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小说内容、人物刻画、叙事模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特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形成类型化，主要是因为时代的要求、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家的自觉追求以及文艺政策和文艺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 类型化 成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小说已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并形成了类型化创作热潮。仅长篇小说而论，十七年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320部，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其中的主力军。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短短十七年间曾掀起两次创作热潮，无论是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模式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时代社会和读者阅读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之初，首先要稳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对内要肃清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及敌特分子的破坏，对外还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了巩固政权，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而任何时代，文艺活动都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文艺创作自然也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联系，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因此作家创作必然围绕新政权的建设，围绕新的道德规范创作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是时代的要求。为了树立典型、形成规范，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体现了政治的要求。李英儒就说过作家“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而时代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1]为了表现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勃勃生机的新生活，解放初文坛掀起了颂歌浪潮，歌颂新中国，歌颂英雄人物，歌颂劳动生产成为颂歌的基本内容。要让子孙后代“从那些可歇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2]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3]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钢》、《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在缅怀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时，懂得珍惜幸福生活，热爱党，热爱人民，努力工作。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纪念建军30周年和建国10周年的征文活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也在广泛征稿，这一切都推动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
某一类型小说的流行，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还有广大读者阅读的需求，“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望”。[4]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空前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它以其强烈的政治情感，赢得了当时的公众，尤其是青年的共鸣。人们在阅读中陶冶了情操，得到了审美享受。这从其发行数量可窥一斑。十七年文坛，像《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的发行量和阅读热潮自不必说，1965年出版的《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首印即达到10万册。
而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潮流形成，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学需求所造成的。当时的理想是要求人们舍已为人、大公无私，通过了解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文学作品无疑是较好的传播平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也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就生产而言，它的主体是作家的创作，就流通而言，它的主体是出版方的经营操作，就消费而言，它的主体是读者的阅读。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文学的能否发展，能否盛行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时代的需要、读者的渴望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所以才会形成类型化
创作潮流。
二.作家创作群体的变更和自觉的创作行为
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也受创作群体的影响。因为十七年文坛主要创作力量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作家的经历、知识、创作和审美观念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的盛行。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聚集一堂，形成了人员众多，来源广泛的作家群。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
十七年文坛主要有以下几类作家构成。一是国统区的小说家。如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张恨水等。二是解放区的小说家。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柳青等人。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培养的大批作家。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作家：如杨沫、罗广斌、杨益言、梁斌、峻青、茹志娟、王愿坚、李英儒、知侠、吴强、马识图等人。有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李准、王蒙、刘绍棠、宗璞、刘心武等人。有从工农兵中培育出来的作家。如曲波、陈登科、高玉宝、郑成义、胡万春、刘章、李六如等。也有少数民族作家。如马拉沁夫、朋斯克、李乔等人。
然而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国统区文艺就已经成了解放区文艺的陪衬，在这次大会上，突出介绍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进一步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在茅盾的报告中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的代表作均未提及，更不用说新月派、现代派等作品。而京派作家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则被大会拒之门外。因此当代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创作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颂歌文学，写革命战争和英雄典型是主流。而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表现工农兵生活，成了来自国统区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此，1950年以后，“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3]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钱钟书建国后自动放弃了小说创作，转向其它研究领域。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诗人、海派作家，或被打入冷宫，或者丧失了创作权力。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虽然在十七年仍然活跃，但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新中国建立后，茅盾走上了领导岗位，未写小说；老舍转而专攻话剧；巴金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但艺术上未见突破。而在国统区、解放区均受过洗礼的丁玲、萧军等人，则在文艺斗争中中断了文学创作。因此，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战争中成长起来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作家则成了文坛的主角。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了人民当家作主，做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但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创作观念、文化氛围仍在延续。不仅如此，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这是作家本身自觉的创作行为。虽然国家有倡导、读者有需求，但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创作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技巧，而且文学来源于生活，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实践，否则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所以，艺术家要有生活体验和创作动机。而回忆则是生命体验的形式。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作者大多是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体验的，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通讯员、记者或部队领导。如吴强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曲波做过团指挥员，峻青参加过武工队，知侠和铁道游击队员一起生活战斗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就有敌伪斗争的经历，《清江壮歌》的作者马识图就做过地下工作者，多数作者都是战争的亲历者。当新中国诞生之时，隆隆的炮声似乎还在耳畔响起，战场上的硝烟还在眼前闪过。所以这些亲历者们要倾诉，他们要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歌颂革命，缅怀战友。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自觉地加入了创作者的队伍，创作了战斗英雄群体。马识图在创作时“一种情感、一种责任
感在催促我，欲罢不能”[5]。曲波认为：“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6]可见，作家创作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追求。
三.文艺政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从文艺政策来看，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文艺创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以载道，突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得到了延续。“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7]而五十年代文艺界爆发的三大批判运动，集中体现了政治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强制干预。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以及1956年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争鸣上升为政治斗争，把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受命于时代和政治的需求。
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来说，主要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再到“左联”时期，文学创作就存在一些问题。如创作服从于政治，文艺对政治的机械图解。在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作家创作条件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面对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纷纷走向乡村和抗日前线。不仅如此，随着战争的发展，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从启蒙转向抗日救亡，这使得文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短小快捷、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歌曲等。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尤其如此，《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要表现工农兵生活，要用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形式，宣传革命，刻画英雄，鼓舞斗志。这一时期解放区文艺除农村题材外，战争题材作品较多，传奇色彩、民族形式比较突出。如马烽、西戎的《吕粱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表现传奇故事和传奇英雄（雷石柱、牛大水）。而英雄人物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人物，敌人总是狡诈、阴险毒辣，但摆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英雄神话、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已经形成。而这些类型化特征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等作品无不如此。加之战争题材更易于表现敌我斗争，突出英雄人物，更能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所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就成为十七年文坛的创作主流。
可见，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既是文艺政策推行的结果，也是文学传统的延续和读者的消费需求。
内容摘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小说内容、人物刻画、叙事模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特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形成类型化，主要是因为时代的要求、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家的自觉追求以及文艺政策和文艺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 类型化 成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小说已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并形成了类型化创作热潮。仅长篇小说而论，十七年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320部，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其中的主力军。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短短十七年间曾掀起两次创作热潮，无论是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模式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时代社会和读者阅读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之初，首先要稳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对内要肃清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及敌特分子的破坏，对外还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了巩固政权，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而任何时代，文艺活动都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文艺创作自然也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联系，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因此作家创作必然围绕新政权的建设，围绕新的道德规范创作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是时代的要求。为了树立典型、形成规范，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体现了政治的要求。李英儒就说过作家“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而时代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1]为了表现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勃勃生机的新生活，解放初文坛掀起了颂歌浪潮，歌颂新中国，歌颂英雄人物，歌颂劳动生产成为颂歌的基本内容。要让子孙后代“从那些可歇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2]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3]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钢》、《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在缅怀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时，懂得珍惜幸福生活，热爱党，热爱人民，努力工作。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纪念建军30周年和建国10周年的征文活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也在广泛征稿，这一切都推动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
某一类型小说的流行，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还有广大读者阅读的需求，“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望”。[4]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空前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它以其强烈的政治情感，赢得了当时的公众，尤其是青年的共鸣。人们在阅读中陶冶了情操，得到了审美享受。这从其发行数量可窥一斑。十七年文坛，像《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的发行量和阅读热潮自不必说，1965年出版的《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首印即达到10万册。
而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潮流形成，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学需求所造成的。当时的理想是要求人们舍已为人、大公无私，通过了解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文学作品无疑是较好的传播平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也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就生产而言，它的主体是作家的创作，就流通而言，它的主体是出版方的经营操作，就消费而言，它的主体是读者的阅读。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文学的能否发展，能否盛行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时代的需要、读者的渴望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所以才会形成类型化
创作潮流。
二.作家创作群体的变更和自觉的创作行为
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也受创作群体的影响。因为十七年文坛主要创作力量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作家的经历、知识、创作和审美观念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的盛行。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聚集一堂，形成了人员众多，来源广泛的作家群。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
十七年文坛主要有以下几类作家构成。一是国统区的小说家。如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张恨水等。二是解放区的小说家。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柳青等人。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培养的大批作家。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作家：如杨沫、罗广斌、杨益言、梁斌、峻青、茹志娟、王愿坚、李英儒、知侠、吴强、马识图等人。有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李准、王蒙、刘绍棠、宗璞、刘心武等人。有从工农兵中培育出来的作家。如曲波、陈登科、高玉宝、郑成义、胡万春、刘章、李六如等。也有少数民族作家。如马拉沁夫、朋斯克、李乔等人。
然而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国统区文艺就已经成了解放区文艺的陪衬，在这次大会上，突出介绍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进一步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在茅盾的报告中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的代表作均未提及，更不用说新月派、现代派等作品。而京派作家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则被大会拒之门外。因此当代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创作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颂歌文学，写革命战争和英雄典型是主流。而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表现工农兵生活，成了来自国统区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此，1950年以后，“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3]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钱钟书建国后自动放弃了小说创作，转向其它研究领域。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诗人、海派作家，或被打入冷宫，或者丧失了创作权力。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虽然在十七年仍然活跃，但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新中国建立后，茅盾走上了领导岗位，未写小说；老舍转而专攻话剧；巴金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但艺术上未见突破。而在国统区、解放区均受过洗礼的丁玲、萧军等人，则在文艺斗争中中断了文学创作。因此，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战争中成长起来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作家则成了文坛的主角。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了人民当家作主，做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但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创作观念、文化氛围仍在延续。不仅如此，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这是作家本身自觉的创作行为。虽然国家有倡导、读者有需求，但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创作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技巧，而且文学来源于生活，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实践，否则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所以，艺术家要有生活体验和创作动机。而回忆则是生命体验的形式。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作者大多是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体验的，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通讯员、记者或部队领导。如吴强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曲波做过团指挥员，峻青参加过武工队，知侠和铁道游击队员一起生活战斗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就有敌伪斗争的经历，《清江壮歌》的作者马识图就做过地下工作者，多数作者都是战争的亲历者。当新中国诞生之时，隆隆的炮声似乎还在耳畔响起，战场上的硝烟还在眼前闪过。所以这些亲历者们要倾诉，他们要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歌颂革命，缅怀战友。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自觉地加入了创作者的队伍，创作了战斗英雄群体。马识图在创作时“一种情感、一种责任
感在催促我，欲罢不能”[5]。曲波认为：“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6]可见，作家创作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追求。
三.文艺政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从文艺政策来看，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文艺创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以载道，突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得到了延续。“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7]而五十年代文艺界爆发的三大批判运动，集中体现了政治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强制干预。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以及1956年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争鸣上升为政治斗争，把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受命于时代和政治的需求。
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来说，主要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再到“左联”时期，文学创作就存在一些问题。如创作服从于政治，文艺对政治的机械图解。在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作家创作条件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面对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纷纷走向乡村和抗日前线。不仅如此，随着战争的发展，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从启蒙转向抗日救亡，这使得文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短小快捷、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歌曲等。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尤其如此，《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要表现工农兵生活，要用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形式，宣传革命，刻画英雄，鼓舞斗志。这一时期解放区文艺除农村题材外，战争题材作品较多，传奇色彩、民族形式比较突出。如马烽、西戎的《吕粱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表现传奇故事和传奇英雄（雷石柱、牛大水）。而英雄人物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人物，敌人总是狡诈、阴险毒辣，但摆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英雄神话、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已经形成。而这些类型化特征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等作品无不如此。加之战争题材更易于表现敌我斗争，突出英雄人物，更能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所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就成为十七年文坛的创作主流。
可见，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既是文艺政策推行的结果，也是文学传统的延续和读者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