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泛雅典人节是古代雅典人祭祀城邦女神雅典娜的宗教节日，也是雅典最重要的城邦节日之一。这一节日从起源神话到勃兴历程都与雅典城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随着雅典城邦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在泛雅典人节的比赛项目和仪式活动之中都有所体现。因此，这一节日不仅是雅典人的一个宗教节日，更成为他们传达城邦观念、宣扬城邦意识的重要场合。
关键词古希腊，雅典，泛雅典人节，城邦意识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42-09
泛雅典人节（Panathenaia）是雅典人祭祀城邦女神雅典娜（Athena Pallas）的节日，举办的时间是“百牛大祭月”（Hecatombaion）（现在公历的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月末。除了一年一次的普通泛雅典人节之外，从公元前566年起又增加了规模更大的大泛雅典人节（Great Panathenaia），每四年举办一次，取代当年的普通泛雅典人节。在这一盛大的节日上，雅典人连续多日进行音乐、史诗吟诵、体育竞技等比赛活动，之后还有隆重的巡游、百牛大祭以及飨宴胙肉等宗教活动，将节日的庆祝推向高潮。
作为雅典城邦最重要的公共节日之一，与其他节日一样，泛雅典人节的本质仍是祭祀神的宗教节日，但一方面由于其祭祀的是雅典的城邦神，另一方面，这一节日从起源兴起到后来的发展变化都与雅典城邦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而是名副其实的城邦节日。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雅典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自己城邦的认识和观念，即雅典人的城邦意识，都在这一节日上有所反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变化。
有关泛雅典人节的起源，流传下来三种不同版本的神话传说。第一个版本涉及雅典传说中的始祖英雄埃里克托尼乌斯（Erichthonios），他是工匠神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的儿子。赫淮斯托斯在追求雅典娜的过程中，精液洒于地上，由此从土地之中生出埃里克托尼乌斯。这位英雄由雅典娜抚育长大，他的儿子就是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潘狄翁（Pandion）。长大后的埃里克托尼乌斯创办了泛雅典人节，以报答女神对自己的养育之恩。①第二个神话版本的主角是传说中统一雅典城邦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忒修斯在统一城邦之后，为其定名为雅典，并创办了一个全体阿提卡居民参加的节日，即泛雅典人节。②波萨尼阿斯（Pausanias）则更为确切地叙述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个节日最早曾被称为“雅典娜节”（Athenaia），是供奉雅典娜的节日，在忒修斯将所有雅典人统一于一个城邦之后，他们共同将旧的“雅典娜节”转变为新的“泛雅典人节”。③第三个版本涉及雅典娜与巨人族的战争。在女神打败巨人之后，根据希腊葬仪传统为巨人举行了葬礼，这一节日就是由这场葬礼发展而来。正因如此，在泛雅典人节的赛会上出现了身着盔甲舞蹈的比赛项目（Pyrrhiche），这正是女神庆祝胜利的一个活动。此外，奉献给女神的圣衣（Peplos）的图案也常常是女神大战巨人的题材。①
对于上述三个版本的神话传说，我们无从判断真假，更不可能将其作为推断泛雅典人节真正起源的史料依据。但应该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叙事元素，即雅典土生的（Autochthonous）国王、阿提卡的统一、雅典娜对混沌势力的胜利等等。②所有这些都表明，泛雅典人节虽然是祭祀雅典娜的一个宗教节日，但却被认为与雅典城邦的兴起、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雅典也是重要的城邦节日，雅典人的城邦意识在这一节日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从已知的史料记载来看，上述这些特点都起于雅典的僭主统治时期。
曾有观点认为，四年一度的大泛雅典人节由第一代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创建，但目前学界已基本抛弃这一说法。有证据表明，大泛雅典人节首创于公元前566/5年，当时正值希波克莱德斯（Hippocleides）担任雅典执政官，③而庇西斯特拉图的统治则在几年后才正式开始。然而，后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部分原因就在于庇西斯特拉图僭主家族对这一节日发展的巨大贡献。
在第一代僭主庇西斯特拉图统治时期，大泛雅典人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有证据表明，庇西斯特拉图本人对泛雅典人节的比赛项目进行了调整，音乐比赛项目很可能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增加的。同时，泛雅典人节国际化的特点也在此期间开始形成。④许多来自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受邀参加泛雅典人节，他们可以参加竞技比赛，只有一些需要雅典公民资格的部落竞赛项目除外；盛大的巡游也给外邦人留了位置，他们可以跟随队伍一直行进到卫城的山门，但之后进入卫城的祭祀活动则不允许参加。第二代僭主希帕库斯（Hipparchos）对泛雅典人节最大的贡献是引入吟诵荷马史诗的比赛。在柏拉图的《希帕库斯》中，苏格拉底言道：
在庇西斯特拉图的子嗣中，希帕库斯是最年长也最智慧的一个。许多美好的事务都表现了他的智慧，其中之一就是，他首先将荷马的诗篇引入这片土地（指雅典），并要求诵诗人（rhapsōidoi）在泛雅典人节上依次吟诵这些诗篇，顺序与今日之情形一致。⑤
此后，吟诵荷马史诗的比赛项目在泛雅典人节上一直保留下来，对于后世荷马史诗文本的定型与保存意义重大。
有学者指出，我们要慎重论述庇西斯特拉图僭主家族与泛雅典人节之间的关联，因为确切表现二者关系的证据非常匮乏，因此，僭主对于泛雅典人节发展的作用不应过分强调。⑥但我们不应忘记希罗多德所记载的一个事件，即庇西斯特拉图曾在第二次回归雅典之际，特意安排自己与装扮成雅典娜女神的菲埃（Phye）一同进城，以此向众人暗示女神与他的特殊关系，并取得雅典人的信任。⑦由此来看，在庇西斯特拉图掌权之后，他也很可能乐于强化对雅典娜的宗教崇拜，而泛雅典人节勃兴的时代又与其僭主统治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他曾采取措施促进泛雅典人节的发展，应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事实上，如果说证据匮乏，那么不仅是庇西斯特拉图家族与泛雅典人节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整个希腊古风时代的僭主统治都未能掌握充分的证据，从而形成“希腊史研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领域”。①要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研究，或许我们更应将某些具体的个人或事件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此来弥补史料的不足。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仍陷于内部的混乱之中，这也正是梭伦改革所要着力改变的局面。从6世纪中期开始，内部形势逐渐好转的雅典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庇西斯特拉图建立并施行统治的时代。他在雅典对邻邦麦加拉（Magara）的战争中担任领袖，雅典人称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②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帮助这位野心家登上权力的顶峰，③而他崛起的时期又适逢雅典城邦竭力谋求国际地位的时代，在他统治下，雅典一系列的变化都顺应了这一潮流。
大泛雅典人节的周期性，其间进行的各种竞技比赛，特别是它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化趋势，都会让我们联想到奥林匹亚节（Olympia）、庇底亚节（Pythia）等重要的泛希腊节日。事实上，雅典人正是意图参照这一模式，要将泛雅典人节也变成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泛希腊节日，由此提高雅典城邦的声望与地位。不难想象，不论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还是满足城邦发展的要求，庇西斯特拉图僭主家族都愿意迎合雅典新出现的这种城邦意识。因此，泛雅典人节在这一时期出现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其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越来越突出；二是庇西斯特拉图的接班人将吟诵荷马史诗发展为节日中的一个竞技项目，由此逐步确立了荷马史诗的标准文本。对于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是其文化传统的基石，雅典人以自己的版本为标准，排除了来自其他源流的文本，这本身也反映了雅典人建立自身文化霸权的努力，“是雅典帝国的一种自我表达方式，泛雅典人节上的荷马即帝国的荷马。”④
因此，在庇西斯特拉图统治时期，雅典正值城邦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新的对外扩张的城邦意识逐渐增强，而此时泛雅典人节的兴起及其一系列变化正是该时代潮流的反映。
随着僭主政治的倒台，雅典迎来了真正的民主制开端。公元前508/7年，克里斯提尼施行了意义深远的民主改革，深刻地改变了雅典的政治结构，为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学者将这场改革视为雅典民主制诞生的标志。⑤如同历史上所有取得成功的重大革新一样，克里斯提尼所推行的是一项复杂的、计划周密的改革，一些旧的传统被打破、新的秩序得到确立。在这一过程中，改革者有意识地在多个领域采取措施，以配合其改革的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泛雅典人节也发生了自庇西斯特拉图以来的最大变化。
在克里斯提尼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打破雅典旧有的部落划分，设立新的城邦行政区划。克里斯提尼先将阿提卡分成海岸、内陆和雅典城区三大部分，再将每个部分细分出十个小的区域，然后从每个部分取一个小区域组合成一个新部落，这样总计形成十个新部落。然而，一方面，构成每个新部落的三个区域领土并不相连，也无共同的历史传统，成员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因而对于部落成员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克里斯提尼改革中的其他内容，如议事会改革、军事制度等，又都以新划分的部落为基础，可以说，这种新的区划结构能否稳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如何让这一人为设计的全新的区划单位深入人心，并在政治运作中发挥效力，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克里斯提尼显然已经认识到，促进各部落内部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采取多种措施，有针对性地培养这种认同感，包括给每个部落确定一位名祖英雄，这实际上是在为各部落设计核心的英雄崇拜，以此加强宗教上的认同。①同时在泛雅典人节上，一种新的趋势也出现了，即对部落比赛项目的重视。事实上，这类项目并非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新创造，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比赛早已存在，但显然，随着改革的推行，旧的部落单位被新部落取代，这一项目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承担的功能也与过去有所不同。②
从目前能找到的史料证据来看，这类比赛形式只出现在大泛雅典人节上。③比赛的项目包括穿着盔甲的舞蹈比赛（Pyrrhike）、从行驶的战车上跳上跳下的比赛（Apobatic），以及展示角逐力量的比赛（Euandria）等。其参加者必须是雅典城邦的公民，即各个部落的成员。这里的以部落为单位参加比赛，一是指参赛者都以部落集体为单位参加比赛，二是指从参赛前训练、装备所需的资金到赛后奖品的分配，都具有集体性的特点。
首先来看资金来源。这里涉及雅典民主城邦中的一项独特制度，即公益捐助（leitourgia）制度。古典时期雅典城邦不向公民收税，政府的一些公共开支由指定的富有公民承担。在这些公共开支中，最重要的是公共节日里戏剧、合唱等表演成本的支出以及维护三层桨战舰（Trireme）的开销，前者的捐助者被称为Choregos，后者被称为Trierarchos。由于泛雅典人节是祭祀雅典娜的节日，其公共项目的开支很可能取自城邦女神雅典娜的金库，④但一些比赛项目的参与则需要个人的捐助。根据吕西阿斯（Lysias）在一篇辩护词中的叙述，被告人在最开始就罗列了自己曾履行的公益捐助义务，其中一项就是：
在格劳乌奇普斯（Glaucippus）担任执政官那年（公元前410/09年），曾为大泛雅典人节上穿盔甲舞蹈项目的参赛者花费800德拉克马。⑤
伊萨埃乌斯（Isaeus）所记载的证人证词中也出现了当事人捐助穿盔甲舞蹈项目的内容。⑥这样的捐助者就被称为Choregos，他们为其所属部落的参赛队伍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该部落赢得泛雅典人节的比赛。⑦此外，他们还会在节日上出资准备“部落餐”，供同部落的穷人享用。⑧这些资助行为成为雅典的富人们表现他们曾很好地履行公民责任的一项证据。
在部落比赛的奖品方面，以部落为单位的比赛是部落间的竞争，参赛者代表的是整个部落，最终的奖品也是授予获胜部落的全体公民。通过公元前4世纪一篇保存较好的铭文，我们能了解当时泛雅典人节各个项目的奖品情况。⑨从这份明细可以看出，音乐项目的奖品基本上是金冠和金钱，个人的体育竞技和赛马项目的奖品是橄榄油，而部落项目的奖品则是一些金钱和一头公牛。显然，部落项目的奖金不是按参赛的人数颁发的，一头公牛也很难众人平分。这些奖品很可能是为了供获胜部落在赛后举办一场庆祝胜利的宴飨。 由此，在准备和进行部落比赛的过程中，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为争取自己部落的胜利共同努力，并在胜利之后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这无疑增强了部落成员对共同体的自豪感以及部落本身的内聚力。因此，大泛雅典人节中的集体比赛项目不仅培养了部落成员间的认同意识，也成为雅典民主时期新发展出来的城邦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意识的作用下，雅典人对于部落（一种人为设立的、全新的区划单位）的认可程度大大提升，以此为基础的雅典民主政治结构得以巩固。
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发展到顶峰。在这一时期的泛雅典人节上，音乐项目的比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泛雅典人节的音乐项目包括弹奏竖笛（Aulos）、基萨拉琴（Kithara），配乐吟唱等。这些比赛最初在室外举行，后来为提升演奏效果，转移到室内。上文曾经提到，泛雅典人节的奖品包括用陶瓶盛装的橄榄油，这些留存至今的陶瓶上的瓶画为我们了解泛雅典人节的重要依据：
从瓶画来看，音乐比赛在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已经开始，因为相应题材的画面可以在这一时期的黑像陶和红像陶的瓶画上找到。然而到伯里克利时期，这些肖像画的细节发生了一些变化：音乐比赛的获胜者都会有正在吹奏长笛的胜利女神的陪伴；很少出现胜利者本人正在表演的形象，他们都安静地站在一旁接受称赞。这有点像今天奥运会的冠军站在领奖台上聆听国歌。这些瓶画不仅反映了古典盛期艺术的象征手法，而且第一次将获胜音乐家的身形提升到与获胜运动员同等的高度。①
可见，在这一时期，音乐比赛的获胜者更加受到尊重，音乐比赛本身也得到更多重视。
伯里克利时代的陶瓶画还有一个变化，即在表现音乐比赛的场景时，常常会有一根漂亮的多利安柱出现在音乐演奏者身后的背景中，这代表了新建成的音乐厅（Odeon）。这个音乐厅位于雅典卫城南坡，成为这一时期泛雅典人节音乐比赛的场地，它是伯里克利力主建造的：
音乐厅的内部安置了许多排座椅，也立有许多支撑石柱，圆形屋顶从中心顶点倾斜向下，据说完全模仿了波斯王大帐篷的形制。这个建筑也是在伯里克利的指示下建造的。……同样是出于对荣誉的追求，伯里克利还促成了一条法令的通过，在泛雅典人节上设立音乐比赛项目。他本人被选为裁判之一，并制定了比赛的规则，对参赛者如何演唱或弹奏乐器做出规定。从此以后，音乐厅就成为听众们欣赏音乐比赛的场地。②
但普鲁塔克的记载很可能有误。泛雅典人节的音乐比赛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就已开始，因此肯定不是在伯里克利的指示下才设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伯里克利非常重视音乐比赛：音乐厅在他统治时期建造。他虽不是音乐比赛这个大项目的创始者，但却很可能参与重组了其中的子项目，制定了新的比赛规则，并从官方层面上将这些调整作为法令固定下来。③
作为当时雅典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伯里克利是渗透和利用城邦意识的高手。在他著名的葬礼演说词中，字里行间都在彰显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使雅典民众树立起对于城邦制度的骄傲与自信。在他看来，精神生活的繁荣正是构成民主制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因此，他对泛雅典人节音乐比赛的重视契合了他所宣扬的这种城邦意识。
上文依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泛雅典人节从创办到民主制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并阐释了这些变化与各个时期的城邦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下面这一部分将着重关注节日中的两项特殊活动，因为通过这两项活动，我们将更清楚地认识到城邦意识在泛雅典人节中的表现。
第一项活动是泛雅典人节的巡游。在古希腊重要的节庆上，盛大的巡游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并非泛雅典人节独有，但在这个节日的巡游队伍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元素，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每一届大泛雅典人节的巡游活动都是雅典城邦的盛事，雅典人甚至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供队伍整装待发的建筑――列队厅（Pompeion），Pompe意为“列队巡游”，地点在城市的西北郊。⑤巡游通过的道路被称为“泛雅典人节大道”，这是雅典城最重要的道路之一。起点是位于雅典城西北的迪庇隆门（Dipylon Gate），经过陶工区，然后从西北角进入市政广场（Agora），以对角线形式将市政广场一分为二，之后从广场的东南角延伸向卫城陡峭的北坡，最后蜿蜒向东直至卫城脚下的山门（Propylaia）。这条道路全长1公里多，有10到20米宽，沿途经过雅典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在巡游的队伍中，除了行人，还有马车和骑兵，都要列队在道路上行进。巡游期间，泛雅典人节大道两边会聚集大量观众。参加巡游的主体是雅典公民，一些外邦人和获释的奴隶也可参与，但进入卫城献祭的只能是雅典人。参加者根据身份的不同，在衣着、手持物品等方面都有所区别，而且在队列中所处的位置也有差异。巡游的队伍里还有将要献给女神的大批动物以及其他供奉品，这些献祭品大多来自雅典城邦，但也有些由其他城邦供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前440年代起，根据克里尼阿斯（Kleinias）法令，雅典城邦规定提洛同盟中的各个同盟国都要在泛雅典人节上送来供奉品，每个城邦的供奉品包括一头牛和一套盔甲，以此显示对雅典这个同盟领袖①的忠诚。②
事实上，类似的行为不仅发生于大泛雅典人节。在另一个重要节日――城市狄奥尼索斯节（City Dionysia）上，也展现了雅典对同盟国的控制。在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演出开始之前，同盟国供奉的贡金都要被带入剧场，展示于舞台之上。③剑桥大学教授西蒙・高德希尔（Simon Goldhill）认为这样的行为表明：
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城邦越来越热衷于在公共仪式和活动中强调自身的强大力量。……城邦意识（Civic Ideology）的发展也见于宗教仪式的发展之中。④
这里高德希尔所说的“城邦意识”只强调了民主制的元素，因此实际上等同于“民主意识”（Democratic Ideology）。他的这一观点随后遭到另一位著名古典学家罗兹（P. J. Rhodes）的反对，罗兹认为高德希尔所使用的核心史料是伊索格拉底的演说词，但“伊索格拉底在其中丝毫未涉及民主制的内容。……这个节日只是让雅典城邦在其众多的公民观众和外国来宾面前有机会展现自身的自豪感。”⑤高德希尔难以证明他所列举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独具特色的民主制度，而非民主制背景下城邦制度的特定表现形式。”⑥ 笔者同意罗兹的批评意见，将贡金的展示与民主制或民主意识之间建立关联确实牵强。这一点也适用于同盟国要在大泛雅典人节上奉献牺牲和供品的规定。根据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分析，⑦这一规定表面上是基于雅典城邦在整个帝国中的“母邦”地位，⑧但事实上，虽然许多爱奥尼亚城邦承认自己由雅典人创立，但在雅典帝国确立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曾以殖民城邦的身份向雅典缴纳供奉品。因此，大泛雅典人节上同盟国的供奉实际上有力地证明了雅典的帝国形象。大泛雅典人节变成了一个帝国的节日，它不仅向雅典人和许多希腊人展现了雅典帝国的伟大，而且也在提醒其霸权之下的盟国，雅典城邦拥有巨大实力，其权威不容挑战。由此看来，同盟国在大泛雅典人节上奉献供品的活动体现了雅典人要在城邦节日中展现自身强大实力的心理诉求，而这也是雅典人在帝国霸权确立以后表现出的新的城邦意识。
第二项特殊活动是运送雅典娜的圣衣（Peplos）。雅典娜女神是雅典最重要的城邦保护神。在供奉女神的节日上，除了献祭大量动物、举办精彩的竞技比赛之外，雅典人还要把精心织造的圣衣献给雅典娜。
实际上，圣衣是泛雅典人节的核心圣物，地位相当重要。它由精心挑选的来自雅典贵族家族的少女们织造完成。城邦分配9个月的时间供她们履行这项任务，足以看出其工艺的复杂及重视程度。圣衣图案的题材取自雅典娜对巨人战争的胜利。由于圣衣要实实在在地披于女神雕像上，而非只是象征意义，因此随着巨大的雅典娜神像的修造，圣衣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再加上其艳丽的色彩、精美的图案，使其成为这一节日上最受人关注的圣物。在泛雅典人节上，圣衣将由壮观的巡游队伍护送至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而其护送的方式正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重点。从公元前440年代起，人们护送雅典娜圣衣的方式变得很奇特：圣衣被挂在一艘舰船上，船下安装轮子，由公牛牵拉着前往卫城。①这里的不同寻常之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雅典人放弃使用车马等便捷的陆上交通工具，费尽心思地把本应驶于水上的舰船改造成陆路工具，用以展示和运输女神的圣衣；二是在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女神与大海、船舰等元素都无关联，没有神话反映女神是乘船来到雅典的。因此表面看来，泛雅典人节上运送圣衣的方式显得突兀怪诞。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这样的仪式活动中，雅典人要实现的不仅是将圣衣献给女神的目标，而且还融入了更深层次的城邦意识。
法国学者尼克尔・洛劳（Nicole Loraux）曾探讨了古典雅典的葬礼演说在雅典城邦构建中的作用。洛劳认为，这些葬礼演说实际上表现了雅典人对自己城邦历史的一种叙述方式。在葬礼演说中，雅典人重塑了自己的城邦，他们对城邦的历史回忆实际是在重新建构他们城邦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记忆中，许多元素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但雅典人对这些却深信不疑，而且这样的历史回忆成为所有雅典人在提及自身历史时所采用的一个套路，这就是洛劳所说的“想象的雅典”（Imaginary Athens）。②洛劳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事实上，“想象的雅典”――即雅典人对历史的建构――不仅体现于葬礼演说，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活动中，包括宗教节日中的仪式活动。在巡游队伍运送圣衣的过程中，两件核心象征物得到凸显：圣衣与船舰。圣衣代表了雅典人对雅典娜女神的感激与崇拜，因为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最重要的保护神，在雅典人看来，女神的庇护直接关系雅典城邦的命运。而船舰则代表雅典不可一世的海军实力。海军对于雅典城邦意义重大，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仰仗其海上力量。
因此，雅典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地用带轮子的船舰来运送雅典娜女神的圣衣，这本身就承载了他们对于城邦崛起并最终确立帝国权威的历史记忆。通过大泛雅典人节上盛大的巡游活动，这一记忆得到传承与强化，形成一种城邦意识，对内渗透于雅典人的思想之中，对外展现给前来参加节庆活动的所有希腊人。
早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卫城上就兴建了一座宏伟的雅典娜神庙，也就是之后帕特农神庙的前身（被称为“旧帕特农神庙”）。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的一场大火将整个卫城付之一炬，早期修建的大神庙也仅仅留下了一些石灰岩的基座。深受冒犯的雅典人曾发誓永不重建这座神庙，以此铭记蛮族人亵渎神灵的野蛮行径。③然而，在战争胜利之后，出于宗教上的虔诚，雅典人还是决定要在旧神庙的南边重建一座供奉女神的神庙。但直到伯利克里统治时期，帕特农神庙才被设计和建造得如今天这般宏大巍峨，成为雅典帝国极盛的标志之一。④
帕特农神庙从建筑的规模到装饰的细节都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建筑史上的瑰宝。其中的浮雕艺术成就不可不提，这既包括神庙三角山墙上描绘雅典娜神话事迹的巨型浮雕，也包括神庙内环绕主建筑（Cella）的浮雕饰带（Frieze）。
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就是这条长达160米的饰带。与其他神庙内的浮雕相比，帕特农的浮雕饰带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
在我们已知的范围内，不论当时还是之后的希腊神庙，这一饰带是唯一表现宗教仪式场景的浮雕。⑤
浮雕上的画面取材于现实的场景，而非神话传说。学者们基本认同，这里的浮雕饰带表现了节日巡游的场面，但对于巡游的时间、地点、性质以及参加者的身份，学界仍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不过，根据浮雕所刻画的动物、人物形象、场景等细节内容，再加上帕特农神庙本身又是雅典娜神庙，多数学者都赞成，其展现的就是大泛雅典人节上的巡游队伍。①
从饰带整体来看，四面的浮雕总共刻画了378个人物和245个动物的形象，②场面宏大。东侧的浮雕是艺术表现的核心，南北两侧浮雕上的艺术形象都朝东侧汇聚。南北两侧饰带的内容相似，上面都有骑士、老人、乐手、牵着献祭动物的人群以及携带着献祭用品的人群。西侧浮雕上的艺术形象较少且较单一，主要是骑士形象。东侧是最精彩的部分，画面的两侧是阿提卡十部落的名祖英雄（也可能是来自各个部落的管理节庆活动的官员）以及十二位奥林波斯神的坐像，后者的形象更为高大。
在他们中间，也就是东侧饰带的中心位置，五个人正在折叠一块布料。考虑到帕特农神庙本身供奉的就是雅典娜女神，再加上这一画面处于饰带的核心位置，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这一场景表现的正是将泛雅典人节推向高潮的活动，即向雅典娜女神奉献圣衣的情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三侧浮雕就展现了泛雅典人节上壮观的巡游队伍。东侧浮雕由此成为判定饰带内容最根本的依据。 然而，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有趣的是，反对派最重要的根据仍旧是东侧的浮雕饰带。因为按照支持者的解读，凡人与奥林波斯神在浮雕上并列出现，并参加同一场合的活动，这不符合希腊人的宗教观念。
此外，如果其他三侧浮雕表现的是泛雅典人节的巡游队伍，那就意味着在神庙上出现了凡人的形象，而这也不符合希腊神庙建筑的常规。针对这些反对意见，支持的学者们试图给出各种解释。有学者提出，浮雕上出现的人物都是参加马拉松战役的英雄，这正是他们在壮烈牺牲之前参加公元前480年的大泛雅典人节巡游的情景。③
这样的解释当然很富有想象力，但笔者认为，或许我们无需牵强地将带有许多虚构元素的艺术作品还原成真实的历史场景。事实上，在帕特农神庙修建的过程中，雅典城邦正处于鼎盛时期，此时的雅典人对自己的城邦最为骄傲和自信，也最乐于对外展示城邦强大的实力。因此在设计这一神庙的浮雕饰带时，雅典人将自己对于城邦的看法――即他们的城邦意识――渗透于其中，由此构成了这一艺术作品的叙事风格。
在浮雕饰带中，占据了近一半面积的是骑兵，这使得这一巡游场面带上了浓重的军事色彩。无怪乎在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对这一浮雕饰带进行解读的作品中（公元1436年），作者将浮雕上的画面视为人们庆祝胜利的场景，由此将其定名为“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胜利”。④
虽然现代学者的解读已与15世纪大相径庭，但这里对雅典军事实力的着意强调却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骑兵在军事战争中早已不扮演重要角色，而浮雕画面之所以仍用骑兵形象渲染军事色彩，一方面是因为在泛雅典人节的比赛中有大量与骑马或驾车有关的项目，马匹是这一节日中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骑兵的形象，相较于步兵或海军水手，与浮雕整体想要达到的古朴庄重的艺术风格更为匹配。
浮雕整体画面带给人的另一个感受就是年轻人的主导地位。除年富力强的骑兵之外，饰带刻画的另一类重要群体是年轻的少女。这些少女装扮得体、体态优雅、举止端庄，她们将孕育出雅典人未来的希望。由此，浮雕不仅展示了雅典人光荣的过去，更以生机勃勃的画面暗示出雅典城邦永恒光明的未来。⑤而对于雅典人将自身与神并列刻画在神庙饰带上的做法，尼尔斯给出的解释更令人信服：
既然这一城邦的居民完全能够建构神话以美化自身（例如雅典娜女神陪伴庇西特拉图斯占领卫城的传说……），那么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在新建的神庙墙上将自己提升到英雄的高度。⑥
雅典人一方面相信自己的功业离不开神的佑护，因此保持着绝对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他们也拉近了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伟大的成就已使他们的地位超越了其他普通的凡人。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帕特农神庙的浮雕饰带展现了理想中的泛雅典人节巡游场面：游行队伍规模庞大、秩序井然，老人、年轻人、外邦人等各个群体都出现在画面上，他们尊卑有序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能，既展现了雅典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等级结构，也表现了不同等级的人们结为一个整体之后的团结。①雅典人将这样和谐的场面刻画在浮雕上，不仅是为了表现泛雅典人节的巡游队伍，更是要向到访雅典的希腊人展示他们完美城邦的形象，因为泛雅典人节上的列队游行正是一个城邦在其公民以及所有希腊人面前展示其伟大与荣耀的最好例证。②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古代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恰恰承担了宣传的功能，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并宣扬了雅典人的城邦意识。
综上所述，随着雅典城邦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城邦最初的统一到城邦制度的确立再到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最初是共同体意识萌发，之后逐渐发展出对外展示和炫耀城邦强大实力的要求，这一系列的改变都体现在泛雅典人节上的比赛项目和仪式活动之中。僭主制时期大泛雅典人节的兴起和国际化的努力方向，迎合了雅典人谋求城邦国际地位的心理需求。民主制初期泛雅典人节的调整有助于雅典人从心理意识上适应城邦制度的重大变化。而到了雅典城邦的鼎盛时代，泛雅典人节上的多项活动，以及表现盛大巡游场面的帕特农神庙浮雕饰带，则彰显了雅典人塑造城邦光辉历史、展现完美城邦形象的愿望。因此可以说，泛雅典人节不仅是雅典人祭祀女神雅典娜、表现宗教虔诚的节日，更是他们传达城邦观念、宣扬城邦意识的重要载体，也推动了泛雅典人节的发展，巩固了这一节日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地位，使之逐渐成为古代雅典最重要的城邦节日。
【作者简介】邢颖，女，197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The Panathenaia was a religious festival in which the ancient Athenians worshipped the goddess Athena Pallas. It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s festivals in Athens. From the foundation to its rising， the Panathenaia accompan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olis. In addition， the Athenian polis ideology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 festival's games and rituals. The Panatheaia was an important public occasion for Athenians to convey their civic ideas and express their polis ideology.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Athens， the Panathenaia， Polis Ideology
摘 要泛雅典人节是古代雅典人祭祀城邦女神雅典娜的宗教节日，也是雅典最重要的城邦节日之一。这一节日从起源神话到勃兴历程都与雅典城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随着雅典城邦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在泛雅典人节的比赛项目和仪式活动之中都有所体现。因此，这一节日不仅是雅典人的一个宗教节日，更成为他们传达城邦观念、宣扬城邦意识的重要场合。
关键词古希腊，雅典，泛雅典人节，城邦意识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42-09
泛雅典人节（Panathenaia）是雅典人祭祀城邦女神雅典娜（Athena Pallas）的节日，举办的时间是“百牛大祭月”（Hecatombaion）（现在公历的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月末。除了一年一次的普通泛雅典人节之外，从公元前566年起又增加了规模更大的大泛雅典人节（Great Panathenaia），每四年举办一次，取代当年的普通泛雅典人节。在这一盛大的节日上，雅典人连续多日进行音乐、史诗吟诵、体育竞技等比赛活动，之后还有隆重的巡游、百牛大祭以及飨宴胙肉等宗教活动，将节日的庆祝推向高潮。
作为雅典城邦最重要的公共节日之一，与其他节日一样，泛雅典人节的本质仍是祭祀神的宗教节日，但一方面由于其祭祀的是雅典的城邦神，另一方面，这一节日从起源兴起到后来的发展变化都与雅典城邦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而是名副其实的城邦节日。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雅典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自己城邦的认识和观念，即雅典人的城邦意识，都在这一节日上有所反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变化。
有关泛雅典人节的起源，流传下来三种不同版本的神话传说。第一个版本涉及雅典传说中的始祖英雄埃里克托尼乌斯（Erichthonios），他是工匠神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的儿子。赫淮斯托斯在追求雅典娜的过程中，精液洒于地上，由此从土地之中生出埃里克托尼乌斯。这位英雄由雅典娜抚育长大，他的儿子就是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潘狄翁（Pandion）。长大后的埃里克托尼乌斯创办了泛雅典人节，以报答女神对自己的养育之恩。①第二个神话版本的主角是传说中统一雅典城邦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忒修斯在统一城邦之后，为其定名为雅典，并创办了一个全体阿提卡居民参加的节日，即泛雅典人节。②波萨尼阿斯（Pausanias）则更为确切地叙述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个节日最早曾被称为“雅典娜节”（Athenaia），是供奉雅典娜的节日，在忒修斯将所有雅典人统一于一个城邦之后，他们共同将旧的“雅典娜节”转变为新的“泛雅典人节”。③第三个版本涉及雅典娜与巨人族的战争。在女神打败巨人之后，根据希腊葬仪传统为巨人举行了葬礼，这一节日就是由这场葬礼发展而来。正因如此，在泛雅典人节的赛会上出现了身着盔甲舞蹈的比赛项目（Pyrrhiche），这正是女神庆祝胜利的一个活动。此外，奉献给女神的圣衣（Peplos）的图案也常常是女神大战巨人的题材。①
对于上述三个版本的神话传说，我们无从判断真假，更不可能将其作为推断泛雅典人节真正起源的史料依据。但应该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叙事元素，即雅典土生的（Autochthonous）国王、阿提卡的统一、雅典娜对混沌势力的胜利等等。②所有这些都表明，泛雅典人节虽然是祭祀雅典娜的一个宗教节日，但却被认为与雅典城邦的兴起、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雅典也是重要的城邦节日，雅典人的城邦意识在这一节日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从已知的史料记载来看，上述这些特点都起于雅典的僭主统治时期。
曾有观点认为，四年一度的大泛雅典人节由第一代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创建，但目前学界已基本抛弃这一说法。有证据表明，大泛雅典人节首创于公元前566/5年，当时正值希波克莱德斯（Hippocleides）担任雅典执政官，③而庇西斯特拉图的统治则在几年后才正式开始。然而，后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部分原因就在于庇西斯特拉图僭主家族对这一节日发展的巨大贡献。
在第一代僭主庇西斯特拉图统治时期，大泛雅典人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有证据表明，庇西斯特拉图本人对泛雅典人节的比赛项目进行了调整，音乐比赛项目很可能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增加的。同时，泛雅典人节国际化的特点也在此期间开始形成。④许多来自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受邀参加泛雅典人节，他们可以参加竞技比赛，只有一些需要雅典公民资格的部落竞赛项目除外；盛大的巡游也给外邦人留了位置，他们可以跟随队伍一直行进到卫城的山门，但之后进入卫城的祭祀活动则不允许参加。第二代僭主希帕库斯（Hipparchos）对泛雅典人节最大的贡献是引入吟诵荷马史诗的比赛。在柏拉图的《希帕库斯》中，苏格拉底言道：
在庇西斯特拉图的子嗣中，希帕库斯是最年长也最智慧的一个。许多美好的事务都表现了他的智慧，其中之一就是，他首先将荷马的诗篇引入这片土地（指雅典），并要求诵诗人（rhapsōidoi）在泛雅典人节上依次吟诵这些诗篇，顺序与今日之情形一致。⑤
此后，吟诵荷马史诗的比赛项目在泛雅典人节上一直保留下来，对于后世荷马史诗文本的定型与保存意义重大。
有学者指出，我们要慎重论述庇西斯特拉图僭主家族与泛雅典人节之间的关联，因为确切表现二者关系的证据非常匮乏，因此，僭主对于泛雅典人节发展的作用不应过分强调。⑥但我们不应忘记希罗多德所记载的一个事件，即庇西斯特拉图曾在第二次回归雅典之际，特意安排自己与装扮成雅典娜女神的菲埃（Phye）一同进城，以此向众人暗示女神与他的特殊关系，并取得雅典人的信任。⑦由此来看，在庇西斯特拉图掌权之后，他也很可能乐于强化对雅典娜的宗教崇拜，而泛雅典人节勃兴的时代又与其僭主统治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他曾采取措施促进泛雅典人节的发展，应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事实上，如果说证据匮乏，那么不仅是庇西斯特拉图家族与泛雅典人节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整个希腊古风时代的僭主统治都未能掌握充分的证据，从而形成“希腊史研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领域”。①要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研究，或许我们更应将某些具体的个人或事件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此来弥补史料的不足。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仍陷于内部的混乱之中，这也正是梭伦改革所要着力改变的局面。从6世纪中期开始，内部形势逐渐好转的雅典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庇西斯特拉图建立并施行统治的时代。他在雅典对邻邦麦加拉（Magara）的战争中担任领袖，雅典人称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②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帮助这位野心家登上权力的顶峰，③而他崛起的时期又适逢雅典城邦竭力谋求国际地位的时代，在他统治下，雅典一系列的变化都顺应了这一潮流。
大泛雅典人节的周期性，其间进行的各种竞技比赛，特别是它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化趋势，都会让我们联想到奥林匹亚节（Olympia）、庇底亚节（Pythia）等重要的泛希腊节日。事实上，雅典人正是意图参照这一模式，要将泛雅典人节也变成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泛希腊节日，由此提高雅典城邦的声望与地位。不难想象，不论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还是满足城邦发展的要求，庇西斯特拉图僭主家族都愿意迎合雅典新出现的这种城邦意识。因此，泛雅典人节在这一时期出现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其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越来越突出；二是庇西斯特拉图的接班人将吟诵荷马史诗发展为节日中的一个竞技项目，由此逐步确立了荷马史诗的标准文本。对于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是其文化传统的基石，雅典人以自己的版本为标准，排除了来自其他源流的文本，这本身也反映了雅典人建立自身文化霸权的努力，“是雅典帝国的一种自我表达方式，泛雅典人节上的荷马即帝国的荷马。”④
因此，在庇西斯特拉图统治时期，雅典正值城邦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新的对外扩张的城邦意识逐渐增强，而此时泛雅典人节的兴起及其一系列变化正是该时代潮流的反映。
随着僭主政治的倒台，雅典迎来了真正的民主制开端。公元前508/7年，克里斯提尼施行了意义深远的民主改革，深刻地改变了雅典的政治结构，为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学者将这场改革视为雅典民主制诞生的标志。⑤如同历史上所有取得成功的重大革新一样，克里斯提尼所推行的是一项复杂的、计划周密的改革，一些旧的传统被打破、新的秩序得到确立。在这一过程中，改革者有意识地在多个领域采取措施，以配合其改革的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泛雅典人节也发生了自庇西斯特拉图以来的最大变化。
在克里斯提尼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打破雅典旧有的部落划分，设立新的城邦行政区划。克里斯提尼先将阿提卡分成海岸、内陆和雅典城区三大部分，再将每个部分细分出十个小的区域，然后从每个部分取一个小区域组合成一个新部落，这样总计形成十个新部落。然而，一方面，构成每个新部落的三个区域领土并不相连，也无共同的历史传统，成员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因而对于部落成员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克里斯提尼改革中的其他内容，如议事会改革、军事制度等，又都以新划分的部落为基础，可以说，这种新的区划结构能否稳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如何让这一人为设计的全新的区划单位深入人心，并在政治运作中发挥效力，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克里斯提尼显然已经认识到，促进各部落内部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采取多种措施，有针对性地培养这种认同感，包括给每个部落确定一位名祖英雄，这实际上是在为各部落设计核心的英雄崇拜，以此加强宗教上的认同。①同时在泛雅典人节上，一种新的趋势也出现了，即对部落比赛项目的重视。事实上，这类项目并非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新创造，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比赛早已存在，但显然，随着改革的推行，旧的部落单位被新部落取代，这一项目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承担的功能也与过去有所不同。②
从目前能找到的史料证据来看，这类比赛形式只出现在大泛雅典人节上。③比赛的项目包括穿着盔甲的舞蹈比赛（Pyrrhike）、从行驶的战车上跳上跳下的比赛（Apobatic），以及展示角逐力量的比赛（Euandria）等。其参加者必须是雅典城邦的公民，即各个部落的成员。这里的以部落为单位参加比赛，一是指参赛者都以部落集体为单位参加比赛，二是指从参赛前训练、装备所需的资金到赛后奖品的分配，都具有集体性的特点。
首先来看资金来源。这里涉及雅典民主城邦中的一项独特制度，即公益捐助（leitourgia）制度。古典时期雅典城邦不向公民收税，政府的一些公共开支由指定的富有公民承担。在这些公共开支中，最重要的是公共节日里戏剧、合唱等表演成本的支出以及维护三层桨战舰（Trireme）的开销，前者的捐助者被称为Choregos，后者被称为Trierarchos。由于泛雅典人节是祭祀雅典娜的节日，其公共项目的开支很可能取自城邦女神雅典娜的金库，④但一些比赛项目的参与则需要个人的捐助。根据吕西阿斯（Lysias）在一篇辩护词中的叙述，被告人在最开始就罗列了自己曾履行的公益捐助义务，其中一项就是：
在格劳乌奇普斯（Glaucippus）担任执政官那年（公元前410/09年），曾为大泛雅典人节上穿盔甲舞蹈项目的参赛者花费800德拉克马。⑤
伊萨埃乌斯（Isaeus）所记载的证人证词中也出现了当事人捐助穿盔甲舞蹈项目的内容。⑥这样的捐助者就被称为Choregos，他们为其所属部落的参赛队伍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该部落赢得泛雅典人节的比赛。⑦此外，他们还会在节日上出资准备“部落餐”，供同部落的穷人享用。⑧这些资助行为成为雅典的富人们表现他们曾很好地履行公民责任的一项证据。
在部落比赛的奖品方面，以部落为单位的比赛是部落间的竞争，参赛者代表的是整个部落，最终的奖品也是授予获胜部落的全体公民。通过公元前4世纪一篇保存较好的铭文，我们能了解当时泛雅典人节各个项目的奖品情况。⑨从这份明细可以看出，音乐项目的奖品基本上是金冠和金钱，个人的体育竞技和赛马项目的奖品是橄榄油，而部落项目的奖品则是一些金钱和一头公牛。显然，部落项目的奖金不是按参赛的人数颁发的，一头公牛也很难众人平分。这些奖品很可能是为了供获胜部落在赛后举办一场庆祝胜利的宴飨。 由此，在准备和进行部落比赛的过程中，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为争取自己部落的胜利共同努力，并在胜利之后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这无疑增强了部落成员对共同体的自豪感以及部落本身的内聚力。因此，大泛雅典人节中的集体比赛项目不仅培养了部落成员间的认同意识，也成为雅典民主时期新发展出来的城邦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意识的作用下，雅典人对于部落（一种人为设立的、全新的区划单位）的认可程度大大提升，以此为基础的雅典民主政治结构得以巩固。
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发展到顶峰。在这一时期的泛雅典人节上，音乐项目的比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泛雅典人节的音乐项目包括弹奏竖笛（Aulos）、基萨拉琴（Kithara），配乐吟唱等。这些比赛最初在室外举行，后来为提升演奏效果，转移到室内。上文曾经提到，泛雅典人节的奖品包括用陶瓶盛装的橄榄油，这些留存至今的陶瓶上的瓶画为我们了解泛雅典人节的重要依据：
从瓶画来看，音乐比赛在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已经开始，因为相应题材的画面可以在这一时期的黑像陶和红像陶的瓶画上找到。然而到伯里克利时期，这些肖像画的细节发生了一些变化：音乐比赛的获胜者都会有正在吹奏长笛的胜利女神的陪伴；很少出现胜利者本人正在表演的形象，他们都安静地站在一旁接受称赞。这有点像今天奥运会的冠军站在领奖台上聆听国歌。这些瓶画不仅反映了古典盛期艺术的象征手法，而且第一次将获胜音乐家的身形提升到与获胜运动员同等的高度。①
可见，在这一时期，音乐比赛的获胜者更加受到尊重，音乐比赛本身也得到更多重视。
伯里克利时代的陶瓶画还有一个变化，即在表现音乐比赛的场景时，常常会有一根漂亮的多利安柱出现在音乐演奏者身后的背景中，这代表了新建成的音乐厅（Odeon）。这个音乐厅位于雅典卫城南坡，成为这一时期泛雅典人节音乐比赛的场地，它是伯里克利力主建造的：
音乐厅的内部安置了许多排座椅，也立有许多支撑石柱，圆形屋顶从中心顶点倾斜向下，据说完全模仿了波斯王大帐篷的形制。这个建筑也是在伯里克利的指示下建造的。……同样是出于对荣誉的追求，伯里克利还促成了一条法令的通过，在泛雅典人节上设立音乐比赛项目。他本人被选为裁判之一，并制定了比赛的规则，对参赛者如何演唱或弹奏乐器做出规定。从此以后，音乐厅就成为听众们欣赏音乐比赛的场地。②
但普鲁塔克的记载很可能有误。泛雅典人节的音乐比赛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就已开始，因此肯定不是在伯里克利的指示下才设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伯里克利非常重视音乐比赛：音乐厅在他统治时期建造。他虽不是音乐比赛这个大项目的创始者，但却很可能参与重组了其中的子项目，制定了新的比赛规则，并从官方层面上将这些调整作为法令固定下来。③
作为当时雅典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伯里克利是渗透和利用城邦意识的高手。在他著名的葬礼演说词中，字里行间都在彰显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使雅典民众树立起对于城邦制度的骄傲与自信。在他看来，精神生活的繁荣正是构成民主制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因此，他对泛雅典人节音乐比赛的重视契合了他所宣扬的这种城邦意识。
上文依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泛雅典人节从创办到民主制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并阐释了这些变化与各个时期的城邦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下面这一部分将着重关注节日中的两项特殊活动，因为通过这两项活动，我们将更清楚地认识到城邦意识在泛雅典人节中的表现。
第一项活动是泛雅典人节的巡游。在古希腊重要的节庆上，盛大的巡游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并非泛雅典人节独有，但在这个节日的巡游队伍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元素，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每一届大泛雅典人节的巡游活动都是雅典城邦的盛事，雅典人甚至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供队伍整装待发的建筑――列队厅（Pompeion），Pompe意为“列队巡游”，地点在城市的西北郊。⑤巡游通过的道路被称为“泛雅典人节大道”，这是雅典城最重要的道路之一。起点是位于雅典城西北的迪庇隆门（Dipylon Gate），经过陶工区，然后从西北角进入市政广场（Agora），以对角线形式将市政广场一分为二，之后从广场的东南角延伸向卫城陡峭的北坡，最后蜿蜒向东直至卫城脚下的山门（Propylaia）。这条道路全长1公里多，有10到20米宽，沿途经过雅典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在巡游的队伍中，除了行人，还有马车和骑兵，都要列队在道路上行进。巡游期间，泛雅典人节大道两边会聚集大量观众。参加巡游的主体是雅典公民，一些外邦人和获释的奴隶也可参与，但进入卫城献祭的只能是雅典人。参加者根据身份的不同，在衣着、手持物品等方面都有所区别，而且在队列中所处的位置也有差异。巡游的队伍里还有将要献给女神的大批动物以及其他供奉品，这些献祭品大多来自雅典城邦，但也有些由其他城邦供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前440年代起，根据克里尼阿斯（Kleinias）法令，雅典城邦规定提洛同盟中的各个同盟国都要在泛雅典人节上送来供奉品，每个城邦的供奉品包括一头牛和一套盔甲，以此显示对雅典这个同盟领袖①的忠诚。②
事实上，类似的行为不仅发生于大泛雅典人节。在另一个重要节日――城市狄奥尼索斯节（City Dionysia）上，也展现了雅典对同盟国的控制。在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演出开始之前，同盟国供奉的贡金都要被带入剧场，展示于舞台之上。③剑桥大学教授西蒙・高德希尔（Simon Goldhill）认为这样的行为表明：
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城邦越来越热衷于在公共仪式和活动中强调自身的强大力量。……城邦意识（Civic Ideology）的发展也见于宗教仪式的发展之中。④
这里高德希尔所说的“城邦意识”只强调了民主制的元素，因此实际上等同于“民主意识”（Democratic Ideology）。他的这一观点随后遭到另一位著名古典学家罗兹（P. J. Rhodes）的反对，罗兹认为高德希尔所使用的核心史料是伊索格拉底的演说词，但“伊索格拉底在其中丝毫未涉及民主制的内容。……这个节日只是让雅典城邦在其众多的公民观众和外国来宾面前有机会展现自身的自豪感。”⑤高德希尔难以证明他所列举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独具特色的民主制度，而非民主制背景下城邦制度的特定表现形式。”⑥ 笔者同意罗兹的批评意见，将贡金的展示与民主制或民主意识之间建立关联确实牵强。这一点也适用于同盟国要在大泛雅典人节上奉献牺牲和供品的规定。根据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分析，⑦这一规定表面上是基于雅典城邦在整个帝国中的“母邦”地位，⑧但事实上，虽然许多爱奥尼亚城邦承认自己由雅典人创立，但在雅典帝国确立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曾以殖民城邦的身份向雅典缴纳供奉品。因此，大泛雅典人节上同盟国的供奉实际上有力地证明了雅典的帝国形象。大泛雅典人节变成了一个帝国的节日，它不仅向雅典人和许多希腊人展现了雅典帝国的伟大，而且也在提醒其霸权之下的盟国，雅典城邦拥有巨大实力，其权威不容挑战。由此看来，同盟国在大泛雅典人节上奉献供品的活动体现了雅典人要在城邦节日中展现自身强大实力的心理诉求，而这也是雅典人在帝国霸权确立以后表现出的新的城邦意识。
第二项特殊活动是运送雅典娜的圣衣（Peplos）。雅典娜女神是雅典最重要的城邦保护神。在供奉女神的节日上，除了献祭大量动物、举办精彩的竞技比赛之外，雅典人还要把精心织造的圣衣献给雅典娜。
实际上，圣衣是泛雅典人节的核心圣物，地位相当重要。它由精心挑选的来自雅典贵族家族的少女们织造完成。城邦分配9个月的时间供她们履行这项任务，足以看出其工艺的复杂及重视程度。圣衣图案的题材取自雅典娜对巨人战争的胜利。由于圣衣要实实在在地披于女神雕像上，而非只是象征意义，因此随着巨大的雅典娜神像的修造，圣衣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再加上其艳丽的色彩、精美的图案，使其成为这一节日上最受人关注的圣物。在泛雅典人节上，圣衣将由壮观的巡游队伍护送至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而其护送的方式正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重点。从公元前440年代起，人们护送雅典娜圣衣的方式变得很奇特：圣衣被挂在一艘舰船上，船下安装轮子，由公牛牵拉着前往卫城。①这里的不同寻常之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雅典人放弃使用车马等便捷的陆上交通工具，费尽心思地把本应驶于水上的舰船改造成陆路工具，用以展示和运输女神的圣衣；二是在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女神与大海、船舰等元素都无关联，没有神话反映女神是乘船来到雅典的。因此表面看来，泛雅典人节上运送圣衣的方式显得突兀怪诞。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这样的仪式活动中，雅典人要实现的不仅是将圣衣献给女神的目标，而且还融入了更深层次的城邦意识。
法国学者尼克尔・洛劳（Nicole Loraux）曾探讨了古典雅典的葬礼演说在雅典城邦构建中的作用。洛劳认为，这些葬礼演说实际上表现了雅典人对自己城邦历史的一种叙述方式。在葬礼演说中，雅典人重塑了自己的城邦，他们对城邦的历史回忆实际是在重新建构他们城邦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记忆中，许多元素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但雅典人对这些却深信不疑，而且这样的历史回忆成为所有雅典人在提及自身历史时所采用的一个套路，这就是洛劳所说的“想象的雅典”（Imaginary Athens）。②洛劳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事实上，“想象的雅典”――即雅典人对历史的建构――不仅体现于葬礼演说，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活动中，包括宗教节日中的仪式活动。在巡游队伍运送圣衣的过程中，两件核心象征物得到凸显：圣衣与船舰。圣衣代表了雅典人对雅典娜女神的感激与崇拜，因为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最重要的保护神，在雅典人看来，女神的庇护直接关系雅典城邦的命运。而船舰则代表雅典不可一世的海军实力。海军对于雅典城邦意义重大，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仰仗其海上力量。
因此，雅典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地用带轮子的船舰来运送雅典娜女神的圣衣，这本身就承载了他们对于城邦崛起并最终确立帝国权威的历史记忆。通过大泛雅典人节上盛大的巡游活动，这一记忆得到传承与强化，形成一种城邦意识，对内渗透于雅典人的思想之中，对外展现给前来参加节庆活动的所有希腊人。
早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卫城上就兴建了一座宏伟的雅典娜神庙，也就是之后帕特农神庙的前身（被称为“旧帕特农神庙”）。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的一场大火将整个卫城付之一炬，早期修建的大神庙也仅仅留下了一些石灰岩的基座。深受冒犯的雅典人曾发誓永不重建这座神庙，以此铭记蛮族人亵渎神灵的野蛮行径。③然而，在战争胜利之后，出于宗教上的虔诚，雅典人还是决定要在旧神庙的南边重建一座供奉女神的神庙。但直到伯利克里统治时期，帕特农神庙才被设计和建造得如今天这般宏大巍峨，成为雅典帝国极盛的标志之一。④
帕特农神庙从建筑的规模到装饰的细节都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建筑史上的瑰宝。其中的浮雕艺术成就不可不提，这既包括神庙三角山墙上描绘雅典娜神话事迹的巨型浮雕，也包括神庙内环绕主建筑（Cella）的浮雕饰带（Frieze）。
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就是这条长达160米的饰带。与其他神庙内的浮雕相比，帕特农的浮雕饰带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
在我们已知的范围内，不论当时还是之后的希腊神庙，这一饰带是唯一表现宗教仪式场景的浮雕。⑤
浮雕上的画面取材于现实的场景，而非神话传说。学者们基本认同，这里的浮雕饰带表现了节日巡游的场面，但对于巡游的时间、地点、性质以及参加者的身份，学界仍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不过，根据浮雕所刻画的动物、人物形象、场景等细节内容，再加上帕特农神庙本身又是雅典娜神庙，多数学者都赞成，其展现的就是大泛雅典人节上的巡游队伍。①
从饰带整体来看，四面的浮雕总共刻画了378个人物和245个动物的形象，②场面宏大。东侧的浮雕是艺术表现的核心，南北两侧浮雕上的艺术形象都朝东侧汇聚。南北两侧饰带的内容相似，上面都有骑士、老人、乐手、牵着献祭动物的人群以及携带着献祭用品的人群。西侧浮雕上的艺术形象较少且较单一，主要是骑士形象。东侧是最精彩的部分，画面的两侧是阿提卡十部落的名祖英雄（也可能是来自各个部落的管理节庆活动的官员）以及十二位奥林波斯神的坐像，后者的形象更为高大。
在他们中间，也就是东侧饰带的中心位置，五个人正在折叠一块布料。考虑到帕特农神庙本身供奉的就是雅典娜女神，再加上这一画面处于饰带的核心位置，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这一场景表现的正是将泛雅典人节推向高潮的活动，即向雅典娜女神奉献圣衣的情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三侧浮雕就展现了泛雅典人节上壮观的巡游队伍。东侧浮雕由此成为判定饰带内容最根本的依据。 然而，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有趣的是，反对派最重要的根据仍旧是东侧的浮雕饰带。因为按照支持者的解读，凡人与奥林波斯神在浮雕上并列出现，并参加同一场合的活动，这不符合希腊人的宗教观念。
此外，如果其他三侧浮雕表现的是泛雅典人节的巡游队伍，那就意味着在神庙上出现了凡人的形象，而这也不符合希腊神庙建筑的常规。针对这些反对意见，支持的学者们试图给出各种解释。有学者提出，浮雕上出现的人物都是参加马拉松战役的英雄，这正是他们在壮烈牺牲之前参加公元前480年的大泛雅典人节巡游的情景。③
这样的解释当然很富有想象力，但笔者认为，或许我们无需牵强地将带有许多虚构元素的艺术作品还原成真实的历史场景。事实上，在帕特农神庙修建的过程中，雅典城邦正处于鼎盛时期，此时的雅典人对自己的城邦最为骄傲和自信，也最乐于对外展示城邦强大的实力。因此在设计这一神庙的浮雕饰带时，雅典人将自己对于城邦的看法――即他们的城邦意识――渗透于其中，由此构成了这一艺术作品的叙事风格。
在浮雕饰带中，占据了近一半面积的是骑兵，这使得这一巡游场面带上了浓重的军事色彩。无怪乎在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对这一浮雕饰带进行解读的作品中（公元1436年），作者将浮雕上的画面视为人们庆祝胜利的场景，由此将其定名为“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胜利”。④
虽然现代学者的解读已与15世纪大相径庭，但这里对雅典军事实力的着意强调却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骑兵在军事战争中早已不扮演重要角色，而浮雕画面之所以仍用骑兵形象渲染军事色彩，一方面是因为在泛雅典人节的比赛中有大量与骑马或驾车有关的项目，马匹是这一节日中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骑兵的形象，相较于步兵或海军水手，与浮雕整体想要达到的古朴庄重的艺术风格更为匹配。
浮雕整体画面带给人的另一个感受就是年轻人的主导地位。除年富力强的骑兵之外，饰带刻画的另一类重要群体是年轻的少女。这些少女装扮得体、体态优雅、举止端庄，她们将孕育出雅典人未来的希望。由此，浮雕不仅展示了雅典人光荣的过去，更以生机勃勃的画面暗示出雅典城邦永恒光明的未来。⑤而对于雅典人将自身与神并列刻画在神庙饰带上的做法，尼尔斯给出的解释更令人信服：
既然这一城邦的居民完全能够建构神话以美化自身（例如雅典娜女神陪伴庇西特拉图斯占领卫城的传说……），那么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在新建的神庙墙上将自己提升到英雄的高度。⑥
雅典人一方面相信自己的功业离不开神的佑护，因此保持着绝对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他们也拉近了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伟大的成就已使他们的地位超越了其他普通的凡人。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帕特农神庙的浮雕饰带展现了理想中的泛雅典人节巡游场面：游行队伍规模庞大、秩序井然，老人、年轻人、外邦人等各个群体都出现在画面上，他们尊卑有序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能，既展现了雅典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等级结构，也表现了不同等级的人们结为一个整体之后的团结。①雅典人将这样和谐的场面刻画在浮雕上，不仅是为了表现泛雅典人节的巡游队伍，更是要向到访雅典的希腊人展示他们完美城邦的形象，因为泛雅典人节上的列队游行正是一个城邦在其公民以及所有希腊人面前展示其伟大与荣耀的最好例证。②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古代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恰恰承担了宣传的功能，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并宣扬了雅典人的城邦意识。
综上所述，随着雅典城邦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城邦最初的统一到城邦制度的确立再到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最初是共同体意识萌发，之后逐渐发展出对外展示和炫耀城邦强大实力的要求，这一系列的改变都体现在泛雅典人节上的比赛项目和仪式活动之中。僭主制时期大泛雅典人节的兴起和国际化的努力方向，迎合了雅典人谋求城邦国际地位的心理需求。民主制初期泛雅典人节的调整有助于雅典人从心理意识上适应城邦制度的重大变化。而到了雅典城邦的鼎盛时代，泛雅典人节上的多项活动，以及表现盛大巡游场面的帕特农神庙浮雕饰带，则彰显了雅典人塑造城邦光辉历史、展现完美城邦形象的愿望。因此可以说，泛雅典人节不仅是雅典人祭祀女神雅典娜、表现宗教虔诚的节日，更是他们传达城邦观念、宣扬城邦意识的重要载体，也推动了泛雅典人节的发展，巩固了这一节日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地位，使之逐渐成为古代雅典最重要的城邦节日。
【作者简介】邢颖，女，197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The Panathenaia was a religious festival in which the ancient Athenians worshipped the goddess Athena Pallas. It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s festivals in Athens. From the foundation to its rising， the Panathenaia accompan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olis. In addition， the Athenian polis ideology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 festival's games and rituals. The Panatheaia was an important public occasion for Athenians to convey their civic ideas and express their polis ideology.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Athens， the Panathenaia， Polis Id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