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冲破人性的牢笼
——《史记·李斯传》人物形象分析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其恢弘的手笔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包罗之广令人惊叹，其用笔之妙令人折服。正如韩兆琦先生所说“《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精深：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而且写了近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还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而且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且写了广大下层各色人等。”①这里边不仅写了项羽、李广那样令人折服、为之叹惋的英雄，也写了李斯、主父偃一类令人厌恶的形象。《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传。”所谓“扶义倜傥”是指讲义气，有节操，气度恢弘，不受缚于传统礼教，不斤斤计较繁文缛节的人。所谓“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点突出表现了司马迁的人生观、价值观。只要是能抓住时机“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司马迁就会极尽自己的笔墨去刻画，李斯就是其中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一个。
李斯可以算作是一个悲剧人物，虽然给人感觉他是咎由自取。但是读《李斯传》，心里却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凄凉，一种人无法摆脱世俗、摆脱人性弱点束缚的凄凉。李斯的性格是极矛盾，极尽体现人性弱点与良知。执着于富贵，就像是陷入了一个永远无法冲破的牢笼，一生被其束缚，一生不得解脱。
李斯的个性鲜明，热衷富贵、懦弱、善于察言观色是他的性格特征。李斯一生成也于兹，败也于兹。富贵二字可谓贯穿了李斯的一生。
李斯对富贵的热衷是历来研究者的共识。这也是他的根本性格，李斯性格中的懦弱、善察言观色皆由此引申而来。有个成语叫“无欲则刚”，确实有理。李斯因为太渴求富贵，自然万事瞻前顾后，刚硬不起来。钟惺《史怀》：“李斯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贵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之道。究竟斯之富贵仅足以致族灭，盖其起念结想，尽于仓鼠一叹。”此言得之，对富贵的追求是李斯不竭的动力。
但是并不能就此说这种追求富贵的心理有什么不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本性。除了圣人，扪心自问，有谁能说自己没有一点功利之心呢。当然我不是持“性恶论”的观点，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心里在先秦以
前的文章里就有论述，郭店简《性自命出》篇说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礼记·乐礼》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把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性”认为是天然的，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即性无所谓善恶，人们趋利避害、追求名利不一定就能算是恶，主要看他所取得的结果，有时候甚至连他所采取的手段都可以忽略不计。就像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凭借个人智慧取得财富，我们不能说他对财富不热衷，无论怎么样拔高他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比尔盖茨是大奸大恶之徒，并不因此看轻他，反而很敬佩他这种靠个人奋斗获取财富的方式。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致富最后达成了一种善的结果，比尔盖茨建立的“微软帝国”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他的慈善捐款也帮助了很多人，所以他追求财富的功利之心就不再是恶的，因为他达到了一种善的结果，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赢。在西方社会是很赞同甚至是鼓励这种个人奋斗求富的故事，甚至有时候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也是可以被忽略掉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的发展正是这种功利之心所推动的。没有这种对富贵的追求，西方的民主制就不会诞生、成熟。商人们如此热心地建立城邦、争取民主最初不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宽松的环境去赢得更多的财富吗？新大陆的发现不也是因为手利益的驱使而进行的吗？李斯也一样，对富贵的狂热追求使他尽心助始皇夺取天下，建功立业，“二十余年，竟并天下”，从此烜赫一时。这也是司马迁所赞赏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是对富贵的渴望把李斯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促进了历史的转变。
这样的李斯的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很多人都想求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富贵。李斯能得到富贵，并且权倾一时，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且秦始皇不是一个笨皇帝，能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下做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且深得信任，除了会曲意逢迎，自身也要有本事才行。所以说我们不妨把前期的李斯看成一个通过个人奋斗最终获得成功的典范。但后期李斯位居丞相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始皇逝世之后所做的事确实应该受到指责。
这时候的李斯已经位居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说遇到秦始皇这样暴虐的君王而难以犯颜直谏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篡改诏书、逼死贤良仁厚的公子扶苏，置国家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做法就不可原谅。居上位者就应该有上位者也有的胸襟和风范。不然的话，自己所在的位置也不会
坐得长久。人的付出和收获大致是成正比的，既然已经得到了丞相之外，物质方面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就不应该在局限于这些东西，就该思考一些更远大的东西，做一些丞相该做的事。而他却仍以这样一种“小民性格”处事，势必会力不从心，最终害己、害家、害国。如果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之后没有热心于公益事业甚至为了攫取财富不惜做危害国家的事，那么即使是在对财富如此推崇的西方也不可想象人们会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论语·阳货》说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说的正是李斯这样的人。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正可以用“无所不至”来形容，为了保住自己的丞相之位以及荣华富贵，宁愿葬送掉国家的前途。难道说李斯不知道废长立幼的害处吗？李斯自己也说过：“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废墟，遂危社稷。”并且在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在形式上义正言辞地斥责一下赵高：“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但是正如李晚芳《读史管见》说：“惟小人能知小人，早被赵高冷眼看穿，即以富贵动之，又以失富贵劫之。”赵高一下子就抓住了李斯的要害，李斯虽知事不可为但最终冲不破内心的欲望，只能“仰天而叹，垂泪叹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被赵高拉上贼船，万劫不复。
李斯曾就学于荀子，在精神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的影响，在他权倾一时的时候也发出过“物禁太盛”的感慨，但是这些没能压倒李斯内心深处对于贫困的厌弃和对富贵的执著，“垢莫大于贫贱，悲莫甚于穷困”，人的不满足在此得到彰显。苏格拉底曾经把知识比作一个圆，圆外未知的世界，知识越多圆越大，而人越感觉到自己无知，知识越少圆越小，同时人也就越容易自满。这个故事是为了训诫那些自大的人。我盗用一下苏格拉底的比喻，把人获得的物质财富比喻成圆，圆外是未得到的东西，圆越大财富越多，但是人们感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越多，人的欲望也就永无止境。李斯是尝过富贵滋味的人，并且这种富贵还不是一般富贵，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似乎整个天下都掌控在你手里的绝对权威。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但是李斯身为一个就丞相就必须要有这种境界，不然只能选择被人从丞相之位上拉下来。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雍也，可使南面。”就是说冉雍已经有了南面治理天下的才德。李斯可算是有才之人，试问有几人能写出《谏逐客书》才华横溢、汪洋恣肆的文章，有几人能辅佐君王在乱世中杀出
一条平定天下的血路，李斯都做到了。可是悲哀的一点是李斯的才还不足以让他克服自身的弱点达到孔子、颜回那样的大境界，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却没有办法去掌控它们。
由热衷富贵引申出来的懦弱是李斯性格的另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性格很矛盾的一个地方。一个有气节的人时常是底气十足的，气足是因为有“底”，这种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一是内心。外部的“底”指的就是社会环境给与人的支持，在秦未吞并六国之际，各国君主为了吞并天下、保存自身，广招人才，对各类游士体现了最大的纵容，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相当宽松，所以才会有“百家争鸣”的辉煌。而内心的“底”只有靠自己的内在修养，通过不断学习、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这是人的自我支撑，历来的圣贤如孔孟、庄子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这与是尼采哲学中的具有强烈意志力的“超人”士很像的。而李斯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只是外部的“底”，因为他的精神力量是极度疲乏的，一个内心完全被富贵压倒的人是不可能拥有那种精神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辅佐始皇平定天下的时候李斯是多么地意气风发。这是因为有外部宽松的条件支持着他。而等到秦国统一天下，李斯的锐气就减少的很多。这也是李斯咎由自取，他上书劝秦始皇禁百家之言从而加剧了秦朝的文化高压政策，阻断了思想自由的风气。及至始皇病逝，赵高谋篡位时，李斯的锐气就消磨殆尽，性格中的懦弱尽显无疑。林伯桐《史记蠡测》说“李斯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离”确实有理。对于李斯来说，当初的那种宽松的外部环境已经没有了，而李斯的精神力量又不强，所以后期的李斯完全成了懦弱无能的小人。
毫不夸张地说，李斯几次在关键时刻的作为左右着秦国的命运。初，李斯在关键时刻毅然上《谏逐客书》，使“秦王乃除逐客之令”，为秦的吞并天下、包举宇内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没有这一封《谏逐客书》，秦国的统一也许要晚来很久。后，在始皇病逝赵高阴谋篡改国君的时候，李斯没能像以前一样站出来，结果扶苏被逼死，胡亥即位，秦王朝的国运再一次被逆转，只是这一次是由盛而衰。李斯并非像赵高一样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不然也就不会多次被赵高玩弄于鼓掌。李斯前有逼死公子扶苏的罪行，但是后来也曾“数欲请间谏”，想要做一个好的臣子，但是后来被秦二世否定之后马上又“阿二世意，欲求容。”并且助纣为虐地写了一篇《上督责书》。李斯想做一个好的臣子，但是无奈小辫子已经攥在人
家手上，想要刚正不阿也只能是底气不足。但如果李斯真是一个完全不择手段的人的话，必定与赵高志趣相投，赵高想要害死他就缺乏可信的理由。恕我妄加推测，我觉得李斯后来看到二世的昏庸无道，对于逼死公子扶苏这件事应该是有悔意的，并且骨子里对赵高这种人深感不齿，所以后来劝谏秦二世时才会说出：“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礼，贪欲无厌，求利不止„„”这样的话，而这话又被秦二世告之赵高，李斯就必死无疑了。李斯所具有的正是一种大众性格、中间性格，用一个俗语说就是“欺善怕恶”。李斯就像普通民众一样，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但是也不是英雄豪杰。碰到以强凌弱的情况会因内心的恻隐之心对别人施以同情，但是绝没有打抱不平的勇气；很多时候会尽可能地占小便宜，但是也绝没有打劫银行的勇气，大恶不作，小错不断。李斯当初可以因为嫉妒害死韩非子，但是斗不过赵高，因为他还不够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就像一个被功名利禄压倒的小写的人，永远直不起自己的身板。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心灵却被压扁。不知李斯是否后悔这样的选择。李斯在最后一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李斯的悔悟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如果再给他重来一次机会的话，他还是会做同样的事。这是李斯的性格，也是李斯的宿命。其实在这之前李斯就意识到这样的结局了，不然也就不会发出“物禁太盛”的感慨。就学于荀卿，学帝王之术，看多了历史兴亡，岂有不明之理。只是虽能看透却终走不出功名利禄的束缚，只有在一条知道无法回头的路上前行，明知道前面是深渊，却已止不下飞速前进的脚步。“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②
写这些并不是为了给李斯翻案，为李斯辩解。错了就是错了，李斯是秦王朝的罪人，他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葬送了一个王朝的前途是不争的事实，确实应该受到人们的指责。我只是希望人们在对李斯做出指责的时候能够客观、公正一些，因为咱们中国人的性格历来是爱憎分明，好的完全好，连脚趾头都是好的，坏的人就完全是坏的。英雄所做的事都是好的，而小人做的每一件是都是错的。人性的弱点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这是人的悲剧，而有大智慧的人会通过修养不让自己的内心被这张弱点吞噬，所以他们才能够“卓然而立”，才能够“皭然泥而不滓”。而李斯的性格里面包含的是我们一般人的性格，没有大奸大恶，没有
大仁大勇。李斯虽然立功名于天下，但是骨子里他不是司马迁所赞叹的那种人，这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是因为李斯所体现的是我们人普遍的性格，而司马迁所向往的是像项羽、李广他们那种超人的英雄气概。李斯离我们不远，李斯的想法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李斯的命运李斯的恐惧也在每天上演，看《李斯传》，就像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是李斯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这种关乎宇宙人生的大悲哀正是司马迁贯彻于《史记》中的大情节。
注：①《史记笺证》 韩兆琦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4
②胡曾（唐）《上蔡》
无法冲破人性的牢笼
——《史记·李斯传》人物形象分析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其恢弘的手笔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包罗之广令人惊叹，其用笔之妙令人折服。正如韩兆琦先生所说“《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精深：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而且写了近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还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而且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且写了广大下层各色人等。”①这里边不仅写了项羽、李广那样令人折服、为之叹惋的英雄，也写了李斯、主父偃一类令人厌恶的形象。《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传。”所谓“扶义倜傥”是指讲义气，有节操，气度恢弘，不受缚于传统礼教，不斤斤计较繁文缛节的人。所谓“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点突出表现了司马迁的人生观、价值观。只要是能抓住时机“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司马迁就会极尽自己的笔墨去刻画，李斯就是其中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一个。
李斯可以算作是一个悲剧人物，虽然给人感觉他是咎由自取。但是读《李斯传》，心里却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凄凉，一种人无法摆脱世俗、摆脱人性弱点束缚的凄凉。李斯的性格是极矛盾，极尽体现人性弱点与良知。执着于富贵，就像是陷入了一个永远无法冲破的牢笼，一生被其束缚，一生不得解脱。
李斯的个性鲜明，热衷富贵、懦弱、善于察言观色是他的性格特征。李斯一生成也于兹，败也于兹。富贵二字可谓贯穿了李斯的一生。
李斯对富贵的热衷是历来研究者的共识。这也是他的根本性格，李斯性格中的懦弱、善察言观色皆由此引申而来。有个成语叫“无欲则刚”，确实有理。李斯因为太渴求富贵，自然万事瞻前顾后，刚硬不起来。钟惺《史怀》：“李斯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贵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之道。究竟斯之富贵仅足以致族灭，盖其起念结想，尽于仓鼠一叹。”此言得之，对富贵的追求是李斯不竭的动力。
但是并不能就此说这种追求富贵的心理有什么不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本性。除了圣人，扪心自问，有谁能说自己没有一点功利之心呢。当然我不是持“性恶论”的观点，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心里在先秦以
前的文章里就有论述，郭店简《性自命出》篇说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礼记·乐礼》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把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性”认为是天然的，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即性无所谓善恶，人们趋利避害、追求名利不一定就能算是恶，主要看他所取得的结果，有时候甚至连他所采取的手段都可以忽略不计。就像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凭借个人智慧取得财富，我们不能说他对财富不热衷，无论怎么样拔高他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比尔盖茨是大奸大恶之徒，并不因此看轻他，反而很敬佩他这种靠个人奋斗获取财富的方式。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致富最后达成了一种善的结果，比尔盖茨建立的“微软帝国”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他的慈善捐款也帮助了很多人，所以他追求财富的功利之心就不再是恶的，因为他达到了一种善的结果，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赢。在西方社会是很赞同甚至是鼓励这种个人奋斗求富的故事，甚至有时候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也是可以被忽略掉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的发展正是这种功利之心所推动的。没有这种对富贵的追求，西方的民主制就不会诞生、成熟。商人们如此热心地建立城邦、争取民主最初不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宽松的环境去赢得更多的财富吗？新大陆的发现不也是因为手利益的驱使而进行的吗？李斯也一样，对富贵的狂热追求使他尽心助始皇夺取天下，建功立业，“二十余年，竟并天下”，从此烜赫一时。这也是司马迁所赞赏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是对富贵的渴望把李斯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促进了历史的转变。
这样的李斯的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很多人都想求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富贵。李斯能得到富贵，并且权倾一时，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且秦始皇不是一个笨皇帝，能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下做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且深得信任，除了会曲意逢迎，自身也要有本事才行。所以说我们不妨把前期的李斯看成一个通过个人奋斗最终获得成功的典范。但后期李斯位居丞相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始皇逝世之后所做的事确实应该受到指责。
这时候的李斯已经位居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说遇到秦始皇这样暴虐的君王而难以犯颜直谏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篡改诏书、逼死贤良仁厚的公子扶苏，置国家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做法就不可原谅。居上位者就应该有上位者也有的胸襟和风范。不然的话，自己所在的位置也不会
坐得长久。人的付出和收获大致是成正比的，既然已经得到了丞相之外，物质方面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就不应该在局限于这些东西，就该思考一些更远大的东西，做一些丞相该做的事。而他却仍以这样一种“小民性格”处事，势必会力不从心，最终害己、害家、害国。如果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之后没有热心于公益事业甚至为了攫取财富不惜做危害国家的事，那么即使是在对财富如此推崇的西方也不可想象人们会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论语·阳货》说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说的正是李斯这样的人。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正可以用“无所不至”来形容，为了保住自己的丞相之位以及荣华富贵，宁愿葬送掉国家的前途。难道说李斯不知道废长立幼的害处吗？李斯自己也说过：“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废墟，遂危社稷。”并且在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在形式上义正言辞地斥责一下赵高：“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但是正如李晚芳《读史管见》说：“惟小人能知小人，早被赵高冷眼看穿，即以富贵动之，又以失富贵劫之。”赵高一下子就抓住了李斯的要害，李斯虽知事不可为但最终冲不破内心的欲望，只能“仰天而叹，垂泪叹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被赵高拉上贼船，万劫不复。
李斯曾就学于荀子，在精神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的影响，在他权倾一时的时候也发出过“物禁太盛”的感慨，但是这些没能压倒李斯内心深处对于贫困的厌弃和对富贵的执著，“垢莫大于贫贱，悲莫甚于穷困”，人的不满足在此得到彰显。苏格拉底曾经把知识比作一个圆，圆外未知的世界，知识越多圆越大，而人越感觉到自己无知，知识越少圆越小，同时人也就越容易自满。这个故事是为了训诫那些自大的人。我盗用一下苏格拉底的比喻，把人获得的物质财富比喻成圆，圆外是未得到的东西，圆越大财富越多，但是人们感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越多，人的欲望也就永无止境。李斯是尝过富贵滋味的人，并且这种富贵还不是一般富贵，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似乎整个天下都掌控在你手里的绝对权威。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但是李斯身为一个就丞相就必须要有这种境界，不然只能选择被人从丞相之位上拉下来。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雍也，可使南面。”就是说冉雍已经有了南面治理天下的才德。李斯可算是有才之人，试问有几人能写出《谏逐客书》才华横溢、汪洋恣肆的文章，有几人能辅佐君王在乱世中杀出
一条平定天下的血路，李斯都做到了。可是悲哀的一点是李斯的才还不足以让他克服自身的弱点达到孔子、颜回那样的大境界，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却没有办法去掌控它们。
由热衷富贵引申出来的懦弱是李斯性格的另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性格很矛盾的一个地方。一个有气节的人时常是底气十足的，气足是因为有“底”，这种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一是内心。外部的“底”指的就是社会环境给与人的支持，在秦未吞并六国之际，各国君主为了吞并天下、保存自身，广招人才，对各类游士体现了最大的纵容，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相当宽松，所以才会有“百家争鸣”的辉煌。而内心的“底”只有靠自己的内在修养，通过不断学习、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这是人的自我支撑，历来的圣贤如孔孟、庄子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这与是尼采哲学中的具有强烈意志力的“超人”士很像的。而李斯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只是外部的“底”，因为他的精神力量是极度疲乏的，一个内心完全被富贵压倒的人是不可能拥有那种精神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辅佐始皇平定天下的时候李斯是多么地意气风发。这是因为有外部宽松的条件支持着他。而等到秦国统一天下，李斯的锐气就减少的很多。这也是李斯咎由自取，他上书劝秦始皇禁百家之言从而加剧了秦朝的文化高压政策，阻断了思想自由的风气。及至始皇病逝，赵高谋篡位时，李斯的锐气就消磨殆尽，性格中的懦弱尽显无疑。林伯桐《史记蠡测》说“李斯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离”确实有理。对于李斯来说，当初的那种宽松的外部环境已经没有了，而李斯的精神力量又不强，所以后期的李斯完全成了懦弱无能的小人。
毫不夸张地说，李斯几次在关键时刻的作为左右着秦国的命运。初，李斯在关键时刻毅然上《谏逐客书》，使“秦王乃除逐客之令”，为秦的吞并天下、包举宇内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没有这一封《谏逐客书》，秦国的统一也许要晚来很久。后，在始皇病逝赵高阴谋篡改国君的时候，李斯没能像以前一样站出来，结果扶苏被逼死，胡亥即位，秦王朝的国运再一次被逆转，只是这一次是由盛而衰。李斯并非像赵高一样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不然也就不会多次被赵高玩弄于鼓掌。李斯前有逼死公子扶苏的罪行，但是后来也曾“数欲请间谏”，想要做一个好的臣子，但是后来被秦二世否定之后马上又“阿二世意，欲求容。”并且助纣为虐地写了一篇《上督责书》。李斯想做一个好的臣子，但是无奈小辫子已经攥在人
家手上，想要刚正不阿也只能是底气不足。但如果李斯真是一个完全不择手段的人的话，必定与赵高志趣相投，赵高想要害死他就缺乏可信的理由。恕我妄加推测，我觉得李斯后来看到二世的昏庸无道，对于逼死公子扶苏这件事应该是有悔意的，并且骨子里对赵高这种人深感不齿，所以后来劝谏秦二世时才会说出：“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礼，贪欲无厌，求利不止„„”这样的话，而这话又被秦二世告之赵高，李斯就必死无疑了。李斯所具有的正是一种大众性格、中间性格，用一个俗语说就是“欺善怕恶”。李斯就像普通民众一样，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但是也不是英雄豪杰。碰到以强凌弱的情况会因内心的恻隐之心对别人施以同情，但是绝没有打抱不平的勇气；很多时候会尽可能地占小便宜，但是也绝没有打劫银行的勇气，大恶不作，小错不断。李斯当初可以因为嫉妒害死韩非子，但是斗不过赵高，因为他还不够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就像一个被功名利禄压倒的小写的人，永远直不起自己的身板。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心灵却被压扁。不知李斯是否后悔这样的选择。李斯在最后一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李斯的悔悟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如果再给他重来一次机会的话，他还是会做同样的事。这是李斯的性格，也是李斯的宿命。其实在这之前李斯就意识到这样的结局了，不然也就不会发出“物禁太盛”的感慨。就学于荀卿，学帝王之术，看多了历史兴亡，岂有不明之理。只是虽能看透却终走不出功名利禄的束缚，只有在一条知道无法回头的路上前行，明知道前面是深渊，却已止不下飞速前进的脚步。“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②
写这些并不是为了给李斯翻案，为李斯辩解。错了就是错了，李斯是秦王朝的罪人，他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葬送了一个王朝的前途是不争的事实，确实应该受到人们的指责。我只是希望人们在对李斯做出指责的时候能够客观、公正一些，因为咱们中国人的性格历来是爱憎分明，好的完全好，连脚趾头都是好的，坏的人就完全是坏的。英雄所做的事都是好的，而小人做的每一件是都是错的。人性的弱点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这是人的悲剧，而有大智慧的人会通过修养不让自己的内心被这张弱点吞噬，所以他们才能够“卓然而立”，才能够“皭然泥而不滓”。而李斯的性格里面包含的是我们一般人的性格，没有大奸大恶，没有
大仁大勇。李斯虽然立功名于天下，但是骨子里他不是司马迁所赞叹的那种人，这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是因为李斯所体现的是我们人普遍的性格，而司马迁所向往的是像项羽、李广他们那种超人的英雄气概。李斯离我们不远，李斯的想法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李斯的命运李斯的恐惧也在每天上演，看《李斯传》，就像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是李斯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这种关乎宇宙人生的大悲哀正是司马迁贯彻于《史记》中的大情节。
注：①《史记笺证》 韩兆琦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4
②胡曾（唐）《上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