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方法”随笔(05)
我有一位校友说： “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
史实(真实)重要不重要呢?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呢，这就是一个相当片面的观点。
如果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的史识，你连什么是“真相”都不知道。“假相”摆在你面前，你不一定能去辨识;“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能接受。
有些人正是从“史实最重要”的观念出发，很顺理成章地主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经历的事写下来。这种主张虽然承担了“书写记忆”的责任，却放弃了反思与批判的责任。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仅仅“书写记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将我们的故事讲出来，而且要用尽可能正确的观点加以阐述。所谓“捍卫记忆”、“拒绝遗忘”不仅仅是“记忆”本身，而且包括“记忆”中所昭示的正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作品创作的三过程
史学作品，包括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首先是选题。
笔者认为选题有三要素：
① 选择你一向有所感悟、有所心得的题材。
② 最好选择你曾是在其中生活过的时代，你曾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
局中人的亲历是无法复制、无可替代的财富;
③ 选择那些对现实社会有意义的历史题材。少来那些风花雪月，少说那些才子佳人。
选题后的创作一般都要经历三过程：
① 收集史料;
② 梳理史料;
③ 以史识诠释作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每一个过程都离不开“史识”。
1、收集史料，“史料收集”过程的史识作用
史料：据以研究历史、讨论历史、编纂史书、写作历史作品所需要的资料。
史料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一般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
史料有第一手与第二手之分，或称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史料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有官方记录与民间记忆之分。这种分类方法昭示了史料的来源。
史料的来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真假之分。
一旦鉴别了史料的真假，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料的取舍。
但是大部分的史料，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史料都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史料不一定全真，假史料也不一定全假。世上有完全假的“假史料”，却没有完全真的“真史料”。所以，一般都不宜对“史料”贸然定真假，而应以可靠度、可信度、价值度这些非绝对性的词汇来评定。
史料本身的概念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浩瀚无比，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如何判别其史料的真假?如何评估史料的可靠度与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如何从不同的史料中提取有价值的真信息?这就取决于“史识”。
只有孩童的史识是从零开始的，而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史识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写作者史识的高下优劣自觉地反映在作品中，瞒也瞒不住，藏也藏不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作品一面世，立马见分晓。
但是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史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通过读书(学识积累)、行路(常识积累)、写作中的反复思考不断进步的。
别人的作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权威的或是无名的，对于写作者本身而言，对于写作者笔下的作品而言，全都是史料。
史料是构建作品的基础材料，但决不是作品。
史料就好比是砖石，砖头也有实心砖、空心砖，粘土砖、耐火砖等等之分;石头也有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之分。
即使是真砖真石，如何运用也取决于“史识”。
砖石既可用于建筑峨冠博带的殿堂，也可以建筑风光旖旎的园林，但也可以建筑茅舍与猪圈;还可能构建“烂尾楼”与殆害无穷的“豆腐渣工程”。
2、史料梳理，“梳理史料”过程中的史识作用
史料必须梳理，史实是由大量史料经过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取史料中有价值的信息，达到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就是所谓的“史实”了。
既然“史实”的形成需要这样一个加工与研究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具有绝对性，它永远是相对的。
既然“史实”没有绝对性，就一定有角度与高度。
有些人说“观点可以有分歧，史实却只有一个”，这样的断语是不成立的。无论如何真实的“史实”都是记忆的表达，有时是一个人的，有时是多个人的，有时是社会一部分人的集合表达，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
比如：“江青是一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了很多人”这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断语。这一断语是根据江青在文革的无数表现得出的，这些表现都是“史实”。可是到了戚本禹那里就完全不一样。同样的“史实”，在我们这里是“江青迫害人”的“史实”，到了戚本禹那里就成为“江青保护人”的“史实”。其中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在于戚本禹的“史识”与我们不一样。
戚本禹是什么人?一个地道的文革余孽，他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可语冰的“秋虫”，也就是“三季人”。
3、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阐述，阐述中的史识作用
史识是修史、写史的见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① 见解和观点;
如何判断历史作品观点之正确，见解之深刻?在于作品能不能表达出一般人没有想到、更没有表达过的，但你能挖掘、你能表达，而且你的表达能为大众所接受。正因为所谓“历史”就意味着过去，没有人能完整地重现过去，因此也没有绝对真实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作品打开了想像的空间，好的历史作品能让绝大多数思维健全的理性读者感到历史就是你笔下的这么一回事，而不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② 勇气。
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
许多人都能赞成写史者一定有正确的观点，深刻的见解，但往往忽视写史者必需具备表达的勇气。
“勇气”也是人品，而且是一种极为贵重的人品。
二、好的“史识”的前提
好的“史识”从何而来?必须具备三个前提：
① 人品
人品要正。胸中要有浩然之气，不能猥琐，不能腻腻歪歪，不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老实说，即使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风花雪月、幽默调侃也要有“度”。
② 立场
立场唯一。我们过去讲了几十年的立场，无非是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国家的立场，而这些“立场”的内涵都是不断地在变化，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哪来的“站稳立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这个立场，那个立场，其实只有一个立场是永远正确的，那就是人的立场。始终站在人的立场看问题，就是“站稳立场”。
著名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说：“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种进化，就是从对人权及个体生命权的极端漠视，逐渐发展到高度重视的过程。今天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体制、思想观念、国家社会的价值评判，均应以此为出发点。”
有人甚至曾经这样说：人权的观念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③ 眼光
眼光不仅要远，还要高。写作者的眼光有远有近，有高有低，但只能是站在历史的长远看21世纪的中国;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地球村中的中国。
尤其是当今世界，由于通讯、交通的高度发展，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周有光老人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这一点才是决定一切的高度。
当今社会，大谈“民族复兴”成为时尚。“民族复兴”当然可以谈，也可以认为是国民的责任。但是究竟什么是“民族复兴”?必须赋予其正确的内涵。“民族复兴”并不是重温泱泱大国梦，并不是GDP已经第二了还要争第一，而是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偏见。
人品、立场、眼光这三个前提条件都与个人修为有关。个人修为与读书、走路、思想方法相互联系的，是水涨船高的关系。
永远不要去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愚蠢问题，人品、立场、眼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同步提高的关系。变化寻常看不见，只要努力学习，只要虚心，通过日积月累，史识必然可以由片面向全面、由肤浅向深刻、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三、史识在创作全过程中的重要性
史识贯穿于作品创作的全过程。
即使是在写史的第一阶段：在对作品所需要的史料进行梳理与选择时：
① 凭什么能在“真史料”中发现假信息?凭什么在“病史料”中提取到有价值的真东西?
② 凭什么选择A而放弃B?凭什么发现C与D的相互矛盾?凭什么发现表面上相互矛盾的E与F也有兼容的成份?凭什么能将G与H合并同类项?
凭的是敏锐、正确且准确的历史眼光，这就是史识。
史识低劣，所引用的史料必然失真;史料失真，所得出的断语必然无据;没有必要，何来充分?
诠释是作品最终要完成的工作，诠释中的史识才是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
诠释就是作者通过作品告诉读者应该赞美什么?中性什么?反对什么?拥抱真善美，鞭笞假丑恶。
上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说吴晗曾说：“今天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运用新的观点写出人民所需要的历史。”吴晗是权威的历史学家，但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片面的。“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对的，而所谓的“运用新的观点”，就是片面的观点。
观点虽然有“新旧”，但是“新与旧”并不等于“对与错”。
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学问，有很多观点不仅从亘古以来就具有，而且从亘古以来就是正确的。比如“以人为本”，观点虽然老，却永远是对的。对于这种老观点就只能是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丰富，内容发展了，内涵丰富了，但“以人为本”的主旨仍然没有变。曾经批判“以人为本”的老观点产生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恰恰是错的。离开了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妄议成功与失败就都是错误的。
史识错误，作品是负能量;
史识正确，作品是正能量;
史识平庸，作品无价值，表面上是零能量，但也会起到搅局的不好作用。
故应该反复强调的是：“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有条件、有基础的民间研究者应将反思的重点放在对“史实”的正确而准确的解读上。
——“思想方法”随笔(05)
我有一位校友说： “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
史实(真实)重要不重要呢?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呢，这就是一个相当片面的观点。
如果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的史识，你连什么是“真相”都不知道。“假相”摆在你面前，你不一定能去辨识;“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能接受。
有些人正是从“史实最重要”的观念出发，很顺理成章地主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经历的事写下来。这种主张虽然承担了“书写记忆”的责任，却放弃了反思与批判的责任。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仅仅“书写记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将我们的故事讲出来，而且要用尽可能正确的观点加以阐述。所谓“捍卫记忆”、“拒绝遗忘”不仅仅是“记忆”本身，而且包括“记忆”中所昭示的正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作品创作的三过程
史学作品，包括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首先是选题。
笔者认为选题有三要素：
① 选择你一向有所感悟、有所心得的题材。
② 最好选择你曾是在其中生活过的时代，你曾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
局中人的亲历是无法复制、无可替代的财富;
③ 选择那些对现实社会有意义的历史题材。少来那些风花雪月，少说那些才子佳人。
选题后的创作一般都要经历三过程：
① 收集史料;
② 梳理史料;
③ 以史识诠释作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每一个过程都离不开“史识”。
1、收集史料，“史料收集”过程的史识作用
史料：据以研究历史、讨论历史、编纂史书、写作历史作品所需要的资料。
史料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一般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
史料有第一手与第二手之分，或称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史料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有官方记录与民间记忆之分。这种分类方法昭示了史料的来源。
史料的来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真假之分。
一旦鉴别了史料的真假，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料的取舍。
但是大部分的史料，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史料都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史料不一定全真，假史料也不一定全假。世上有完全假的“假史料”，却没有完全真的“真史料”。所以，一般都不宜对“史料”贸然定真假，而应以可靠度、可信度、价值度这些非绝对性的词汇来评定。
史料本身的概念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浩瀚无比，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如何判别其史料的真假?如何评估史料的可靠度与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如何从不同的史料中提取有价值的真信息?这就取决于“史识”。
只有孩童的史识是从零开始的，而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史识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写作者史识的高下优劣自觉地反映在作品中，瞒也瞒不住，藏也藏不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作品一面世，立马见分晓。
但是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史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通过读书(学识积累)、行路(常识积累)、写作中的反复思考不断进步的。
别人的作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权威的或是无名的，对于写作者本身而言，对于写作者笔下的作品而言，全都是史料。
史料是构建作品的基础材料，但决不是作品。
史料就好比是砖石，砖头也有实心砖、空心砖，粘土砖、耐火砖等等之分;石头也有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之分。
即使是真砖真石，如何运用也取决于“史识”。
砖石既可用于建筑峨冠博带的殿堂，也可以建筑风光旖旎的园林，但也可以建筑茅舍与猪圈;还可能构建“烂尾楼”与殆害无穷的“豆腐渣工程”。
2、史料梳理，“梳理史料”过程中的史识作用
史料必须梳理，史实是由大量史料经过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取史料中有价值的信息，达到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就是所谓的“史实”了。
既然“史实”的形成需要这样一个加工与研究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具有绝对性，它永远是相对的。
既然“史实”没有绝对性，就一定有角度与高度。
有些人说“观点可以有分歧，史实却只有一个”，这样的断语是不成立的。无论如何真实的“史实”都是记忆的表达，有时是一个人的，有时是多个人的，有时是社会一部分人的集合表达，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
比如：“江青是一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了很多人”这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断语。这一断语是根据江青在文革的无数表现得出的，这些表现都是“史实”。可是到了戚本禹那里就完全不一样。同样的“史实”，在我们这里是“江青迫害人”的“史实”，到了戚本禹那里就成为“江青保护人”的“史实”。其中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在于戚本禹的“史识”与我们不一样。
戚本禹是什么人?一个地道的文革余孽，他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可语冰的“秋虫”，也就是“三季人”。
3、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阐述，阐述中的史识作用
史识是修史、写史的见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① 见解和观点;
如何判断历史作品观点之正确，见解之深刻?在于作品能不能表达出一般人没有想到、更没有表达过的，但你能挖掘、你能表达，而且你的表达能为大众所接受。正因为所谓“历史”就意味着过去，没有人能完整地重现过去，因此也没有绝对真实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作品打开了想像的空间，好的历史作品能让绝大多数思维健全的理性读者感到历史就是你笔下的这么一回事，而不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② 勇气。
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
许多人都能赞成写史者一定有正确的观点，深刻的见解，但往往忽视写史者必需具备表达的勇气。
“勇气”也是人品，而且是一种极为贵重的人品。
二、好的“史识”的前提
好的“史识”从何而来?必须具备三个前提：
① 人品
人品要正。胸中要有浩然之气，不能猥琐，不能腻腻歪歪，不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老实说，即使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风花雪月、幽默调侃也要有“度”。
② 立场
立场唯一。我们过去讲了几十年的立场，无非是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国家的立场，而这些“立场”的内涵都是不断地在变化，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哪来的“站稳立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这个立场，那个立场，其实只有一个立场是永远正确的，那就是人的立场。始终站在人的立场看问题，就是“站稳立场”。
著名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说：“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种进化，就是从对人权及个体生命权的极端漠视，逐渐发展到高度重视的过程。今天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体制、思想观念、国家社会的价值评判，均应以此为出发点。”
有人甚至曾经这样说：人权的观念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③ 眼光
眼光不仅要远，还要高。写作者的眼光有远有近，有高有低，但只能是站在历史的长远看21世纪的中国;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地球村中的中国。
尤其是当今世界，由于通讯、交通的高度发展，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周有光老人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这一点才是决定一切的高度。
当今社会，大谈“民族复兴”成为时尚。“民族复兴”当然可以谈，也可以认为是国民的责任。但是究竟什么是“民族复兴”?必须赋予其正确的内涵。“民族复兴”并不是重温泱泱大国梦，并不是GDP已经第二了还要争第一，而是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偏见。
人品、立场、眼光这三个前提条件都与个人修为有关。个人修为与读书、走路、思想方法相互联系的，是水涨船高的关系。
永远不要去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愚蠢问题，人品、立场、眼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同步提高的关系。变化寻常看不见，只要努力学习，只要虚心，通过日积月累，史识必然可以由片面向全面、由肤浅向深刻、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三、史识在创作全过程中的重要性
史识贯穿于作品创作的全过程。
即使是在写史的第一阶段：在对作品所需要的史料进行梳理与选择时：
① 凭什么能在“真史料”中发现假信息?凭什么在“病史料”中提取到有价值的真东西?
② 凭什么选择A而放弃B?凭什么发现C与D的相互矛盾?凭什么发现表面上相互矛盾的E与F也有兼容的成份?凭什么能将G与H合并同类项?
凭的是敏锐、正确且准确的历史眼光，这就是史识。
史识低劣，所引用的史料必然失真;史料失真，所得出的断语必然无据;没有必要，何来充分?
诠释是作品最终要完成的工作，诠释中的史识才是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
诠释就是作者通过作品告诉读者应该赞美什么?中性什么?反对什么?拥抱真善美，鞭笞假丑恶。
上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说吴晗曾说：“今天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运用新的观点写出人民所需要的历史。”吴晗是权威的历史学家，但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片面的。“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对的，而所谓的“运用新的观点”，就是片面的观点。
观点虽然有“新旧”，但是“新与旧”并不等于“对与错”。
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学问，有很多观点不仅从亘古以来就具有，而且从亘古以来就是正确的。比如“以人为本”，观点虽然老，却永远是对的。对于这种老观点就只能是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丰富，内容发展了，内涵丰富了，但“以人为本”的主旨仍然没有变。曾经批判“以人为本”的老观点产生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恰恰是错的。离开了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妄议成功与失败就都是错误的。
史识错误，作品是负能量;
史识正确，作品是正能量;
史识平庸，作品无价值，表面上是零能量，但也会起到搅局的不好作用。
故应该反复强调的是：“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有条件、有基础的民间研究者应将反思的重点放在对“史实”的正确而准确的解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