两极分化,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通过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这样一种办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这个政策的初衷和出发点。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政策,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能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一是存在出身不平等的问题。有的人出生在金碧辉煌的富有家庭,有的人则出生在穷乡僻壤的茅草棚里,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二是由智力水平进而影响到的个人能力不平等的问题。同是上学读书,有的人能过目不忘,有的人则怎么也记不住。有的人干一件事能成一件事,有的人则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个人能力不同造成的;三是存在家庭负担不平等的问题。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尽管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劳动,但个人的生活往往过得很艰辛。而有一个雄厚家庭背景的人,生活则会是另一番景象。这主要是个人家庭背景不同造成的;四是存在地区之间不平等的问题。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也是有差别的,那些生活在贫穷落后地区的小孩子去上学,走到学校要几个小时,有的还要跋山涉水,学校的环境和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再看看大都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这种地区差别也是现实存在,不承认能行吗?承认现实不是要抱怨什么,而是为了改变现实。但是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差别,谁能在一个早上把它改变过来呢!对于一个人来讲,其出身、能力、家庭及出生地等等这些差别是现实存在。对共产党人来讲,就是要改变这种差别,就是要为缩小这种差别而奋斗。或者说,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要让大家都过上共同美好的生活。问题是怎么办?既然同步前进、同步富裕做不到,我们就要承认差别,允许一部分能力强的、水平高的、有实力和条件的人和地区先走一步,用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来帮助带动能力弱的、条件差的个人和地区发展,这是符合实际的现实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说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是需要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的,目的在于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在加快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首先是要富裕的。所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就是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资本主义没有的速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由于我们国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底子薄,基础差,所以加快发展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我们强调要“大跃进”,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以后我们再一次强调加快发展、强调发展的速度。当然,我们在改革初期所强调的速度和“大跃进”时所强调的速度有所不同,是更加切合实际的速度。但有一条,都是希望尽快发展。只有先发展起来了,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才能不断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老是比资本主义穷,怎么能体现出优越性呢!怎么说服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呢!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目的是强调要加快发展,要把发展的速度搞上去,要以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速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把这种思路概括为八个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各级官员、各级政府强调的都是做大蛋糕,不把蛋糕做大,老是穷的,那怎么能行?改革以来,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多么的快呀!我们创造了人间奇迹,连续30余年,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保持如此高的一个发展速度,这是世界经济的奇迹,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我们现在和30多年前比,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精神面貌、城市的面貌、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30多年前比,理直气壮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也比过去强大多了。这是客观事实。这是我们的成功。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问题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不”和“两大一困”。所谓“三不”,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所谓“两大一困”,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问题。改革以前我们强调公平和同步富裕,导致的是效率不高、发展缓慢的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速度上去了,但是我们在公平方面出了问题。贫富悬殊、地区差别、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等等。有些人担心,说这样搞还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如果导致的是两极分化,那还是社会主义吗?两极分化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应当正确认识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不”和“两大一困”等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动摇和怀疑,就会像有些人那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我们出现的问题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正是针对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和“四个全面”的目标说到底还是要把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确保公平的条件下加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四、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如果说改革前,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是把公平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效率不高,发展上不去,公平与效率不协调。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特别强调发展和效率,但公平出现了问题。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发展思路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既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既要促进发展,又要实现和谐;既要公平,又要效率。这是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的内在要求。怎样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建共享,怎么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一切都无从谈起。科学发展、提高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核心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即解决“富裕”问题。那么,强调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全面小康和反对两极分化,目的在于解决“共同”问题。不能让发展的成果装在少数人的腰包里,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共同”问题。把科学发展同社会和谐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种本质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三不”和“两大一困”问题。他说:“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全国农村扶贫对象还有1.2亿多人。……怎样支持和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是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⑩。“看到那些地方特别是革命老区的乡亲们还是那样贫困、生活条件还是那样艰苦,心情是沉重的”(11)。“我现在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确实发自内心地牵挂他们。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12)为了切实解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区差别和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13)。“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区,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发生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14)。“‘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15)。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尽快补齐“短板”、填平“洼地”。

  可以说,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从当年强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到今天强调“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16)。这是我们方针政策的一个重大战略转变,是我们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认识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意义。

  只要把公平和效率、共同富裕和促进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到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的现代化就会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为,我们的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共同富裕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才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才标志着“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梦想是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是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7)。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领导我们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更长远的梦想。

  通过对追求共同富裕梦想和目标实践过程的回顾,从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段历史是否可以概括为“公平至上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公平,但效率不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叫做“效率优先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速度,但公平出了问题;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是要把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起来,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把推进改革发展与实现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叫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到这个世纪中叶,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能否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改革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事关建党百周年时“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和建国百周年时“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事关本世纪中叶能不能确保我们的现代化是毛泽东、邓小平规划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是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可以促进公平,但弄得不好,会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市场经济可以促进效率,但弄得不好,会出现严重不公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率”但不“公平”,传统的计划经济有“公平”而无“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应该是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从而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在实践中如何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仍然是我们深化改革面临的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把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先富与共富、促进发展与维护稳定、解放生产力与改革生产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要妥善解决好的大问题。

  三是要学会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中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变化中把握好它们的平衡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实现两者的完全平衡是一个难度极大甚至无法做到的事情。那么,在效率与公平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以牺牲较小的效率为代价,换取较大的公平是值得的;或者以牺牲较小的公平为代价,换取较大的效率,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键在于把握好一个动态的平衡度,尽最大努力避免严重失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走入两种歧途:一是“两极分化”的歧途;一是“杀富济贫”的歧途。

  四是推动转型发展、共建共享和共同富裕,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既存在公平问题,也存在效率问题,两者同时并存。当前从总体上看,似乎公平问题更加突出一些。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发展和效率问题,不发展不行,发展的速度滑出了“底线”也会出问题。但我们的效率应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是符合科学发展、转型发展要求的效率。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矛盾增多、公平问题更加突出的实际,把公平问题应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予以切实解决。

  五是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既是过去面对的问题,也是现在面对的问题,还是将来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必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三个清醒的观念:一是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基础,在效率低下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二是公平是效率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保障,效率是不可能在一个严重不公平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下去的。由此,可以说谁伤害了公平,谁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效率;三是无论是讲公平还是讲效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最终应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上,这既是党的宗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变为现实。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①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第27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⑤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8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⑦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5日。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⑨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5日。

  ⑩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9、30日。

  (1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

  (12)(13)《“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第58、56、57、59页。

  (14)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22日。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16)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17)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作者介绍:刘建武(1959- ),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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