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古蜀文明的演进特点
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
段摇渝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0068)
摇摇摘要:古蜀文明经历了文明起源、文明形成、文明演变和文明发展四个时期,前后延续2000余年。古蜀文明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古蜀文明;文明演进;经济文化特色;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21摇文献标识码:A摇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1-0000-08
先秦时期,由古蜀人所创造而兴起于四川盆地并波及周边广阔地域的古蜀文明,是一支灿烂的古文明。古蜀文明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两周时期的成都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等物质文化遗存为表征,连续发展演变达2000余年,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明演进发生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本文仅就古蜀文明演进的阶段、特点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略作论述,就教于海内外博学通人。
一、古蜀文明演进的阶段
摇摇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古蜀文明的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留下了一部高潮与低谷相激荡的文明演变史。古蜀文明经历了文明起源、文明形成、文明演变和文明发展四个时期,前后延续2000余年。古蜀文明的起源,从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蜀山氏,从考古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这个时期是古蜀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在古史记载里是蚕丛、柏濩和鱼凫等所谓“三代蜀王冶角逐争雄的时期,也是古蜀酋邦社会的形成时期,同时也是古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时期。淤
约从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约当夏商之际,在成都平原中部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显著标志是建于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业已达到相当水平,早期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在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已经出现,器种主要是兵器和工具,
正是“三代蜀王冶角逐争雄,
摇摇淤摇盂于表明已步入青铜时代。对应于历史文献,这而以鱼凫王统治的建立为终结的时期,意味着高于史前酋邦制的阶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
摇摇于摇这是指出土于新繁水观音M1、M2和汉源富林的青铜器,其始铸年代为商代前期。参阅杜廼松《论巴蜀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摇摇盂摇《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6-53页。
级国家已经诞生,淤古蜀文明逐步走向兴旺发达。在这个时期的中后期阶段,出现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城市生活方式也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四川雅安、陕西汉中盆地等为战略支撑点的在政治上分级、在功能上分区的广阔的空间构架。于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臻于极盛,经济空前繁荣,青铜文化步入高峰,表明古蜀文明日益走向成熟。
王,一号“杜主冶盂。在考古学上,古蜀文化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标志着古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演变时期。
周初以后古蜀青铜器形制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已与商代鱼凫王国有重要区别,重器绝无大型雕像群,礼器中形成列罍之制,形制花纹多取诸中原同类器物,组合意趣不同,是古蜀本土所铸。榆引人注目的是,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中的2件兽面饰象纹铜罍,与辽宁喀左所出西周燕国铜罍,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并且其纹饰又见于周武王时的天亡簋、成王时的仲爯簋,虞显然有浓厚的周文化色彩。可见,自周初开始,蜀国统治阶级的青铜礼器群发生了重要变化,表明了享有这些礼器的统治集团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了古蜀王国政权的易手。这种变化,也正与陶器中鸟头柄勺的消失同时,反映了鱼凫王的势力已遭到彻底扫荡。
西周时代蜀文化考古未见商代蜀国所特有的大型青铜雕像群一类标志神权至上的遗物,正是从考古学文化上反映出的杜宇王朝与鱼凫王朝在国家形态上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的实质在于:以鱼凫王为代表的古蜀王国,对内实行彻底的神权政治,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通过神的意志来表达的,其最精美、最华贵的物品均出自用以祭祀神灵的祭祀坑,就是最为明确的证据。而金杖实为集神权、政权和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最高象征物,各种青铜人像也是祖先崇拜的象征,或巫师的形象。种种现象表明,早期的古蜀王国还处于实行神权政治的早期国家阶段,这与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各个早期国家无不以实行神权政治为特征,是为宗教国家或神权政治国家的情形愚大体相同。商周之际,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王朝更迭,杜宇王朝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号为蜀但是在杜宇王朝则否。杜宇王朝的一系列治民措施,无论是使三代蜀王的“化民冶复出,还是耕战治水,都无不带有显著的务实特点,其礼乐制度也不是国家宗教的产物,而是突出表现现存的等级制度,表现现实政治和赤裸裸的阶级统治。可见,在杜宇王朝的统治秩序中,宗教神权固然必不可少,但却不占第一位,已成为统治机制中较次要的成分,现实阶级统治则是最核心的部分。这就意味着,杜宇时期的蜀王国,已走出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这种直接实施阶级统治的国家形态,比起早期的神权政治国家,无疑是一历史性进步,也充分表现出了文明的演进。
古蜀文明的发展时期约当春秋至战国晚期。这个时期古蜀文明的显著特点是:第一,开明氏取代杜宇为蜀王,建立起古蜀开明王朝;第二,古蜀青铜文化进入全面繁荣时期;第三,古蜀青铜器、漆器上出现大量文字和符号,巴蜀印章广泛使用,巴蜀文字制度形成;第四,与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古蜀礼乐制度臻于全盛,这充分反映在考古发现的古蜀墓葬的内涵上;第五,尤其重要的是,春秋中晚期开明王朝移都成都,以成都为都城的古蜀城市文明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大大推动了古蜀文明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同时,开明王朝奉行积极向外开疆拓土的国策,向北“攻秦至雍冶,向南“雄张僚僰冶舆,
淤于盂榆虞愚
舆段渝:《论蜀史“三代论冶及其构拟》,《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页。《华阳国志·蜀志》。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晏殊:《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V郾G郾Childe,ManMakesHimself,1948郾L郾White,TheEvolutionofCivilization,1959郾E郾R郾Service,OriginsoftheStateandCivili鄄《华阳国志·蜀志》。zation:TheProcessofCulturalEvolution,1975郾
向东“据有巴蜀之地冶淤,向西“以灵关为前门冶于,以至于“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山番冶盂。尤其是历代开明王先后把成都平原的北方、东方和南方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并取得一系列成功,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蜀的强盛国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蜀国试图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参与诸侯聘享盟会的战略意图。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古蜀政治史随之结束,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阻断,逐步汇入中国文明的一体化大潮之中。古蜀王国虽已灭亡,然而古蜀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并没有一同消亡,而是一方面与秦汉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持续发展演变,开始了统一王朝下地域文化的整合与重组,成为后来巴蜀文化传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古蜀经济文化的特点
摇摇《荀子》曾说:“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冶榆在先秦时期,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古蜀文化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促进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而且对于西南地区中国文明基本空间范围的奠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自秦汉直到明清,统一的中央政府无不以四川作为镇抚西南地区的战略基地,从唐以来又是处理中央与西部各民族关系的前哨和堡垒,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国家历史上,成都长期发挥着这种政治上的区位优势,在历朝历代都受到格外重视。而成都这种重要的政治地位,是在先秦时期奠定并确立起来的。
古蜀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西南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中心地带,商末周初以来,古蜀以成都为首位中心城市,一直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枢纽,其辐射力在历史上一直是北越秦岭,东出三峡,南抵滇、黔,长期充当着不同区位间不同经济类型产品的贸易桥梁和枢纽。由经济区位所决定,古代成都在长江流域农业经济圈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畜牧经济圈、半农半牧经济圈的互动和贸易中处于媒介和枢纽位置,在中国西部具有非常突出的、极为优越的不同经济部类之间多向贸易的中心地位。
历史上成都经济的空间形态具有外向型(辐射型)和内聚型的双重特征,同时具有枢纽型的特征。外向,是指成都经济向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辐射;内聚,是指吸引并凝聚西南各地和长江流域经济向成都集散。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和内聚型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中,成都向来是以外向为主,如漆器、丝绸等,除大量输往西南各地外,还远销朝鲜、蒙古和东南亚,其经济上的外向辐射力十分强劲,辐射面也十分广阔。枢纽,是指成都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向西南各地传播过程的中间地带,它的经济枢纽地位之重要是十分明显的。
古蜀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4000多年以前,成都平原以及周围边缘丘陵山地就已得到初步开发,至夏商时代,蜀的农业经济不断发展,西周时代已是当时全中国农业先进的富庶之区。春秋战国之际,蜀国由于水利的大规模兴建,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展,不仅“民食鱼稻,亡凶年忧,俗不愁苦冶虞,而且富于“桑、漆、麻、纻之饶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
淤于盂榆虞《蜀王本纪》。《读史方舆纪要》卷66引《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蜀志》。《汉书·地理志下》。王先谦:《荀子集解·子道》,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32页。
有焉冶淤。由是沃野千里,“利尽西海冶于,以富饶著称于中华。古蜀手工业也是盛极一时,蜀锦、蜀绣、蜀布、蜀漆等产品不仅名闻天下,而且输出到遥远的蒙古草原和朝鲜半岛。
由经济外向型和内聚型双重特征所造成的成都文化,同样具有明显的凝聚与辐射相交织的双重特性,使成都的精神文化表现出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兼容气度,二是渴求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识,三是勇于创新的精神。由这几个特点所决定,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便成为千百年来成都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而“追风冶、“趋潮冶、“赶时髦冶也随之成为成都文化最显著的外在表现方式之一。
成都虽然位于内陆盆地,不靠海,不沿边,但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却十分发达。西北丝绸之路的大宗丝绸主要出自四川,而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至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之一,它与从四川经贵州、两广至南海的贸易线路一道,构成南中国的对外贸易网络,对繁荣南中国的经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成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慨和惊人的毅力,突破了成都平原为丘陵和高山所重重环绕的半封闭地理状态,变地理劣势为外贸优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进步,如此历史经验后人实应总结和记取。
三、古蜀文明在先秦史上的位置
摇摇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是由各大区系古文明多元整合、一体发展凝成的,古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区系,有其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早期区系文明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1郾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底层冶这个理念,始源于韦斯登·拉巴(WestonLaBarre)的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巫教与幻觉剂的论文,盂意思是说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一般都保存着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从其亚洲老家所带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底层的特征。后来,彼得·佛斯特(PeterT.Furst)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用以论证“亚美巫教底层冶榆。张光直先生又运用了这一理念,来继续论证“中国—玛雅连续体冶,从而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冶虞。尽管目前对于底层这个术语及其理念还有不同认识,但借用它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共同文化积淀是会有所助益的。
所谓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第二,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所谓底层,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演变而言。第三,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长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文化底层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原生底层和次生底层。原生底层是指同一文化祖源在不同地区的原生分布,次生底层是指不同文
淤于盂
榆
虞《华阳国志·蜀志》。《战国策·秦策一》。WestonLaBarre,“HallucinogensandtheShamanicOriginsofReligion,inP郾T郾Fursted,冶FleshoftheGods,NewYork,1972,PeterT郾Furst,ShamanisticsurvivalsinMesoamericanReligion,ActasdelXIICongessInternacionaldeAmericanistas,Mexico,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载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pp郾261-278郾Vol郾III,1976,pp郾149-157郾年,第357-369页。
化区域认同另一种分布广远、历史悠久的文化特质作为自身文化的底层或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生底层不是文化传播,也不是文化移植。次生底层虽然包含有文化传播,但又不等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特征是把开端作为终端,次生底层的特征则是把终端作为开端,它是文化底层的复杂转化,而不是文化因素的简单叠加。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而且中国古史传说的深厚底层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冶和夏禹,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西部文化底层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性,而且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淤,又“封其支庶于蜀冶于,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从考古学确切证实了这一古史传说的真实性。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来看,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和帝颛顼,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或者说,由于中原和古蜀保有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才使黄帝与古蜀的这种亲缘关系在两地众口相传,流传千古。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底层,就绝不会在不同的两个地区留下如此相同的传说。
根据《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黄帝娶嫘祖后,由西东进中原,阪泉一战战胜炎帝,涿鹿一战擒杀蚩尤,成为首先初步统一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一代酋豪,在中原和东方留下了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尔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途径中,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深刻地浸透到这些原来的异质文化区,积淀下来,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由此便引起并促成了这些地区原先文化底层的逐步转化。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浸染,因而各地文化均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特质,这些共同文化特质在各地积淀下来后,最终成为了中国东西南北中最深厚的文化底层,这种文化底层也就构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牢固基石。黄帝之后大约2000多年,当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冶时,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冶榆,各地风俗教化虽不相同,但却往往称黄帝,这一现象,其实正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黄帝文化底层的表现。过去有的史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说是各地强拉黄帝为祖先,自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除黄帝、昌意与蜀山氏的关系而外,大禹兴于西羌之说同样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虞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西羌既指族系,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是大概念,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地点,是小概念。《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冶愚。《水经·沫水注》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冶文中的夷人
淤于盂
榆虞愚《左传》昭公十七年。《华阳国志·蜀志》。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证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可靠的古代史传。高阳长大上看,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陶器共生的考古现象,盂2000年11月26日。址试掘报告》,载《成都考古发现(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王鲁茂、黄家祥:《四川姜维城遗址》,《中国文物报》《史记》卷1《五帝本纪》。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载《大禹与夏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广柔县冶下刘昭注引,今本佚此段文字。
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域,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惟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创立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所以,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文献来源的地域不同,传说却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既是“真传说冶淤,又是真史实,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禹、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在全中国范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其他地区关于禹的传说,比如禹娶涂山、禹合诸侯等等,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大禹与石这种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层。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和禹生石纽,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这两段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区,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古史传说,可以看出黄帝、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看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从黄帝、嫘祖、昌意、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牌。
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2郾古蜀文明与中国青铜时代先秦时代的古蜀,是一支拥有灿烂青铜文化、大型城市和文字的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由古蜀文明所深刻揭示出来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表现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事实,使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冶论断的理论内涵,取得了各学科学者的普遍认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获得了极其高度的评价和越来越高的声誉。
中国青铜时代的要素是青铜器、文字、城市、礼制,分别标志社会生产力、组织管理、政权机制及社会分层的发展进化程度。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可以看出古蜀与中原文化在起源和发展途径方面的异同,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古蜀文化的青铜合金术,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后期即相当于中原殷墟文化的时期,已达到成熟的发展阶段。与同一时期中原文化相比,古蜀不论在青铜合金技术、青铜器形制还是青铜器组合等方面都自成体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着自身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序列和进程。虽然如此,古蜀青铜文化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礼器本身
淤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就直接仿制于中原青铜器,表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在中原的青铜器中也可见到古蜀青铜器的一些形制。这种情况,显示了古蜀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
在经济文化进步的基础上,古蜀人发明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学术界称之为“巴蜀文字冶。巴蜀文字是先秦至西汉前期分布在巴蜀地区(今四川、重庆以及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以今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人和蜀人所通行的文字系统。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后,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字作为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字的独立的古文字系统,从此消亡不存。
巴蜀古文字是我国现存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唯一可以确定为文字且尚未被释读的古文字系统。淤巴蜀古文字分为两系,一为巴蜀表意文字,一为巴蜀表形文字。巴蜀表意文字在字体上已达到简化、省略、定型、单位小的水平;巴蜀表形文字分为巴蜀符号玉和巴蜀符号域两类,两类均包括一系列独体单符(独体字)和由独体单符组成的复合符号(合体字),字形基本定型。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和湘西,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于
徐中舒教授认为,巴蜀文字与汉语古文字均属象形文字,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文字构成条例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但它们的分枝,则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盂
在城市文明方面,成都平原从距今4500年前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到商代,形成了三星堆蜀国王都和早期成都,构成了古蜀的早期城市体系。到两周时期,古蜀以成都为中心,形成了辐射面达到成都平原周边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其中若干新兴城市的功能主要同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与盆周山区畜牧业或半农半牧业经济的交流有关,或与南丝路国际贸易有关。榆尽管成都平原城市的起源模式、网络特点以至结构功能等方面与中原城市区别甚大,但古蜀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步伐却与中原城市大体一致。这显然是受到某种共同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形势的连锁演变,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若干趋同的促动因素,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演变的共同基础。
固然,古蜀文明的诸要素,从总体上说来是独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组成中国文明的若干个区域文明之一,并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亚型。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各种因素,以及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的各种深厚关系,古蜀文明同中原文明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和文化渗透,尤其当中原核心形成后,古蜀文明越来越多地吸收融入了中原文明的因素,越来越多地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交融,最终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之中,这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3郾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古蜀文明以其悠久雄厚的文化为基础,深刻地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促进了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文明向外传播与辐射的最重要孔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上诸青铜文化中包含的众多古蜀文明因素,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与古蜀文明的联系,也凸现出古蜀文明在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的“文化高地冶地位。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郾Von郾Richthofen)1877年提出来的,指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4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古蜀丝绸曾是这几条通道上的重要商品。古蜀成都丝绸传播到西方,先秦时期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汉代及其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中,也以成都丝绸为大宗,而从草原丝绸之路输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目前所见最早的似乎也是
淤于盂榆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成都丝绸。由于在这些商道上流通的各类商品中丝绸最为珍贵,最为众人瞩目,所以这些交通路线都被冠以“丝绸之路冶的美称,“丝绸之路冶也因此成为从中国出发纵贯欧亚大陆的国际交通线的代名词。
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已初步开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翻越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古代的商贾们将以丝绸为代表的众多商品输送到缅甸、印度、阿富汗,再继续西传至中亚、西亚。其实,商业活动只是人们在这条通道上的活动之一,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都是经过这条道路进行的。由于这条古老的国际交通线位于中国的南方,所以被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冶。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初始点和发源地,有其客观的条件与原因。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论述的那样:“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致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冶淤正是四川古代文化的“龙头冶地位决定了古蜀地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古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西道沿着川西北和川西南山地蜿蜒南下,经过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道被称为零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东道从成都南行,经今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道在大理汇合后,继续西行,称为博南道。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而抵八莫。南方丝绸之路的这两条要道之间还有一些支线,如经宜宾、雷波、美姑、昭觉到西昌的支线和从西昌经盐源、宁蒗、丽江、剑川而抵大理的支线。南方丝绸之路还有更东的一条南下路线,即经今贵州西北,沿牂牁江(西江)水路直达“番禺冶(今广州),这条线路被称为牂牁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国际通道,它的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冶,今称“蜀滇缅印道冶,出云南经缅甸八莫、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从伊朗北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转至小亚细亚以至东地中海。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步头,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蜀、滇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抵河内。
纵观整个南丝路,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网络。
李学勤先生指出,丝绸之路的研究非常重要,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就是欧亚学,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人文学科里最前沿的国际性学科。他还指出,应该把整个欧亚作为整体来看,而历史上连接欧亚的就是几条丝绸之路,在“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冶
南方丝绸之路是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巨大纽带,古蜀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互动交流,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纵贯了川西北、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这一广袤的地区自古便是中国南北民族的迁徙通道,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
淤于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5页。
李学勤:《三星堆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7期。于。
南北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地区就已初见端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文化都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并发展出灿烂多姿的各类青铜文化。其中以三星堆、金沙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时间最早,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冶,古蜀文明自然成为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的“龙头冶,对西南地区众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也保持着自身鲜明的文化特征,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西南青铜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从古蜀文化区发源,穿越了西南地区的其他文化区。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西南地区各种青铜文化大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战国末至西汉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其文化则多与其北面的古蜀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考古资料揭示,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青铜文化中,存在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因素的历时性辐射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影响。通过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可以看到古蜀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凝聚、传承和创新。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索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广大地区青铜文化的来源、影响、传播、互动等整合过程,探索以青铜文化为表征的西南各族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探索西南各族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文明演进程度。并通过战国秦汉时期蜀地对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影响所引起的西南各族文化的深刻变迁,探索秦汉时期中央王朝通过蜀地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整合进中国文化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格局在西南地区的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尚永琪
1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古蜀文明的演进特点
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
段摇渝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0068)
摇摇摘要:古蜀文明经历了文明起源、文明形成、文明演变和文明发展四个时期,前后延续2000余年。古蜀文明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古蜀文明;文明演进;经济文化特色;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21摇文献标识码:A摇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1-0000-08
先秦时期,由古蜀人所创造而兴起于四川盆地并波及周边广阔地域的古蜀文明,是一支灿烂的古文明。古蜀文明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两周时期的成都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等物质文化遗存为表征,连续发展演变达2000余年,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明演进发生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本文仅就古蜀文明演进的阶段、特点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略作论述,就教于海内外博学通人。
一、古蜀文明演进的阶段
摇摇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古蜀文明的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留下了一部高潮与低谷相激荡的文明演变史。古蜀文明经历了文明起源、文明形成、文明演变和文明发展四个时期,前后延续2000余年。古蜀文明的起源,从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蜀山氏,从考古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这个时期是古蜀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在古史记载里是蚕丛、柏濩和鱼凫等所谓“三代蜀王冶角逐争雄的时期,也是古蜀酋邦社会的形成时期,同时也是古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时期。淤
约从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约当夏商之际,在成都平原中部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显著标志是建于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业已达到相当水平,早期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在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已经出现,器种主要是兵器和工具,
正是“三代蜀王冶角逐争雄,
摇摇淤摇盂于表明已步入青铜时代。对应于历史文献,这而以鱼凫王统治的建立为终结的时期,意味着高于史前酋邦制的阶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
摇摇于摇这是指出土于新繁水观音M1、M2和汉源富林的青铜器,其始铸年代为商代前期。参阅杜廼松《论巴蜀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摇摇盂摇《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6-53页。
级国家已经诞生,淤古蜀文明逐步走向兴旺发达。在这个时期的中后期阶段,出现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城市生活方式也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四川雅安、陕西汉中盆地等为战略支撑点的在政治上分级、在功能上分区的广阔的空间构架。于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臻于极盛,经济空前繁荣,青铜文化步入高峰,表明古蜀文明日益走向成熟。
王,一号“杜主冶盂。在考古学上,古蜀文化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标志着古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演变时期。
周初以后古蜀青铜器形制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已与商代鱼凫王国有重要区别,重器绝无大型雕像群,礼器中形成列罍之制,形制花纹多取诸中原同类器物,组合意趣不同,是古蜀本土所铸。榆引人注目的是,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中的2件兽面饰象纹铜罍,与辽宁喀左所出西周燕国铜罍,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并且其纹饰又见于周武王时的天亡簋、成王时的仲爯簋,虞显然有浓厚的周文化色彩。可见,自周初开始,蜀国统治阶级的青铜礼器群发生了重要变化,表明了享有这些礼器的统治集团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了古蜀王国政权的易手。这种变化,也正与陶器中鸟头柄勺的消失同时,反映了鱼凫王的势力已遭到彻底扫荡。
西周时代蜀文化考古未见商代蜀国所特有的大型青铜雕像群一类标志神权至上的遗物,正是从考古学文化上反映出的杜宇王朝与鱼凫王朝在国家形态上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的实质在于:以鱼凫王为代表的古蜀王国,对内实行彻底的神权政治,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通过神的意志来表达的,其最精美、最华贵的物品均出自用以祭祀神灵的祭祀坑,就是最为明确的证据。而金杖实为集神权、政权和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最高象征物,各种青铜人像也是祖先崇拜的象征,或巫师的形象。种种现象表明,早期的古蜀王国还处于实行神权政治的早期国家阶段,这与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各个早期国家无不以实行神权政治为特征,是为宗教国家或神权政治国家的情形愚大体相同。商周之际,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王朝更迭,杜宇王朝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号为蜀但是在杜宇王朝则否。杜宇王朝的一系列治民措施,无论是使三代蜀王的“化民冶复出,还是耕战治水,都无不带有显著的务实特点,其礼乐制度也不是国家宗教的产物,而是突出表现现存的等级制度,表现现实政治和赤裸裸的阶级统治。可见,在杜宇王朝的统治秩序中,宗教神权固然必不可少,但却不占第一位,已成为统治机制中较次要的成分,现实阶级统治则是最核心的部分。这就意味着,杜宇时期的蜀王国,已走出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这种直接实施阶级统治的国家形态,比起早期的神权政治国家,无疑是一历史性进步,也充分表现出了文明的演进。
古蜀文明的发展时期约当春秋至战国晚期。这个时期古蜀文明的显著特点是:第一,开明氏取代杜宇为蜀王,建立起古蜀开明王朝;第二,古蜀青铜文化进入全面繁荣时期;第三,古蜀青铜器、漆器上出现大量文字和符号,巴蜀印章广泛使用,巴蜀文字制度形成;第四,与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古蜀礼乐制度臻于全盛,这充分反映在考古发现的古蜀墓葬的内涵上;第五,尤其重要的是,春秋中晚期开明王朝移都成都,以成都为都城的古蜀城市文明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大大推动了古蜀文明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同时,开明王朝奉行积极向外开疆拓土的国策,向北“攻秦至雍冶,向南“雄张僚僰冶舆,
淤于盂榆虞愚
舆段渝:《论蜀史“三代论冶及其构拟》,《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页。《华阳国志·蜀志》。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晏殊:《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V郾G郾Childe,ManMakesHimself,1948郾L郾White,TheEvolutionofCivilization,1959郾E郾R郾Service,OriginsoftheStateandCivili鄄《华阳国志·蜀志》。zation:TheProcessofCulturalEvolution,1975郾
向东“据有巴蜀之地冶淤,向西“以灵关为前门冶于,以至于“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山番冶盂。尤其是历代开明王先后把成都平原的北方、东方和南方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并取得一系列成功,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蜀的强盛国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蜀国试图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参与诸侯聘享盟会的战略意图。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古蜀政治史随之结束,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阻断,逐步汇入中国文明的一体化大潮之中。古蜀王国虽已灭亡,然而古蜀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并没有一同消亡,而是一方面与秦汉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持续发展演变,开始了统一王朝下地域文化的整合与重组,成为后来巴蜀文化传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古蜀经济文化的特点
摇摇《荀子》曾说:“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冶榆在先秦时期,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古蜀文化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促进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而且对于西南地区中国文明基本空间范围的奠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自秦汉直到明清,统一的中央政府无不以四川作为镇抚西南地区的战略基地,从唐以来又是处理中央与西部各民族关系的前哨和堡垒,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国家历史上,成都长期发挥着这种政治上的区位优势,在历朝历代都受到格外重视。而成都这种重要的政治地位,是在先秦时期奠定并确立起来的。
古蜀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西南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中心地带,商末周初以来,古蜀以成都为首位中心城市,一直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枢纽,其辐射力在历史上一直是北越秦岭,东出三峡,南抵滇、黔,长期充当着不同区位间不同经济类型产品的贸易桥梁和枢纽。由经济区位所决定,古代成都在长江流域农业经济圈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畜牧经济圈、半农半牧经济圈的互动和贸易中处于媒介和枢纽位置,在中国西部具有非常突出的、极为优越的不同经济部类之间多向贸易的中心地位。
历史上成都经济的空间形态具有外向型(辐射型)和内聚型的双重特征,同时具有枢纽型的特征。外向,是指成都经济向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辐射;内聚,是指吸引并凝聚西南各地和长江流域经济向成都集散。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和内聚型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中,成都向来是以外向为主,如漆器、丝绸等,除大量输往西南各地外,还远销朝鲜、蒙古和东南亚,其经济上的外向辐射力十分强劲,辐射面也十分广阔。枢纽,是指成都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向西南各地传播过程的中间地带,它的经济枢纽地位之重要是十分明显的。
古蜀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4000多年以前,成都平原以及周围边缘丘陵山地就已得到初步开发,至夏商时代,蜀的农业经济不断发展,西周时代已是当时全中国农业先进的富庶之区。春秋战国之际,蜀国由于水利的大规模兴建,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展,不仅“民食鱼稻,亡凶年忧,俗不愁苦冶虞,而且富于“桑、漆、麻、纻之饶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
淤于盂榆虞《蜀王本纪》。《读史方舆纪要》卷66引《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蜀志》。《汉书·地理志下》。王先谦:《荀子集解·子道》,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32页。
有焉冶淤。由是沃野千里,“利尽西海冶于,以富饶著称于中华。古蜀手工业也是盛极一时,蜀锦、蜀绣、蜀布、蜀漆等产品不仅名闻天下,而且输出到遥远的蒙古草原和朝鲜半岛。
由经济外向型和内聚型双重特征所造成的成都文化,同样具有明显的凝聚与辐射相交织的双重特性,使成都的精神文化表现出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兼容气度,二是渴求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识,三是勇于创新的精神。由这几个特点所决定,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便成为千百年来成都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而“追风冶、“趋潮冶、“赶时髦冶也随之成为成都文化最显著的外在表现方式之一。
成都虽然位于内陆盆地,不靠海,不沿边,但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却十分发达。西北丝绸之路的大宗丝绸主要出自四川,而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至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之一,它与从四川经贵州、两广至南海的贸易线路一道,构成南中国的对外贸易网络,对繁荣南中国的经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成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慨和惊人的毅力,突破了成都平原为丘陵和高山所重重环绕的半封闭地理状态,变地理劣势为外贸优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进步,如此历史经验后人实应总结和记取。
三、古蜀文明在先秦史上的位置
摇摇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是由各大区系古文明多元整合、一体发展凝成的,古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区系,有其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早期区系文明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1郾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底层冶这个理念,始源于韦斯登·拉巴(WestonLaBarre)的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巫教与幻觉剂的论文,盂意思是说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一般都保存着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从其亚洲老家所带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底层的特征。后来,彼得·佛斯特(PeterT.Furst)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用以论证“亚美巫教底层冶榆。张光直先生又运用了这一理念,来继续论证“中国—玛雅连续体冶,从而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冶虞。尽管目前对于底层这个术语及其理念还有不同认识,但借用它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共同文化积淀是会有所助益的。
所谓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第二,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所谓底层,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演变而言。第三,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长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文化底层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原生底层和次生底层。原生底层是指同一文化祖源在不同地区的原生分布,次生底层是指不同文
淤于盂
榆
虞《华阳国志·蜀志》。《战国策·秦策一》。WestonLaBarre,“HallucinogensandtheShamanicOriginsofReligion,inP郾T郾Fursted,冶FleshoftheGods,NewYork,1972,PeterT郾Furst,ShamanisticsurvivalsinMesoamericanReligion,ActasdelXIICongessInternacionaldeAmericanistas,Mexico,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载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pp郾261-278郾Vol郾III,1976,pp郾149-157郾年,第357-369页。
化区域认同另一种分布广远、历史悠久的文化特质作为自身文化的底层或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生底层不是文化传播,也不是文化移植。次生底层虽然包含有文化传播,但又不等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特征是把开端作为终端,次生底层的特征则是把终端作为开端,它是文化底层的复杂转化,而不是文化因素的简单叠加。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而且中国古史传说的深厚底层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冶和夏禹,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西部文化底层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性,而且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淤,又“封其支庶于蜀冶于,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从考古学确切证实了这一古史传说的真实性。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来看,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和帝颛顼,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或者说,由于中原和古蜀保有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才使黄帝与古蜀的这种亲缘关系在两地众口相传,流传千古。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底层,就绝不会在不同的两个地区留下如此相同的传说。
根据《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黄帝娶嫘祖后,由西东进中原,阪泉一战战胜炎帝,涿鹿一战擒杀蚩尤,成为首先初步统一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一代酋豪,在中原和东方留下了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尔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途径中,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深刻地浸透到这些原来的异质文化区,积淀下来,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由此便引起并促成了这些地区原先文化底层的逐步转化。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浸染,因而各地文化均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特质,这些共同文化特质在各地积淀下来后,最终成为了中国东西南北中最深厚的文化底层,这种文化底层也就构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牢固基石。黄帝之后大约2000多年,当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冶时,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冶榆,各地风俗教化虽不相同,但却往往称黄帝,这一现象,其实正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黄帝文化底层的表现。过去有的史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说是各地强拉黄帝为祖先,自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除黄帝、昌意与蜀山氏的关系而外,大禹兴于西羌之说同样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虞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西羌既指族系,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是大概念,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地点,是小概念。《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冶愚。《水经·沫水注》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冶文中的夷人
淤于盂
榆虞愚《左传》昭公十七年。《华阳国志·蜀志》。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证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可靠的古代史传。高阳长大上看,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陶器共生的考古现象,盂2000年11月26日。址试掘报告》,载《成都考古发现(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王鲁茂、黄家祥:《四川姜维城遗址》,《中国文物报》《史记》卷1《五帝本纪》。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载《大禹与夏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广柔县冶下刘昭注引,今本佚此段文字。
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域,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惟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创立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所以,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文献来源的地域不同,传说却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既是“真传说冶淤,又是真史实,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禹、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在全中国范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其他地区关于禹的传说,比如禹娶涂山、禹合诸侯等等,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大禹与石这种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层。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和禹生石纽,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这两段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区,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古史传说,可以看出黄帝、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看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从黄帝、嫘祖、昌意、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牌。
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2郾古蜀文明与中国青铜时代先秦时代的古蜀,是一支拥有灿烂青铜文化、大型城市和文字的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由古蜀文明所深刻揭示出来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表现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事实,使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冶论断的理论内涵,取得了各学科学者的普遍认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获得了极其高度的评价和越来越高的声誉。
中国青铜时代的要素是青铜器、文字、城市、礼制,分别标志社会生产力、组织管理、政权机制及社会分层的发展进化程度。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可以看出古蜀与中原文化在起源和发展途径方面的异同,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古蜀文化的青铜合金术,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后期即相当于中原殷墟文化的时期,已达到成熟的发展阶段。与同一时期中原文化相比,古蜀不论在青铜合金技术、青铜器形制还是青铜器组合等方面都自成体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着自身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序列和进程。虽然如此,古蜀青铜文化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礼器本身
淤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就直接仿制于中原青铜器,表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在中原的青铜器中也可见到古蜀青铜器的一些形制。这种情况,显示了古蜀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
在经济文化进步的基础上,古蜀人发明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学术界称之为“巴蜀文字冶。巴蜀文字是先秦至西汉前期分布在巴蜀地区(今四川、重庆以及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以今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人和蜀人所通行的文字系统。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后,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字作为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字的独立的古文字系统,从此消亡不存。
巴蜀古文字是我国现存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唯一可以确定为文字且尚未被释读的古文字系统。淤巴蜀古文字分为两系,一为巴蜀表意文字,一为巴蜀表形文字。巴蜀表意文字在字体上已达到简化、省略、定型、单位小的水平;巴蜀表形文字分为巴蜀符号玉和巴蜀符号域两类,两类均包括一系列独体单符(独体字)和由独体单符组成的复合符号(合体字),字形基本定型。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和湘西,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于
徐中舒教授认为,巴蜀文字与汉语古文字均属象形文字,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文字构成条例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但它们的分枝,则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盂
在城市文明方面,成都平原从距今4500年前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到商代,形成了三星堆蜀国王都和早期成都,构成了古蜀的早期城市体系。到两周时期,古蜀以成都为中心,形成了辐射面达到成都平原周边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其中若干新兴城市的功能主要同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与盆周山区畜牧业或半农半牧业经济的交流有关,或与南丝路国际贸易有关。榆尽管成都平原城市的起源模式、网络特点以至结构功能等方面与中原城市区别甚大,但古蜀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步伐却与中原城市大体一致。这显然是受到某种共同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形势的连锁演变,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若干趋同的促动因素,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演变的共同基础。
固然,古蜀文明的诸要素,从总体上说来是独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组成中国文明的若干个区域文明之一,并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亚型。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各种因素,以及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的各种深厚关系,古蜀文明同中原文明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和文化渗透,尤其当中原核心形成后,古蜀文明越来越多地吸收融入了中原文明的因素,越来越多地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交融,最终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之中,这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3郾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古蜀文明以其悠久雄厚的文化为基础,深刻地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促进了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文明向外传播与辐射的最重要孔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上诸青铜文化中包含的众多古蜀文明因素,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与古蜀文明的联系,也凸现出古蜀文明在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的“文化高地冶地位。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郾Von郾Richthofen)1877年提出来的,指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4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古蜀丝绸曾是这几条通道上的重要商品。古蜀成都丝绸传播到西方,先秦时期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汉代及其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中,也以成都丝绸为大宗,而从草原丝绸之路输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目前所见最早的似乎也是
淤于盂榆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成都丝绸。由于在这些商道上流通的各类商品中丝绸最为珍贵,最为众人瞩目,所以这些交通路线都被冠以“丝绸之路冶的美称,“丝绸之路冶也因此成为从中国出发纵贯欧亚大陆的国际交通线的代名词。
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已初步开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翻越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古代的商贾们将以丝绸为代表的众多商品输送到缅甸、印度、阿富汗,再继续西传至中亚、西亚。其实,商业活动只是人们在这条通道上的活动之一,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都是经过这条道路进行的。由于这条古老的国际交通线位于中国的南方,所以被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冶。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初始点和发源地,有其客观的条件与原因。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论述的那样:“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致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冶淤正是四川古代文化的“龙头冶地位决定了古蜀地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古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西道沿着川西北和川西南山地蜿蜒南下,经过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道被称为零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东道从成都南行,经今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道在大理汇合后,继续西行,称为博南道。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而抵八莫。南方丝绸之路的这两条要道之间还有一些支线,如经宜宾、雷波、美姑、昭觉到西昌的支线和从西昌经盐源、宁蒗、丽江、剑川而抵大理的支线。南方丝绸之路还有更东的一条南下路线,即经今贵州西北,沿牂牁江(西江)水路直达“番禺冶(今广州),这条线路被称为牂牁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国际通道,它的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冶,今称“蜀滇缅印道冶,出云南经缅甸八莫、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从伊朗北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转至小亚细亚以至东地中海。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步头,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蜀、滇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抵河内。
纵观整个南丝路,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网络。
李学勤先生指出,丝绸之路的研究非常重要,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就是欧亚学,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人文学科里最前沿的国际性学科。他还指出,应该把整个欧亚作为整体来看,而历史上连接欧亚的就是几条丝绸之路,在“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冶
南方丝绸之路是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巨大纽带,古蜀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互动交流,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纵贯了川西北、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这一广袤的地区自古便是中国南北民族的迁徙通道,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
淤于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5页。
李学勤:《三星堆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7期。于。
南北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地区就已初见端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文化都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并发展出灿烂多姿的各类青铜文化。其中以三星堆、金沙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时间最早,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冶,古蜀文明自然成为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的“龙头冶,对西南地区众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也保持着自身鲜明的文化特征,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西南青铜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从古蜀文化区发源,穿越了西南地区的其他文化区。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西南地区各种青铜文化大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战国末至西汉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其文化则多与其北面的古蜀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考古资料揭示,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青铜文化中,存在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因素的历时性辐射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影响。通过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可以看到古蜀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凝聚、传承和创新。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索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广大地区青铜文化的来源、影响、传播、互动等整合过程,探索以青铜文化为表征的西南各族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探索西南各族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文明演进程度。并通过战国秦汉时期蜀地对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影响所引起的西南各族文化的深刻变迁,探索秦汉时期中央王朝通过蜀地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整合进中国文化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格局在西南地区的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尚永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