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崇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年10期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4—0018—08
我们认为，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如何评价，应持两点论，对它的功过得失要一分为二：在理论上，它推进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在实践上，它促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又带来不好的后果。因此，新古典主义复兴有其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一、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积极意义
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认为，新古典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发展经济学家曾经主张的双经济学回归到单一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但我们更赞同克尔恩克罗斯（Cairncross，A.）的陈述：“新古典主义复兴是重新肯定市场力量对促成经济发展的影响。”[1]（P158）
因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一些基本观点影响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的不是开放的市场调节的发展战略，而是封闭的计划指令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偏向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也造成了不少不良后果，主要是经济缺少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等等。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关于实践的探讨和理论的剖析使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初期以后经济发展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概括起来就是，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进步；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机制；从片面强调保护性的内向发展，转而主张开放性的外向发展，特别是在贸易战略上从进口替代转而采取出口鼓励。经济发展思想的这种转变，我们称之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形成。
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路虽然表现为四个方面，却有一个中心点，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迈步走向市场经济。
在计划管理体制之下，轻视农业，轻视人力资源开发，执著于内向发展，自有其思想渊源。
就对农业的看法而言，惟计划论者认为，工农业两个部门之间不必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联系和调节，农业对工业化的支援不过是物资的计划调拨；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民缺少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对经济的刺激缺少合乎理性的反应。惟计划论者不能认识到，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之下，农业对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多重贡献；也不能认识到，农民也是能动的经济主体，是工于计算的“经济人”，他们对经济刺激能做出灵敏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他们在计划管理体制下被压抑的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一旦价格机制能够不受障碍地发出信号，就会复苏起来，指导他们的经济行为。轻视农业的思想是惟计划论的“副产品”。
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惟计划论思想支配之下，自然也得不到重视。计划制定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物的方面，而不在人的方面。按照计划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方法是平衡法，而平衡法在具体应用时须以国民经济平衡表为工具。平衡表分两大类：（1）反映国民经济不同侧面的三组平衡表， 即物资平衡表、劳动平衡表、财政或货币平衡表；（2）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 包括社会产品平衡表、国民收入平衡表、部门间联系平衡表。可见，经济的计划平衡，基本上是社会产品、物资、财政、货币的平衡，或者说，基本上是物的平衡。在这些平衡中，人的作用、人的知识和技能的价值看不见了。尽管在工资计划中似乎是在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而事实上，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特权使一些人的实际收入大大高于他们的名义收入；而在夹缝中存活下来的从事简单劳动的个体生产者的收入，往往超过高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门人才。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受法律制约的正常的交换关系，只要市场能健康地发展，人力资源的价值就能得到实现。人们由于认识到人力资源的宝贵所在，就有不断提高自身质量的积极性，整个社会也随之而不断地提高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人力资源价值的实现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联，人力资源价值能实现于市场经济之中，并非对人的尊严的损害，相反，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
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也必须由国内向国际延伸。一国不可能以锁国主义的方式搞市场经济。走向市场，就必须迈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战略。只有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企业才能脱离国家保护的温室环境，在国际竞争的大气候中承受风风雨雨而茁壮地成长起来。国内产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合乎国际通用的准则，按照国际标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外资的利用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才能有畅通的渠道，才能有利于鉴别和取舍。可见，开放的市场经济，不只使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得到对外贸易收益的静态利益，而且由于资金技术的引进和学术文化的交流，能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态利益。
在新古典主义复兴基本思路影响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结合自己的现实，认识到必须在经济体制上进行重大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确认市场—价格机制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机制，也是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以这样的认识为中心，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兼重农业进步，在累积物质资本的同时兼重人力资源开发，在改革国内经济的同时兼重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总之，针对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坚持改革，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验证明，较早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取得颇为快速的经济增长。
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重视教育和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方针而快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典型。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把工业化战略从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外向的出口鼓励战略，对出口厂商减免租税，按照国内外价格变动，调整外汇汇率，并周期性地对货币实行贬值，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实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支持出口和争取完成出口指标的政策不仅是公开宣布的，而且是稳定不变地得到执行的。同时，它还十分注意对劳动者的教育和训练，并多方面鼓励他们做出贡献，取得成就，从而培养了有教养、有事业心和守纪律的劳动者队伍，使经济持续增长得到可靠的保证。依靠市场机制，特别注意制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的政策，如纠正价格的扭曲，使其接近于真实成本，提高利息率以鼓励储蓄，并抑制通货膨胀。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韩国经济取得迅速的发展，年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1960年，其出口只占GNP的3.3%，至80年代，几乎达到GNP的50%。 制造业产品的价值在出口中所占份额，1955年为0,1966年为6%，70年代中期以后，超过40%。1960 年，韩国人均GNP为80美元，美国为2 801美元，相差35倍；1996年，韩国人均GNP已接近10 000美元，美国大约是27 000美元，距离缩小到2.7倍。其他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也一直保持年平均8%的经济增长速度，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卫生状况显著改善，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总之，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经济体系像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显著的经济成就，因而被人们惊叹为“经济奇迹”。
在亚洲几个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的时序及力度上的差异，其经济进步的速度和实绩也曾大有不同。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如马来西亚。70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经济面貌就迅速改观。缅甸和泰国山水相连，但后者大力改革开放，而前者保守封闭，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相距很远。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因长期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导致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社会经济问题丛生，而其中个别国家因能锐意改革，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停滞的国民经济便迅速启动并发展起来，长期困扰的外债问题也得到缓解。
综上所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第一，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意味着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片面性的纠正，表明人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化。
第二，新古典主义复兴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反对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而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
第三，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思潮推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改变了它们的经济面貌。因此，从理论上说，新古典主义复兴是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实践上说，发展中国家在它的思想影响下，连续有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由上述几点看，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肯定，特别是它主张的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方针，是一切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到底而不可动摇的方针。
二、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消极意义
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宗旨，是在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发展经济学中，消除结构主义思路和激进主义思路的影响，而代之以单一的新古典主义思路，也就是说，要在经济学各个领域内恢复新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灵魂，是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以“自由主义者”（Liberal ）自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是反对任何力量对市场的干预，主张一国经济无论对内对外都要一切放开，实行完全的“自由化”，甚至否认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存在，而把它的发生淡化为某种政策所犯错误的结果。 例如， 哈伯勒（Haberler，G.）和拉尔（Lar，D.K.）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他们在批评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论证中，充分表现了他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否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平等，否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示范效应的存在，否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平等，否定旧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性，等等。对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曾经是正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后来由于长期在亚洲工作和生活而改变了基本观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Myrdal，G.K.）曾在许多著作中作过很好的分析，[2]（P152—167）这里不拟再作评论。
从1997年7月开始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 使新古典主义复兴提出的思想和依据这些思想而推行的政策受到严峻的考验。
曾被世人赞誉为“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在1997 年7月上旬风云突变。一夜之间，泰铢汇率狂泻，股市暴跌。随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济也迅速恶化。1998年1月，印尼盾、 泰铢、马来西亚吉特和菲律宾比索分别贬值84.38%、56.24%、48.37 %和48.32%，而韩国则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富人俱乐部——OECD 的成员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对象。在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还引起了相当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据亚洲开发银行1998年4 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199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7.5%降至6.1%，估计1998年将下降到4%或更低，1999年的增长速度或许能有所加快。但是，要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受其影响，拉美地区的最大股市——圣保罗股市在1997年10月下旬下跌了30%，迫使巴西政府把利息率提高1倍，并增加税收和削减国家预算， 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将持续放慢到1999年整个上半年。巴西经济徘徊不前，也阻碍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欧洲减慢从重工业产品到电话机的出口步伐，使1998年降低失业率的预期更趋渺茫。由于东亚爆发经济危机，美国公司收益率下降，美元对亚洲货币比价平均升值了45%，从而损害了其农业部门的利益。同时，由于日元不断贬值，经济情况不振，更加深了人们对东亚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和整个世界经济前景暗淡的忧虑。199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预测1998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3%，符合过去25年来长期增长趋势；而它在1998年9月30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全球经济增长率1998 年仅为2%，是7年来最低的增长率，1999年可能略有回升，预计为2.5%。针对全球经济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8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增长率仅为2.3%，其中，亚洲地区增长率仅为1.8%。进入2000年，世界经济形势颇有好转，但仍然不稳定、不平衡。
从理论的反思和实践的反证，对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消极方面，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做出考虑：
1.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金融自由化理论和政策受到了过分的推崇。
如前所述，金融自由化是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金融抑制”而提出的。金融抑制是当时奉行内向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发展战略是一个经济转换和结构变化时期的战略，它使用一系列相对价格——储蓄、外汇、原料、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安排，并通过配给来消除这种价格安排下的过度需求。金融自由化论者批评这种战略，把它说成“在最好的情况下，顶多是一个拙劣的战略，而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自我打击的战略”。[3] （P13）金融自由化论者主张解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各种干预， 以促进金融资产的发展。他们针对金融抑制下造成的金融浅化（即人为地扭曲资本和外汇的价格），而主张金融深化，即提高利息率以鼓励储蓄，从而增大投资的力度，纠正高估汇率的偏差，以改变进口替代条件下国内企业缺少活力和初级产品生产者蒙受损害的情况。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自有其合理成分，如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促进金融资产的扩大，使金融机制走向现代化，而且有益于对外开放，扩大出口以带动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促进资本积累上，更主要地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长期增长上。根据统计，在1976年到1993年期间，股票市场流动性高的年份，GDP 年增长率为3.2%，而低的年份为1.8%；金融自由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GDP增长率的差别更大，约为3.2%比1.4%。
但是，金融自由化理论说到底是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其基本假设条件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但客观上，一般市场并不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并不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因此，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般市场如此，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因为金融市场与生产、流通、传播和信息的使用紧密相关。
我从来就认为，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机制，但由于市场会出现失灵，国家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在转型经济中更有实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我从来也认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是适时而又适度的。市场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从初生、成长到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可以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扶植它、促进它，但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追求形式。
第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的手段应当是经济的手段，即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引导和纠正市场中经济主体的行为，辅之以法律手段，在实属必要时也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臻于成熟，法制逐渐走向完善，就应当在干预机制中，逐渐减少非经济手段的比重，逐渐扩大经济手段的比重。
第三，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决不意味着走回头路，决不是恢复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一方面，市场中的各个经济主体决不能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而应当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主动适应政府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采取宏观调控的政府机构，不应当让往昔的计划管理的意识潜入今日宏观调控的思想。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四，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政府的宏观调控越难奏效；市场经济越发达，政府的宏观调控越易奏效。市场经济在初生阶段，机制不灵活，信息不灵通，反馈不灵敏，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受到了限制。相反，市场经济壮大成熟后，机制趋于灵活，信息变得灵通，反馈变得灵敏，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易于发挥。例如，发达国家的利息率升降一个百分点，就很快使经济增长减速或增速，就引起居民纷纷变更其资产选择的决定。而在发展中国家，利息率往往是僵硬不变的，即使有所调整，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很微弱。
第五，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紧密相连，但不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有机部分，或者认为宏观调控属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范畴。必须指出，市场经济的调节是自发的调节，是经济主体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互动；宏观调控反映了国家的目标和政策意图，是从社会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对市场进行调节，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的。对市场经济来说，宏观调控是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
第六，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或宏观管理时，要防止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把权力推入市场。在计划管理体制之下，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计划外拥有的财富有限，而管理人员也无多大余地可以滥用权力。一旦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扩张，活动能力增强，手中经济宽裕起来，此时，如果权力进入市场而法制又不健全，则营业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等任何象征经济特许权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有关管理人员的“资产”。这些“资产”的转手，在法制健全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低收费的，或者是在公开竞争中合理论价的。而在法制不健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资产”往往成为经济管理人员的“私产”，在不公开的场合中“出售”它们而攫取私利，这种凭借权力以攫取私利的行为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发生的行为，它最大化了个人利益，却导致了社会浪费。寻租现象的论证本来是西方经济学家针对西方国家的外贸垄断和“院外”活动所产生的后果而提出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制不健全，而旧体制中不良因素影响未衰，比起发达国家来，一些人更容易凭借权力而索取“租金”或非法收入。不能否认，这是相当严重而又未能有效制止的现象。权力进入市场，破坏了市场的正常作用，进入市场的权力可喻为“看不见的脚”（invisible foot）。在“看不见的脚”的践踏下，“看不见的手”就会误导经济。
东亚危机中“重灾区”之一的韩国，问题就出在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与市场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企业紧密结合，并鼓励它们通过兼并等方式形成超大型产业集团。这种参与远远超越了宏观调控适度而合理的范围，过度地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干扰了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规则和秩序，严重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蚀了国民经济，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种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而且应当大力发展金融事业，使自己的金融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但不为“金融自由化”这个词所误导，而把一切金融活动随意放开。一直对麦金农“金融自由化”理论持保留态度的斯蒂格利茨最近说：“发展中国家即使存在着脆弱性，如果没有资本账项自由化，危机也不大可能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相当脆弱，透明度也很缺乏，即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传染’，这就与那些国家资本账项封闭或较为封闭有关”。[4]
一贯鼓吹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9月30 日的报告中告诫发展中国家要谨慎开放金融市场。以避免资金大量流入流出时对经济和金融造成的破坏。这是该组织首次正式承认要控制资本自由流动。报告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和缺乏健全的金融体制，那么，资本账项开放是不成熟的。它还强调，贷款者对确保资本顺利流入新兴市场也有责任。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推动经济发展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随意流动，可能对一国带来严重损害。
2.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出口鼓励战略的利益受到了过分的渲染。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东亚国家和地区纷纷从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到开放型的出口鼓励战略。这一战略转变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实行这一战略，可以凭借本国自然条件优越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出口的扩大，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强化和加快整个工业化进程，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鼓励，可以促进加工工业和制造品工业的发展，从而改变出口产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换，由此改善贸易条件，增加外汇收入。出口鼓励工业的发展，还可以克服进口替代工业的种种缺陷，如成本高，效率低，产品价格高，缺少竞争力等。发展中国家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鼓励是必由之路，封闭型的经济难免是落后的，开放型的经济是富有活力的。
出口鼓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出口鼓励与国内生产并举型，即在鼓励出口的同时，还重视与出口有关的工业，使其形成规模经济以满足国内的需要；另一种是单纯出口扩大型，即一切以出口鼓励为主，生产基本上是满足国外需求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采用第二种类型的出口鼓励。
但是，出口鼓励并非完美无缺，特别是第二种类型的出口鼓励更是如此。首先，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优势还不太明显，竞争力还不太强，难以在国际市场上扩大销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进口商品往往采取限制等保护主义措施，妨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过度发展出口部门，会造成国内市场产品部门的资源和资金匮乏。发展中国家如果满足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而不积极地不断革新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其附加价值，则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出口产品数量虽多，但经常账项盈余并不充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片面倡导出口鼓励，出口比重过大，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过分依赖于国外的需求，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引起国内经济的波动。发展中国家应该立足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防止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外向型的出口鼓励战略阶段不是一个内涵恒常不变的战略阶段。在其初期，必须针对封闭型进口替代的弊端，大力开发国外市场，并由此而取得迅速发展经济的绩效，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当出口鼓励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不断扩大储蓄总量时，国内需求将迅速提升，国内市场将迸发出巨大的现实力量。国内产品只要合乎市场需要，不断提高质量，不断更新花色品种，其销路将是畅通无阻的。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将是牢固的，不会因国际经济的突变而动荡起来，甚至出现危机。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都不可能是世界通用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曾有其灿烂辉煌的时期，其特点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全力开发国外市场，但其要害是不够重视经济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以致基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滞后，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房地产投资过热，产生泡沫经济，终于经不起国际经济风波的考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幅员是狭小的，资源是有限的，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能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榜样，照抄照搬。
3.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了金融体系的健全。
健全的金融体系是维系一国经济稳定的关键。经验证明，金融体系运作良好时，经济就能保证强劲增长的势头。一旦金融体系运作失灵，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增长减速。在过去15年中，宏观经济理论已被重新构建，它以稳健的宏观经济为基础，并十分重视金融体系的作用，以及金融体系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关联。
对于东亚危机的爆发，民间和政府都应承担责任。就民间部门而言，最大的失误是：投资的错误分配，把资金流入投机性房地产领域；冒险的融资形式，从国际市场大量借入短期债务。东亚经济对配置投资一直有超强能力，而近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率更加跳跃式地上升， 一般提高10个百分点。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93～1996年期间，这一比率更达到40%，其中不少项目的设定是误导的。大量未保值的短期债务的积累，使东亚经济极易受到国际投机活动和信心失落的突然打击，以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暴跌，使厂商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就政府政策而言，它塑造了含有一定片面性的激励机制，使民间以低利率从国外借款，并且不必担心未来汇率波动，对这些借款就不采取保值措施，以致增加了风险。而且，在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还放松对金融体制的监管。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泰国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取消了对非银行金融系统的管理限制，扩大了资本市场的活动范围，并增加了离岸金融市场借款的渠道。韩国也取消了许多利率管制和公司债务融资的限制，还允许金融服务业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印度尼西亚则任由私人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借款，以致2／3的银行对外借款流入非银行民间部门，比例之高，在全世界居第一位。这些国家还实行了资本账户自由化，为资本的迅速逸出国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总之，由于政府的政策误导和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是极度不稳定的，一旦受到国际投机行为的冲击，经济便出现混乱、下滑而不易复苏。
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虽有其消极方面，但它终于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体制，坚决迈向开放式市场经济之路，从而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助长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以锁国主义去发展经济，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同时，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并壮大自己的力量，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 2000—05—22
作者介绍：谭崇台，武汉大学 经济系，湖北武汉 430072 谭崇台（1920－），四川成都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
作者：谭崇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年10期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4—0018—08
我们认为，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如何评价，应持两点论，对它的功过得失要一分为二：在理论上，它推进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在实践上，它促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又带来不好的后果。因此，新古典主义复兴有其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一、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积极意义
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认为，新古典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发展经济学家曾经主张的双经济学回归到单一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但我们更赞同克尔恩克罗斯（Cairncross，A.）的陈述：“新古典主义复兴是重新肯定市场力量对促成经济发展的影响。”[1]（P158）
因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一些基本观点影响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的不是开放的市场调节的发展战略，而是封闭的计划指令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偏向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也造成了不少不良后果，主要是经济缺少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等等。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关于实践的探讨和理论的剖析使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初期以后经济发展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概括起来就是，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进步；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机制；从片面强调保护性的内向发展，转而主张开放性的外向发展，特别是在贸易战略上从进口替代转而采取出口鼓励。经济发展思想的这种转变，我们称之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形成。
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路虽然表现为四个方面，却有一个中心点，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迈步走向市场经济。
在计划管理体制之下，轻视农业，轻视人力资源开发，执著于内向发展，自有其思想渊源。
就对农业的看法而言，惟计划论者认为，工农业两个部门之间不必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联系和调节，农业对工业化的支援不过是物资的计划调拨；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民缺少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对经济的刺激缺少合乎理性的反应。惟计划论者不能认识到，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之下，农业对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多重贡献；也不能认识到，农民也是能动的经济主体，是工于计算的“经济人”，他们对经济刺激能做出灵敏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他们在计划管理体制下被压抑的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一旦价格机制能够不受障碍地发出信号，就会复苏起来，指导他们的经济行为。轻视农业的思想是惟计划论的“副产品”。
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惟计划论思想支配之下，自然也得不到重视。计划制定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物的方面，而不在人的方面。按照计划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方法是平衡法，而平衡法在具体应用时须以国民经济平衡表为工具。平衡表分两大类：（1）反映国民经济不同侧面的三组平衡表， 即物资平衡表、劳动平衡表、财政或货币平衡表；（2）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 包括社会产品平衡表、国民收入平衡表、部门间联系平衡表。可见，经济的计划平衡，基本上是社会产品、物资、财政、货币的平衡，或者说，基本上是物的平衡。在这些平衡中，人的作用、人的知识和技能的价值看不见了。尽管在工资计划中似乎是在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而事实上，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特权使一些人的实际收入大大高于他们的名义收入；而在夹缝中存活下来的从事简单劳动的个体生产者的收入，往往超过高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门人才。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受法律制约的正常的交换关系，只要市场能健康地发展，人力资源的价值就能得到实现。人们由于认识到人力资源的宝贵所在，就有不断提高自身质量的积极性，整个社会也随之而不断地提高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人力资源价值的实现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联，人力资源价值能实现于市场经济之中，并非对人的尊严的损害，相反，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
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也必须由国内向国际延伸。一国不可能以锁国主义的方式搞市场经济。走向市场，就必须迈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战略。只有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企业才能脱离国家保护的温室环境，在国际竞争的大气候中承受风风雨雨而茁壮地成长起来。国内产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合乎国际通用的准则，按照国际标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外资的利用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才能有畅通的渠道，才能有利于鉴别和取舍。可见，开放的市场经济，不只使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得到对外贸易收益的静态利益，而且由于资金技术的引进和学术文化的交流，能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态利益。
在新古典主义复兴基本思路影响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结合自己的现实，认识到必须在经济体制上进行重大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确认市场—价格机制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机制，也是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以这样的认识为中心，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兼重农业进步，在累积物质资本的同时兼重人力资源开发，在改革国内经济的同时兼重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总之，针对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坚持改革，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验证明，较早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取得颇为快速的经济增长。
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重视教育和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方针而快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典型。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把工业化战略从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外向的出口鼓励战略，对出口厂商减免租税，按照国内外价格变动，调整外汇汇率，并周期性地对货币实行贬值，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实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支持出口和争取完成出口指标的政策不仅是公开宣布的，而且是稳定不变地得到执行的。同时，它还十分注意对劳动者的教育和训练，并多方面鼓励他们做出贡献，取得成就，从而培养了有教养、有事业心和守纪律的劳动者队伍，使经济持续增长得到可靠的保证。依靠市场机制，特别注意制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的政策，如纠正价格的扭曲，使其接近于真实成本，提高利息率以鼓励储蓄，并抑制通货膨胀。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韩国经济取得迅速的发展，年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1960年，其出口只占GNP的3.3%，至80年代，几乎达到GNP的50%。 制造业产品的价值在出口中所占份额，1955年为0,1966年为6%，70年代中期以后，超过40%。1960 年，韩国人均GNP为80美元，美国为2 801美元，相差35倍；1996年，韩国人均GNP已接近10 000美元，美国大约是27 000美元，距离缩小到2.7倍。其他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也一直保持年平均8%的经济增长速度，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卫生状况显著改善，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总之，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经济体系像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显著的经济成就，因而被人们惊叹为“经济奇迹”。
在亚洲几个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的时序及力度上的差异，其经济进步的速度和实绩也曾大有不同。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如马来西亚。70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经济面貌就迅速改观。缅甸和泰国山水相连，但后者大力改革开放，而前者保守封闭，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相距很远。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因长期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导致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社会经济问题丛生，而其中个别国家因能锐意改革，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停滞的国民经济便迅速启动并发展起来，长期困扰的外债问题也得到缓解。
综上所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第一，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意味着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片面性的纠正，表明人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化。
第二，新古典主义复兴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反对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而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
第三，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思潮推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改变了它们的经济面貌。因此，从理论上说，新古典主义复兴是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实践上说，发展中国家在它的思想影响下，连续有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由上述几点看，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肯定，特别是它主张的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方针，是一切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到底而不可动摇的方针。
二、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消极意义
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宗旨，是在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发展经济学中，消除结构主义思路和激进主义思路的影响，而代之以单一的新古典主义思路，也就是说，要在经济学各个领域内恢复新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灵魂，是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以“自由主义者”（Liberal ）自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是反对任何力量对市场的干预，主张一国经济无论对内对外都要一切放开，实行完全的“自由化”，甚至否认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存在，而把它的发生淡化为某种政策所犯错误的结果。 例如， 哈伯勒（Haberler，G.）和拉尔（Lar，D.K.）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他们在批评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论证中，充分表现了他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否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平等，否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示范效应的存在，否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平等，否定旧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性，等等。对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曾经是正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后来由于长期在亚洲工作和生活而改变了基本观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Myrdal，G.K.）曾在许多著作中作过很好的分析，[2]（P152—167）这里不拟再作评论。
从1997年7月开始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 使新古典主义复兴提出的思想和依据这些思想而推行的政策受到严峻的考验。
曾被世人赞誉为“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在1997 年7月上旬风云突变。一夜之间，泰铢汇率狂泻，股市暴跌。随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济也迅速恶化。1998年1月，印尼盾、 泰铢、马来西亚吉特和菲律宾比索分别贬值84.38%、56.24%、48.37 %和48.32%，而韩国则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富人俱乐部——OECD 的成员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对象。在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还引起了相当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据亚洲开发银行1998年4 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199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7.5%降至6.1%，估计1998年将下降到4%或更低，1999年的增长速度或许能有所加快。但是，要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受其影响，拉美地区的最大股市——圣保罗股市在1997年10月下旬下跌了30%，迫使巴西政府把利息率提高1倍，并增加税收和削减国家预算， 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将持续放慢到1999年整个上半年。巴西经济徘徊不前，也阻碍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欧洲减慢从重工业产品到电话机的出口步伐，使1998年降低失业率的预期更趋渺茫。由于东亚爆发经济危机，美国公司收益率下降，美元对亚洲货币比价平均升值了45%，从而损害了其农业部门的利益。同时，由于日元不断贬值，经济情况不振，更加深了人们对东亚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和整个世界经济前景暗淡的忧虑。199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预测1998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3%，符合过去25年来长期增长趋势；而它在1998年9月30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全球经济增长率1998 年仅为2%，是7年来最低的增长率，1999年可能略有回升，预计为2.5%。针对全球经济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8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增长率仅为2.3%，其中，亚洲地区增长率仅为1.8%。进入2000年，世界经济形势颇有好转，但仍然不稳定、不平衡。
从理论的反思和实践的反证，对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消极方面，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做出考虑：
1.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金融自由化理论和政策受到了过分的推崇。
如前所述，金融自由化是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金融抑制”而提出的。金融抑制是当时奉行内向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发展战略是一个经济转换和结构变化时期的战略，它使用一系列相对价格——储蓄、外汇、原料、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安排，并通过配给来消除这种价格安排下的过度需求。金融自由化论者批评这种战略，把它说成“在最好的情况下，顶多是一个拙劣的战略，而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自我打击的战略”。[3] （P13）金融自由化论者主张解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各种干预， 以促进金融资产的发展。他们针对金融抑制下造成的金融浅化（即人为地扭曲资本和外汇的价格），而主张金融深化，即提高利息率以鼓励储蓄，从而增大投资的力度，纠正高估汇率的偏差，以改变进口替代条件下国内企业缺少活力和初级产品生产者蒙受损害的情况。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自有其合理成分，如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促进金融资产的扩大，使金融机制走向现代化，而且有益于对外开放，扩大出口以带动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促进资本积累上，更主要地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长期增长上。根据统计，在1976年到1993年期间，股票市场流动性高的年份，GDP 年增长率为3.2%，而低的年份为1.8%；金融自由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GDP增长率的差别更大，约为3.2%比1.4%。
但是，金融自由化理论说到底是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其基本假设条件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但客观上，一般市场并不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并不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因此，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般市场如此，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因为金融市场与生产、流通、传播和信息的使用紧密相关。
我从来就认为，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机制，但由于市场会出现失灵，国家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在转型经济中更有实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我从来也认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是适时而又适度的。市场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从初生、成长到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可以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扶植它、促进它，但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追求形式。
第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的手段应当是经济的手段，即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引导和纠正市场中经济主体的行为，辅之以法律手段，在实属必要时也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臻于成熟，法制逐渐走向完善，就应当在干预机制中，逐渐减少非经济手段的比重，逐渐扩大经济手段的比重。
第三，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决不意味着走回头路，决不是恢复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一方面，市场中的各个经济主体决不能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而应当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主动适应政府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采取宏观调控的政府机构，不应当让往昔的计划管理的意识潜入今日宏观调控的思想。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四，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政府的宏观调控越难奏效；市场经济越发达，政府的宏观调控越易奏效。市场经济在初生阶段，机制不灵活，信息不灵通，反馈不灵敏，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受到了限制。相反，市场经济壮大成熟后，机制趋于灵活，信息变得灵通，反馈变得灵敏，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易于发挥。例如，发达国家的利息率升降一个百分点，就很快使经济增长减速或增速，就引起居民纷纷变更其资产选择的决定。而在发展中国家，利息率往往是僵硬不变的，即使有所调整，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很微弱。
第五，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紧密相连，但不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有机部分，或者认为宏观调控属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范畴。必须指出，市场经济的调节是自发的调节，是经济主体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互动；宏观调控反映了国家的目标和政策意图，是从社会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对市场进行调节，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的。对市场经济来说，宏观调控是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
第六，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或宏观管理时，要防止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把权力推入市场。在计划管理体制之下，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计划外拥有的财富有限，而管理人员也无多大余地可以滥用权力。一旦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扩张，活动能力增强，手中经济宽裕起来，此时，如果权力进入市场而法制又不健全，则营业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等任何象征经济特许权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有关管理人员的“资产”。这些“资产”的转手，在法制健全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低收费的，或者是在公开竞争中合理论价的。而在法制不健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资产”往往成为经济管理人员的“私产”，在不公开的场合中“出售”它们而攫取私利，这种凭借权力以攫取私利的行为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发生的行为，它最大化了个人利益，却导致了社会浪费。寻租现象的论证本来是西方经济学家针对西方国家的外贸垄断和“院外”活动所产生的后果而提出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制不健全，而旧体制中不良因素影响未衰，比起发达国家来，一些人更容易凭借权力而索取“租金”或非法收入。不能否认，这是相当严重而又未能有效制止的现象。权力进入市场，破坏了市场的正常作用，进入市场的权力可喻为“看不见的脚”（invisible foot）。在“看不见的脚”的践踏下，“看不见的手”就会误导经济。
东亚危机中“重灾区”之一的韩国，问题就出在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与市场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企业紧密结合，并鼓励它们通过兼并等方式形成超大型产业集团。这种参与远远超越了宏观调控适度而合理的范围，过度地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干扰了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规则和秩序，严重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蚀了国民经济，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种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而且应当大力发展金融事业，使自己的金融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但不为“金融自由化”这个词所误导，而把一切金融活动随意放开。一直对麦金农“金融自由化”理论持保留态度的斯蒂格利茨最近说：“发展中国家即使存在着脆弱性，如果没有资本账项自由化，危机也不大可能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相当脆弱，透明度也很缺乏，即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传染’，这就与那些国家资本账项封闭或较为封闭有关”。[4]
一贯鼓吹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9月30 日的报告中告诫发展中国家要谨慎开放金融市场。以避免资金大量流入流出时对经济和金融造成的破坏。这是该组织首次正式承认要控制资本自由流动。报告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和缺乏健全的金融体制，那么，资本账项开放是不成熟的。它还强调，贷款者对确保资本顺利流入新兴市场也有责任。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推动经济发展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随意流动，可能对一国带来严重损害。
2.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出口鼓励战略的利益受到了过分的渲染。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东亚国家和地区纷纷从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到开放型的出口鼓励战略。这一战略转变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实行这一战略，可以凭借本国自然条件优越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出口的扩大，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强化和加快整个工业化进程，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鼓励，可以促进加工工业和制造品工业的发展，从而改变出口产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换，由此改善贸易条件，增加外汇收入。出口鼓励工业的发展，还可以克服进口替代工业的种种缺陷，如成本高，效率低，产品价格高，缺少竞争力等。发展中国家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鼓励是必由之路，封闭型的经济难免是落后的，开放型的经济是富有活力的。
出口鼓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出口鼓励与国内生产并举型，即在鼓励出口的同时，还重视与出口有关的工业，使其形成规模经济以满足国内的需要；另一种是单纯出口扩大型，即一切以出口鼓励为主，生产基本上是满足国外需求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采用第二种类型的出口鼓励。
但是，出口鼓励并非完美无缺，特别是第二种类型的出口鼓励更是如此。首先，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优势还不太明显，竞争力还不太强，难以在国际市场上扩大销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进口商品往往采取限制等保护主义措施，妨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过度发展出口部门，会造成国内市场产品部门的资源和资金匮乏。发展中国家如果满足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而不积极地不断革新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其附加价值，则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出口产品数量虽多，但经常账项盈余并不充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片面倡导出口鼓励，出口比重过大，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过分依赖于国外的需求，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引起国内经济的波动。发展中国家应该立足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防止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外向型的出口鼓励战略阶段不是一个内涵恒常不变的战略阶段。在其初期，必须针对封闭型进口替代的弊端，大力开发国外市场，并由此而取得迅速发展经济的绩效，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当出口鼓励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不断扩大储蓄总量时，国内需求将迅速提升，国内市场将迸发出巨大的现实力量。国内产品只要合乎市场需要，不断提高质量，不断更新花色品种，其销路将是畅通无阻的。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将是牢固的，不会因国际经济的突变而动荡起来，甚至出现危机。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都不可能是世界通用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曾有其灿烂辉煌的时期，其特点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全力开发国外市场，但其要害是不够重视经济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以致基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滞后，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房地产投资过热，产生泡沫经济，终于经不起国际经济风波的考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幅员是狭小的，资源是有限的，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能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榜样，照抄照搬。
3.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了金融体系的健全。
健全的金融体系是维系一国经济稳定的关键。经验证明，金融体系运作良好时，经济就能保证强劲增长的势头。一旦金融体系运作失灵，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增长减速。在过去15年中，宏观经济理论已被重新构建，它以稳健的宏观经济为基础，并十分重视金融体系的作用，以及金融体系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关联。
对于东亚危机的爆发，民间和政府都应承担责任。就民间部门而言，最大的失误是：投资的错误分配，把资金流入投机性房地产领域；冒险的融资形式，从国际市场大量借入短期债务。东亚经济对配置投资一直有超强能力，而近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率更加跳跃式地上升， 一般提高10个百分点。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93～1996年期间，这一比率更达到40%，其中不少项目的设定是误导的。大量未保值的短期债务的积累，使东亚经济极易受到国际投机活动和信心失落的突然打击，以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暴跌，使厂商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就政府政策而言，它塑造了含有一定片面性的激励机制，使民间以低利率从国外借款，并且不必担心未来汇率波动，对这些借款就不采取保值措施，以致增加了风险。而且，在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还放松对金融体制的监管。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泰国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取消了对非银行金融系统的管理限制，扩大了资本市场的活动范围，并增加了离岸金融市场借款的渠道。韩国也取消了许多利率管制和公司债务融资的限制，还允许金融服务业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印度尼西亚则任由私人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借款，以致2／3的银行对外借款流入非银行民间部门，比例之高，在全世界居第一位。这些国家还实行了资本账户自由化，为资本的迅速逸出国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总之，由于政府的政策误导和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是极度不稳定的，一旦受到国际投机行为的冲击，经济便出现混乱、下滑而不易复苏。
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虽有其消极方面，但它终于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体制，坚决迈向开放式市场经济之路，从而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助长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以锁国主义去发展经济，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同时，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并壮大自己的力量，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 2000—05—22
作者介绍：谭崇台，武汉大学 经济系，湖北武汉 430072 谭崇台（1920－），四川成都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