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考作文最新素材----中国文化2009：文化冲突下的洗眼与洗牌2009年注定会不同寻常，建国至今，一个甲子的沧桑风云与丰厚积淀，它究竟会是在文化上风起云涌的一年，还是茫茫难料、变幻莫测的一年？记者采访了刘墉、陆天明、魏明伦、熊召政、肖复兴、阎连科等文化名家，请他们一起开动脑筋，分析2009年文化走势。关键词生机魏明伦：各方关注下，“人文”在复苏谁来打头一炮呢？记者首先想到了“巴蜀大鬼”、中国剧协副主席魏明伦，此人一贯谈锋甚健，而关于2009年的文化大势，显然也触动了此位“大鬼”的神经，他就此侃侃而谈。魏明伦：现在提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最能体现政绩，事关官员升迁，而文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百年树文”的东西，文化建设通常见效在几代之后，不可能在任期内摘桃子、分蛋糕，如果我去当官也一样，此之谓“官不由己”。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变成文化产业的，文化更多的是需要投入，而向文化要经济，有时是竭泽而渔。相比于文学，电影、出版物等门类可能会日子好过一些。我们现在经济小康，但面临的是文化的饥渴、高人文的匮乏。文化走势嘛，我觉得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我曾在贵报发表言论，称张艺谋创立了“第十种艺术”，他善于做高科技大型团体操，这不是验证了吗？戏曲呢，从来就“活不好、死不了”，国家毕竟还是在扶持、维系它的生命。诗歌、文学呢，已经被通俗、大众文化冲击到边缘去了，曾经千百万计的“文学青年”大幅缩水，而“娱乐青少年”正大量涌现。不久前，我的几个老朋友冯骥才等受聘出任国务院参事，他们都是人文方面的专家，可见政府还是有所举措，也在向文化倾斜，我觉得，各方关注下，“人文”在复苏。我也会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文化提案。关键词反思熊召政：大家会在平静中反思“文学60年”记者将“第二棒”交给了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熊召政，这位以深入反思历史见长的作家，面对2009年，也有自己的“历史眼光”。熊召政：2009年，大家会深入反思新中国的“文学60年”，60年的大浪淘沙之后，哪些作品忠实记录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撼，而哪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的泡沫，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多年来顺风顺水，但汶川地震、金融海啸，给我们作家注入了危机意识，会帮助作家更深入理性地思考，从此认真深入地创作一些好作品。2009年会是很不寻常的一年，也是让作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的一年。2009年，不仅很多作家会深思，读者和专家们也会深思，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我自己想把手上的零碎写作任务都清理清理，春天将开始写作第二部长篇。一个作家，跟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独立性会更强一点，历史观可能更明晰一点。关键词隔膜肖复兴：草根与精英的“文化冲突”会持续著名作家、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肖复兴，多年来不断以温情而敏锐的眼光回顾知青生涯，也有对于2009年的预判。肖复兴：2009年，全球经济仍将不太景气。就文化生态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发展的时代。有时情况很怪，诸多文化现象与史实表明，经济不景气时，文化反而可以大显身手。但同时我觉得，文化又在停滞，这种发展和停滞的矛盾，将成为2009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这些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文化却逐渐被边缘化，文化人被利益化。目前这种现象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在如此背景之下，网络时代的民众、草根阶层众声喧哗，跟精英作为一种抵抗，这种文化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草根们虽有一定的力量，但群龙无首，他们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代言人，并没有掌握整个文化的话语权。因此，草根与精英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彼此隔膜、不信任乃至尖锐冲突，可能是2009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新趋势，新态势逐渐会设定和建立起来。关键词沉痛陆天明：不能坐视一种“只要钱”的信号关于草根与精英之间的“文化冲突”，是肖复兴的立场，而坚定地站在草根立场关注反腐等重大社会现实题材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对于2009年又将何以处之呢？陆天明：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又特别重大的问题，需认真研讨才能作答。对于当前的文化(人文)态势，我的确有些忧虑，而且一时还看不到解决这些“杞人之忧”的可能。前段时间，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年轻人犯了这样的错误，得到了无限制的宽容甚至赞赏。我很惊愕！当然我不是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就永远否定，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爱护年轻人，特别是要爱护有才华的年轻人。即便犯了一些错，只要认识了改了，他们还会是好样的。问题是要认错，要改错。整个社会要有一个扬善惩恶的大气场，都在为成就这样一个大气场而殚精竭虑。而特别可恶的是那些只盯着个人或小集体的钱包，不顾道德规范，利用年轻人去为他们挣大钱的人。他们正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我们只要市场，只要钱，只要眼前的收视率和码洋，而不必去顾及其他一切！对他们发出的这种信号，我们能置若罔闻吗？在2009年，这类事情能戛然而止吗？谁来力挽狂澜？我们在怀疑，也在期待。关键词反讽阎连科：会是文化上“平静的又一年”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阎连科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他居于北京，却一直以作品为中原父老代言，对于2009年的态度，更易让人看成是一种“反讽”，他所言的“平静”绝非简单的“好”。阎连科：虽然经济危机日益逼近，但我觉得2009年会是文化上继续平静的一年。2008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天灾人祸，文化上就很平静，文化人发出了多少声音？2008年似乎是一个拐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似乎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再是大事了。像地震、奥运、三鹿奶粉事件等，大家好像处此不惊了。文化人在哪里？更坚强还是更麻木了？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是麻木。毕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最可怕的是什么事也不发生。小煤窑这种事情，过去讲人命关天，现在在有些人眼中，人命都不关天了，文化上又能算什么呢？这很可怕。更可怕的是，一个作家关注现实时，人们会认为这是错的，现在好多人都去吟风弄月、轻歌曼舞，好在一些优秀的作家在持续地关注现实，《秦腔》等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就让人尊敬。我也许关注的不好，但我的内心是焦虑的。作家们不关注现实的状态，正在改变。关键词变革刘墉：这是“洗眼”与“洗牌”的年头在大陆上的东西南北中“点兵点将”之后，记者又将眼光放到了宝岛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如何看待2009年呢？联系得知，刘墉刚刚从台北飞返美国家中，他用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墉：由于国际金融风暴未息，加上整个出版生态的变化，2009年将给文化界严峻的考验。文化人可能“君子固穷”，也可能为了争食大饼或“救亡图存”，而不得不哗众取宠。八卦刊物将走红，严肃文学作品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但也可能有些作家、学者会利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沉潜，以备再次的雄飞。又因为网络大军已经壮盛，新一代的语言和“新语言”的作家读者将别开生面，与传统文化人之间拉出更大的距离。摇摆不定、未能抓住时代脉动的出版社可能被淘汰出局，坚持到底、维持独特风格的反而能保有一小块生存的空间。手机短讯将在文化生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总之，2009是个“洗眼”和“洗牌”的年头，它可能不好过，但过了之后会更好，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报记者王锋记者手记让我们共同“洗眼”与“洗牌”为了解文化界对2009年的分析与展望，记者特意选择了沪、川、鄂、京、豫、台的有代表性的几位文化名家，从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位，进行思想上的“交叉辐射”，看他们能碰撞出何等的火花。这六位文化名家还真是各有高招，但我更愿借用刘墉的比喻来小结：2009年，让我们一起“洗眼”、“洗牌”。为什么要“洗眼”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花团锦簇同时也鱼龙混杂的时代，“这是失望之冬，这是希望之春”。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被一些力量牵引着去迷迷糊糊地雾里看花，被那些云山雾罩的“高手”们忽悠着东奔西走。在标着文化旗帜的大小山头上，大放烟幕弹、狂灌迷醉酒的人物与“强梁”们太多。如果不主动地去“洗眼”，去使自己“双瞳剪秋水”，不让自己在各种迷惑之前“明眸善睐”、清醒镇定，那么，难免会目迷五色，在文化的追寻中继迷失自己之后，转而错失诸多良机与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文化成果。为什么要“洗牌”呢？这是一个大浪淘沙、不进则退、潮涨潮退的时代，市场法则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强劲地“洗牌”，而各方力量也在参与“洗牌”。其实，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大众参与的阵地或游戏场，我们也以各自不同的力道与方位参与，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我们有足够的热情与水准，也一起参与到“洗牌”中去。时代潮水汹涌而来，“洗牌”成为必然的呼唤与要求，“洗牌”就意味着会“推掉重来”，是破坏，更是建设，旧的不适用的东西会逐步消散殆尽，而新的“牌局”与“打法”会应运而生，我们要在“洗牌”时果断地扬弃一些“废牌”，会拆开一些“昏招”、“恶招”，让文化“牌局”更加清明和纯粹。2009年，在可能依然看似的平静中，让我们沉着坚定地“洗眼”与“洗牌”，陪伴文化界从平静中走向复苏，共迎2009年文化的万紫千红。当总书记把慈善归结为文化2008年岁末，本年度最后一项政府最高奖留给了慈善。 12月5日，由民政部及国内外9家知名基金会联合评选的“中华慈善奖”在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揭晓。该奖是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其宗旨是表彰在助学、助医、赈灾、济困、扶老、助残、救孤、环保以及支持文化艺术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及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慈善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传播慈善文化”。总书记在这里使用“慈善文化”这一概念，显示出慈善正被全社会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和发展。 中国迎来慈善的春天 “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8中国全球公益慈善论坛”上这样评价。 支撑他观点的事实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从慈善捐助数额看，2005年之前，我国每年的慈善捐赠总量才几十亿元；2006年我国接收捐赠总量达到100亿元；2007年达到309亿元；而2008年全年捐赠接近1000亿元。 从慈善组织的发展看，不仅慈善组织数量增长较快，而且它们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除政府之外我国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补充力量。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在全国注册的慈善组织中，各级基金会有1361家，县级以上慈善会、红十字会4100多家。 从全社会参与慈善的意识看，公民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逐步提高，社会慈善文化氛围大为改善。特别是今年年初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迸发出来的捐赠热情，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指出，“过去几年中，我国个人和企业捐赠保持着20%以下和80%以上的比例。此次汶川抗震救灾，来自个人的捐赠首次超过了企业。” 从政府的支持力度上看，2005年3月，国务院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则强调要“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政部门承担起了管理、指导慈善事业发展的职责。2005年11月，民政部在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首次明确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措施，为推动慈善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8年9月，以福利彩票、慈善和社会捐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以及儿童福利四方面工作为主要业务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正式成立。 “把慈善事业促进作为一个司的名称，显示出政府希望强力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心。”有关人士这样评价。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公开表示，民政等有关部门的支持措施和管理体制、服务机制尚不适应、不完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活动能力总体上还比较薄弱，社会募捐管理缺位，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未达到全面有效落实，义工(志愿者)活动缺乏制度安排，慈善活动的统计体系没有全面建立，信息发布制度不完善。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显然，这样的公开表示，也透露出政府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方面的着力点。 慈善观念悄然而变 民政部11月26日公布了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提名名单，6家烟草公司赫然在列。按2008年度捐赠金额排序，中国烟草总公司名列第一。 然而到了12月5日中华慈善奖在揭晓，上述6家烟草企业集体落榜。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坦承，各界置疑最终导致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名单摘除。 分析人士指出，烟草企业落榜折射出中国的慈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撰文指出，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但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这种慈善文化的重建正从慈善立法所体现的观念转变中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指出，引起各方热议的慈善法的立法本位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慈善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四大支柱中的一个支柱。四大支柱中，如果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板块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慈善的力量和责任则主要来自民间社会。这是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正是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构建和谐社会的强烈需求，慈善才有了自己的空间，才有可能有自己的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指出，“近年来慈善组织虽然增加不少，但大多数挂靠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依附于政府机关运作。受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甚至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为‘二政府’”。据此，有关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实际上，官方对这样的观点也持肯定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就在本届中国慈善大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立国也曾明确指出，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他还强调，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其次，慈善靠大众，而不是靠精英。“有一种观点认为，慈善是用富人的钱为穷人服务，是杀富济贫。我不同意这样的主张。”王名认为，国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经验表明，普通的社会公众才是慈善力量的源泉。姑且不说大量的志愿的时间来自个体，就从慈善财源来说，也主要依靠社会公众。 数据显示，在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在提供捐赠的英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则高达3%。 “捐赠万元是慈善，捐出零用的一分钱也是慈善，捐款捐物是慈善，献智出力同样是慈善。”民政部主管慈善工作的副部长窦玉沛指出，无论企业精英，还是社会公民，无论耄耋老人还是学龄儿童，人人皆可慈善。要让慈善成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时尚。 第三，慈善要举事，更要育善人。“慈善立法，被许多学者认定为和物权法一样，是一项重要的退耕还林的努力，将会对改善社会生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名解释说，捐钱行善举是一种慈善教育，花钱办善事是一种慈善教育，筹款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公民慈善意识的教育。涵养慈善意识，不但传播友爱构建和谐，而且提高了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意识、独立自主能力等社会价值。”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认为，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的慈善文化对社会良性运行、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积淀。 正是在这种心理积淀中我们迎来了慈善的春天，不过这个春天还有点冷：尽管2008年我国捐赠总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但这也仅占我国GDP的0.4%左右。而美国的慈善捐款已占其GDP的1.85%；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从流行文化看大众文化崛起八十年代：人性的苏醒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卡式录音机进入寻常百姓家而流行开来，《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温婉甜美、抒发普通人情感的歌曲让大陆听惯了高亢激昂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邓丽君温柔缠绵的歌声象一股清泉注入大陆那干涸已久的文化生活，让人们禁锢多年的情感得以舒展和寄托。紧随邓丽君，罗大佑、齐秦、齐豫、童安格等台湾歌手的歌也在大陆的年轻人中迅速风行。与此同时，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的主题插曲也在大街小巷传唱。大陆本土的音乐人也吸取港台流行音乐元素，开创了大陆通俗歌曲新时代，最早以李谷一的《乡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为发端，到八十年代后期以《信天游》、《黄土高坡》为代表乐坛刮起西北风，大陆的通俗歌曲逐渐占据乐坛重要地位，革命歌曲开始淡出青年人视线。这一时期，大陆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音乐也产生了。不论是港台歌曲还是内地通俗歌曲都以抒发人性中的“爱情、亲情、友情”及人生酸甜苦辣为主，一反改革开放前“国家、民族、革命、理想等这些“大爱”主旋律，崔健的“一无所有”的呐喊式告白更是让年轻人找到释放青春激情的出口。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一边以唱港台流行歌曲为时尚，同时，以看台湾三毛的浪漫旅行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席慕容的诗为荣。三毛散文的飘逸浪漫、琼瑶小说的纯情、席慕容诗歌的清新都像春雨一样滋润着少男少女萌动的心。那个时代，女孩们沉醉于琼瑶三毛，男孩子包括男性中青年却在金庸、古龙编造的武侠世界里沉迷。八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创造了大众文化的传奇，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武侠迷，不仅是男性喜欢武侠，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拥有大批女性粉丝。与港台流行音乐和通俗文学的流行相呼应，港台的武侠影视和言情剧开始占据大陆荧屏。《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都曾让万人空巷；根据琼瑶小说改变的《在水一方》、《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赚足了女性观众们的眼球和眼泪。八十年代，是一个流行文化层出不穷的时代，从音乐、文学到影视，无不因为重在表达个体的喜怒哀乐和传统真善美价值观让普通大众找到了心灵共鸣和宣泄个人情感的出口，有别于传统精英文化和主流政治文化的大众文化开始产生了。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当时全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欣欣向荣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官方口号也在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中逐步展开，发展商品经济成为时代潮流，阶级斗争、革命理想逐渐退出主流话语，改革开放前革命主旋律和宏大叙事题材一统天下的文化现象被打破，并逐渐退出人们视线，以揭示“人性”为特征的流行歌曲、港台文艺和影视剧暗合了新时代个体解放的需求，令人耳目一新，迅速赢得“大众的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反映“人性”为特质的通俗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大变革时代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经济发展在文化上表现的必然。九十年代：对精英文化的反叛进入九十年代，港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武侠言情影视包括生活伦理片继续大行其道，港台的流行音乐也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确立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以香港“四大天王”为代表的纯粹由商业包装的港台明星开始成为青年人追逐的偶像，“娱乐明星”占据青年人视野，追星族开始形成。港台音乐和影视具有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的典型特征，娱乐偶像成为时代潮流体现出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日益凸显、精英文化逐渐式微，革命主流文化基本上已退出青年人视线。与主流革命文化隐退、精英文化衰落相对应，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小说大受青年人欢迎。《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就象题目一样，王朔写的大多数是玩世不恭、嘲弄理想、追求消费人生、带着“痞”性的一群俗人，作品流露出对所谓权威、崇高、精英知识分子、正人君子的反叛，王朔小说嘲弄、颠覆传统精英价值观迎合了当时追求个性与反叛的年轻人口味。与王朔“痞性”小说相呼应，以刘震云、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也大受年轻人欢迎。新写实小说以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琐事和酸甜苦辣为主，远离传统精英文化中崇高、伟大、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些宏大叙事概念。1990年由包括王朔在内的几位作家设计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获得空前成功，赚足了观众眼球和眼泪。《渴望》开启了内地影视剧按照大众文化产品模式制作的先河。继《渴望》之后，《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以表现普通人琐碎生活和情感的国产影视剧开启了大众文化新时代。九十年代后期，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周星驰的电影广受青年人追捧。周星驰的电影同样也表现小人物的悲喜和命运为主，搞笑、无厘头。周星驰的电影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嘲弄、解构、反叛传统价值观，正好迎合了当下激烈竞争社会里青年人减压的心理需求。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正式确立，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在全球化影响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也深受世界消费文化影响，“娱乐”是消费文化的典型特征，虽然中国在经济上还没有真正进入后现代，但在文化上也体现出后现代特征，王朔的小说、周星驰的电影大受青年人追捧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反映。2000年后：网络文化崛起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文化逐渐成为大众文化主阵地。这一时期，较少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广为传唱、旋律优美、有审美和人文内涵的通俗抒情歌曲，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网络口水歌曲。文学也一样，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各种粗糙、浅俗的网络小说逐渐占据年轻人阅读视野。大约在2004年前后，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在各地荧屏风起云涌。选秀节目借助网络和手机短信等现代传媒互动手段，在大众传媒的商业化操纵下，“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红楼梦中人”……一浪浪选秀热潮搅动全社会，真正体现出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和广泛参与性，形成了新世纪大众文化最突出的奇观。与选秀节目追求一夜成名同步，各种网络红人在网络推手和商业化运作下，借助各种离经叛道的做法谋求一夜成名，“木子美”、“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等是其中代表。在2006年春节前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启了网络恶搞之风。不论是网络红人还是网络恶搞作品，背离传统价值取向，谁最搞怪、谁最惊世骇俗，谁就能出名，网络成名准则渗透到伴随网络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人价值观里。选秀风进一步推动全社会追求名利的浮躁，网络红人和网络恶搞的盛行让全社会感到传统道德价值观崩溃的恐慌，在这种背景下，于丹的《论语心得》冀望对精英文化的大众化解读，借助强势媒体平台并在官方默许下，刮起了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新现象。于丹的走红反映出网络时代大众文化彻底走向低俗后民众对高雅、内涵、人文的审美渴求，反映出全民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主导下的精神危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新世纪的大众文化借助网络推动全面崛起，也因为网络的浮躁滑向低俗的泥潭。在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的今天，大众文化更需要健康力量的引导。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必须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的社会！
2009年高考作文最新素材----中国文化2009：文化冲突下的洗眼与洗牌2009年注定会不同寻常，建国至今，一个甲子的沧桑风云与丰厚积淀，它究竟会是在文化上风起云涌的一年，还是茫茫难料、变幻莫测的一年？记者采访了刘墉、陆天明、魏明伦、熊召政、肖复兴、阎连科等文化名家，请他们一起开动脑筋，分析2009年文化走势。关键词生机魏明伦：各方关注下，“人文”在复苏谁来打头一炮呢？记者首先想到了“巴蜀大鬼”、中国剧协副主席魏明伦，此人一贯谈锋甚健，而关于2009年的文化大势，显然也触动了此位“大鬼”的神经，他就此侃侃而谈。魏明伦：现在提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最能体现政绩，事关官员升迁，而文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百年树文”的东西，文化建设通常见效在几代之后，不可能在任期内摘桃子、分蛋糕，如果我去当官也一样，此之谓“官不由己”。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变成文化产业的，文化更多的是需要投入，而向文化要经济，有时是竭泽而渔。相比于文学，电影、出版物等门类可能会日子好过一些。我们现在经济小康，但面临的是文化的饥渴、高人文的匮乏。文化走势嘛，我觉得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我曾在贵报发表言论，称张艺谋创立了“第十种艺术”，他善于做高科技大型团体操，这不是验证了吗？戏曲呢，从来就“活不好、死不了”，国家毕竟还是在扶持、维系它的生命。诗歌、文学呢，已经被通俗、大众文化冲击到边缘去了，曾经千百万计的“文学青年”大幅缩水，而“娱乐青少年”正大量涌现。不久前，我的几个老朋友冯骥才等受聘出任国务院参事，他们都是人文方面的专家，可见政府还是有所举措，也在向文化倾斜，我觉得，各方关注下，“人文”在复苏。我也会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文化提案。关键词反思熊召政：大家会在平静中反思“文学60年”记者将“第二棒”交给了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熊召政，这位以深入反思历史见长的作家，面对2009年，也有自己的“历史眼光”。熊召政：2009年，大家会深入反思新中国的“文学60年”，60年的大浪淘沙之后，哪些作品忠实记录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撼，而哪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的泡沫，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多年来顺风顺水，但汶川地震、金融海啸，给我们作家注入了危机意识，会帮助作家更深入理性地思考，从此认真深入地创作一些好作品。2009年会是很不寻常的一年，也是让作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的一年。2009年，不仅很多作家会深思，读者和专家们也会深思，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我自己想把手上的零碎写作任务都清理清理，春天将开始写作第二部长篇。一个作家，跟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独立性会更强一点，历史观可能更明晰一点。关键词隔膜肖复兴：草根与精英的“文化冲突”会持续著名作家、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肖复兴，多年来不断以温情而敏锐的眼光回顾知青生涯，也有对于2009年的预判。肖复兴：2009年，全球经济仍将不太景气。就文化生态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发展的时代。有时情况很怪，诸多文化现象与史实表明，经济不景气时，文化反而可以大显身手。但同时我觉得，文化又在停滞，这种发展和停滞的矛盾，将成为2009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这些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文化却逐渐被边缘化，文化人被利益化。目前这种现象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在如此背景之下，网络时代的民众、草根阶层众声喧哗，跟精英作为一种抵抗，这种文化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草根们虽有一定的力量，但群龙无首，他们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代言人，并没有掌握整个文化的话语权。因此，草根与精英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彼此隔膜、不信任乃至尖锐冲突，可能是2009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新趋势，新态势逐渐会设定和建立起来。关键词沉痛陆天明：不能坐视一种“只要钱”的信号关于草根与精英之间的“文化冲突”，是肖复兴的立场，而坚定地站在草根立场关注反腐等重大社会现实题材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对于2009年又将何以处之呢？陆天明：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又特别重大的问题，需认真研讨才能作答。对于当前的文化(人文)态势，我的确有些忧虑，而且一时还看不到解决这些“杞人之忧”的可能。前段时间，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年轻人犯了这样的错误，得到了无限制的宽容甚至赞赏。我很惊愕！当然我不是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就永远否定，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爱护年轻人，特别是要爱护有才华的年轻人。即便犯了一些错，只要认识了改了，他们还会是好样的。问题是要认错，要改错。整个社会要有一个扬善惩恶的大气场，都在为成就这样一个大气场而殚精竭虑。而特别可恶的是那些只盯着个人或小集体的钱包，不顾道德规范，利用年轻人去为他们挣大钱的人。他们正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我们只要市场，只要钱，只要眼前的收视率和码洋，而不必去顾及其他一切！对他们发出的这种信号，我们能置若罔闻吗？在2009年，这类事情能戛然而止吗？谁来力挽狂澜？我们在怀疑，也在期待。关键词反讽阎连科：会是文化上“平静的又一年”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阎连科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他居于北京，却一直以作品为中原父老代言，对于2009年的态度，更易让人看成是一种“反讽”，他所言的“平静”绝非简单的“好”。阎连科：虽然经济危机日益逼近，但我觉得2009年会是文化上继续平静的一年。2008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天灾人祸，文化上就很平静，文化人发出了多少声音？2008年似乎是一个拐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似乎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再是大事了。像地震、奥运、三鹿奶粉事件等，大家好像处此不惊了。文化人在哪里？更坚强还是更麻木了？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是麻木。毕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最可怕的是什么事也不发生。小煤窑这种事情，过去讲人命关天，现在在有些人眼中，人命都不关天了，文化上又能算什么呢？这很可怕。更可怕的是，一个作家关注现实时，人们会认为这是错的，现在好多人都去吟风弄月、轻歌曼舞，好在一些优秀的作家在持续地关注现实，《秦腔》等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就让人尊敬。我也许关注的不好，但我的内心是焦虑的。作家们不关注现实的状态，正在改变。关键词变革刘墉：这是“洗眼”与“洗牌”的年头在大陆上的东西南北中“点兵点将”之后，记者又将眼光放到了宝岛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如何看待2009年呢？联系得知，刘墉刚刚从台北飞返美国家中，他用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墉：由于国际金融风暴未息，加上整个出版生态的变化，2009年将给文化界严峻的考验。文化人可能“君子固穷”，也可能为了争食大饼或“救亡图存”，而不得不哗众取宠。八卦刊物将走红，严肃文学作品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但也可能有些作家、学者会利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沉潜，以备再次的雄飞。又因为网络大军已经壮盛，新一代的语言和“新语言”的作家读者将别开生面，与传统文化人之间拉出更大的距离。摇摆不定、未能抓住时代脉动的出版社可能被淘汰出局，坚持到底、维持独特风格的反而能保有一小块生存的空间。手机短讯将在文化生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总之，2009是个“洗眼”和“洗牌”的年头，它可能不好过，但过了之后会更好，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报记者王锋记者手记让我们共同“洗眼”与“洗牌”为了解文化界对2009年的分析与展望，记者特意选择了沪、川、鄂、京、豫、台的有代表性的几位文化名家，从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位，进行思想上的“交叉辐射”，看他们能碰撞出何等的火花。这六位文化名家还真是各有高招，但我更愿借用刘墉的比喻来小结：2009年，让我们一起“洗眼”、“洗牌”。为什么要“洗眼”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花团锦簇同时也鱼龙混杂的时代，“这是失望之冬，这是希望之春”。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被一些力量牵引着去迷迷糊糊地雾里看花，被那些云山雾罩的“高手”们忽悠着东奔西走。在标着文化旗帜的大小山头上，大放烟幕弹、狂灌迷醉酒的人物与“强梁”们太多。如果不主动地去“洗眼”，去使自己“双瞳剪秋水”，不让自己在各种迷惑之前“明眸善睐”、清醒镇定，那么，难免会目迷五色，在文化的追寻中继迷失自己之后，转而错失诸多良机与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文化成果。为什么要“洗牌”呢？这是一个大浪淘沙、不进则退、潮涨潮退的时代，市场法则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强劲地“洗牌”，而各方力量也在参与“洗牌”。其实，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大众参与的阵地或游戏场，我们也以各自不同的力道与方位参与，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我们有足够的热情与水准，也一起参与到“洗牌”中去。时代潮水汹涌而来，“洗牌”成为必然的呼唤与要求，“洗牌”就意味着会“推掉重来”，是破坏，更是建设，旧的不适用的东西会逐步消散殆尽，而新的“牌局”与“打法”会应运而生，我们要在“洗牌”时果断地扬弃一些“废牌”，会拆开一些“昏招”、“恶招”，让文化“牌局”更加清明和纯粹。2009年，在可能依然看似的平静中，让我们沉着坚定地“洗眼”与“洗牌”，陪伴文化界从平静中走向复苏，共迎2009年文化的万紫千红。当总书记把慈善归结为文化2008年岁末，本年度最后一项政府最高奖留给了慈善。 12月5日，由民政部及国内外9家知名基金会联合评选的“中华慈善奖”在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揭晓。该奖是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其宗旨是表彰在助学、助医、赈灾、济困、扶老、助残、救孤、环保以及支持文化艺术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及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慈善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传播慈善文化”。总书记在这里使用“慈善文化”这一概念，显示出慈善正被全社会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和发展。 中国迎来慈善的春天 “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8中国全球公益慈善论坛”上这样评价。 支撑他观点的事实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从慈善捐助数额看，2005年之前，我国每年的慈善捐赠总量才几十亿元；2006年我国接收捐赠总量达到100亿元；2007年达到309亿元；而2008年全年捐赠接近1000亿元。 从慈善组织的发展看，不仅慈善组织数量增长较快，而且它们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除政府之外我国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补充力量。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在全国注册的慈善组织中，各级基金会有1361家，县级以上慈善会、红十字会4100多家。 从全社会参与慈善的意识看，公民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逐步提高，社会慈善文化氛围大为改善。特别是今年年初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迸发出来的捐赠热情，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指出，“过去几年中，我国个人和企业捐赠保持着20%以下和80%以上的比例。此次汶川抗震救灾，来自个人的捐赠首次超过了企业。” 从政府的支持力度上看，2005年3月，国务院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则强调要“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政部门承担起了管理、指导慈善事业发展的职责。2005年11月，民政部在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首次明确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措施，为推动慈善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8年9月，以福利彩票、慈善和社会捐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以及儿童福利四方面工作为主要业务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正式成立。 “把慈善事业促进作为一个司的名称，显示出政府希望强力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心。”有关人士这样评价。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公开表示，民政等有关部门的支持措施和管理体制、服务机制尚不适应、不完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活动能力总体上还比较薄弱，社会募捐管理缺位，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未达到全面有效落实，义工(志愿者)活动缺乏制度安排，慈善活动的统计体系没有全面建立，信息发布制度不完善。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显然，这样的公开表示，也透露出政府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方面的着力点。 慈善观念悄然而变 民政部11月26日公布了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提名名单，6家烟草公司赫然在列。按2008年度捐赠金额排序，中国烟草总公司名列第一。 然而到了12月5日中华慈善奖在揭晓，上述6家烟草企业集体落榜。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坦承，各界置疑最终导致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名单摘除。 分析人士指出，烟草企业落榜折射出中国的慈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撰文指出，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但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这种慈善文化的重建正从慈善立法所体现的观念转变中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指出，引起各方热议的慈善法的立法本位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慈善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四大支柱中的一个支柱。四大支柱中，如果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板块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慈善的力量和责任则主要来自民间社会。这是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正是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构建和谐社会的强烈需求，慈善才有了自己的空间，才有可能有自己的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指出，“近年来慈善组织虽然增加不少，但大多数挂靠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依附于政府机关运作。受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甚至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为‘二政府’”。据此，有关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实际上，官方对这样的观点也持肯定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就在本届中国慈善大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立国也曾明确指出，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他还强调，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其次，慈善靠大众，而不是靠精英。“有一种观点认为，慈善是用富人的钱为穷人服务，是杀富济贫。我不同意这样的主张。”王名认为，国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经验表明，普通的社会公众才是慈善力量的源泉。姑且不说大量的志愿的时间来自个体，就从慈善财源来说，也主要依靠社会公众。 数据显示，在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在提供捐赠的英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则高达3%。 “捐赠万元是慈善，捐出零用的一分钱也是慈善，捐款捐物是慈善，献智出力同样是慈善。”民政部主管慈善工作的副部长窦玉沛指出，无论企业精英，还是社会公民，无论耄耋老人还是学龄儿童，人人皆可慈善。要让慈善成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时尚。 第三，慈善要举事，更要育善人。“慈善立法，被许多学者认定为和物权法一样，是一项重要的退耕还林的努力，将会对改善社会生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名解释说，捐钱行善举是一种慈善教育，花钱办善事是一种慈善教育，筹款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公民慈善意识的教育。涵养慈善意识，不但传播友爱构建和谐，而且提高了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意识、独立自主能力等社会价值。”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认为，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的慈善文化对社会良性运行、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积淀。 正是在这种心理积淀中我们迎来了慈善的春天，不过这个春天还有点冷：尽管2008年我国捐赠总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但这也仅占我国GDP的0.4%左右。而美国的慈善捐款已占其GDP的1.85%；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从流行文化看大众文化崛起八十年代：人性的苏醒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卡式录音机进入寻常百姓家而流行开来，《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温婉甜美、抒发普通人情感的歌曲让大陆听惯了高亢激昂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邓丽君温柔缠绵的歌声象一股清泉注入大陆那干涸已久的文化生活，让人们禁锢多年的情感得以舒展和寄托。紧随邓丽君，罗大佑、齐秦、齐豫、童安格等台湾歌手的歌也在大陆的年轻人中迅速风行。与此同时，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的主题插曲也在大街小巷传唱。大陆本土的音乐人也吸取港台流行音乐元素，开创了大陆通俗歌曲新时代，最早以李谷一的《乡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为发端，到八十年代后期以《信天游》、《黄土高坡》为代表乐坛刮起西北风，大陆的通俗歌曲逐渐占据乐坛重要地位，革命歌曲开始淡出青年人视线。这一时期，大陆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音乐也产生了。不论是港台歌曲还是内地通俗歌曲都以抒发人性中的“爱情、亲情、友情”及人生酸甜苦辣为主，一反改革开放前“国家、民族、革命、理想等这些“大爱”主旋律，崔健的“一无所有”的呐喊式告白更是让年轻人找到释放青春激情的出口。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一边以唱港台流行歌曲为时尚，同时，以看台湾三毛的浪漫旅行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席慕容的诗为荣。三毛散文的飘逸浪漫、琼瑶小说的纯情、席慕容诗歌的清新都像春雨一样滋润着少男少女萌动的心。那个时代，女孩们沉醉于琼瑶三毛，男孩子包括男性中青年却在金庸、古龙编造的武侠世界里沉迷。八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创造了大众文化的传奇，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武侠迷，不仅是男性喜欢武侠，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拥有大批女性粉丝。与港台流行音乐和通俗文学的流行相呼应，港台的武侠影视和言情剧开始占据大陆荧屏。《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都曾让万人空巷；根据琼瑶小说改变的《在水一方》、《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赚足了女性观众们的眼球和眼泪。八十年代，是一个流行文化层出不穷的时代，从音乐、文学到影视，无不因为重在表达个体的喜怒哀乐和传统真善美价值观让普通大众找到了心灵共鸣和宣泄个人情感的出口，有别于传统精英文化和主流政治文化的大众文化开始产生了。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当时全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欣欣向荣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官方口号也在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中逐步展开，发展商品经济成为时代潮流，阶级斗争、革命理想逐渐退出主流话语，改革开放前革命主旋律和宏大叙事题材一统天下的文化现象被打破，并逐渐退出人们视线，以揭示“人性”为特征的流行歌曲、港台文艺和影视剧暗合了新时代个体解放的需求，令人耳目一新，迅速赢得“大众的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反映“人性”为特质的通俗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大变革时代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经济发展在文化上表现的必然。九十年代：对精英文化的反叛进入九十年代，港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武侠言情影视包括生活伦理片继续大行其道，港台的流行音乐也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确立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以香港“四大天王”为代表的纯粹由商业包装的港台明星开始成为青年人追逐的偶像，“娱乐明星”占据青年人视野，追星族开始形成。港台音乐和影视具有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的典型特征，娱乐偶像成为时代潮流体现出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日益凸显、精英文化逐渐式微，革命主流文化基本上已退出青年人视线。与主流革命文化隐退、精英文化衰落相对应，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小说大受青年人欢迎。《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就象题目一样，王朔写的大多数是玩世不恭、嘲弄理想、追求消费人生、带着“痞”性的一群俗人，作品流露出对所谓权威、崇高、精英知识分子、正人君子的反叛，王朔小说嘲弄、颠覆传统精英价值观迎合了当时追求个性与反叛的年轻人口味。与王朔“痞性”小说相呼应，以刘震云、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也大受年轻人欢迎。新写实小说以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琐事和酸甜苦辣为主，远离传统精英文化中崇高、伟大、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些宏大叙事概念。1990年由包括王朔在内的几位作家设计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获得空前成功，赚足了观众眼球和眼泪。《渴望》开启了内地影视剧按照大众文化产品模式制作的先河。继《渴望》之后，《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以表现普通人琐碎生活和情感的国产影视剧开启了大众文化新时代。九十年代后期，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周星驰的电影广受青年人追捧。周星驰的电影同样也表现小人物的悲喜和命运为主，搞笑、无厘头。周星驰的电影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嘲弄、解构、反叛传统价值观，正好迎合了当下激烈竞争社会里青年人减压的心理需求。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正式确立，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在全球化影响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也深受世界消费文化影响，“娱乐”是消费文化的典型特征，虽然中国在经济上还没有真正进入后现代，但在文化上也体现出后现代特征，王朔的小说、周星驰的电影大受青年人追捧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反映。2000年后：网络文化崛起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文化逐渐成为大众文化主阵地。这一时期，较少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广为传唱、旋律优美、有审美和人文内涵的通俗抒情歌曲，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网络口水歌曲。文学也一样，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各种粗糙、浅俗的网络小说逐渐占据年轻人阅读视野。大约在2004年前后，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在各地荧屏风起云涌。选秀节目借助网络和手机短信等现代传媒互动手段，在大众传媒的商业化操纵下，“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红楼梦中人”……一浪浪选秀热潮搅动全社会，真正体现出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和广泛参与性，形成了新世纪大众文化最突出的奇观。与选秀节目追求一夜成名同步，各种网络红人在网络推手和商业化运作下，借助各种离经叛道的做法谋求一夜成名，“木子美”、“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等是其中代表。在2006年春节前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启了网络恶搞之风。不论是网络红人还是网络恶搞作品，背离传统价值取向，谁最搞怪、谁最惊世骇俗，谁就能出名，网络成名准则渗透到伴随网络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人价值观里。选秀风进一步推动全社会追求名利的浮躁，网络红人和网络恶搞的盛行让全社会感到传统道德价值观崩溃的恐慌，在这种背景下，于丹的《论语心得》冀望对精英文化的大众化解读，借助强势媒体平台并在官方默许下，刮起了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新现象。于丹的走红反映出网络时代大众文化彻底走向低俗后民众对高雅、内涵、人文的审美渴求，反映出全民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主导下的精神危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新世纪的大众文化借助网络推动全面崛起，也因为网络的浮躁滑向低俗的泥潭。在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的今天，大众文化更需要健康力量的引导。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必须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