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岳美中自学口述史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儿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面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淮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捕，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磨﹔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
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躁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侯，系阳狂并有瘀血。子调胃承气汤，
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病案。
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白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河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裁，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的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苫。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苦自苦矣，
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
一九五四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它无从进行。
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思来总理亲自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员。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入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可依托，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尽是药石之力。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彷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末入细) 。见
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淮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重于研讨原著。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疾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
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 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着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朴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究竟是侧重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瞇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于组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扭疏常致于愤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
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规矩可循，走到相对主义﹔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地演进变化的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綮。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之何晚也。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结合临床、科研与教学任务，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对肾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与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因学力不足和环境的耽阻，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如何学习和掌握祖国医学这门科学，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还总结研究得不够。我个人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谈，能说的大半是走过弯路后的一些感触。
(一) 读书宁涩勿滑 临证宁拙勿巧 学医离不开读书。
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著作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一句地细抠，一句一字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地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生义的简单办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间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作今义的“稠则为痰，淡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涩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著作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本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样。比如对《金匿要略》、《伤寒
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象童时读的《论语》、 《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今仍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读医书，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比如说，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专题摘要积累，读书时留意于此，随时摘抄记录，并部别类居，主要的加以标志，散漫的贯以条理，怀疑的打上问号，领悟的作出分析，大胆地附以己见。日积月累，对日后的研究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临近宁拙勿巧。对症状要做“病”与“症”的综合分析，寻求疾病的本质，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热虚实。立方遣药，要讲求主次配伍，加减进退，不可用套方套药取巧应付。遇到大病复杂症，更要格外细密，务期丝丝入扣，恰合病机。既要有临证时的分析，还要做事后的总结。数年来，我自己无论在哪里应诊，坚持每诊必做记录，半月做一次阶段性的捡讨，找出需要总结的经验，发现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问题，提高疗效。
(二) 自视当知其短 从师盛得其长我学医，主要是自学。
但决不是说，自学不需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请教师友。因而几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一九三五年，我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区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 部学习。当时，我看病教徒，诸务虽繁，但对所学课业必认真完成，寄去请教。记得我写过一篇《述学》的课卷，陆渊雷先生曾加了鼓励的按语，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这段函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对我这样一个自学出身的人来说，感到十分宝贵。一般地说，一个人从师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之人却随时都有。只要虚心汲取，他人之长，皆可为攻铝之石。
我在中医研究院和蒲辅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临证、执教的过程中，有时见到他们的得意之笔，恰是自己薄弱之处，从中比对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加，早年我用玉屏风散治“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效，往
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却是小量长服，疗效颇好。我思索这里的原因，加深了对慢性病的转化要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方”还需能“守”这个道理的认识。从师是为了求学问，在学问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架子。我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大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证。年事已高，秘未传人。为防绝技失传，我和王国三等几个同道以弟子礼前去执蛰受学。每至巳夜，即趋集灯前，问难情业，无间风雨，袒臂战足，按桥量度，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当时我虽年过五旬，不无劳顿之感﹔而其中授受之乐，也确有非可言喻者。
(三) 读书多些有益于专 知识博些源头更活
我习医以后，半是积习，半是追求，研读文史和爱好旧诗词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习医之余，喜读《二十四史》。对六经、诸子、宋明学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都做过一些涉猎。兴之所致，还习作了一千多首诗词。我常以占用了一些业余时间为惜。但回顾起来，由这种爱好中得来的一定的文史知识和修养，对小医的学习和长进，也并非全无益处。
第一，中医经典是古文字，和现代白话距离较大。又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难免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识，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了，也难于读深。理解上，或浮于约略，或止于沿演，可以逐浪而难能探源于临床上，则易于套对而难能用活。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识不可。我自己对《伤寒论》等经典的文字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篇《＜伤寒论文字考＞补正》，就很借力于早年积累的一点古文和“小学”的知识。
第二，文史的书籍和古诗文中，掩藏着丰富的医学资料。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却常可补某些医学著作之不足，亦属珍贵。读书时随手积累，需要时即可驱遣使用。我在整理中医麻风病学，写作《中国麻风病学汇编》时，就从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第三，中医学是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这个土壤中生发出来，是整个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
它的形成和发展，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由当时时代所产生
的医学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讲，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养到功深，是可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的、不待说，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知识，应当有目的，有选择，要适当，要因人制宜全无目的，漫无边际的读书，也不足取。
(四) 勤能补拙恒斯效 俭可养廉贞自清有时
青年问及学问之道，我常说，论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几十年来，如果说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而能承乏医务，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恒”。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病人，医术好些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术差些粗些，随时可以误人、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一个医生，如果不刻苦学习，医术上甘于粗疏，就是对病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当然，就是勤奋学习，也不等于就能万全地解决疾病。但无怠于学，至少可以无愧于心。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读书习医的一点认识。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顾治医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颜﹔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奋读书未从松懈这一点。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子时。六十岁以后，医责益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
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时作时辍。
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计划。要有始有终地完成一种计划后，再做另一种。“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适。
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规律﹔只涉藩篱，不求堂奥。入细，还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精力，也不能理细症。
戒玩嬉。此后，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 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通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探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现在检查起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它都尽力遵守了。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 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代中医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命运是幸福的，毕竟也是坎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亲见了中医界的同道们，在旧社会的贫苦中自处，与压迫者作抗争，对偏见者的歧视不动摇，在存亡、兴衰的磨难中迎来了中医的解放，为民族保存、继承、丰富了中医学这份珍贵遗产。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我仅是同辈先进的一个追随者。磋舵时月，如今也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了。向前展望下几代中医，他们将处于社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昌兴的时期，只要他们勤奋而能够持久，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中医事业在他们的手里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医学必将以更绮丽的身姿，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颐后瞻前，寄希望于未来。
生平著作
著有《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岳美中医话集》、《中国麻风病学辑要》等。
名老中医岳美中自学口述史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儿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面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淮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捕，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磨﹔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
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躁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侯，系阳狂并有瘀血。子调胃承气汤，
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病案。
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白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河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裁，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的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苫。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苦自苦矣，
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
一九五四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它无从进行。
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思来总理亲自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员。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入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可依托，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尽是药石之力。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彷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末入细) 。见
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淮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重于研讨原著。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疾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
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 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着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朴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究竟是侧重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瞇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于组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扭疏常致于愤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
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规矩可循，走到相对主义﹔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地演进变化的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綮。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之何晚也。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结合临床、科研与教学任务，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对肾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与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因学力不足和环境的耽阻，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如何学习和掌握祖国医学这门科学，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还总结研究得不够。我个人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谈，能说的大半是走过弯路后的一些感触。
(一) 读书宁涩勿滑 临证宁拙勿巧 学医离不开读书。
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著作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一句地细抠，一句一字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地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生义的简单办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间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作今义的“稠则为痰，淡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涩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著作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本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样。比如对《金匿要略》、《伤寒
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象童时读的《论语》、 《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今仍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读医书，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比如说，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专题摘要积累，读书时留意于此，随时摘抄记录，并部别类居，主要的加以标志，散漫的贯以条理，怀疑的打上问号，领悟的作出分析，大胆地附以己见。日积月累，对日后的研究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临近宁拙勿巧。对症状要做“病”与“症”的综合分析，寻求疾病的本质，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热虚实。立方遣药，要讲求主次配伍，加减进退，不可用套方套药取巧应付。遇到大病复杂症，更要格外细密，务期丝丝入扣，恰合病机。既要有临证时的分析，还要做事后的总结。数年来，我自己无论在哪里应诊，坚持每诊必做记录，半月做一次阶段性的捡讨，找出需要总结的经验，发现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问题，提高疗效。
(二) 自视当知其短 从师盛得其长我学医，主要是自学。
但决不是说，自学不需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请教师友。因而几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一九三五年，我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区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 部学习。当时，我看病教徒，诸务虽繁，但对所学课业必认真完成，寄去请教。记得我写过一篇《述学》的课卷，陆渊雷先生曾加了鼓励的按语，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这段函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对我这样一个自学出身的人来说，感到十分宝贵。一般地说，一个人从师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之人却随时都有。只要虚心汲取，他人之长，皆可为攻铝之石。
我在中医研究院和蒲辅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临证、执教的过程中，有时见到他们的得意之笔，恰是自己薄弱之处，从中比对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加，早年我用玉屏风散治“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效，往
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却是小量长服，疗效颇好。我思索这里的原因，加深了对慢性病的转化要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方”还需能“守”这个道理的认识。从师是为了求学问，在学问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架子。我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大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证。年事已高，秘未传人。为防绝技失传，我和王国三等几个同道以弟子礼前去执蛰受学。每至巳夜，即趋集灯前，问难情业，无间风雨，袒臂战足，按桥量度，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当时我虽年过五旬，不无劳顿之感﹔而其中授受之乐，也确有非可言喻者。
(三) 读书多些有益于专 知识博些源头更活
我习医以后，半是积习，半是追求，研读文史和爱好旧诗词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习医之余，喜读《二十四史》。对六经、诸子、宋明学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都做过一些涉猎。兴之所致，还习作了一千多首诗词。我常以占用了一些业余时间为惜。但回顾起来，由这种爱好中得来的一定的文史知识和修养，对小医的学习和长进，也并非全无益处。
第一，中医经典是古文字，和现代白话距离较大。又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难免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识，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了，也难于读深。理解上，或浮于约略，或止于沿演，可以逐浪而难能探源于临床上，则易于套对而难能用活。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识不可。我自己对《伤寒论》等经典的文字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篇《＜伤寒论文字考＞补正》，就很借力于早年积累的一点古文和“小学”的知识。
第二，文史的书籍和古诗文中，掩藏着丰富的医学资料。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却常可补某些医学著作之不足，亦属珍贵。读书时随手积累，需要时即可驱遣使用。我在整理中医麻风病学，写作《中国麻风病学汇编》时，就从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第三，中医学是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这个土壤中生发出来，是整个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
它的形成和发展，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由当时时代所产生
的医学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讲，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养到功深，是可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的、不待说，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知识，应当有目的，有选择，要适当，要因人制宜全无目的，漫无边际的读书，也不足取。
(四) 勤能补拙恒斯效 俭可养廉贞自清有时
青年问及学问之道，我常说，论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几十年来，如果说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而能承乏医务，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恒”。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病人，医术好些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术差些粗些，随时可以误人、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一个医生，如果不刻苦学习，医术上甘于粗疏，就是对病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当然，就是勤奋学习，也不等于就能万全地解决疾病。但无怠于学，至少可以无愧于心。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读书习医的一点认识。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顾治医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颜﹔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奋读书未从松懈这一点。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子时。六十岁以后，医责益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
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时作时辍。
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计划。要有始有终地完成一种计划后，再做另一种。“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适。
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规律﹔只涉藩篱，不求堂奥。入细，还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精力，也不能理细症。
戒玩嬉。此后，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 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通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探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现在检查起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它都尽力遵守了。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 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代中医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命运是幸福的，毕竟也是坎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亲见了中医界的同道们，在旧社会的贫苦中自处，与压迫者作抗争，对偏见者的歧视不动摇，在存亡、兴衰的磨难中迎来了中医的解放，为民族保存、继承、丰富了中医学这份珍贵遗产。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我仅是同辈先进的一个追随者。磋舵时月，如今也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了。向前展望下几代中医，他们将处于社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昌兴的时期，只要他们勤奋而能够持久，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中医事业在他们的手里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医学必将以更绮丽的身姿，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颐后瞻前，寄希望于未来。
生平著作
著有《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岳美中医话集》、《中国麻风病学辑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