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对苏轼的文学观有很大影响。熙宁七年，苏轼作《凫绎先生文集序》，提出写诗作文要追求“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追求“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病”的效果，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此种文学观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让我们看到了苏轼壮怀激烈、关注现实的一面。在作于熙宁六年的《和刘道原见寄》一诗中，苏轼就曾说他自己和刘道原均是“敢向清时怨不容”的同道人，具有“坐谈足使淮南惧”、“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的行事精神和处世原则。所以他有不少直接批判现实的作品，即便因个人际遇有感而发的抒情作品也都因创作情志关乎现实而大多展现出较强的现实精神。他在这些诗歌创作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比如《黄牛庙》一诗讽刺神牛高高在上什么也不做却受人礼拜，而耕牛劳苦一生却饥寒交迫，借此以讽，抒发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感慨。而作于熙宁四年的《戏子由》一诗，则直接抨击当朝政治。诗中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讥讽朝廷新政重法轻儒，背离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正道。又以“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嘲讽朝廷在新政中不惜花费重金设置新官四处生事，而学官却无事可做，闲废清苦。至于“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更是指责朝廷滥用刑罚苛待贫苦农民。此种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作于熙宁五年的《吴中田妇叹》以字字血泪控诉新法的不当。诗中描写农妇“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最后甚至愤慨地呐喊：“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由于苏轼以诗歌作为抒发政治见解的工具，自然就将许多对现实的不满写进了诗里。又如作于同一年的《山村五绝》一诗，就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以“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法。在《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一诗中，以“嘉谷卧风雨”、“玉食惨无范文九九网光”讥讽当时进用之人皆小人，君子不得重用。又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绝》一诗，以讽刺性极为强烈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讽谏当政者好兴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并认为朝廷兴建水利之事必不可成。 这些熙宁年间的作品，显然出自具有强烈现实精神的诗人之手。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这种以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表现为以诗讽谏。这也正是他在元丰二年罹祸乌台诗案的直接原因。因此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总结苏轼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时说“苏诗初学刘禹锡，故多怨刺”。黄庭坚也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批评了苏轼在诗歌中评点时政、批判现实的做法。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卷二中更是认为：“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但其实，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赤子之心正是苏轼“真性情”的直接体现。而且苏轼诗歌中的批判精神恰恰反映出他对《诗经》传统的真正继承。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记载，苏轼在出任杭州通判之前，好友毕仲游曾因苏轼“言语文章规切时政”而“忧其及祸”，因此“贻书戒之”。毕仲游认为，“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因此劝诫苏轼“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为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但是苏轼对这种规劝是不认可的，因此他“得书耸然”，并未听取。可见苏轼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会因为“规切时政”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但在强烈的儒家士大夫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此时尚未遭遇乌台诗案之祸的他，并不想做一个所谓“温柔敦厚”的人。
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对苏轼的文学观有很大影响。熙宁七年，苏轼作《凫绎先生文集序》，提出写诗作文要追求“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追求“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病”的效果，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此种文学观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让我们看到了苏轼壮怀激烈、关注现实的一面。在作于熙宁六年的《和刘道原见寄》一诗中，苏轼就曾说他自己和刘道原均是“敢向清时怨不容”的同道人，具有“坐谈足使淮南惧”、“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的行事精神和处世原则。所以他有不少直接批判现实的作品，即便因个人际遇有感而发的抒情作品也都因创作情志关乎现实而大多展现出较强的现实精神。他在这些诗歌创作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比如《黄牛庙》一诗讽刺神牛高高在上什么也不做却受人礼拜，而耕牛劳苦一生却饥寒交迫，借此以讽，抒发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感慨。而作于熙宁四年的《戏子由》一诗，则直接抨击当朝政治。诗中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讥讽朝廷新政重法轻儒，背离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正道。又以“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嘲讽朝廷在新政中不惜花费重金设置新官四处生事，而学官却无事可做，闲废清苦。至于“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更是指责朝廷滥用刑罚苛待贫苦农民。此种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作于熙宁五年的《吴中田妇叹》以字字血泪控诉新法的不当。诗中描写农妇“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最后甚至愤慨地呐喊：“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由于苏轼以诗歌作为抒发政治见解的工具，自然就将许多对现实的不满写进了诗里。又如作于同一年的《山村五绝》一诗，就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以“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法。在《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一诗中，以“嘉谷卧风雨”、“玉食惨无范文九九网光”讥讽当时进用之人皆小人，君子不得重用。又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绝》一诗，以讽刺性极为强烈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讽谏当政者好兴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并认为朝廷兴建水利之事必不可成。 这些熙宁年间的作品，显然出自具有强烈现实精神的诗人之手。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这种以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表现为以诗讽谏。这也正是他在元丰二年罹祸乌台诗案的直接原因。因此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总结苏轼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时说“苏诗初学刘禹锡，故多怨刺”。黄庭坚也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批评了苏轼在诗歌中评点时政、批判现实的做法。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卷二中更是认为：“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但其实，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赤子之心正是苏轼“真性情”的直接体现。而且苏轼诗歌中的批判精神恰恰反映出他对《诗经》传统的真正继承。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记载，苏轼在出任杭州通判之前，好友毕仲游曾因苏轼“言语文章规切时政”而“忧其及祸”，因此“贻书戒之”。毕仲游认为，“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因此劝诫苏轼“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为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但是苏轼对这种规劝是不认可的，因此他“得书耸然”，并未听取。可见苏轼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会因为“规切时政”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但在强烈的儒家士大夫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此时尚未遭遇乌台诗案之祸的他，并不想做一个所谓“温柔敦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