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生存发展都是与这个文化密切相关的。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就不能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就很难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今天要来给大家讲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马上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或者说，什么是中国文化?当然，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学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大约有两三百条，今天下午如果我来讲这些定义的话，恐怕要走掉三分之二的听众，我还是来讲一个故事吧。有四个人去咖啡厅喝咖啡，发现杯子里有一个苍蝇。第一个发现的是英国人，他站起来，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压在杯子下面，就走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咖啡里有苍蝇是不能喝的，他肯定也很愤怒，但他是绅士，不能发怒，于是就用付钱但不喝咖啡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第二个发现的是日本人，他勃然大怒，“八格牙鲁！”再把服务员叫来，“你的什么的干活！苍蝇的有！你们懂不懂管理的，还想发展的干活？”很是愤怒。因为日本人做事很精致，很到位，不允许出现这种状况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美国人。他笑了，用手指一勾，把那个服务员叫了过来，“不错啊，咖啡里还有苍蝇啊，不过在我们美国咖啡不是这样上的，我们是先端上来一杯咖啡，再端上来一罐牛奶，再端上来一小碟方糖，再端上来一小碟苍蝇，我们想放多少放多少。”美国人有幽默感，他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
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会说，“去！把你们领导找来！”这是什么不同？这就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是有事找领导。
美国人有事找律师，比方说，两个人在路上车子相撞了，他们是不会吵架的，双方会走下车来，相互交换一下名片，然后说，请找我的律师。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文化就是法治文化，虽然他们也不喜欢律师，美国人对于律师是一个矛盾的态度。美国有一个笑话，一对年轻人上了天堂相爱了，然后他们去找上帝，“上帝啊，我们想结婚。”上帝对他们说，“这个事情很好办，一个星期以后会有一个牧师上天堂，他可以为你们主持婚礼。”一个月之后，年轻人又来找上帝，“上帝啊，我们要离婚。”上帝说，“这就难办了，天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律师上天堂呢！” 这个笑话说明美国人不喜欢律师，但是又离不开律师。他们是法治国家，讲究任何事情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但是咖啡里有一个苍蝇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去找一个律师来，那么就调侃两句服务员也就算了。这说明咖啡里有苍蝇这件事任何人都要愤怒的，但是表达愤怒，提出抗议的方式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就发现，文化和方式是有关系的，但是学术研究忌讳“孤证”，因此我还得再讲一个故事。
有个人做了一个实验，把不同民族的人都分成三人一组，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把他们在一个孤岛上放三天，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三天后，实验者来到英国人的岛屿，发现三个英国人原封不动地坐在那儿。实验者感到奇怪了，三天过去了，居然没发生什么事。英国人抱怨说，“你临走的时候忘了给我们做介绍！”因为英国人讲礼仪，讲绅士风度，他们有一条规矩，陌生人之间没有第三人介绍，不得交谈。他们是想发生点事的，但是没有经过介绍。
第二个去了西班牙人的岛，两个男人不见了，就看见一个女人在跳舞。实验者问，“两个男人上哪儿去啦？”女的答道，“哎，你一走，他们两个为了争夺我，决斗去了，结果都死了。” 接下来他去了法国人的岛，一男一女不见了，剩下的那个男人在那里修剪树枝，实验者问，“那两个人呢？”这个男的答道，“你一走我们就约好了，轮流做她的情人，今天轮到他们俩。” 然后，实验者来到俄国人的岛，一个女人不见了，两个男人在喝酒打牌，实验者问，“那个女人呢？”两个俄国人都喝大了舌头，“你问那个女人吗？她去集体农庄建设社会主义啦！”
这个故事是当年美联社驻莫斯科站的站长说的，其本意是讽刺在当时的情况下，男人不干活，都是女人在干活。但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他们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就是方式，或者准确地说，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包括交际方式等各种方式，由此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比方说，西方人见面，会相互打招呼“hello”，再握手，关系亲密的可以拥抱。中国人见面会寒暄，“久仰”、“久违了”，这就是不同的方式。又比方说，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这也是不同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式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方式背后有些共同的东西。比方说，这两种方式就体现出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性格，西方人性格外向，中国人性格内向，所以，西方人伸出手去握别人的手，中国人伸出手去握自己的手；西方人用刀用叉，都是进攻型的，中国人用筷子是向内用力的。一个是交际方式，一个是进餐方式，在这两个不搭界的方式中，我们发现了其共同的东西。这说明了在许多具体的文化方式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式，一个方式的方式，一个总的方式，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文化的思想内核”。于是又引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什么？
我还是来讲故事，有一位先生在台湾一家公司做公关经理，负责接待各国各方来的客户。有一天，来了两个美国人，老板就对这位公关经理说，“小吴啊，请两位美国客人吃个饭吧。”中国人的习惯是客人来了要接风，客人走了要饯行。老板没有时间，就安排公关经理去请一下，可小吴想，三个人怎么吃呢，点菜也不方便。于是，他就再叫了五个同事，八个人正好一桌。
到了餐厅，服务员把菜单递上来了，公关经理马上把菜单传给美国人，请他们点菜。其中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唐人街吃过中餐的，很内行，他打开菜单一看，哎，芙蓉鸡片，OK，点了。然后，再传给另一个美国人，而那个人从来没有吃过中餐，看都看不懂。于是，小吴接过菜单，让同事们一人点一个。最后，菜单又传到那个美国人手里，他还是不会点，于是，小吴说，“还缺个汤，要不你就点个榨菜肉丝汤吧。”“OK！”这美国人欣然应允。第一个上来的是芙蓉鸡片，那个点菜的美国人认识的，就把这道菜端在自己面前，说了声“sorry”，就开吃了。主人傻眼了，思忖道，“要不我们也像他一样，谁点的菜谁吃？”结果，大家吃了自己点的菜。最后上来了一大盆榨菜肉丝汤，主人这时候也说不清楚了，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位美国人硬着头皮喝下了榨菜肉丝汤。
我觉得，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不同的思想内核，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点菜吃饭在西方人看来是个人的事，所以，每个人是自己点，自己吃。甚至他们在约会时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各买各的单。而在中国人这里，一旦聚在一起吃饭就是大家的事情，是群体的事情，个人点的菜是给大家点的，上菜以后也是大家吃的，当然，最后谁请客谁买单，但如果是哥几个聚会，大家就会抢着买单，不分你我、不分彼此才显得亲热，要不就不聚在一起吃饭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思想内核的不同。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个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一个不可再分割的单位。由于每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的行为都由自己来选择和决定，并由自己负责。比方说，刚才的芙蓉鸡片，自己选择自己吃，即使刚才的榨菜肉丝汤是在误导下做的选择，但他还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个人的独立人格是不可侵犯的，因此，西方人不让菜，每个人吃自己的菜，这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相反的。
在中国，主人会把菜先夹给最尊贵的客人，但在西方人看来，这简直是强暴，凭什么规定我要吃这个东西，而我们把这认为是善意，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客人。这就是文化的冲突，产生文化的误会。而在中国，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群体，是要向群体负责的。所以，在我国，请客吃饭时，会不会点菜就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角色，一定要掌握这门艺术，要保证所点出来的菜皆大欢喜，还要品种齐全、五颜六色，同时，不能超过规定的预算，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看出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比如说，美国人写信时，一定是先写名字、家庭地址，再是城市、省份、国家，越是群体的，越放在后面；而中国人是倒过来的，越是群体的，越放在前面。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
这是我们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同时，再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两种文化的思想内核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就要说得比较长远一点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产生于公元前10 世纪，有一支北方来的阿卡亚人来到了希腊半岛，阿卡亚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雅利安人是来自北方的人种，其特点是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是标准的白种人。不知何故，雅利安人从北方南下，一支来到印度，一支来到希腊。阿卡亚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到希腊后，发现这里既不适合畜牧业的发展，也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因为这里的土壤十分贫瘠，但倒可以种橄榄树，橄榄可以榨油。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发展手工业，生产橄榄油和盛放橄榄油的陶罐。另外，他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希腊半岛海岸线曲折而漫长，当顺风顺水的时候，只需一天就可以到达彼岸，因此，也适合发展航海业。手工业加航海业的结果就是工商业，于是希腊人就把自己变成了工商业的民族，工商业民族的特点就是产权必须明晰，要明确到个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用来交换。而且，这些个人是要流动的，商品和货币要流通，商业的从业人员就要流动，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希腊民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炸毁了氏族血缘关系，使之变成了一群独立的、分散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的个人。
问题马上又出来了，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物，他既作为个人而存在，又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存在。一方面，每个人都是单个的、独立的，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独立的人只有组成社会，才能生存。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都自行其事，但是如果我们一人一个想法，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必须有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件东西来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呢？由于希腊民族是一个工商业民族，他们首先想到的手段是契约，商业社会的经济是靠契约来维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同。
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守合同，而且在合同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西方人于是就想到用合同关系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事实上，西方人的人际关系就是契约关系。比方说婚姻关系，结婚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签约，他们的婚礼有一个牧师来主持，牧师会问双方是否相爱，是否愿意和对方长相厮守，当双方都给予肯定的回答后，牧师要求双方相互交换戒指，然后双方可以接吻了。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回答问题其实代表了本合同表示当事人真实愿望，因为我们知道，合同必须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愿望，至于真实愿望的内容，法律是不管的，比如，西方人可以在遗嘱中表示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他的狗。交换戒指表示在合同文本上签字，接吻表示交换合同文本。所以，西方人的婚礼完全是一个签约仪式，由于双方的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他们有一个节日叫“结婚纪念日”，每到这天，夫妻俩总要庆祝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重申合同有效。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婚姻关系，还有别的问题要处理，于是，西方人想到，我们应该签一个大家的合同，一个大家的契约，来规范社会行为，这个契约就叫做“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全体公民签署的、规范社会行为的契约，简称“社会契约”或“全民公约”。所以，法律就是契约，但它不是甲方和乙方的契约，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契约，这个契约一旦签订，所有人必须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源于“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在商业契约上，甲乙双方是平等的，那么在社会契约面前，所有的人也是平等的，一旦违约，就要受到惩罚。
但是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方说，法律就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举个例子，法律可以禁止公民纵火，但是法律不可以规定公民救火。因为公民不一定有救火的能力、救火的技术，如果规定每个公民都要去救火，那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法律只能规定消防队有救火的义务，
如果消防队不去救火，那就是不作为。但社会又要提倡见义勇为，而因见义勇为产生的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呢？靠道德来解决，道德是一种“软控制”，是诉诸良心的。一旦产生道德问题，我们就会问，你有良心吗？如果对方回答，没有。那我们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了。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宰予，他问孔子：“为什么父母亲死后，我要披麻戴孝三年呢？为什么三年里我不能吃白米饭、穿绸子衣服呢？”孔子说：“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一个小孩子要长到三岁的时候，父母才不抱他，叫做‘三年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抱了孩子三年，所以孩子以后要居丧三年作为回报。再说了，父母去世后还不到三年，就吃起白米饭、穿起绸子衣服，你心里过得去吗？”宰予说：“过得去啊，我很安心啊。”把孔子气得直哆嗦，他说了句：“汝安则为之。”意思是，你觉得良心过得去，你就做吧。
道德是一种“软控制”，有的人说设立“道德法庭”，这是不对的，把道德和法混在一起了。我们只能再签一个契约，同谁签呢，同上帝签。于是说，如果一个人不道德，死了以后就不能上天堂了，只能下地狱。上帝和我们约定，你皈依我，你一生行善，我保证你死后上天堂，而那些背叛诺言的违约者将下地狱。而且，同上帝签了两次，第一次签的叫《旧约》，第二次签的叫《新约》。但签完这个契约后，发现还有问题没解决，那就是真理的问题。善恶问题解决了，是非问题还没解决。于是，再签一个名叫“科学”的契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就有了四个契约。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为了契约的签订，西方人还设计了一个程序，虽然是全民的契约，但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于是就有了“少数服从多数”，这就叫做“民主”。民主就是签订契约的契约，是一个程序，是一个大家的约定。所以，西方文化的很多东西就可以还原成契约了，西方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契约。
那么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什么呢？中国人是靠什么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在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没有经历过像希腊人那样因为工商业的发展而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的过程。
我们的国家是由氏族血缘组织的结构直接过渡过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族，由部族而民族，是家庭结构直接转换为国家结构。叫做“家天下”，所以，传统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族，而一个家族是一个缩小了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组织里，都有一个“父家长”，家庭有家长；家族有族长；国家有皇帝，叫“君父”，是全国人民的爸爸；派到州县的官，叫“父母官”；由这样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军队叫“子弟兵”；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省和省之间、市和市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都称为“兄弟”。
整个国家的关系全部是血缘化的，我们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在中国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一定要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就是由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呢？是家庭。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最原始、最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所以中国人非常注重“家”这个字，国“家”、公“家”、人“家”、自“家”„„都是“家”。
在中国人的家庭中谁是核心？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礼仪上、在制度上，家庭的首长是“父”家长，而真正把这个家庭维系起来的是母亲。比方说，女孩子出嫁了，她原来的家就叫“娘家”，她丈夫的家叫“婆家”，而不叫“爹家”、“公家”，说明家庭其实是以母亲为中心、为标志的，所以中国人在情感上是倾向于母亲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二十四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其中大多数都是孝母的。在中国有些王朝的制度上规定，如果一个人当官了，可以封他的母亲、封他的妻子，甚至儿子也可以沾光，而惟独没有封他父亲的。甚至有些朝代县太爷的衙门，当老太太来了可以走正门，而老爷子来只能走边门，这是孝母！
我们可以去读读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看看有多少是歌颂母亲，多少是歌颂父亲的。我们熟悉的很多诗文都是歌颂母亲的，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唱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在我的印象中，歌颂父亲的文学作品只有一篇，就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请大家回去再琢磨一下，
反正我是越看这父亲越觉得像母亲，是一个慈母形象。而且，当我们在表达感激之情的时候，所用的对象一定是母亲，比方说，“祖国啊，母亲！”、“黄河啊，母亲”、“长江啊，母亲”，上过的学校也是“母校”，没有“父校”的。 可见，母亲的责任很重，管很多事情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家族到最后都是一个老太太管着的。比方说《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原因之一是《红楼梦》真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一群女人在管着，男人统治的世界事实上是一种虚假的表象。
母亲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母亲赋予的。顺便说一句，今天是母亲节，我祝在座的各位母亲好。母亲除了生下我们以外，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喂养大，婴儿的第一感觉就是妈妈喂奶，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奶水就叫“妈妈”，吃奶就叫吃“妈妈”。如果生母没有奶水，孩子很可能和奶妈亲，历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包括很多皇帝都是和奶妈亲的，这叫“有奶便是娘”。我们不要小看喂奶这件事，它是生命的赋予。
在中国文化看来，授人以食是很大的恩情。楚汉相争的故事中，当时，韩信拿下齐国72 座城池，很多谋士就对韩信说，你现在举足轻重，你投奔项羽，项羽就可以赢，你投奔刘邦，赢的人就是刘邦，天下的未来就取决于足下了。谋士劝他谁都不要帮，来个三国鼎立。韩信说，不能啊，汉王对我恩重如山，推食食我，解衣衣我——刘邦把自己吃的让给我，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要用生命来报答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给人吃和给人穿是很大的恩情，今天我们还把能提供生活和经济来源的人称为“衣食父母”。
在传统社会，母子关系其实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虽然粗俗不好听，但是很实在的，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生命的赋予与接受，所以，情感最密切的是母子关系。我想请问大家，次于母子关系的是什么关系呢？是兄弟，兄弟是我们在社会上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常规方式，当我们要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称兄道弟。兄弟又是什么关系呢？同吃的关系，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比方说，和奶妈儿子的兄弟是奶兄弟，又如，如果获取的是同源的精神食粮，如师出同门，那就是师兄弟。
所以，兄弟的关系其实是同吃的关系，是以母亲为核心的，我们中国人因此有一条很重要的风俗习惯，就是吃年夜饭。一到春节前，我们中国各地的交通都会繁忙起来，不畏千辛万苦，一定要在年三十赶回家，和父母双亲、兄弟姐妹吃一顿年夜饭。年夜饭在传统社会，原则上是由母亲来指挥的，有些家庭是母亲亲自下厨，即使母亲不亲自下厨的，那也是亲自来策划、安排、指挥的。这个时候，凡是吃一个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一定要回来团团圆圆地吃一餐团圆饭。这是什么意思呢？重申血缘关系有效。聚在一起吃，表明我们还是亲兄弟，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比兄弟关系再次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乡情。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情是什么关系？是喝同一口井或者同一条河的水长大的人。所以，离开家乡就叫“背井离乡”。井是很重要的，井里的水是生命之源，有同一个源头的就是兄弟，是乡亲。因此，在平时生活中，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客吃饭。为什么中国的筵席那么多，为什么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只有这样才能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因为血缘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在一起吃饭，反过来，在一起吃就是兄弟。所以，中国人请客吃饭一定是同吃一道菜，同喝一碗汤，绝对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分餐。只有礼仪性的请客吃饭才是分餐制，或者纯粹公事公办，不讲人情，才用分餐制，人大政协开会都吃自助餐。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这种进餐方式是不科学、不卫生的，容易造成浪费，吃自助餐是最好的。但是，大家看看，外面请客吃饭有吃自助餐的吗？如果在座某某有甲肝、乙肝或者禽流感，那也得豁出去，一起吃！这体现的是一种诚意，所以，餐桌上的话就是“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不但要喝酒，还要把彼此的酒混着喝，这才是打成一片，才是亲密无间，才是心心相印，才是肝胆相照！这已经不是吃东西了，是吃文化，吃血缘，这是很难改革的。即便在一起吃一顿成不了兄弟，那也至少从生人变成了熟人，在一起吃的时间越多，彼此之间就越熟，
直到最后是烂熟。
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至少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是不同的。西方人是靠契约来维系人际关系的，中国人是靠血缘来维系人际关系的。所以，这两种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同的。
简单地说，中国文化体现三大精神。
一是人本精神，即以人为本，在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中国人更注重后者的关系。在中国，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得先学会做人，一个不会做人的人，他最后是做什么都做不成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关系都要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比方说，中国人往往把自然也当人看，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像人”，不是“人像天”。董仲舒讲，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 自然界其实就是人，“岁寒三友”、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松柏“岁寒而后凋”，这些都是把自然界看成人。所以，古代中国没有宗教意识，没有科学精神，因此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凡与人际关系不相干的，就不予考虑。有人问孔子，什么是鬼呢，孔子说：“不知人，焉知鬼。”还有人问孔子：“什么是死呢？”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根本就不看重这些问题，他关注的是人本问题。
二是现实精神。以人为本的文化注重的是当下和现实，是世俗的社会，现实的社会，中国人是很现实的，对“彼岸”、“来世”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中国人的习惯是平时没有什么宗教活动，但生不出孩子了，就要去找观音菩萨，久病不愈就要去找药王菩萨。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经常对一些企业家说：“你们借鉴西方的管理模式当然是对的，但是一定要考虑中国国情，不要对员工讲，现在要勒紧裤带艰苦奋斗，将来企业如何如何„„这是没人相信的，员工只要数着实实在在的票子，心里就踏实了。”所以，中国人主张“知行合一”，要做得到才说，做不到就不要说。我们夸一个人好，常用“说得到，做得到”、“言必信，行必果”来表达。以前，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模范人物、英雄人物时，经常要找一些他们说过的豪言壮语作为标题，并且记者通常都会写这么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三是艺术精神。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古代社会的艺术成就大于科学成就，而且中国有一种泛艺术化倾向，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变成艺术，又能把所有的艺术都变成表演。比方说，绘画中，只有中国画的绘制过程是可以观摩的，包括书法也是，其过程本身就是艺术，但画油画就不好看了。烹调也是，在西方是技术，在中国就是艺术。去厨房看中国厨师炒菜，非常好看啊，烧出来的菜也是色香味俱全，甚至让人不忍心动筷子。
这三大精神都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就意味着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首位，由于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首位了，所以，就有了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生存发展都是与这个文化密切相关的。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就不能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就很难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今天要来给大家讲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马上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或者说，什么是中国文化?当然，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学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大约有两三百条，今天下午如果我来讲这些定义的话，恐怕要走掉三分之二的听众，我还是来讲一个故事吧。有四个人去咖啡厅喝咖啡，发现杯子里有一个苍蝇。第一个发现的是英国人，他站起来，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压在杯子下面，就走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咖啡里有苍蝇是不能喝的，他肯定也很愤怒，但他是绅士，不能发怒，于是就用付钱但不喝咖啡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第二个发现的是日本人，他勃然大怒，“八格牙鲁！”再把服务员叫来，“你的什么的干活！苍蝇的有！你们懂不懂管理的，还想发展的干活？”很是愤怒。因为日本人做事很精致，很到位，不允许出现这种状况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美国人。他笑了，用手指一勾，把那个服务员叫了过来，“不错啊，咖啡里还有苍蝇啊，不过在我们美国咖啡不是这样上的，我们是先端上来一杯咖啡，再端上来一罐牛奶，再端上来一小碟方糖，再端上来一小碟苍蝇，我们想放多少放多少。”美国人有幽默感，他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
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会说，“去！把你们领导找来！”这是什么不同？这就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是有事找领导。
美国人有事找律师，比方说，两个人在路上车子相撞了，他们是不会吵架的，双方会走下车来，相互交换一下名片，然后说，请找我的律师。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文化就是法治文化，虽然他们也不喜欢律师，美国人对于律师是一个矛盾的态度。美国有一个笑话，一对年轻人上了天堂相爱了，然后他们去找上帝，“上帝啊，我们想结婚。”上帝对他们说，“这个事情很好办，一个星期以后会有一个牧师上天堂，他可以为你们主持婚礼。”一个月之后，年轻人又来找上帝，“上帝啊，我们要离婚。”上帝说，“这就难办了，天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律师上天堂呢！” 这个笑话说明美国人不喜欢律师，但是又离不开律师。他们是法治国家，讲究任何事情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但是咖啡里有一个苍蝇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去找一个律师来，那么就调侃两句服务员也就算了。这说明咖啡里有苍蝇这件事任何人都要愤怒的，但是表达愤怒，提出抗议的方式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就发现，文化和方式是有关系的，但是学术研究忌讳“孤证”，因此我还得再讲一个故事。
有个人做了一个实验，把不同民族的人都分成三人一组，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把他们在一个孤岛上放三天，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三天后，实验者来到英国人的岛屿，发现三个英国人原封不动地坐在那儿。实验者感到奇怪了，三天过去了，居然没发生什么事。英国人抱怨说，“你临走的时候忘了给我们做介绍！”因为英国人讲礼仪，讲绅士风度，他们有一条规矩，陌生人之间没有第三人介绍，不得交谈。他们是想发生点事的，但是没有经过介绍。
第二个去了西班牙人的岛，两个男人不见了，就看见一个女人在跳舞。实验者问，“两个男人上哪儿去啦？”女的答道，“哎，你一走，他们两个为了争夺我，决斗去了，结果都死了。” 接下来他去了法国人的岛，一男一女不见了，剩下的那个男人在那里修剪树枝，实验者问，“那两个人呢？”这个男的答道，“你一走我们就约好了，轮流做她的情人，今天轮到他们俩。” 然后，实验者来到俄国人的岛，一个女人不见了，两个男人在喝酒打牌，实验者问，“那个女人呢？”两个俄国人都喝大了舌头，“你问那个女人吗？她去集体农庄建设社会主义啦！”
这个故事是当年美联社驻莫斯科站的站长说的，其本意是讽刺在当时的情况下，男人不干活，都是女人在干活。但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他们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就是方式，或者准确地说，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包括交际方式等各种方式，由此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比方说，西方人见面，会相互打招呼“hello”，再握手，关系亲密的可以拥抱。中国人见面会寒暄，“久仰”、“久违了”，这就是不同的方式。又比方说，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这也是不同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式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方式背后有些共同的东西。比方说，这两种方式就体现出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性格，西方人性格外向，中国人性格内向，所以，西方人伸出手去握别人的手，中国人伸出手去握自己的手；西方人用刀用叉，都是进攻型的，中国人用筷子是向内用力的。一个是交际方式，一个是进餐方式，在这两个不搭界的方式中，我们发现了其共同的东西。这说明了在许多具体的文化方式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式，一个方式的方式，一个总的方式，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文化的思想内核”。于是又引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什么？
我还是来讲故事，有一位先生在台湾一家公司做公关经理，负责接待各国各方来的客户。有一天，来了两个美国人，老板就对这位公关经理说，“小吴啊，请两位美国客人吃个饭吧。”中国人的习惯是客人来了要接风，客人走了要饯行。老板没有时间，就安排公关经理去请一下，可小吴想，三个人怎么吃呢，点菜也不方便。于是，他就再叫了五个同事，八个人正好一桌。
到了餐厅，服务员把菜单递上来了，公关经理马上把菜单传给美国人，请他们点菜。其中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唐人街吃过中餐的，很内行，他打开菜单一看，哎，芙蓉鸡片，OK，点了。然后，再传给另一个美国人，而那个人从来没有吃过中餐，看都看不懂。于是，小吴接过菜单，让同事们一人点一个。最后，菜单又传到那个美国人手里，他还是不会点，于是，小吴说，“还缺个汤，要不你就点个榨菜肉丝汤吧。”“OK！”这美国人欣然应允。第一个上来的是芙蓉鸡片，那个点菜的美国人认识的，就把这道菜端在自己面前，说了声“sorry”，就开吃了。主人傻眼了，思忖道，“要不我们也像他一样，谁点的菜谁吃？”结果，大家吃了自己点的菜。最后上来了一大盆榨菜肉丝汤，主人这时候也说不清楚了，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位美国人硬着头皮喝下了榨菜肉丝汤。
我觉得，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不同的思想内核，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点菜吃饭在西方人看来是个人的事，所以，每个人是自己点，自己吃。甚至他们在约会时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各买各的单。而在中国人这里，一旦聚在一起吃饭就是大家的事情，是群体的事情，个人点的菜是给大家点的，上菜以后也是大家吃的，当然，最后谁请客谁买单，但如果是哥几个聚会，大家就会抢着买单，不分你我、不分彼此才显得亲热，要不就不聚在一起吃饭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思想内核的不同。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个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一个不可再分割的单位。由于每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的行为都由自己来选择和决定，并由自己负责。比方说，刚才的芙蓉鸡片，自己选择自己吃，即使刚才的榨菜肉丝汤是在误导下做的选择，但他还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个人的独立人格是不可侵犯的，因此，西方人不让菜，每个人吃自己的菜，这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相反的。
在中国，主人会把菜先夹给最尊贵的客人，但在西方人看来，这简直是强暴，凭什么规定我要吃这个东西，而我们把这认为是善意，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客人。这就是文化的冲突，产生文化的误会。而在中国，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群体，是要向群体负责的。所以，在我国，请客吃饭时，会不会点菜就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角色，一定要掌握这门艺术，要保证所点出来的菜皆大欢喜，还要品种齐全、五颜六色，同时，不能超过规定的预算，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看出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比如说，美国人写信时，一定是先写名字、家庭地址，再是城市、省份、国家，越是群体的，越放在后面；而中国人是倒过来的，越是群体的，越放在前面。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
这是我们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同时，再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两种文化的思想内核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就要说得比较长远一点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产生于公元前10 世纪，有一支北方来的阿卡亚人来到了希腊半岛，阿卡亚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雅利安人是来自北方的人种，其特点是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是标准的白种人。不知何故，雅利安人从北方南下，一支来到印度，一支来到希腊。阿卡亚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到希腊后，发现这里既不适合畜牧业的发展，也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因为这里的土壤十分贫瘠，但倒可以种橄榄树，橄榄可以榨油。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发展手工业，生产橄榄油和盛放橄榄油的陶罐。另外，他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希腊半岛海岸线曲折而漫长，当顺风顺水的时候，只需一天就可以到达彼岸，因此，也适合发展航海业。手工业加航海业的结果就是工商业，于是希腊人就把自己变成了工商业的民族，工商业民族的特点就是产权必须明晰，要明确到个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用来交换。而且，这些个人是要流动的，商品和货币要流通，商业的从业人员就要流动，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希腊民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炸毁了氏族血缘关系，使之变成了一群独立的、分散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的个人。
问题马上又出来了，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物，他既作为个人而存在，又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存在。一方面，每个人都是单个的、独立的，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独立的人只有组成社会，才能生存。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都自行其事，但是如果我们一人一个想法，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必须有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件东西来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呢？由于希腊民族是一个工商业民族，他们首先想到的手段是契约，商业社会的经济是靠契约来维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同。
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守合同，而且在合同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西方人于是就想到用合同关系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事实上，西方人的人际关系就是契约关系。比方说婚姻关系，结婚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签约，他们的婚礼有一个牧师来主持，牧师会问双方是否相爱，是否愿意和对方长相厮守，当双方都给予肯定的回答后，牧师要求双方相互交换戒指，然后双方可以接吻了。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回答问题其实代表了本合同表示当事人真实愿望，因为我们知道，合同必须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愿望，至于真实愿望的内容，法律是不管的，比如，西方人可以在遗嘱中表示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他的狗。交换戒指表示在合同文本上签字，接吻表示交换合同文本。所以，西方人的婚礼完全是一个签约仪式，由于双方的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他们有一个节日叫“结婚纪念日”，每到这天，夫妻俩总要庆祝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重申合同有效。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婚姻关系，还有别的问题要处理，于是，西方人想到，我们应该签一个大家的合同，一个大家的契约，来规范社会行为，这个契约就叫做“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全体公民签署的、规范社会行为的契约，简称“社会契约”或“全民公约”。所以，法律就是契约，但它不是甲方和乙方的契约，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契约，这个契约一旦签订，所有人必须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源于“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在商业契约上，甲乙双方是平等的，那么在社会契约面前，所有的人也是平等的，一旦违约，就要受到惩罚。
但是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方说，法律就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举个例子，法律可以禁止公民纵火，但是法律不可以规定公民救火。因为公民不一定有救火的能力、救火的技术，如果规定每个公民都要去救火，那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法律只能规定消防队有救火的义务，
如果消防队不去救火，那就是不作为。但社会又要提倡见义勇为，而因见义勇为产生的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呢？靠道德来解决，道德是一种“软控制”，是诉诸良心的。一旦产生道德问题，我们就会问，你有良心吗？如果对方回答，没有。那我们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了。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宰予，他问孔子：“为什么父母亲死后，我要披麻戴孝三年呢？为什么三年里我不能吃白米饭、穿绸子衣服呢？”孔子说：“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一个小孩子要长到三岁的时候，父母才不抱他，叫做‘三年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抱了孩子三年，所以孩子以后要居丧三年作为回报。再说了，父母去世后还不到三年，就吃起白米饭、穿起绸子衣服，你心里过得去吗？”宰予说：“过得去啊，我很安心啊。”把孔子气得直哆嗦，他说了句：“汝安则为之。”意思是，你觉得良心过得去，你就做吧。
道德是一种“软控制”，有的人说设立“道德法庭”，这是不对的，把道德和法混在一起了。我们只能再签一个契约，同谁签呢，同上帝签。于是说，如果一个人不道德，死了以后就不能上天堂了，只能下地狱。上帝和我们约定，你皈依我，你一生行善，我保证你死后上天堂，而那些背叛诺言的违约者将下地狱。而且，同上帝签了两次，第一次签的叫《旧约》，第二次签的叫《新约》。但签完这个契约后，发现还有问题没解决，那就是真理的问题。善恶问题解决了，是非问题还没解决。于是，再签一个名叫“科学”的契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就有了四个契约。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为了契约的签订，西方人还设计了一个程序，虽然是全民的契约，但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于是就有了“少数服从多数”，这就叫做“民主”。民主就是签订契约的契约，是一个程序，是一个大家的约定。所以，西方文化的很多东西就可以还原成契约了，西方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契约。
那么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什么呢？中国人是靠什么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在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没有经历过像希腊人那样因为工商业的发展而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的过程。
我们的国家是由氏族血缘组织的结构直接过渡过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族，由部族而民族，是家庭结构直接转换为国家结构。叫做“家天下”，所以，传统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族，而一个家族是一个缩小了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组织里，都有一个“父家长”，家庭有家长；家族有族长；国家有皇帝，叫“君父”，是全国人民的爸爸；派到州县的官，叫“父母官”；由这样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军队叫“子弟兵”；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省和省之间、市和市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都称为“兄弟”。
整个国家的关系全部是血缘化的，我们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在中国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一定要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就是由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呢？是家庭。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最原始、最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所以中国人非常注重“家”这个字，国“家”、公“家”、人“家”、自“家”„„都是“家”。
在中国人的家庭中谁是核心？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礼仪上、在制度上，家庭的首长是“父”家长，而真正把这个家庭维系起来的是母亲。比方说，女孩子出嫁了，她原来的家就叫“娘家”，她丈夫的家叫“婆家”，而不叫“爹家”、“公家”，说明家庭其实是以母亲为中心、为标志的，所以中国人在情感上是倾向于母亲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二十四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其中大多数都是孝母的。在中国有些王朝的制度上规定，如果一个人当官了，可以封他的母亲、封他的妻子，甚至儿子也可以沾光，而惟独没有封他父亲的。甚至有些朝代县太爷的衙门，当老太太来了可以走正门，而老爷子来只能走边门，这是孝母！
我们可以去读读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看看有多少是歌颂母亲，多少是歌颂父亲的。我们熟悉的很多诗文都是歌颂母亲的，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唱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在我的印象中，歌颂父亲的文学作品只有一篇，就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请大家回去再琢磨一下，
反正我是越看这父亲越觉得像母亲，是一个慈母形象。而且，当我们在表达感激之情的时候，所用的对象一定是母亲，比方说，“祖国啊，母亲！”、“黄河啊，母亲”、“长江啊，母亲”，上过的学校也是“母校”，没有“父校”的。 可见，母亲的责任很重，管很多事情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家族到最后都是一个老太太管着的。比方说《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原因之一是《红楼梦》真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一群女人在管着，男人统治的世界事实上是一种虚假的表象。
母亲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母亲赋予的。顺便说一句，今天是母亲节，我祝在座的各位母亲好。母亲除了生下我们以外，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喂养大，婴儿的第一感觉就是妈妈喂奶，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奶水就叫“妈妈”，吃奶就叫吃“妈妈”。如果生母没有奶水，孩子很可能和奶妈亲，历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包括很多皇帝都是和奶妈亲的，这叫“有奶便是娘”。我们不要小看喂奶这件事，它是生命的赋予。
在中国文化看来，授人以食是很大的恩情。楚汉相争的故事中，当时，韩信拿下齐国72 座城池，很多谋士就对韩信说，你现在举足轻重，你投奔项羽，项羽就可以赢，你投奔刘邦，赢的人就是刘邦，天下的未来就取决于足下了。谋士劝他谁都不要帮，来个三国鼎立。韩信说，不能啊，汉王对我恩重如山，推食食我，解衣衣我——刘邦把自己吃的让给我，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要用生命来报答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给人吃和给人穿是很大的恩情，今天我们还把能提供生活和经济来源的人称为“衣食父母”。
在传统社会，母子关系其实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虽然粗俗不好听，但是很实在的，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生命的赋予与接受，所以，情感最密切的是母子关系。我想请问大家，次于母子关系的是什么关系呢？是兄弟，兄弟是我们在社会上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常规方式，当我们要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称兄道弟。兄弟又是什么关系呢？同吃的关系，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比方说，和奶妈儿子的兄弟是奶兄弟，又如，如果获取的是同源的精神食粮，如师出同门，那就是师兄弟。
所以，兄弟的关系其实是同吃的关系，是以母亲为核心的，我们中国人因此有一条很重要的风俗习惯，就是吃年夜饭。一到春节前，我们中国各地的交通都会繁忙起来，不畏千辛万苦，一定要在年三十赶回家，和父母双亲、兄弟姐妹吃一顿年夜饭。年夜饭在传统社会，原则上是由母亲来指挥的，有些家庭是母亲亲自下厨，即使母亲不亲自下厨的，那也是亲自来策划、安排、指挥的。这个时候，凡是吃一个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一定要回来团团圆圆地吃一餐团圆饭。这是什么意思呢？重申血缘关系有效。聚在一起吃，表明我们还是亲兄弟，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比兄弟关系再次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乡情。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情是什么关系？是喝同一口井或者同一条河的水长大的人。所以，离开家乡就叫“背井离乡”。井是很重要的，井里的水是生命之源，有同一个源头的就是兄弟，是乡亲。因此，在平时生活中，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客吃饭。为什么中国的筵席那么多，为什么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只有这样才能把非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因为血缘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在一起吃饭，反过来，在一起吃就是兄弟。所以，中国人请客吃饭一定是同吃一道菜，同喝一碗汤，绝对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分餐。只有礼仪性的请客吃饭才是分餐制，或者纯粹公事公办，不讲人情，才用分餐制，人大政协开会都吃自助餐。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这种进餐方式是不科学、不卫生的，容易造成浪费，吃自助餐是最好的。但是，大家看看，外面请客吃饭有吃自助餐的吗？如果在座某某有甲肝、乙肝或者禽流感，那也得豁出去，一起吃！这体现的是一种诚意，所以，餐桌上的话就是“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不但要喝酒，还要把彼此的酒混着喝，这才是打成一片，才是亲密无间，才是心心相印，才是肝胆相照！这已经不是吃东西了，是吃文化，吃血缘，这是很难改革的。即便在一起吃一顿成不了兄弟，那也至少从生人变成了熟人，在一起吃的时间越多，彼此之间就越熟，
直到最后是烂熟。
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至少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是不同的。西方人是靠契约来维系人际关系的，中国人是靠血缘来维系人际关系的。所以，这两种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同的。
简单地说，中国文化体现三大精神。
一是人本精神，即以人为本，在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中国人更注重后者的关系。在中国，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得先学会做人，一个不会做人的人，他最后是做什么都做不成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关系都要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比方说，中国人往往把自然也当人看，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像人”，不是“人像天”。董仲舒讲，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 自然界其实就是人，“岁寒三友”、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松柏“岁寒而后凋”，这些都是把自然界看成人。所以，古代中国没有宗教意识，没有科学精神，因此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凡与人际关系不相干的，就不予考虑。有人问孔子，什么是鬼呢，孔子说：“不知人，焉知鬼。”还有人问孔子：“什么是死呢？”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根本就不看重这些问题，他关注的是人本问题。
二是现实精神。以人为本的文化注重的是当下和现实，是世俗的社会，现实的社会，中国人是很现实的，对“彼岸”、“来世”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中国人的习惯是平时没有什么宗教活动，但生不出孩子了，就要去找观音菩萨，久病不愈就要去找药王菩萨。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经常对一些企业家说：“你们借鉴西方的管理模式当然是对的，但是一定要考虑中国国情，不要对员工讲，现在要勒紧裤带艰苦奋斗，将来企业如何如何„„这是没人相信的，员工只要数着实实在在的票子，心里就踏实了。”所以，中国人主张“知行合一”，要做得到才说，做不到就不要说。我们夸一个人好，常用“说得到，做得到”、“言必信，行必果”来表达。以前，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模范人物、英雄人物时，经常要找一些他们说过的豪言壮语作为标题，并且记者通常都会写这么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三是艺术精神。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古代社会的艺术成就大于科学成就，而且中国有一种泛艺术化倾向，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变成艺术，又能把所有的艺术都变成表演。比方说，绘画中，只有中国画的绘制过程是可以观摩的，包括书法也是，其过程本身就是艺术，但画油画就不好看了。烹调也是，在西方是技术，在中国就是艺术。去厨房看中国厨师炒菜，非常好看啊，烧出来的菜也是色香味俱全，甚至让人不忍心动筷子。
这三大精神都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就意味着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首位，由于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首位了，所以，就有了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