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一、正确看待和评价已有的增长模式
首先谈一个概念问题。增长方式是过去长时间沿用下来的概念，主要是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意思。我在这里更多地使用增长模式的概念，这个概念除了上述涵义外，还有要素组合和竞争优势等涵义，包容性更宽一些。简而言之，“增长模式”包含了“增长方式”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涵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国内外的评价总体上说相当高，但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法就大不相同，经常听到的评价是“粗放”、“低效”，如此等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模式”评价如此不一，颇令人困惑。
对中国增长模式的评价，可以列出许多数据加以论证。这里不妨作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近一些年来，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在全球位居前列，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中国的增长模式仅仅是“粗放”、“低效”，那么，外资为什么不留在其他国家“集约”、“高效”的模式内，而要到中国来呢？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如果中国不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国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外资到中国来就不合常理。当然，可以认为外资到中国是因为市场广大，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又如何解释这些年中国出口强劲，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而在中国的出口额中，外资企业生产产品占到一半以上的事实呢？1这表明中国不仅具有消费上的优势，同时也有生产上的优势，在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粗放”、“低效”的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但远非它的全貌。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面、客观、无偏见的认识。对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首先是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丰富。这两条都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为基础。过去我们讲人口多，基本上看成是负担，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人口多带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人口红利”。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要素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改革开放使上述要素组合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鸿沟。问题是仅仅拥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资源丰裕地区“捧着金碗讨饭吃”，资源贫乏地区增长成绩斐然的事例。关键是要有将要素很好地组合和利用起来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和机制。同样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同样的生产要素，改革前后就可以全然不同。开放的直接作用是促进要素流动，在国家范围，可以引入我们过去缺少的资金、技术、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使要素组合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率。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在引入上述要素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简而言之，改革开放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进要素流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二是改变了要素组合和使用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其结果是
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转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竞争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上，所以，我将这一阶段的中国增长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低成本竞争”模式。
十二五规划方向浮出水面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1月19日，在国家发改委联合亚洲开发银行举行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对外宣布，中国“十二
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围绕这一规划，中国政府将数百个课题面向全球公开招标，首度就五年发展
规划联手国际机构开展课题研究，以研讨会形式全球“取经”。
这是一次没有先例的头脑风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官员悉数到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驻华官员、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面对面，就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展
开直接对话。
“中国经济、决策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日益紧密，我们希望‘十二五’规划，能在制定者与全球智囊的互动中获得提升。”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财经国
家周刊》记者说。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成为研讨会上人们的焦点话题。 “十一五”期间，中国实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翻两番”所需要的增长率（7.2%）和“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增长率（7.5%）。“十二五”时期，是否能
够保持如此高增速？是否仍然有必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一
个艰难的调整过程，短期内可能难以再现上一轮的高速增长。因此，在重新调整
过程中，摩擦和动荡可能会贯穿整个“十二五”期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也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英美等发达国家储蓄率和贸易逆差发生变化，带来全球经济缓慢再平衡，而这一再平衡过程无疑将对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冲击，要求对原来的产业分工进行调整。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伟在国家发改委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课题《“十一五”后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研究》的概要中提出，虽然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也有可能取得比7.5%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看，“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定在7.5%较为合适，在实际执行时，即在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可以略有提高，在8%左右为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则认为，中国不宜再把GDP增长目标列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号，
更不宜将GDP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策的目标和干部考核的唯一依据。
调整是主轴
作为国家发改委此次“十二五”规划的合作伙伴，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在介绍双方合作阶段性成果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调整”。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再调整要更加注重降低储蓄率和扩大国内私营部门的需
求。
在需求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降低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更加依赖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减
少对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依赖。
“经济增长再调整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发展过程和结构转型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必须
经历这一过程。”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同样认为，调整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
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经多次调整，然而，本轮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产能过剩背景。 在王建看来，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
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王建强调，诸多因素决定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必须的，否则未来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
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
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王建说。
绿色经济：未来增长重要路径
徐宪平指出，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的重要
目标，“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劳伦斯·格林伍德建议，在全球注重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十二五”
规划应强调走“绿色发展道路”。
格林伍德预计，中国要想在2030年转型为“绿色经济体”，每年需要投入
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到2.5%。 王一鸣建议，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与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增大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中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
间。
民众福祉：最大的前提
徐宪平说，中国政府将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方针，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不断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实现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徐宪平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扩大居民消费
需求提供支撑。
为扩大内需，将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引导投资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和社会事
业。
他同时说，民众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始终，建立健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体制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佩金斯建议，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亟待在其战略性规划中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他看来，
除了降低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比如未来20年中国面临解决1.5亿到2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将有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王一鸣建议，“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重点应转向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发展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扩容中小城市，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争取
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使2015年城镇人口接近7亿人。
作者：韩洁
时间：2010-01-27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
一、 世界贫困的现况：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世界人口大约有60亿。如果把贫困线定在每天每人两美元的标准，全世界还有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全世界47%的人是贫困人口。即使把标准降低到一天一美元，那么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也还有12亿贫困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0%。由于贫困，在低收入国家有很多儿童营养不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的儿童有50%营养不良；由于营养不良，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有20%活不到5岁。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实，但是，产生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遗憾，因为实际上现代的社会是有能力解决贫穷和营养问题的。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在公元1000年到1820年期间，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只有0.05%。但是工业革命使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展速度提高，从1820年，就是工业革命以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到1998年这将近180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前800年比较起来提高了24倍，达到1.21%。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这820年间人均收入只提高50%；可是，从1820年到1998年这17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8.6倍。以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贫穷和营养的问题。 但是，现在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上的好处并不是在全世界人口中平均分配。同样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1960年，也就是40年前，把20个最富有的OECD国家跟20个最贫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做对比，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的18倍；但到了2000年，这个差距增加到37倍。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贫困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很慢，甚至恶化，以至于全世界有20%
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美元还不到的状态，全世界贫穷国家的儿童有50%是营养不良的，有20%的寿命不到5岁。
二． 中国扶贫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25年经验给全世界减少贫困的前景带来了一束曙光。在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占当时全部人口的25%,，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占农村人口的30.7%。但是1978年开始，农村从集体生产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市场在农村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源的配置得到改善；同时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到了1985年的时候，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1.2亿。1985年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继续加快，出现了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给农村1亿多个劳动力提供了非农的就业机会；到90年代开始，许多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出现了近一亿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加上中国政府从80年代中开始实施的专项扶贫计划，到1993年时，中国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降到8000万。1994年中国政府分析当时贫困的状况，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增加了对农民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到2002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2820万。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2亿。可以说，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绝大多数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减贫经验很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研究、借鉴。
三． 中国减贫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减贫努力在过去20多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今天会议的主题“贫困，增长，平等”在中国也还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在减贫问题上面临着六个新的挑战。第一，展望未来要减少贫困人口会越来越难。从1978年到1990年这12年间，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8500万，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但是从1990年到2000年，即使政府投入很大力量，市场化的改革也在向前推进，中国的贫困人口只从8500降低到3200万，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500万，为前面十年的一半；2001年，贫困人口只减少270万；2002年贫困人口只减少110万，总数为2820万；2003年贫困人口则又增加了80万。中国现在还有2900万的贫困人口，按照目前这样的速度，完全消除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二，现在贫困人口非常分散，按总人口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到3 %；可是，这些人并不集中，即使在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所谓的贫困县，贫困人口也不过就是全县人口的9%。这2900万贫困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地，给政府采取强有效措施增加了难度。第三，虽然已经有两亿两千万的人口脱贫，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只要发生疾病或是自然灾害，就会有大量的人口回复到贫困的状态。第四，中国在过去减贫的努力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的，定的标准较低，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每人一美元的标准，那么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在1亿左右，这是相当大的数字。第五，固然每个人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其收入、生活、健康状况都有所改善，但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1978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2.4比1；现在是3.1比，可见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没有达到“贫困，增长，平等”中的“平等”这个目标。。第六，贫困人口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限于农村，城市里面也出现了一群新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在城市领取政府最低的生活保障的人口有2180万，占城市人口的4.5%。
四． 达到减贫、增长和公平目标的政策
上述六点是中国在减贫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怎样才能解决？减少贫困人口最重要的是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的特性是可以创造收入的仅有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只有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才有希望真正减少贫困。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第一就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多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扶持劳动密集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二，要让贫困人口有能力去掌握这个机会。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在城市，农村人口除非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不然就很难适应城市里面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进入到城市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技术结构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必须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才能够适应工作的需要，分享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机会。第三，进入到城市以后，面对的是市场环境，市场当中会有很多风险，可能面临失业，面临重新就业的压力，这种市场的风险也同样要有较高人力资本才能够应付。所以，要减少贫困，除了要增加工作机会，最重要是要提高现在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农村里的贫困人口用自己的劳动力来减少贫困。当然，在提高贫困人口自身能力来减少贫困之外，人口当中总会有一群人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包括孤儿、老人和因病、因残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以及在很偏僻的地方市场经济达不到的人口，这部分人口要度过贫困的难关，就必须要有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帮忙，这样他们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对于减少贫困的努力，中国在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谓“全面”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现在处于贫困的人口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今年中国政府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把发展的目标定为“以人为本”，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只有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才能创造最多就业机会，才能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新战略指导下，相信21世纪中国减贫工作应可以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再创造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
实践探索包容性增长
近些日子，关心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的人，或许已经注意到一个似乎有点陌生的经济术语——包容性增长。
此一术语，曾经两次出现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正式讲话中。一次是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并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
另一次是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再次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到底什么是包容性增长？为什么世界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有必要提出和强调包容性增长呢？
笔者以为，包容性增长，是针对非包容性增长提出来的。包容者，包罗各方，兼容并蓄也。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实情和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的前提下，兼容并蓄，全面统筹，彼此尊重与合作的和谐式增长。
为什么当下要提出这一概念呢？
列位晓得，当今世界，虽然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波折，走过或长或短的弯路，如今也还尚未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完全走出，但从总体看，近来这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还算迅速且比较稳定。当今中国，国民经济则更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前途无量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勃勃生机。经济保持较长时期高速发展，从总体看固然是件好事，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增长，是付出了一定甚至是巨大代价的。
从全球看，多年经济发展给世界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些许减轻，反而因各国对资源的加速掠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忽视而日益增大。多年来基于外界条件和内部因素而致的南北差距与东西差距，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因马太效应的推动而呈愈加扩大之势。
从国内看，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和不合理现象，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出现减缓，反而因各地区各产业片面追求更高速度而愈加扭曲。多年尚未解决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能完全解决，反而因各个群体片面追求效益忽视公平而加剧了其不合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既富有前瞻性而又水到渠成地提出来了。笔者以为，包容性增长，理应包括以下两大内涵。
其一，从全球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在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须取更加宽容、更加鼓励和更加积极支持的态度。而不是继续强行地哪怕自以为好心地把自己的增长模式，不遗余力地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视其他与己不同的发展模式为异类，不屑一顾，不予支持，甚至上下其手，干预阻挠。
其二，从国内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上，须以更加充沛的精力保护环境，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与方法节约资源，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更多的投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在新的基点与平台上更加稳定、更加协调、更加持续地向前发展。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是近两年的事，但它与近些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们将继续关注包容性增长，实践和探索包容性增长，让这一时代催生的嫩芽，迎风吐绿，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本报高级记者）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一、正确看待和评价已有的增长模式
首先谈一个概念问题。增长方式是过去长时间沿用下来的概念，主要是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意思。我在这里更多地使用增长模式的概念，这个概念除了上述涵义外，还有要素组合和竞争优势等涵义，包容性更宽一些。简而言之，“增长模式”包含了“增长方式”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涵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国内外的评价总体上说相当高，但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法就大不相同，经常听到的评价是“粗放”、“低效”，如此等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模式”评价如此不一，颇令人困惑。
对中国增长模式的评价，可以列出许多数据加以论证。这里不妨作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近一些年来，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在全球位居前列，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中国的增长模式仅仅是“粗放”、“低效”，那么，外资为什么不留在其他国家“集约”、“高效”的模式内，而要到中国来呢？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如果中国不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国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外资到中国来就不合常理。当然，可以认为外资到中国是因为市场广大，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又如何解释这些年中国出口强劲，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而在中国的出口额中，外资企业生产产品占到一半以上的事实呢？1这表明中国不仅具有消费上的优势，同时也有生产上的优势，在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粗放”、“低效”的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但远非它的全貌。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面、客观、无偏见的认识。对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首先是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丰富。这两条都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为基础。过去我们讲人口多，基本上看成是负担，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人口多带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人口红利”。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要素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改革开放使上述要素组合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鸿沟。问题是仅仅拥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资源丰裕地区“捧着金碗讨饭吃”，资源贫乏地区增长成绩斐然的事例。关键是要有将要素很好地组合和利用起来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和机制。同样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同样的生产要素，改革前后就可以全然不同。开放的直接作用是促进要素流动，在国家范围，可以引入我们过去缺少的资金、技术、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使要素组合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率。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在引入上述要素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简而言之，改革开放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进要素流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二是改变了要素组合和使用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其结果是
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转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竞争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上，所以，我将这一阶段的中国增长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低成本竞争”模式。
十二五规划方向浮出水面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1月19日，在国家发改委联合亚洲开发银行举行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对外宣布，中国“十二
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围绕这一规划，中国政府将数百个课题面向全球公开招标，首度就五年发展
规划联手国际机构开展课题研究，以研讨会形式全球“取经”。
这是一次没有先例的头脑风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官员悉数到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驻华官员、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面对面，就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展
开直接对话。
“中国经济、决策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日益紧密，我们希望‘十二五’规划，能在制定者与全球智囊的互动中获得提升。”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财经国
家周刊》记者说。
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成为研讨会上人们的焦点话题。 “十一五”期间，中国实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翻两番”所需要的增长率（7.2%）和“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增长率（7.5%）。“十二五”时期，是否能
够保持如此高增速？是否仍然有必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一
个艰难的调整过程，短期内可能难以再现上一轮的高速增长。因此，在重新调整
过程中，摩擦和动荡可能会贯穿整个“十二五”期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也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英美等发达国家储蓄率和贸易逆差发生变化，带来全球经济缓慢再平衡，而这一再平衡过程无疑将对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冲击，要求对原来的产业分工进行调整。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伟在国家发改委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课题《“十一五”后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研究》的概要中提出，虽然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也有可能取得比7.5%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看，“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定在7.5%较为合适，在实际执行时，即在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可以略有提高，在8%左右为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则认为，中国不宜再把GDP增长目标列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号，
更不宜将GDP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策的目标和干部考核的唯一依据。
调整是主轴
作为国家发改委此次“十二五”规划的合作伙伴，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在介绍双方合作阶段性成果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调整”。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再调整要更加注重降低储蓄率和扩大国内私营部门的需
求。
在需求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降低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更加依赖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减
少对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依赖。
“经济增长再调整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发展过程和结构转型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必须
经历这一过程。”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同样认为，调整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
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经多次调整，然而，本轮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产能过剩背景。 在王建看来，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
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王建强调，诸多因素决定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必须的，否则未来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
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
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王建说。
绿色经济：未来增长重要路径
徐宪平指出，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的重要
目标，“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劳伦斯·格林伍德建议，在全球注重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十二五”
规划应强调走“绿色发展道路”。
格林伍德预计，中国要想在2030年转型为“绿色经济体”，每年需要投入
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到2.5%。 王一鸣建议，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与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增大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中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
间。
民众福祉：最大的前提
徐宪平说，中国政府将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方针，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不断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实现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徐宪平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扩大居民消费
需求提供支撑。
为扩大内需，将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引导投资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和社会事
业。
他同时说，民众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始终，建立健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体制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佩金斯建议，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亟待在其战略性规划中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他看来，
除了降低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比如未来20年中国面临解决1.5亿到2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将有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王一鸣建议，“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重点应转向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发展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扩容中小城市，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争取
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使2015年城镇人口接近7亿人。
作者：韩洁
时间：2010-01-27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
一、 世界贫困的现况：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世界人口大约有60亿。如果把贫困线定在每天每人两美元的标准，全世界还有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全世界47%的人是贫困人口。即使把标准降低到一天一美元，那么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也还有12亿贫困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0%。由于贫困，在低收入国家有很多儿童营养不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的儿童有50%营养不良；由于营养不良，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有20%活不到5岁。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实，但是，产生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遗憾，因为实际上现代的社会是有能力解决贫穷和营养问题的。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在公元1000年到1820年期间，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只有0.05%。但是工业革命使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展速度提高，从1820年，就是工业革命以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到1998年这将近180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前800年比较起来提高了24倍，达到1.21%。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这820年间人均收入只提高50%；可是，从1820年到1998年这17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8.6倍。以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贫穷和营养的问题。 但是，现在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上的好处并不是在全世界人口中平均分配。同样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1960年，也就是40年前，把20个最富有的OECD国家跟20个最贫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做对比，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的18倍；但到了2000年，这个差距增加到37倍。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贫困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很慢，甚至恶化，以至于全世界有20%
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美元还不到的状态，全世界贫穷国家的儿童有50%是营养不良的，有20%的寿命不到5岁。
二． 中国扶贫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25年经验给全世界减少贫困的前景带来了一束曙光。在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占当时全部人口的25%,，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占农村人口的30.7%。但是1978年开始，农村从集体生产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市场在农村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源的配置得到改善；同时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到了1985年的时候，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1.2亿。1985年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继续加快，出现了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给农村1亿多个劳动力提供了非农的就业机会；到90年代开始，许多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出现了近一亿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加上中国政府从80年代中开始实施的专项扶贫计划，到1993年时，中国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降到8000万。1994年中国政府分析当时贫困的状况，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增加了对农民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到2002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2820万。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2亿。可以说，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绝大多数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减贫经验很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研究、借鉴。
三． 中国减贫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减贫努力在过去20多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今天会议的主题“贫困，增长，平等”在中国也还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在减贫问题上面临着六个新的挑战。第一，展望未来要减少贫困人口会越来越难。从1978年到1990年这12年间，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8500万，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但是从1990年到2000年，即使政府投入很大力量，市场化的改革也在向前推进，中国的贫困人口只从8500降低到3200万，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500万，为前面十年的一半；2001年，贫困人口只减少270万；2002年贫困人口只减少110万，总数为2820万；2003年贫困人口则又增加了80万。中国现在还有2900万的贫困人口，按照目前这样的速度，完全消除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二，现在贫困人口非常分散，按总人口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到3 %；可是，这些人并不集中，即使在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所谓的贫困县，贫困人口也不过就是全县人口的9%。这2900万贫困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地，给政府采取强有效措施增加了难度。第三，虽然已经有两亿两千万的人口脱贫，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只要发生疾病或是自然灾害，就会有大量的人口回复到贫困的状态。第四，中国在过去减贫的努力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的，定的标准较低，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每人一美元的标准，那么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在1亿左右，这是相当大的数字。第五，固然每个人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其收入、生活、健康状况都有所改善，但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1978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2.4比1；现在是3.1比，可见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没有达到“贫困，增长，平等”中的“平等”这个目标。。第六，贫困人口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限于农村，城市里面也出现了一群新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在城市领取政府最低的生活保障的人口有2180万，占城市人口的4.5%。
四． 达到减贫、增长和公平目标的政策
上述六点是中国在减贫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怎样才能解决？减少贫困人口最重要的是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的特性是可以创造收入的仅有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只有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才有希望真正减少贫困。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第一就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多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扶持劳动密集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二，要让贫困人口有能力去掌握这个机会。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在城市，农村人口除非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不然就很难适应城市里面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进入到城市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技术结构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必须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才能够适应工作的需要，分享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机会。第三，进入到城市以后，面对的是市场环境，市场当中会有很多风险，可能面临失业，面临重新就业的压力，这种市场的风险也同样要有较高人力资本才能够应付。所以，要减少贫困，除了要增加工作机会，最重要是要提高现在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农村里的贫困人口用自己的劳动力来减少贫困。当然，在提高贫困人口自身能力来减少贫困之外，人口当中总会有一群人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包括孤儿、老人和因病、因残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以及在很偏僻的地方市场经济达不到的人口，这部分人口要度过贫困的难关，就必须要有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帮忙，这样他们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对于减少贫困的努力，中国在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谓“全面”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现在处于贫困的人口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今年中国政府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把发展的目标定为“以人为本”，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只有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才能创造最多就业机会，才能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新战略指导下，相信21世纪中国减贫工作应可以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再创造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
实践探索包容性增长
近些日子，关心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的人，或许已经注意到一个似乎有点陌生的经济术语——包容性增长。
此一术语，曾经两次出现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正式讲话中。一次是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并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
另一次是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再次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到底什么是包容性增长？为什么世界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有必要提出和强调包容性增长呢？
笔者以为，包容性增长，是针对非包容性增长提出来的。包容者，包罗各方，兼容并蓄也。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实情和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的前提下，兼容并蓄，全面统筹，彼此尊重与合作的和谐式增长。
为什么当下要提出这一概念呢？
列位晓得，当今世界，虽然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波折，走过或长或短的弯路，如今也还尚未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完全走出，但从总体看，近来这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还算迅速且比较稳定。当今中国，国民经济则更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前途无量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勃勃生机。经济保持较长时期高速发展，从总体看固然是件好事，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增长，是付出了一定甚至是巨大代价的。
从全球看，多年经济发展给世界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些许减轻，反而因各国对资源的加速掠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忽视而日益增大。多年来基于外界条件和内部因素而致的南北差距与东西差距，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因马太效应的推动而呈愈加扩大之势。
从国内看，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和不合理现象，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出现减缓，反而因各地区各产业片面追求更高速度而愈加扭曲。多年尚未解决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能完全解决，反而因各个群体片面追求效益忽视公平而加剧了其不合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既富有前瞻性而又水到渠成地提出来了。笔者以为，包容性增长，理应包括以下两大内涵。
其一，从全球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在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须取更加宽容、更加鼓励和更加积极支持的态度。而不是继续强行地哪怕自以为好心地把自己的增长模式，不遗余力地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视其他与己不同的发展模式为异类，不屑一顾，不予支持，甚至上下其手，干预阻挠。
其二，从国内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上，须以更加充沛的精力保护环境，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与方法节约资源，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更多的投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在新的基点与平台上更加稳定、更加协调、更加持续地向前发展。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是近两年的事，但它与近些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们将继续关注包容性增长，实践和探索包容性增长，让这一时代催生的嫩芽，迎风吐绿，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本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