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摘要：不少人都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我多方面研读思考，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其实《一件小事》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说《一件小事》是在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与小说的实际情况相距是那么遥远，这种观点一直向人们宣讲，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在社会上给读者们讲，误导了我国好几代人，早该恢复《一件小事》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一件小事 本来面目 鲁迅 真可憎恶
不少人都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我多方面研读思考，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他们不从《一件小事》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从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出发，而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形势出发，对小说进行曲解，使之符合当时某种政治需要。看到小说中的“我”赞扬人力车夫“高大”，就说这是歌颂劳动人民伟大；看到他说人力车夫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就说这是他在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我国的希望；他认为小说中的老女人“真可憎恶”，就说这是他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看到他说人力车夫叫他“惭愧”，催他“自新”，就说这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必要性。他们就是这样分析《一件小事》的，好像《一件小事》写得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其实，《一件小事》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他们对一些问题不是进行曲解就是根本不予分析。比如：小说中的“我”说几年来的“国家大事”增长了他“越来越看不起人”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又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坏脾气”的反语，是好脾气，是说看不起军阀、政客、卖国贼，则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不就是又看得起军阀、政客、卖国贼了吗？小说中的“我”认为老女人“真可憎恶”，这老女人是否真有可“憎恶”的地方，比如说，她到底摔坏了没有？如果老女人摔坏了，他怕误了自己的路，就说她没有摔坏，说她“装腔作势”，认为她“真可憎恶”，恐怕这样不仅是一个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的问题了，是否还应当说他的个人品质也有问题？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由小说中的“我”介绍情况，他说老女人没有摔坏，我们却说老女人摔坏了，这样的分析还叫做从作品实际情况出发么？如果老女人没有摔坏，确是在“装腔作势”，这就说明她是想对人力车夫进行讹诈，这就难怪小说中的“我”要认为她“真可憎恶”了，即使她是一个劳动人民，恐怕也不能说这就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吧？如果老女人没有摔坏，确是想对人力车夫进行讹诈，则小说中的“我”认为她
“真可憎恶”就是表现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是在为人力车夫主持公道；既然表现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是在为人力车夫主持公道，而人力车夫是劳动人民，这又怎么能说他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呢？小说中的“我”确实赞扬人力车夫“高大”，并说这叫他“惭愧”，催他“自新”，但是，这是在赞扬人力车夫这个中国人，还是在歌颂劳动人民？如果说是在歌颂劳动人民，则劳动人民有千千万万；但在“六年”的时间里，连“国家大事”都已那么多，而在劳动人民中于他有意义的“独有这一件小事”，歌颂劳动人民还有这样歌颂的么？小说中的“我”确实说人力车夫给他以鼓舞，说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但是，这是在说他从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还是在说这个人力车夫增长了他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希望？这些都是分析《一件小事》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认真地分析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就绝对得不出那样的结论。
不少人现在仍然在强调小说中人力车夫的“伟大”、仍然在强调小说中“我”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渺小”，不过不再说他缺乏劳动人民的感情，而说他不敢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说他在“一件小事”前，不敢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一直是“渺小”的，“一件小事”后敢了，这才“伟大”了。比如他说：“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可以为自己完全不必负责的‘一件小事’，而勇敢无畏地承担起责任来；那么，头脑清醒、思想敏捷、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沉溺在‘怀疑’、‘失望’、‘颓唐’中不愿自拔不敢奋斗呢？‘人力车夫’的伟大，在于他勇敢承担可以不承担的责任；‘我’的‘渺小’，在于‘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不敢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社会改革的责任。”是这样的吗？只能说不是。说既然人力车夫可以帮助一个倒在车下的老女人，小说中的“我”也就应当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做为一个人力车夫，只要肯于帮助一个倒在车下的老女人就是“伟大”吗？不见得；做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勇于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就是“渺小”吗？也不见得。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
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的裴多菲；“可惨的人生！英勇如裴多菲，也终于对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能说这时的裴多菲也是“渺小”的吗？看来我们对《一件小事》还应当做进一步的认识。小说的“我”说他有一种“看不起人”的脾气，是看不起什么人？小说中所说的几年来的“国家大事”，举其大者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并非都是军阀、政客、卖国贼干的。他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小说中除“我”以外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人力车夫，一个是倒在人力车下的老女人，我们从他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老女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些缘由。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老女人“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而“车夫已经让开道”，说明责任主要不在车夫。她摔坏没有？没有，小说中的“我”亲眼看见她是“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而且，车夫问她“你怎么啦”，她说“我摔坏了”，这种毫无痛苦的回答进一步说明了她没有摔坏，事故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又没有摔坏，却躺在地上不起来，这分明是在跌皮，是在耍赖，是想对车夫进行讹诈；难怪小说中的“我”认为她“真可憎恶”了，相比之下，小说中的另一个中国人，人力车夫，却表现了一种互助共存的精神，毫无保留地为老女人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可惜的是这样的中国人太稀少了，在“六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么“一件小事”；联系这种情况和小说中的“我”对他的赞扬，并说这将他从“看不起人”的脾气里“拖开”，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以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在中国
众多的是像老女人这样的人，思想太坏，贪婪，狡诈，只图自己，总想害人。五四时期，在进步的思想界，其中包括鲁迅，反对封建主义，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说封建礼教“吃人”，封建道德“吃人”，封建思想“吃人”，封建社会使人与人间的关系是“人吃人”；他们认为，这种封建主义的旧文明虚伪而残酷，有碍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应当彻底打倒的，而中国人却把它当做生活的信条和行为的准则，使中国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得以延续下来，有些人还想把它延续下去。小说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看不起人”，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简直难以改变的“吃人”思想，他认为老女人“真可憎恶”，因为她怀的是一种“吃人”的心思。几年来的“国家大事”，开始是辛亥革命，一些进步人士还对它还抱有较大的希望，但结果只不过废除了帝制，剪掉了一些人的辫子，并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就更令人失望了，他们要恢复帝制，特别是张勋，差点把辫子又留了起来。看到中国人这样难以改变，所以他就“越来越看不起人”了。那么，他又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坏脾气”呢？因为这坏脾气的确有点“坏”，坏就坏在有点偏激，有点愤世嫉俗，这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所多的是不平和愤恨，缺少爱心和行动。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愤世嫉俗者大有人在。重要的和可贵的是小说中的“我”对这种脾气采取了一种批判的和否定的态度，说它是一种“坏脾气”。说这是一种“坏脾气”，说明他不满于自己的不平和愤恨，从而表现了他具有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感情；说这是一种“坏脾气”，说明了他不满于自己的悲观和失望，从而表现了他改革的愿望、改革的热情和改革的决心。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看不起人”的脾气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说明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改革热情、自策自励精神和战斗勇气的反封建战士。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小说中人力车夫的赞扬上。人力车夫既不同于老女人，只是怀着一种“吃人”的心思，也不同于小说中的“我”，只是表现了一种“看不起人”的脾气，而是毫无保留地为老女人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这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他赞扬他“高大”，并说这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从坏脾气里拖开”，就是改变了他原来对中国人的看法，不再看不起中国人了，甚至还有点看不起自己了。因为这使他认识到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改革“人吃人”的社会，需要大家都献出一点爱，人力车夫这样做了，自己却没有做到，因此他说这叫他“惭愧”，催他“自新”，并且使他“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托巡警转交车夫，这实际上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向人力车夫学习。因为这又使他认识到，中国人并不是不可改造，中国的社会改革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人力车夫可以这样做，别的人也就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人多了，一个不是“人吃人”，而是人爱人的新社会不就可以出现了么？因此他说这增长了他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希望”。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况吧，这里可以引用爱国诗人闻一多的两句诗：“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然而“一件小事”，而且是在“六年”的时间里“独有”的“一件小事”，居然使他欣喜若狂，经久不忘，纠正了他对国民的偏激看法，增长了他对社会改革的勇气和希望，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爱国者和改革者。谁是小说中的“伟大”者？不是人力车夫，而是小说中的“我”。人力车夫是“高大” 的，他在“人吃人”的社会中表现出了一种互助共存的思想；但是小说中的“我”，这位具有爱国热忱、崇高理想、自策自励精神和战斗勇气的反封建战士，才是真正伟大的。顺便说及的是，关于《一件小事》的主人公，多年来鹊巢鸠占，被说成是人力车夫，这也是过去那种错误观点造成的。人力车夫在小说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像老女人一样，都是用来表现小说的“我”对中国人的看法的，他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比老女人更重要，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这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但有一种自策
自励精神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性，他的主张变“人吃人”为人爱人的社会理想，特别是他在失望和颓唐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策自励精神，不仅在五四时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是令人感动和值得人们学习的。众所周知，在《一件小事》中的“我”的身上，有著作者的身影，表现著作者的思想感情。让我们回到鲁迅那里去，看一看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呐喊＞自序》中，他对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到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他说我国封建社会就好像一间没有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国人都将“从昏睡入死灭”；但为了毁坏这铁屋，尽管希望渺茫，他还是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呼吁人们觉醒，“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在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又把我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道“黑暗的闸门”，放自己的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杂感《“圣武”》中又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使人们只想“为我”和“取彼”，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刀”与“火”这两种物质的闪光；认为将来的社会应当是“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这里所高扬的就是“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他在《＜自选集＞自序》谈到了他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些所谓的国家大事的失望，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战斗，并且明确提出了改革国民性的主张，正如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所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这种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立场、变“人吃人”为人爱人的社会理想、在战斗中所感到的失望和在失望时所表现出来的自策自励精神，不是很像《一件小事》中的那个“我”吗？不能说《一件小事》中的“我”就等于鲁迅，但说表现着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却是无庸置疑的。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说《一件小事》是在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与小说的实际情况相距是那么遥远。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七十年代，及至八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在向人们宣讲，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在社会上给读者们讲，误导了我国好几代人。早就应当恢复《一件小事》的本来面目。参考文献：1、鲁迅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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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少人都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我多方面研读思考，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其实《一件小事》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说《一件小事》是在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与小说的实际情况相距是那么遥远，这种观点一直向人们宣讲，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在社会上给读者们讲，误导了我国好几代人，早该恢复《一件小事》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一件小事 本来面目 鲁迅 真可憎恶
不少人都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我多方面研读思考，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他们不从《一件小事》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从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出发，而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形势出发，对小说进行曲解，使之符合当时某种政治需要。看到小说中的“我”赞扬人力车夫“高大”，就说这是歌颂劳动人民伟大；看到他说人力车夫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就说这是他在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我国的希望；他认为小说中的老女人“真可憎恶”，就说这是他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看到他说人力车夫叫他“惭愧”，催他“自新”，就说这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必要性。他们就是这样分析《一件小事》的，好像《一件小事》写得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其实，《一件小事》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他们对一些问题不是进行曲解就是根本不予分析。比如：小说中的“我”说几年来的“国家大事”增长了他“越来越看不起人”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又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坏脾气”的反语，是好脾气，是说看不起军阀、政客、卖国贼，则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不就是又看得起军阀、政客、卖国贼了吗？小说中的“我”认为老女人“真可憎恶”，这老女人是否真有可“憎恶”的地方，比如说，她到底摔坏了没有？如果老女人摔坏了，他怕误了自己的路，就说她没有摔坏，说她“装腔作势”，认为她“真可憎恶”，恐怕这样不仅是一个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的问题了，是否还应当说他的个人品质也有问题？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由小说中的“我”介绍情况，他说老女人没有摔坏，我们却说老女人摔坏了，这样的分析还叫做从作品实际情况出发么？如果老女人没有摔坏，确是在“装腔作势”，这就说明她是想对人力车夫进行讹诈，这就难怪小说中的“我”要认为她“真可憎恶”了，即使她是一个劳动人民，恐怕也不能说这就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吧？如果老女人没有摔坏，确是想对人力车夫进行讹诈，则小说中的“我”认为她
“真可憎恶”就是表现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是在为人力车夫主持公道；既然表现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是在为人力车夫主持公道，而人力车夫是劳动人民，这又怎么能说他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呢？小说中的“我”确实赞扬人力车夫“高大”，并说这叫他“惭愧”，催他“自新”，但是，这是在赞扬人力车夫这个中国人，还是在歌颂劳动人民？如果说是在歌颂劳动人民，则劳动人民有千千万万；但在“六年”的时间里，连“国家大事”都已那么多，而在劳动人民中于他有意义的“独有这一件小事”，歌颂劳动人民还有这样歌颂的么？小说中的“我”确实说人力车夫给他以鼓舞，说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但是，这是在说他从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还是在说这个人力车夫增长了他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希望？这些都是分析《一件小事》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认真地分析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就绝对得不出那样的结论。
不少人现在仍然在强调小说中人力车夫的“伟大”、仍然在强调小说中“我”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渺小”，不过不再说他缺乏劳动人民的感情，而说他不敢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说他在“一件小事”前，不敢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一直是“渺小”的，“一件小事”后敢了，这才“伟大”了。比如他说：“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可以为自己完全不必负责的‘一件小事’，而勇敢无畏地承担起责任来；那么，头脑清醒、思想敏捷、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沉溺在‘怀疑’、‘失望’、‘颓唐’中不愿自拔不敢奋斗呢？‘人力车夫’的伟大，在于他勇敢承担可以不承担的责任；‘我’的‘渺小’，在于‘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不敢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社会改革的责任。”是这样的吗？只能说不是。说既然人力车夫可以帮助一个倒在车下的老女人，小说中的“我”也就应当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做为一个人力车夫，只要肯于帮助一个倒在车下的老女人就是“伟大”吗？不见得；做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勇于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就是“渺小”吗？也不见得。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
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的裴多菲；“可惨的人生！英勇如裴多菲，也终于对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能说这时的裴多菲也是“渺小”的吗？看来我们对《一件小事》还应当做进一步的认识。小说的“我”说他有一种“看不起人”的脾气，是看不起什么人？小说中所说的几年来的“国家大事”，举其大者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并非都是军阀、政客、卖国贼干的。他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小说中除“我”以外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人力车夫，一个是倒在人力车下的老女人，我们从他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老女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些缘由。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老女人“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而“车夫已经让开道”，说明责任主要不在车夫。她摔坏没有？没有，小说中的“我”亲眼看见她是“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而且，车夫问她“你怎么啦”，她说“我摔坏了”，这种毫无痛苦的回答进一步说明了她没有摔坏，事故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又没有摔坏，却躺在地上不起来，这分明是在跌皮，是在耍赖，是想对车夫进行讹诈；难怪小说中的“我”认为她“真可憎恶”了，相比之下，小说中的另一个中国人，人力车夫，却表现了一种互助共存的精神，毫无保留地为老女人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可惜的是这样的中国人太稀少了，在“六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么“一件小事”；联系这种情况和小说中的“我”对他的赞扬，并说这将他从“看不起人”的脾气里“拖开”，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以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在中国
众多的是像老女人这样的人，思想太坏，贪婪，狡诈，只图自己，总想害人。五四时期，在进步的思想界，其中包括鲁迅，反对封建主义，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说封建礼教“吃人”，封建道德“吃人”，封建思想“吃人”，封建社会使人与人间的关系是“人吃人”；他们认为，这种封建主义的旧文明虚伪而残酷，有碍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应当彻底打倒的，而中国人却把它当做生活的信条和行为的准则，使中国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得以延续下来，有些人还想把它延续下去。小说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看不起人”，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简直难以改变的“吃人”思想，他认为老女人“真可憎恶”，因为她怀的是一种“吃人”的心思。几年来的“国家大事”，开始是辛亥革命，一些进步人士还对它还抱有较大的希望，但结果只不过废除了帝制，剪掉了一些人的辫子，并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就更令人失望了，他们要恢复帝制，特别是张勋，差点把辫子又留了起来。看到中国人这样难以改变，所以他就“越来越看不起人”了。那么，他又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坏脾气”呢？因为这坏脾气的确有点“坏”，坏就坏在有点偏激，有点愤世嫉俗，这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所多的是不平和愤恨，缺少爱心和行动。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愤世嫉俗者大有人在。重要的和可贵的是小说中的“我”对这种脾气采取了一种批判的和否定的态度，说它是一种“坏脾气”。说这是一种“坏脾气”，说明他不满于自己的不平和愤恨，从而表现了他具有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感情；说这是一种“坏脾气”，说明了他不满于自己的悲观和失望，从而表现了他改革的愿望、改革的热情和改革的决心。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看不起人”的脾气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说明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改革热情、自策自励精神和战斗勇气的反封建战士。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小说中人力车夫的赞扬上。人力车夫既不同于老女人，只是怀着一种“吃人”的心思，也不同于小说中的“我”，只是表现了一种“看不起人”的脾气，而是毫无保留地为老女人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这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他赞扬他“高大”，并说这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从坏脾气里拖开”，就是改变了他原来对中国人的看法，不再看不起中国人了，甚至还有点看不起自己了。因为这使他认识到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改革“人吃人”的社会，需要大家都献出一点爱，人力车夫这样做了，自己却没有做到，因此他说这叫他“惭愧”，催他“自新”，并且使他“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托巡警转交车夫，这实际上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向人力车夫学习。因为这又使他认识到，中国人并不是不可改造，中国的社会改革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人力车夫可以这样做，别的人也就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人多了，一个不是“人吃人”，而是人爱人的新社会不就可以出现了么？因此他说这增长了他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希望”。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况吧，这里可以引用爱国诗人闻一多的两句诗：“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然而“一件小事”，而且是在“六年”的时间里“独有”的“一件小事”，居然使他欣喜若狂，经久不忘，纠正了他对国民的偏激看法，增长了他对社会改革的勇气和希望，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爱国者和改革者。谁是小说中的“伟大”者？不是人力车夫，而是小说中的“我”。人力车夫是“高大” 的，他在“人吃人”的社会中表现出了一种互助共存的思想；但是小说中的“我”，这位具有爱国热忱、崇高理想、自策自励精神和战斗勇气的反封建战士，才是真正伟大的。顺便说及的是，关于《一件小事》的主人公，多年来鹊巢鸠占，被说成是人力车夫，这也是过去那种错误观点造成的。人力车夫在小说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像老女人一样，都是用来表现小说的“我”对中国人的看法的，他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比老女人更重要，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这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但有一种自策
自励精神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性，他的主张变“人吃人”为人爱人的社会理想，特别是他在失望和颓唐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策自励精神，不仅在五四时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是令人感动和值得人们学习的。众所周知，在《一件小事》中的“我”的身上，有著作者的身影，表现著作者的思想感情。让我们回到鲁迅那里去，看一看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呐喊＞自序》中，他对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到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他说我国封建社会就好像一间没有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国人都将“从昏睡入死灭”；但为了毁坏这铁屋，尽管希望渺茫，他还是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呼吁人们觉醒，“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在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又把我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道“黑暗的闸门”，放自己的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杂感《“圣武”》中又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使人们只想“为我”和“取彼”，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刀”与“火”这两种物质的闪光；认为将来的社会应当是“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这里所高扬的就是“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他在《＜自选集＞自序》谈到了他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些所谓的国家大事的失望，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战斗，并且明确提出了改革国民性的主张，正如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所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这种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立场、变“人吃人”为人爱人的社会理想、在战斗中所感到的失望和在失望时所表现出来的自策自励精神，不是很像《一件小事》中的那个“我”吗？不能说《一件小事》中的“我”就等于鲁迅，但说表现着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却是无庸置疑的。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说《一件小事》是在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与小说的实际情况相距是那么遥远。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七十年代，及至八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在向人们宣讲，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在社会上给读者们讲，误导了我国好几代人。早就应当恢复《一件小事》的本来面目。参考文献：1、鲁迅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