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郭启儒的名字,对于30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说,也许已经陌生了。但他们都熟知侯宝林先生。其实,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郭启儒和侯宝林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0年,我的父亲就和侯宝林合作表演相声,曾经历过日伪时期、民国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直至1969年病逝。在长达28个年头里,都和侯宝林同台献艺、联袂演出。在中国相声史上,一对相声搭档合作这么长时间,非常罕见。
父亲诞生于1900年的北京,满族人。幼时家境贫寒,小时候读过私塾,但由于生活所迫,很小就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青少年时当过邮差,后来又当上一名管理交通秩序的警察,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早就领悟到人间的艰辛滋味。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当邮差的空隙中,帮人家写写书信、对联,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庭生活。因贫寒,他28岁才完婚,31岁才喜得长子,生于1931年农历5月24日,取名郭际平。有趣的是,时隔两年后,又得次子,也是农历5月24日生,取名际安。再隔三年母亲又生一女,即是我,也是同历、同月、同日、同时辰。虽然是个女孩,因同两个哥哥是一个生日,就取名郭同生(小名)。生我以后,因生活困难,二哥6岁染病无钱医治不幸夭折。以后我母亲又隔三年一生,又生了三女一男,共有子女七人,三男四女。
父亲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曲艺。在当警察之际,他常出没于前门大街一带曲艺剧场,听京韵大鼓、相声、单弦、昆曲等。尤其是大栅栏,只要查岗的警官一离开,他就溜进曲艺专场,专心致志地听起曲目来。久而久之,他厌弃了警察这门差使,辞工“下海”当了一名相声演员。23岁始,拜师学唱文明戏。25岁向刘德智学说相声。从27岁开始,先后和刘德智、于俊波、焦德海等当时著名相声演员合作,在北京天桥、先农市场、东安市场、隆福寺等地卖艺。在和这些名家合作过程中,即捧且逗,虚心求教,取众家之长,继而,形成自己沉稳幽默、憨厚智趣的表演风格,奠定了扎实的相声艺术的基础。
父亲从1940年开始,与侯宝林合作说相声。在天津、北京、上海各剧场演出。解放后,党的文艺政策和安定的生活,给父亲等民间艺人带来了艺术的春天。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已经五旬的父亲毅然参加赴朝慰问演出团曲艺服务大队,到炮火连天的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后来又赴新疆做演出宣传工作。1954年春天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演出。至1955年5月,正式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参团后,继续同侯宝林搭档,除在京、津、沪等各大城市作巡回演出外,还深入部队、工厂、农村、基层为广大群众作慰问演出。1959年夏,近60岁的父亲,还冒着酷暑去福建前线作慰问演出。此外,还和侯宝林去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相声段子100多段,深受他们的喜爱。遵照党关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父亲和侯宝林、孙玉奎等著名相声演员参加了相声改革小组,共同研究探讨相声艺术的创作和改革问题。并在说唱团同侯宝林合作演出了《婚姻与迷信》、《戏剧与方言》、《改行》、《夜行记》、《关公战秦琼》等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相声剧目,对我国相声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深的影响。曾任中央广播说唱团党支部书记的王力叶同志《在追忆郭启儒先生》一文中指出:“郭先生和侯宝林大师的合作,由于他们珠联璧合、水乳交融,人们已自然地把他们一视同仁,成为中国相声史上大师级的一对巨星。能为候大师捧哏儿达28年之久的人,非大师焉能何属?所以郭启儒先生当之无愧地应为捧哏儿艺术的大师。”
父亲在待人处事方面,是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对求教者,从不保守,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其弟子有全长保、于连仲、佟大方、李福增、邵其炳、齐信英、李文华等。在师徒关系上,王力叶同志讲了这么一段往事:1962年,李文华调来说唱团,拟接替已62岁的郭老为候先生捧哏儿。虽没有正式宣布,但郭老心里很明白,但他毫无嫉妒,对文华十分亲切。每天上班后,如无排练任务,就和文华如唠家常一样传授自己的捧哏儿经验和心得体会。每次演出他都主动让文华跟去在台侧观看,下台后再进行现身说法。其目的,是为了让文华熟悉他和侯先生是怎样表演每一个段子的,以便文华能早日接替他的工作。为了培养文华,他还和文华一起排练了两个新段子《水浒外传》、《大褂的魔力》,由郭老捧文华逗,边排练边分析角色,设计“包袱儿”,使文华在工作中领悟捧哏儿艺术的真谛。文华回忆起向郭老学习的这段经历十分感动。王力叶同志还回忆道:作为和侯先生合作28年之久的老艺术家,心甘情愿地培育一个将要接替自己的人,而且毫无保留地倾囊而赠,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品德是绝对做不到的。
父亲对艺术是严肃认真的,他的相声艺术有强烈的感人魅力。就相声而论捧逗俱佳,单口、群活无一不精。他台风潇洒、沉着稳健。其表演逼真,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经过精心设计,一丝不苟。语言简练、严肃认真。与逗哏儿的配合珠联璧合、从不马虎。李文华在回忆父亲的身教时说:“可贵的在于郭老师侯宝林合作的28年中,每次演出,他都像头一回,丝毫没有懈怠过。正像他自己说的:逗哏儿的要什么,捧哏儿的给什么,不能有一点儿的洒汤漏水儿。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来逗乐,主要还得靠语言。”单弦表演艺术家曹宝禄曾说:郭先生捧逗俱佳,他的艺术造诣是人人称赞的。侯宝林回忆父亲与他演出《卖布头》时,感慨地说:郭老叫卖《芍药花》,他那云遮月的嗓音,韵味十足,真是他的绝活呀!
通过相声艺术的实践,父亲总结出捧哏经验为四个字:严、衬、带、净。“严”是讲尺寸、讲火候。“包袱儿”必须翻得脆。翻早了,把“包袱儿”挡了,观众没法乐;晚了,拖延了时间,观众还没乐出来就憋回去了。要不紧不慢、尺寸得当。“衬”是不喧宾夺主,红花要由绿叶扶。甲有来言,乙有去语,要陪衬、烘托好。应站在那儿不多余,没他就不成。“带”是要做好垫砖儿、搭桥儿、递肩膀儿。给逗的创造条件,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净”是语言忌贫语俗语,是说不是喊,声调不高不低,恰到好处,不抢不挡,滴水不漏。
我父亲一生胸襟宽阔、性格开朗、乐观幽默、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严于律己,不要特殊照顾。他的这些作风在曲艺界是有口皆碑的,都称他为:台上有台缘,台下有台缘。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对父亲的评价是:德高望重,艺德望众。
父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至今还有不少人撰文缅怀他的为人和艺德,作为晚辈,我们从中感到很大的欣慰。
我的父亲郭启儒的名字,对于30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说,也许已经陌生了。但他们都熟知侯宝林先生。其实,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郭启儒和侯宝林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0年,我的父亲就和侯宝林合作表演相声,曾经历过日伪时期、民国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直至1969年病逝。在长达28个年头里,都和侯宝林同台献艺、联袂演出。在中国相声史上,一对相声搭档合作这么长时间,非常罕见。
父亲诞生于1900年的北京,满族人。幼时家境贫寒,小时候读过私塾,但由于生活所迫,很小就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青少年时当过邮差,后来又当上一名管理交通秩序的警察,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早就领悟到人间的艰辛滋味。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当邮差的空隙中,帮人家写写书信、对联,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庭生活。因贫寒,他28岁才完婚,31岁才喜得长子,生于1931年农历5月24日,取名郭际平。有趣的是,时隔两年后,又得次子,也是农历5月24日生,取名际安。再隔三年母亲又生一女,即是我,也是同历、同月、同日、同时辰。虽然是个女孩,因同两个哥哥是一个生日,就取名郭同生(小名)。生我以后,因生活困难,二哥6岁染病无钱医治不幸夭折。以后我母亲又隔三年一生,又生了三女一男,共有子女七人,三男四女。
父亲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曲艺。在当警察之际,他常出没于前门大街一带曲艺剧场,听京韵大鼓、相声、单弦、昆曲等。尤其是大栅栏,只要查岗的警官一离开,他就溜进曲艺专场,专心致志地听起曲目来。久而久之,他厌弃了警察这门差使,辞工“下海”当了一名相声演员。23岁始,拜师学唱文明戏。25岁向刘德智学说相声。从27岁开始,先后和刘德智、于俊波、焦德海等当时著名相声演员合作,在北京天桥、先农市场、东安市场、隆福寺等地卖艺。在和这些名家合作过程中,即捧且逗,虚心求教,取众家之长,继而,形成自己沉稳幽默、憨厚智趣的表演风格,奠定了扎实的相声艺术的基础。
父亲从1940年开始,与侯宝林合作说相声。在天津、北京、上海各剧场演出。解放后,党的文艺政策和安定的生活,给父亲等民间艺人带来了艺术的春天。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已经五旬的父亲毅然参加赴朝慰问演出团曲艺服务大队,到炮火连天的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后来又赴新疆做演出宣传工作。1954年春天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演出。至1955年5月,正式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参团后,继续同侯宝林搭档,除在京、津、沪等各大城市作巡回演出外,还深入部队、工厂、农村、基层为广大群众作慰问演出。1959年夏,近60岁的父亲,还冒着酷暑去福建前线作慰问演出。此外,还和侯宝林去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相声段子100多段,深受他们的喜爱。遵照党关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父亲和侯宝林、孙玉奎等著名相声演员参加了相声改革小组,共同研究探讨相声艺术的创作和改革问题。并在说唱团同侯宝林合作演出了《婚姻与迷信》、《戏剧与方言》、《改行》、《夜行记》、《关公战秦琼》等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相声剧目,对我国相声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深的影响。曾任中央广播说唱团党支部书记的王力叶同志《在追忆郭启儒先生》一文中指出:“郭先生和侯宝林大师的合作,由于他们珠联璧合、水乳交融,人们已自然地把他们一视同仁,成为中国相声史上大师级的一对巨星。能为候大师捧哏儿达28年之久的人,非大师焉能何属?所以郭启儒先生当之无愧地应为捧哏儿艺术的大师。”
父亲在待人处事方面,是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对求教者,从不保守,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其弟子有全长保、于连仲、佟大方、李福增、邵其炳、齐信英、李文华等。在师徒关系上,王力叶同志讲了这么一段往事:1962年,李文华调来说唱团,拟接替已62岁的郭老为候先生捧哏儿。虽没有正式宣布,但郭老心里很明白,但他毫无嫉妒,对文华十分亲切。每天上班后,如无排练任务,就和文华如唠家常一样传授自己的捧哏儿经验和心得体会。每次演出他都主动让文华跟去在台侧观看,下台后再进行现身说法。其目的,是为了让文华熟悉他和侯先生是怎样表演每一个段子的,以便文华能早日接替他的工作。为了培养文华,他还和文华一起排练了两个新段子《水浒外传》、《大褂的魔力》,由郭老捧文华逗,边排练边分析角色,设计“包袱儿”,使文华在工作中领悟捧哏儿艺术的真谛。文华回忆起向郭老学习的这段经历十分感动。王力叶同志还回忆道:作为和侯先生合作28年之久的老艺术家,心甘情愿地培育一个将要接替自己的人,而且毫无保留地倾囊而赠,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品德是绝对做不到的。
父亲对艺术是严肃认真的,他的相声艺术有强烈的感人魅力。就相声而论捧逗俱佳,单口、群活无一不精。他台风潇洒、沉着稳健。其表演逼真,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经过精心设计,一丝不苟。语言简练、严肃认真。与逗哏儿的配合珠联璧合、从不马虎。李文华在回忆父亲的身教时说:“可贵的在于郭老师侯宝林合作的28年中,每次演出,他都像头一回,丝毫没有懈怠过。正像他自己说的:逗哏儿的要什么,捧哏儿的给什么,不能有一点儿的洒汤漏水儿。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来逗乐,主要还得靠语言。”单弦表演艺术家曹宝禄曾说:郭先生捧逗俱佳,他的艺术造诣是人人称赞的。侯宝林回忆父亲与他演出《卖布头》时,感慨地说:郭老叫卖《芍药花》,他那云遮月的嗓音,韵味十足,真是他的绝活呀!
通过相声艺术的实践,父亲总结出捧哏经验为四个字:严、衬、带、净。“严”是讲尺寸、讲火候。“包袱儿”必须翻得脆。翻早了,把“包袱儿”挡了,观众没法乐;晚了,拖延了时间,观众还没乐出来就憋回去了。要不紧不慢、尺寸得当。“衬”是不喧宾夺主,红花要由绿叶扶。甲有来言,乙有去语,要陪衬、烘托好。应站在那儿不多余,没他就不成。“带”是要做好垫砖儿、搭桥儿、递肩膀儿。给逗的创造条件,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净”是语言忌贫语俗语,是说不是喊,声调不高不低,恰到好处,不抢不挡,滴水不漏。
我父亲一生胸襟宽阔、性格开朗、乐观幽默、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严于律己,不要特殊照顾。他的这些作风在曲艺界是有口皆碑的,都称他为:台上有台缘,台下有台缘。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对父亲的评价是:德高望重,艺德望众。
父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至今还有不少人撰文缅怀他的为人和艺德,作为晚辈,我们从中感到很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