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如何“和平演变”中国
自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以来，其“和平演变”的手段颇多，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利用“人员往来”和书报影视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以经济援助为名，实施“鼓励改革”的策略，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大力扶持亲西方的下一代。 以上种种手段，西方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同时，都曾在中国身上用过。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这位美国总统为何如此“大方”﹖他直言不讳地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美前驻匈大使马克·帕尔梅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正在拉开帷幕》一书中表白：“为了鼓励各种形式的接触，美国正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美国之家，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游，并且提供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同时，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应设有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家。如果能找到资金，也可以在匈牙利兴办一所美国大学。教育交流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东欧人都渴望能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此英、美每年应向东欧派出1000名教师和2000名学生，并接纳2000名东欧学生，让他们与西方家庭同吃同住同学习。这样，既花费不多，又可传播西方思想，如能逐步地把一个或更多的东欧国家引导到民主世界中去，对西方的安全则是一项重大收获，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交流中多花些钱。”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强人员往来，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中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美国新闻署自1983年以来，每年派20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其中当然不能说没有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也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中央情报局派来搞和平演变的，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决不是友好往来。 1989年5月9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使馆，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教授携带的宣传美国民主的小册子，在北京的学生中广泛传阅。如在北京某些外语学院工作的美“实用教育”组的成员声称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培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在“3年内要彻底改革中国”。美前驻华大使洛德说：“来华的‘富布赖特’学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任期结束离开中国后，其影响将永远留在中国。” 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为了向中国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美国还千方百计地把触角伸向中国的高层领导。一位美国官员曾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了解并影响中国的对立政策。中国的最高当局一定有智囊团，我们要接触他们，交朋友。”据有关媒体介绍，他们曾把我国某些部门的研究所等智囊机构的某些负责人作为重点拉拢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常以“国际访问学者”名义，邀请我国高级社科研究人员去美国访问，向他们展示美国的政治制度，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内情。总之，是想培植一批亲美势力，左右某些领导机构，为分化中国打下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和最大的潜在敌人。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制定了《十条诫令》。据有关媒体和文章介绍，《十条诫令》中对我国青少年进行西化和分化的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中国的青少年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除以上三条外，《十条诫令》还指出：“要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中国人民公开讨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要尽量鼓励中国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要利用所有的资源，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表露无遗。据报道，2001年3月，美国总统小布什视察了中央情报局，并发表讲话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摘自《中国问题报告》，2002年6月修订版，定价：38.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书摘
国如何“和平演变”中国
自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以来，其“和平演变”的手段颇多，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利用“人员往来”和书报影视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以经济援助为名，实施“鼓励改革”的策略，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大力扶持亲西方的下一代。 以上种种手段，西方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同时，都曾在中国身上用过。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这位美国总统为何如此“大方”﹖他直言不讳地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美前驻匈大使马克·帕尔梅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正在拉开帷幕》一书中表白：“为了鼓励各种形式的接触，美国正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美国之家，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游，并且提供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同时，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应设有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家。如果能找到资金，也可以在匈牙利兴办一所美国大学。教育交流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东欧人都渴望能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此英、美每年应向东欧派出1000名教师和2000名学生，并接纳2000名东欧学生，让他们与西方家庭同吃同住同学习。这样，既花费不多，又可传播西方思想，如能逐步地把一个或更多的东欧国家引导到民主世界中去，对西方的安全则是一项重大收获，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交流中多花些钱。”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强人员往来，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中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美国新闻署自1983年以来，每年派20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其中当然不能说没有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也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中央情报局派来搞和平演变的，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决不是友好往来。 1989年5月9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使馆，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教授携带的宣传美国民主的小册子，在北京的学生中广泛传阅。如在北京某些外语学院工作的美“实用教育”组的成员声称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培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在“3年内要彻底改革中国”。美前驻华大使洛德说：“来华的‘富布赖特’学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任期结束离开中国后，其影响将永远留在中国。” 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为了向中国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美国还千方百计地把触角伸向中国的高层领导。一位美国官员曾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了解并影响中国的对立政策。中国的最高当局一定有智囊团，我们要接触他们，交朋友。”据有关媒体介绍，他们曾把我国某些部门的研究所等智囊机构的某些负责人作为重点拉拢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常以“国际访问学者”名义，邀请我国高级社科研究人员去美国访问，向他们展示美国的政治制度，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内情。总之，是想培植一批亲美势力，左右某些领导机构，为分化中国打下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和最大的潜在敌人。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制定了《十条诫令》。据有关媒体和文章介绍，《十条诫令》中对我国青少年进行西化和分化的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中国的青少年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除以上三条外，《十条诫令》还指出：“要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中国人民公开讨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要尽量鼓励中国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要利用所有的资源，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表露无遗。据报道，2001年3月，美国总统小布什视察了中央情报局，并发表讲话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摘自《中国问题报告》，2002年6月修订版，定价：38.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