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中国儿童电影厂拍摄的儿童故事片《火焰山来的鼓手》能够在高手林立的第42届柏林电影节的儿童片决赛中，过关斩将，一举夺得儿童评委的最高奖——小熊奖，完全出我所料。 元月中旬，我得知，我国选送柏林电影节的《风雨故园》《我的九月》《北京小妞》《多此一女》等5部儿童影片中，唯独我这一部被电影节组委会选中。在出发去德国之前，又得知，这一届我国选送的成人片《太阳山》《陕北大嫂》等也没有被选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这一部儿童片代表国家参加这个每年一度的世界性的重要的电影节了。作为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的我，自然万分荣幸，但又感到十分严峻。因为过去总认为要在世界性重要电影节获奖，必须是农村片或者历史片，同时一定要在影片里想办法暴露些什么或者诅咒些什么，但我这一部影片却都是歌颂！反映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儿童的勃勃生气。儿童电影厂的厂长陈锦淑在临行前对我说：“听说儿童们喜欢这部影片，我们希望获那个儿童评委评出来的正宗奖：儿童评委大奖！”她反复解释，让我明白这个奖是儿童片3个奖：国际青年中心学会奖、成人评委奖和儿童评委大奖中，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奖，所有儿童片参赛国都力争得到这个特殊的奖。其他两项奖是成人评委评选的。 当我们在德国南部的法兰克福转乘飞机时，就拿到了电影节的重要宣传品：一本“巨书”，里面刊登着这届电影节参赛的全部影片情况和评委名单。在儿童片栏目里介绍说，参加决赛的一共10部影片，是由世界各国选送的100多部影片中精选出来的，每一部影片都有相当的实力。我特别注意到荷兰、瑞典和日本的影片介绍，图文并茂，十分显赫，当然更显赫的是在儿童片的其他两项成人奖的成人评委中，有这些国家的代表，而我们没有。我马上感到这对我们影片的评奖是很不利的，担心儿童评委会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从电影节开始我就把视点放在组成儿童评委的那群11岁到15岁的孩子们身上了。 我在柏林一见到儿童电影节主席策勒女士就打听儿童评委的详细情况。策勒女士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柏林电影节的儿童评委人选每届都不一样，每届的组成人员都是从上届儿童电影节的评论中选拔出来的小精英，他们都有独立思维、独到见解，最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孩子中拥有绝对权威。这届儿童评委素质尤其好，儿童评委领导人是一位写过许多在儿童中有影响的电影评论的颇有名气的男孩。听到这些，自然使我在对小评委的信任感上有了安慰。 开幕式那天，我终于见到了这帮非凡的小评论家们。那是在正式举行仪式之前的集体活动中，当时我正站在大厅宣传栏前看着面前晃动的在我看来模样差不多的千百个孩子在想，究竟哪位是小评委呢？突然有人高声说：“他们来了！”我循声向大门口看去：那里出现了胸前佩戴评委标牌的一群神气十足的孩子，顿时所有参赛国的人员都把注意力投向他们，有的已经拥到他们身边，想和他们搭腔。然而他们却面无表情地将视线越过大人向孩子们打着招呼，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之后就活蹦乱跳地分散到他们的小朋友们之中，根本无处去寻找了。当我失望地来到一种叫“电影画像”的游戏前看孩子们玩耍时，身边的翻译轻声说：“离我们不远处，有两个小评委在喝水，旁边没人！”我一听，拉着她就来到这两个小评委面前介绍说我是中国《火焰山来的鼓手》的导演，很希望和他们聊聊。小评委一听，很礼貌地对我笑了笑，然后摆了摆手就掉头跑掉了，根本没有说一句话！从此我注意到，小评委从不跟参赛国的人接触，一见到我们就逃。就在这次开幕式上，放映了荷兰影片《小刀》，在放映时，全场轰动，小观众又是欢呼又是尖叫。我想儿童评委奖，恐怕非这部影片莫属，心里背了一个包袱。但散场时，我看到结伙行动的儿童评委们很冷静，从他们脸上看不到丝毫倾向。到了大厅，我看到他们分散到小观众中，在认真听取意见、记录意见，工作得极其严肃。第二天就是《火焰山来的鼓手》的首映式，我注意到，那群小评委仍坐在昨天看《小刀》的位置里。使我心惊肉跳的是，影片放映的整个过程里，全场静静的，小观众没有任何反应，只听到现场翻译德国女士沙比拉的清晰的声音。但影片一结束，全场爆发出跟《小刀》同样的欢呼声尖叫声甚至跺脚声和口哨声。当然上台解答问题时，小评委依然面无表情地远远坐着听。后来也同样严肃认真地分散在小观众中听着写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看过参赛的每部影片后都是完全一样的，看不出任何倾向性。 20号了，电影节已经进行了7天，大半过去了。成人评委早已传出评论消息，但儿童评委却没有任何消息。晚上策勒夫人按照惯例，邀请10个参赛国赴宴。我们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坐下来了。心神不定的我，感到包袱越来越重了。本来以为18号在柏林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倒是一个向孩子们宣传影片的好机会，但长达30分钟的解答问题过程中，我就没有发现一个小评委光临！虽然事后流传着许多赞扬我的记者招待会开得最好的舆论，但我都看得很淡，认为它与儿童评委的活动没有关系，对获奖没有价值。我心绪烦乱地听着会场音乐。 突然一位电影节的女士领着一位英俊小少年出现了，而且径直向我走来，我很吃惊。来到我面前，女士介绍说，他就是儿童评委的领导人，想和我谈谈。我马上感到了这个领导人的神秘，因为他这张脸，我从没有在小评委群里见过！英俊小少年端端正正地坐在了我的对面。女士说他和我谈话有一个要求希望我同意，就是要用德国翻译沙比拉。我赶紧表示：“可以，可以。”沙比拉坐在了我和他之间，引见的女士离去之后，小领导人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低很生硬、表情很严峻，我感到他在批评我们影片，但翻译翻过来却是这样一番话：“告诉你一个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公开的秘密，你的影片，小评委们很感兴趣，但你还不能高兴，因为我们还有3部参赛片没看，你不要对外讲！”当时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忙说：“是是是、对对对！”接着英俊小少年用一个小时时间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使我感到比答成人记者招待会困难得多。有的问题，他能追问四、五个为什么。有一个问题，我足足回答了10几分钟，他问：“你在成人记者招待会上说，这部影片是为儿童们写的，也是为儿童们拍的，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为儿童写为儿童拍的？你为什么要为儿童拍片？为儿童拍片和为成人拍片有什么不同？你还想不想再为儿童拍片……”听到这些问题，我倒吸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没有出席成人记者招待会，但他们详细看了录像，而且研究了一番，否则他们绝对提不出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追问这么多问题！因为在成人记者招待会上我确实没有具体地说明这些问题，这下给他们抓住了！当我以生动的实例具体回答了这些问题后，小评委领导人脸上露出不被人察觉的微笑：“好极了。拍儿童片的导演们应该明白，你们只有创造了真正属于少年儿童们的世界，你们的影片才能赢得小观众！”说完他就起身走了。在与他谈话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事后很令我寻味。当这位儿童评委领导人坐到我对面时，我方同志提醒我，将我们转录的《鼓手》的歌曲录音带送给他做纪念。这个小礼品送了不少客人，很受欢迎，正好当时我带了一盘，就立即掏出来给沙比拉：“请把它送给他。”沙比拉却用手捺着它，没送。在谈话中，我多次暗示沙女士，但她都没送。等小领导人走后，沙女士笑着说：“导演，不是我不送，而是不能送。送他东西他会感到不尊重他，他们也有决不拿参赛国东西的严格规定，另外他坐你对面，全场众目睽睽，谁能证明这盒里就是音乐而不是其他？”
说实在的，中国儿童电影厂拍摄的儿童故事片《火焰山来的鼓手》能够在高手林立的第42届柏林电影节的儿童片决赛中，过关斩将，一举夺得儿童评委的最高奖——小熊奖，完全出我所料。 元月中旬，我得知，我国选送柏林电影节的《风雨故园》《我的九月》《北京小妞》《多此一女》等5部儿童影片中，唯独我这一部被电影节组委会选中。在出发去德国之前，又得知，这一届我国选送的成人片《太阳山》《陕北大嫂》等也没有被选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这一部儿童片代表国家参加这个每年一度的世界性的重要的电影节了。作为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的我，自然万分荣幸，但又感到十分严峻。因为过去总认为要在世界性重要电影节获奖，必须是农村片或者历史片，同时一定要在影片里想办法暴露些什么或者诅咒些什么，但我这一部影片却都是歌颂！反映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儿童的勃勃生气。儿童电影厂的厂长陈锦淑在临行前对我说：“听说儿童们喜欢这部影片，我们希望获那个儿童评委评出来的正宗奖：儿童评委大奖！”她反复解释，让我明白这个奖是儿童片3个奖：国际青年中心学会奖、成人评委奖和儿童评委大奖中，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奖，所有儿童片参赛国都力争得到这个特殊的奖。其他两项奖是成人评委评选的。 当我们在德国南部的法兰克福转乘飞机时，就拿到了电影节的重要宣传品：一本“巨书”，里面刊登着这届电影节参赛的全部影片情况和评委名单。在儿童片栏目里介绍说，参加决赛的一共10部影片，是由世界各国选送的100多部影片中精选出来的，每一部影片都有相当的实力。我特别注意到荷兰、瑞典和日本的影片介绍，图文并茂，十分显赫，当然更显赫的是在儿童片的其他两项成人奖的成人评委中，有这些国家的代表，而我们没有。我马上感到这对我们影片的评奖是很不利的，担心儿童评委会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从电影节开始我就把视点放在组成儿童评委的那群11岁到15岁的孩子们身上了。 我在柏林一见到儿童电影节主席策勒女士就打听儿童评委的详细情况。策勒女士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柏林电影节的儿童评委人选每届都不一样，每届的组成人员都是从上届儿童电影节的评论中选拔出来的小精英，他们都有独立思维、独到见解，最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孩子中拥有绝对权威。这届儿童评委素质尤其好，儿童评委领导人是一位写过许多在儿童中有影响的电影评论的颇有名气的男孩。听到这些，自然使我在对小评委的信任感上有了安慰。 开幕式那天，我终于见到了这帮非凡的小评论家们。那是在正式举行仪式之前的集体活动中，当时我正站在大厅宣传栏前看着面前晃动的在我看来模样差不多的千百个孩子在想，究竟哪位是小评委呢？突然有人高声说：“他们来了！”我循声向大门口看去：那里出现了胸前佩戴评委标牌的一群神气十足的孩子，顿时所有参赛国的人员都把注意力投向他们，有的已经拥到他们身边，想和他们搭腔。然而他们却面无表情地将视线越过大人向孩子们打着招呼，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之后就活蹦乱跳地分散到他们的小朋友们之中，根本无处去寻找了。当我失望地来到一种叫“电影画像”的游戏前看孩子们玩耍时，身边的翻译轻声说：“离我们不远处，有两个小评委在喝水，旁边没人！”我一听，拉着她就来到这两个小评委面前介绍说我是中国《火焰山来的鼓手》的导演，很希望和他们聊聊。小评委一听，很礼貌地对我笑了笑，然后摆了摆手就掉头跑掉了，根本没有说一句话！从此我注意到，小评委从不跟参赛国的人接触，一见到我们就逃。就在这次开幕式上，放映了荷兰影片《小刀》，在放映时，全场轰动，小观众又是欢呼又是尖叫。我想儿童评委奖，恐怕非这部影片莫属，心里背了一个包袱。但散场时，我看到结伙行动的儿童评委们很冷静，从他们脸上看不到丝毫倾向。到了大厅，我看到他们分散到小观众中，在认真听取意见、记录意见，工作得极其严肃。第二天就是《火焰山来的鼓手》的首映式，我注意到，那群小评委仍坐在昨天看《小刀》的位置里。使我心惊肉跳的是，影片放映的整个过程里，全场静静的，小观众没有任何反应，只听到现场翻译德国女士沙比拉的清晰的声音。但影片一结束，全场爆发出跟《小刀》同样的欢呼声尖叫声甚至跺脚声和口哨声。当然上台解答问题时，小评委依然面无表情地远远坐着听。后来也同样严肃认真地分散在小观众中听着写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看过参赛的每部影片后都是完全一样的，看不出任何倾向性。 20号了，电影节已经进行了7天，大半过去了。成人评委早已传出评论消息，但儿童评委却没有任何消息。晚上策勒夫人按照惯例，邀请10个参赛国赴宴。我们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坐下来了。心神不定的我，感到包袱越来越重了。本来以为18号在柏林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倒是一个向孩子们宣传影片的好机会，但长达30分钟的解答问题过程中，我就没有发现一个小评委光临！虽然事后流传着许多赞扬我的记者招待会开得最好的舆论，但我都看得很淡，认为它与儿童评委的活动没有关系，对获奖没有价值。我心绪烦乱地听着会场音乐。 突然一位电影节的女士领着一位英俊小少年出现了，而且径直向我走来，我很吃惊。来到我面前，女士介绍说，他就是儿童评委的领导人，想和我谈谈。我马上感到了这个领导人的神秘，因为他这张脸，我从没有在小评委群里见过！英俊小少年端端正正地坐在了我的对面。女士说他和我谈话有一个要求希望我同意，就是要用德国翻译沙比拉。我赶紧表示：“可以，可以。”沙比拉坐在了我和他之间，引见的女士离去之后，小领导人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低很生硬、表情很严峻，我感到他在批评我们影片，但翻译翻过来却是这样一番话：“告诉你一个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公开的秘密，你的影片，小评委们很感兴趣，但你还不能高兴，因为我们还有3部参赛片没看，你不要对外讲！”当时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忙说：“是是是、对对对！”接着英俊小少年用一个小时时间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使我感到比答成人记者招待会困难得多。有的问题，他能追问四、五个为什么。有一个问题，我足足回答了10几分钟，他问：“你在成人记者招待会上说，这部影片是为儿童们写的，也是为儿童们拍的，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为儿童写为儿童拍的？你为什么要为儿童拍片？为儿童拍片和为成人拍片有什么不同？你还想不想再为儿童拍片……”听到这些问题，我倒吸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没有出席成人记者招待会，但他们详细看了录像，而且研究了一番，否则他们绝对提不出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追问这么多问题！因为在成人记者招待会上我确实没有具体地说明这些问题，这下给他们抓住了！当我以生动的实例具体回答了这些问题后，小评委领导人脸上露出不被人察觉的微笑：“好极了。拍儿童片的导演们应该明白，你们只有创造了真正属于少年儿童们的世界，你们的影片才能赢得小观众！”说完他就起身走了。在与他谈话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事后很令我寻味。当这位儿童评委领导人坐到我对面时，我方同志提醒我，将我们转录的《鼓手》的歌曲录音带送给他做纪念。这个小礼品送了不少客人，很受欢迎，正好当时我带了一盘，就立即掏出来给沙比拉：“请把它送给他。”沙比拉却用手捺着它，没送。在谈话中，我多次暗示沙女士，但她都没送。等小领导人走后，沙女士笑着说：“导演，不是我不送，而是不能送。送他东西他会感到不尊重他，他们也有决不拿参赛国东西的严格规定，另外他坐你对面，全场众目睽睽，谁能证明这盒里就是音乐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