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陶渊明《拟古》九首和鲍照《拟古》八首为代表的“非专拟一人之作”的拟古诗，这是对传统的拟古诗以“拟篇”为主的拟作方式的突破。本文拟就从语言与意象的使用、拟古方法的运用两方面对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作一下对比分析。
关键词：拟古； 陶渊明《拟古》九首； 鲍照《拟古》八首
“拟古”是我国中古时代常见的文学现象，胡应麟曾言：“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十九、乐府、饶歌，靡不嗣述，几于汗牛充栋。” 王瑶先生在其《拟古与作伪》一书中曾对魏晋时期出现大量的拟古诗这一现象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 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本，要用心的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所以一篇有名的文字以后寻常有好些人底作品出现，着都是模仿的结果。” 如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张载的《拟四愁诗》等作品便是王瑶先生说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类“拟古”之作无论是标题还是命意、章法都严格按照古人的格式而来，很少掺杂自己的真情实感，性质上确切说更是一种文学消遣。
但还存在另外一类拟古诗，一般没有明确的标题说明所拟古诗的篇名，名为“拟古”，实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藉以抒发内心的慷慨愤郁之情，性质上相当于咏怀诗，冠以“拟古”之名，往往不过是为了避免在险恶的环境下直言当世之事而触发政治机网而已。这一类拟古诗以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的《拟古》八首为代表，简言之，对于这类拟古诗来讲，“拟古”只是诗人打出的一个幌子而已，诗人真实的情感便隐藏在那影影绰绰的古人、古事、古代地名以及若有若无的古代情调之间。那么作为这类拟古诗的代表作，被誉为古人名篇的陶渊明《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又有怎样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呢。下面分别从语言与意象的使用，拟古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作一下分析。
一、语言风格与意象的使用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有意识地贴近古代作品。其一的“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模拟了《古诗十九首》之二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其六“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可看出刘桢《赠从弟》其二所描述的“终岁常端正”的山上松的影子； 其八“抚剑独行游”的少年隐约可见曹植《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幽并游侠儿”的某种身影，不同的是曹植诗中勇于赴难的少年侠士到了陶渊明的诗中只能慨叹“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了。
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相比，鲍照的《拟古》八首更重改写而不是承袭。陶渊明《拟古》九首中还遗留有诸如“荣荣”、“密密”之类古诗中常见的叠词，但这种现象在鲍照的《拟古》八首中几乎不见踪影。其七“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虽沿用了古诗借河畔青草之绵延来兴起对远人之思念的发端手法，却改“青青河畔草”为“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字面上追求相对的效果，意象内涵上则拓展出思妇与游子所在的两度空间。
二、拟古方法的应用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都属于未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拟古”作为一种写作策略， 他们二者在“拟古”中所使用的具体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往往借旧有题材、主题来营造一种若有若无的“古代”氛围，如《拟古》其一、其三对古诗的游子思妇题材的借用， 另一方面，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经常出现人称的模糊性。 陶渊明平时所写的作品，自传的色彩强烈，宇文所安因此称之为“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他的许多诗歌往往在诗题中或序言中标明现实的场景，以明确无疑的“我”的口吻谈论自己――活动或内心，这就使得他的诗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紧紧相连。不过，在《拟古》九首中，这种对自我的明晰而执着的讲述却被一种含混性取代，其一“初与君别时”，其二“问君今何行”，两首都用了第二人称“君”，使得两篇的抒情主体都成了虚构的人物。 因此，在《拟古》九首中，作者的“自传”色彩大大地淡褪。
在拟古的方法上，鲍照的《拟古》八首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相比， 更加注重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以《拟古》其一为例，诗中描写鲁客事楚王的荣耀，从人物的穿戴，八面玲珑的手腕，出行的排场到炙手可热的声势，一一道来，写尽鲁客的得意；而相比之下的南国儒生，则用“伐木清江湄，设置守�兔”的典故来渲染那种冷清的氛围和人物的“愚拙”。 鲍照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逼真细节的追求，或许正反映了南朝时期对于“巧构形似之言”的追求。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都为“非专拟一人之作”的拟古诗，这种未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组诗显示了诗人对文学传统的灵活借用，使得拟古诗的创作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对陶渊明和鲍照的《拟古》组诗而言，“拟古”或许正是一种“设身处地”而又不止于追怀往古的手段――它将自我与历史进行一种普遍性的联结，将个人的激情赋予一种戏剧化的面目，从而表达了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
参考文献：
[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周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拟古与作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6页、218页。
[3]景蜀慧：《陶渊明九首新解》，《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陶渊明《拟古》九首和鲍照《拟古》八首为代表的“非专拟一人之作”的拟古诗，这是对传统的拟古诗以“拟篇”为主的拟作方式的突破。本文拟就从语言与意象的使用、拟古方法的运用两方面对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作一下对比分析。
关键词：拟古； 陶渊明《拟古》九首； 鲍照《拟古》八首
“拟古”是我国中古时代常见的文学现象，胡应麟曾言：“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十九、乐府、饶歌，靡不嗣述，几于汗牛充栋。” 王瑶先生在其《拟古与作伪》一书中曾对魏晋时期出现大量的拟古诗这一现象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 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本，要用心的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所以一篇有名的文字以后寻常有好些人底作品出现，着都是模仿的结果。” 如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张载的《拟四愁诗》等作品便是王瑶先生说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类“拟古”之作无论是标题还是命意、章法都严格按照古人的格式而来，很少掺杂自己的真情实感，性质上确切说更是一种文学消遣。
但还存在另外一类拟古诗，一般没有明确的标题说明所拟古诗的篇名，名为“拟古”，实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藉以抒发内心的慷慨愤郁之情，性质上相当于咏怀诗，冠以“拟古”之名，往往不过是为了避免在险恶的环境下直言当世之事而触发政治机网而已。这一类拟古诗以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的《拟古》八首为代表，简言之，对于这类拟古诗来讲，“拟古”只是诗人打出的一个幌子而已，诗人真实的情感便隐藏在那影影绰绰的古人、古事、古代地名以及若有若无的古代情调之间。那么作为这类拟古诗的代表作，被誉为古人名篇的陶渊明《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又有怎样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呢。下面分别从语言与意象的使用，拟古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作一下分析。
一、语言风格与意象的使用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有意识地贴近古代作品。其一的“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模拟了《古诗十九首》之二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其六“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可看出刘桢《赠从弟》其二所描述的“终岁常端正”的山上松的影子； 其八“抚剑独行游”的少年隐约可见曹植《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幽并游侠儿”的某种身影，不同的是曹植诗中勇于赴难的少年侠士到了陶渊明的诗中只能慨叹“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了。
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相比，鲍照的《拟古》八首更重改写而不是承袭。陶渊明《拟古》九首中还遗留有诸如“荣荣”、“密密”之类古诗中常见的叠词，但这种现象在鲍照的《拟古》八首中几乎不见踪影。其七“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虽沿用了古诗借河畔青草之绵延来兴起对远人之思念的发端手法，却改“青青河畔草”为“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字面上追求相对的效果，意象内涵上则拓展出思妇与游子所在的两度空间。
二、拟古方法的应用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都属于未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拟古”作为一种写作策略， 他们二者在“拟古”中所使用的具体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往往借旧有题材、主题来营造一种若有若无的“古代”氛围，如《拟古》其一、其三对古诗的游子思妇题材的借用， 另一方面，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经常出现人称的模糊性。 陶渊明平时所写的作品，自传的色彩强烈，宇文所安因此称之为“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他的许多诗歌往往在诗题中或序言中标明现实的场景，以明确无疑的“我”的口吻谈论自己――活动或内心，这就使得他的诗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紧紧相连。不过，在《拟古》九首中，这种对自我的明晰而执着的讲述却被一种含混性取代，其一“初与君别时”，其二“问君今何行”，两首都用了第二人称“君”，使得两篇的抒情主体都成了虚构的人物。 因此，在《拟古》九首中，作者的“自传”色彩大大地淡褪。
在拟古的方法上，鲍照的《拟古》八首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相比， 更加注重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以《拟古》其一为例，诗中描写鲁客事楚王的荣耀，从人物的穿戴，八面玲珑的手腕，出行的排场到炙手可热的声势，一一道来，写尽鲁客的得意；而相比之下的南国儒生，则用“伐木清江湄，设置守�兔”的典故来渲染那种冷清的氛围和人物的“愚拙”。 鲍照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逼真细节的追求，或许正反映了南朝时期对于“巧构形似之言”的追求。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都为“非专拟一人之作”的拟古诗，这种未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组诗显示了诗人对文学传统的灵活借用，使得拟古诗的创作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对陶渊明和鲍照的《拟古》组诗而言，“拟古”或许正是一种“设身处地”而又不止于追怀往古的手段――它将自我与历史进行一种普遍性的联结，将个人的激情赋予一种戏剧化的面目，从而表达了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
参考文献：
[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周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拟古与作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6页、218页。
[3]景蜀慧：《陶渊明九首新解》，《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