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中介作用
【摘要】：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距离今天整整100年了。刘复基是辛亥革命前夕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不仅在辛亥革命前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在湖北新军中广泛发动了一批革命志士，而且在武昌起义前夕不停奔走，为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统一作了大量联络工作，后来他实际成了武昌起义的策划者和总工程师。他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刘复基；武昌起义；中介；作用
Liu FuJi theory 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Wuchang
Ruprising
Grade 2008,Chinese Department History Major Shaoyang University
Chen Huajun
Abstract: The Wuchang Uprising, have the full 100 years from today. Liu Fuji is one of the core leadership figures in Hubei revolutionary groups "the literary club", not only in the revolution before the revolution, do a lot of work, in Hubei army launched a batch of wide person of revolution, and in Wuchang Ruprising run constant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iterary club together into the unity will jointly made a large contact work, and he later became a real Wuchang Ruprising planners and chief engineer.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the success of the Wuchang Ruprising.
Key Words: Liu Fuji; Wuchang Ruprising; Intermediary;function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
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们除了对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的比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联络者的研究显得不够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优势。然而，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曾经也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是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在武昌起义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中介和领导作用。
一、 刘复基的生平简介
刘复基，字尧澂，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易名汝夔，生于1884年，湖南常德人，1903年，考入常德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后肄业。他生性慷慨，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顾亭林诸人的著作，大受感触，民族主义思想常在心中激荡。他深感清政府统治的腐朽黑暗，敏于接受新思潮的洗礼，立有革命大志。他曾随宋教仁联络常德会党谋应华兴会长沙起义，未果。翌年助马福益谋再举洪江，事败走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在长沙设派报所，秘密运销革命书刊，参与筹备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旋返常德设革命机关于抵园寺，事泄，避往上海，协助杨卓林办《兢业旬报）。1908年至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与群治学社建立密切联系。1910年（宣统二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当兵，参加振武学社，翌年改组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请长假离营驻会办事，大力推动与共进会联合。9月，起义总指挥部成立，任常驻军事筹备员，负责拟定起义计划。10月9日获悉汉口宝善里机关败露，与蒋翊武即时部署当夜发难，仍坚守武昌总指挥部，被清军警包围，投弹拒敌，不幸被捕，面对清王朝的罪恶审判，他慷慨陈辞，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位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牺牲时年仅27岁。
刘复基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在武昌起义中所起到的不可代替的巨大的中介联络作用应该被后世的人们所牢记。
二、 刘复基的革命活动
细细想来，在武昌起义的前期工作和起义时所发挥的作用，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较共进会要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刘复基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中介联络作用，这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了文书部长詹大悲，当时关押在狱的胡瑛，以及评议部长刘复基。这四人中，蒋刘胡三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刘曾是哥老会头目，胡刘蒋三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胡刘二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胡刘蒋三人参加同盟会，参与了萍浏醴起义的筹备工作，胡刘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胡刘蒋三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为掩护发动革命，刘蒋詹三人还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显然，由蒋刘胡詹四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支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的经验，又不乏革命才识的战斗集体。
在这四人中，刘复基在其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能武善文，在其中的穿针引线的巨大作用是无可替代、不可忽视的。
（一）刘复基早期的革命活动
1901年，17岁的刘复基非常仰慕为了革命不断四处奔走的宋教仁，前去找寻其人，并将其迎到自己家中，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后每次宋过常德都必与刘复基相会，刘复基受宋教仁的革命思想影响很深，也由于宋，从而接触了大量的同盟会骨干，并建立了深厚情谊。
后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并确定长沙起义计划，刘复基从中协助宋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刘利用其常德当地的丰富人脉，给予其很大的帮助。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联络，后华兴会起义事泄，宋教仁等逃亡日本，刘则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继续联络会党。
长沙起义失败后，马福益曾赴广西暂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为根据地，刘复基与其共同谋划，重新部署起义，因事机不密，马福益在萍乡护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月20日押往长沙浏阳门外被害。刘复基隐匿乡间，并于
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于12月17日加入同盟会。
（二）刘复基在办报期间的革命活动
1906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宣传、发动革命，并在武汉加入日知会。禹之漠、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长沙岳麓山，刘复基回湖南积极参与其事，他因这事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风潮过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袛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袛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助傅君剑等人办《竞业旬报》。
1908年春，刘复基的胞兄星澂，函召他到汉口任《商务报》的会计兼发行。刘复基欣然邀同困居老家的蒋翊武前往共事。他俩在办报同时，探知湖北新军中有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便以报社采访员名义，前往湖北天门、潜江等新军驻地，进行采访，借以探悉群治学社实情，以便联系。当他们行抵潜江时，得知驻扎该地的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负责人蔡大辅，并通过蔡的介绍，与武昌群治学社负责人李六如取得联系。此后，蒋翊武投笔从戎，刘复基则与李六如商讨革命方略。这时，《商务报》经费短绌，渐至不能继续维持，李六如慨然将群治学社积款拨充该报资金。这样，由于群治学社与《商务报》的密切结合，《商务报》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无形中成了革命党人的喉舌，革命运动因而蓬勃发展。未及一年，群治学社在武汉新军各标、营、队以及陆军中学堂、陆军特别小学堂等，都建立了很严密的标营代表制度。革命活动的开展，如身动臂，如臂使掌，甚为灵活。社员人数日增，社务也蒸蒸日上了。
1910年，清政府借外债筑路之说，甚嚣尘上，湖南杨度主张最力，激起公愤，群起声讨，使他在湖南声名狼藉，无地自容，只得暂避汉口。刘复基闻讯，便集合群治学社的杨王鹏、李六如、李鑫、龚霞初、何海鸣等及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假湖南会馆开欢迎咨议局代表会，意在借会议之力，给杨度以制裁，并借以揭露清政府的媚外罪恶。时到会百余人，群情激愤，公推刘复基等十余人为会议代表前往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揪杨度出席大会答辩。杨度见来势猛烈，拒绝出席。刘复基扭住他的辫子，拽出大门，遭英国巡捕的出面干涉，刘复基等被带至英国巡捕房，羁留8小时，才得释放。时汉口知事冯箦祖维护杨度，唆使英国领事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人驱逐出租界。《商务报》亦因登载杨度被揪
新闻而被迫停刊。
（三）刘复基参加革命团体时期的革命活动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鄂督派兵入湘镇压。刘复基等人准备于4月24日由群治学社发动起义，以响应抢米风潮。因走露风声，起义未能如期举行，群治学社也被取缔，停止了活动。也就是这年中秋节（9月18日），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留鄂诸同志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振武学社成立大会，由杨王鹏任社长，刘复基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该组织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新军士兵，各标营均设有代表。这时候的刘复基，深感革命斗争的胜利非由军队发动，是不易成功的。为了加强军队工作和更好的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书生，而新军训练极为艰苦，他忍受各种苦楚，下决心锻
［1］(P76)炼自己。他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不惧，追恤苦为！”刘复基入
伍后，刻苦自励，连老兵都自叹弗如。他利用训练余暇，推进社务，使革命势力日益发展。
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了3000多人入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方面革命志士颇为灰心失望，产生悲观情绪，一方面清廷亦甚为震惊，各省疆吏，无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两湖尤甚，致使文学社的常会也无法召开。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遂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苦心擘划，逐日轮流往来各标营，了解情况，互通情报，传递信息，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因此，虽有广州失败的噩耗袭来，而武汉方面的革命精神，并未因此受损，社务活动依然开展，这些都与刘复基在艰难中不屈努力、坚持奋战是分不开的。
（四）力促文学共进两团体联合
5月10日，刘复基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设立总机关，从而使两湖地区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刘复基被推驻社
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协调工作。从此，文学社的工作更抓紧了。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该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恶政府”为主旨，刘复基和蒋翊武等均为该报撰文，凡有军中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尽情揭露，不留余地。军中长官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
刘复基一面抓文学社的领导工作，一面又“以愿结革命势力”，很重视与武汉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工作。为了联合共进会，他在长湖西街8号龚霞初寓所对共进会同志说：“我们两团体宗旨目的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有什么不可商议？［2］(P40)”表达了 一个革命者的广阔胸怀与远见卓识。由于他的多次努力协商，不断从中斡旋，终于达成了两团体合作的协议，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为最后夺取辛亥武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7月，文学社的舆论喉舌《大江报》因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被清吏查封。8月1号，鄂督瑞澂以《大江报》“扰乱治安”的罪名，将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之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这时，文学社各标营已达5000人，且与共进会联合，正筹大举。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高阶士兵，嘱咐其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告诫同志们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务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1］(P78)”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他临危不惧，镇定如常，在新军中四处联络劝说，使两湖革命党人很快度过了难关。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入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治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特别是刘复基在中间的不断奔走和穿针引线是分不开的。
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主要骨干章裕民、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文学社同志面临分散而不利起义的严重局面。刘复基针对当时局势，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
未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显然，刘复基在武昌起义前的各项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中介作用。共进会负责人孙武曾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曾奔走着惟刘尧澂一人而已［3］(P31)”。此话虽有点片面，却也能想知刘复基在武昌起义前期准备中的奔走穿引是多么的重要。
在协调驻防各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中，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合，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民、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三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
［4］(P25)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9月10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汉雄楚楼10号刘公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首先分析形势说：“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然后建议到，“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
［2］(P46)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在促成文学社
和共进会联合的问题上，尽管谭人凤和陈孝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刘复基从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在陈孝芬作为共进会代表同文学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马队争取社（会）员而产生摩擦，出现“马队纠纷”时，刘复基感到两团体的联合刻不容缓，便先做通社长蒋翊武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旋自任文学社代表，与孙武等人协商合作事宜。因而有人说：“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4］(P25)。”共进会骨干李作栋承认：“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
（五）刘复基在武昌起义前夕的革命活动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主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
［5］(P50)”
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会议刚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然听到有人说南湖炮队发生事变。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事件经过，驻扎在南湖的八标炮队第三营兵士汪锡玖请长假离营，同营兄弟为他践行，正当饮酒猜拳时，排长斥责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第三营正目梅青福表示要严惩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党人霍殿臣、赵楚屏等盛怒之下涌入军火库，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赵等数人见状逃匿。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肇事炮兵。孟发承报告后补充说,事前无准备，今天发动恐怕不易成功，不发动又不知后果怎样？孙武等人亦犹豫不决，适刘复基去而复返，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复基言道，只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就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后来得报，炮队中的下级军官因怕上级官长惩办，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数人而敷衍过去。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党人们按原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由于长清里98号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借汉口俄租界宝善力14号房屋一栋，10月7日政治筹备处机关迁入其内。起义时间原定于10月6日，又因湖南焦达峰于9月28日派人报告“准备不足”，请延缓至10日；最后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月9日正午，孙武等在汉口总机关（宝善里14号）内配制炸弹，失慎炸药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友人徐风梧处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闻讯赶来的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向官长托词请假，已从岳阳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这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郑玉麟、邢伯谦相继前来报告孙武失事消息，众人
皆大惊失色。少顷，刘复基奋然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族铁血相拼的时
［2］(P47)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蒋翊武问，
“炸弹制就否？”“地图若何，方略已定否？”刘答：“炸弹制就者，已分发各营；
［1］(P32)其存置者，尚未装底管。”他边说边从箧内将地图及方略取出。蒋翊武阅后，
称善不已。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起义起到重要作用。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
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但大家都不愿离去。
晚10时，刘复基等正在小朝街机关总部焦急地等待邓玉麟等复命，潘公复又到了。刘劝潘说：“我料此处万分危险，今晚将会发生意外，你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炮声再出外行动不迟。”潘云：“我辈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刘严肃地说：“不然，孙武重伤，邓玉麟往各营，均属危险之事，前途难测。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
［6］(P119)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说毕，推潘下楼，潘始离去。
这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岂知刘复基的预感竟成事实。潘去不久，即闻敲门声紧急，众人知道有变。在此万分危急之际，刘复基临危不惊，挺身而出，手持炸弹，准备下楼拒敌。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受伤被捕，同时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一道被捕，蒋翊武跳窗脱逃，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誓与革命党人同生死，自己承认是革命党人，与刘复基同时被捕；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杨回头投掷炸弹受伤被捕。他们被押到总督衙门，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就多达30余人。
而在次日凌晨，刘复基就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督署东辕门外，时年仅27岁。但他留下的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负责人等，在后来的起义中仍起着巨大作用。
三、结语
刘复基作为武昌起义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在武昌起义前期的各项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中介联络作用，他在各项事务、各个团体、众多会员之间穿针引线，四处奔走，在许多武昌起义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战士，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非同一般的。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宣传革命思想不遗余力。为加强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加入新军，在军队中发张联络革命力量。他力主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共同发动起义。
但在武昌起义中，刘复基的行为也显示了当时革命士人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局限性。例如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刘复基乃至文学社的整个领导层都未能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没能够及时把领导权抓在手中，扩大影响，导致后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党中很多人都倒向了袁世凯一方；另外一个则是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为革命大局计，也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显然，在这方面，刘复基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总的来说，刘复基作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参与者和策划者之一，在各项事务、各个团体、众多会员之间协调奔走，在武昌起义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中介联络和直接规划作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史学家们应该正确的对其进行定位、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研究认识。
注释：
[1]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2]张开沅.辛亥革命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
[3]孙武.武昌起义真相[J].华中师院学报.1982(5).
[4]胡祖舜.六十谈往[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5]李作栋.座谈发言[R]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6]政协湖北省委会.辛亥革命回忆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
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中介作用
【摘要】：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距离今天整整100年了。刘复基是辛亥革命前夕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不仅在辛亥革命前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在湖北新军中广泛发动了一批革命志士，而且在武昌起义前夕不停奔走，为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统一作了大量联络工作，后来他实际成了武昌起义的策划者和总工程师。他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刘复基；武昌起义；中介；作用
Liu FuJi theory 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Wuchang
Ruprising
Grade 2008,Chinese Department History Major Shaoyang University
Chen Huajun
Abstract: The Wuchang Uprising, have the full 100 years from today. Liu Fuji is one of the core leadership figures in Hubei revolutionary groups "the literary club", not only in the revolution before the revolution, do a lot of work, in Hubei army launched a batch of wide person of revolution, and in Wuchang Ruprising run constant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iterary club together into the unity will jointly made a large contact work, and he later became a real Wuchang Ruprising planners and chief engineer.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the success of the Wuchang Ruprising.
Key Words: Liu Fuji; Wuchang Ruprising; Intermediary;function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
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们除了对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的比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联络者的研究显得不够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优势。然而，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曾经也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是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在武昌起义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中介和领导作用。
一、 刘复基的生平简介
刘复基，字尧澂，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易名汝夔，生于1884年，湖南常德人，1903年，考入常德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后肄业。他生性慷慨，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顾亭林诸人的著作，大受感触，民族主义思想常在心中激荡。他深感清政府统治的腐朽黑暗，敏于接受新思潮的洗礼，立有革命大志。他曾随宋教仁联络常德会党谋应华兴会长沙起义，未果。翌年助马福益谋再举洪江，事败走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在长沙设派报所，秘密运销革命书刊，参与筹备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旋返常德设革命机关于抵园寺，事泄，避往上海，协助杨卓林办《兢业旬报）。1908年至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与群治学社建立密切联系。1910年（宣统二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当兵，参加振武学社，翌年改组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请长假离营驻会办事，大力推动与共进会联合。9月，起义总指挥部成立，任常驻军事筹备员，负责拟定起义计划。10月9日获悉汉口宝善里机关败露，与蒋翊武即时部署当夜发难，仍坚守武昌总指挥部，被清军警包围，投弹拒敌，不幸被捕，面对清王朝的罪恶审判，他慷慨陈辞，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位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牺牲时年仅27岁。
刘复基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在武昌起义中所起到的不可代替的巨大的中介联络作用应该被后世的人们所牢记。
二、 刘复基的革命活动
细细想来，在武昌起义的前期工作和起义时所发挥的作用，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较共进会要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刘复基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中介联络作用，这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了文书部长詹大悲，当时关押在狱的胡瑛，以及评议部长刘复基。这四人中，蒋刘胡三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刘曾是哥老会头目，胡刘蒋三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胡刘二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胡刘蒋三人参加同盟会，参与了萍浏醴起义的筹备工作，胡刘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胡刘蒋三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为掩护发动革命，刘蒋詹三人还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显然，由蒋刘胡詹四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支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的经验，又不乏革命才识的战斗集体。
在这四人中，刘复基在其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能武善文，在其中的穿针引线的巨大作用是无可替代、不可忽视的。
（一）刘复基早期的革命活动
1901年，17岁的刘复基非常仰慕为了革命不断四处奔走的宋教仁，前去找寻其人，并将其迎到自己家中，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后每次宋过常德都必与刘复基相会，刘复基受宋教仁的革命思想影响很深，也由于宋，从而接触了大量的同盟会骨干，并建立了深厚情谊。
后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并确定长沙起义计划，刘复基从中协助宋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刘利用其常德当地的丰富人脉，给予其很大的帮助。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联络，后华兴会起义事泄，宋教仁等逃亡日本，刘则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继续联络会党。
长沙起义失败后，马福益曾赴广西暂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为根据地，刘复基与其共同谋划，重新部署起义，因事机不密，马福益在萍乡护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月20日押往长沙浏阳门外被害。刘复基隐匿乡间，并于
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于12月17日加入同盟会。
（二）刘复基在办报期间的革命活动
1906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宣传、发动革命，并在武汉加入日知会。禹之漠、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长沙岳麓山，刘复基回湖南积极参与其事，他因这事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风潮过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袛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袛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助傅君剑等人办《竞业旬报》。
1908年春，刘复基的胞兄星澂，函召他到汉口任《商务报》的会计兼发行。刘复基欣然邀同困居老家的蒋翊武前往共事。他俩在办报同时，探知湖北新军中有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便以报社采访员名义，前往湖北天门、潜江等新军驻地，进行采访，借以探悉群治学社实情，以便联系。当他们行抵潜江时，得知驻扎该地的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负责人蔡大辅，并通过蔡的介绍，与武昌群治学社负责人李六如取得联系。此后，蒋翊武投笔从戎，刘复基则与李六如商讨革命方略。这时，《商务报》经费短绌，渐至不能继续维持，李六如慨然将群治学社积款拨充该报资金。这样，由于群治学社与《商务报》的密切结合，《商务报》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无形中成了革命党人的喉舌，革命运动因而蓬勃发展。未及一年，群治学社在武汉新军各标、营、队以及陆军中学堂、陆军特别小学堂等，都建立了很严密的标营代表制度。革命活动的开展，如身动臂，如臂使掌，甚为灵活。社员人数日增，社务也蒸蒸日上了。
1910年，清政府借外债筑路之说，甚嚣尘上，湖南杨度主张最力，激起公愤，群起声讨，使他在湖南声名狼藉，无地自容，只得暂避汉口。刘复基闻讯，便集合群治学社的杨王鹏、李六如、李鑫、龚霞初、何海鸣等及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假湖南会馆开欢迎咨议局代表会，意在借会议之力，给杨度以制裁，并借以揭露清政府的媚外罪恶。时到会百余人，群情激愤，公推刘复基等十余人为会议代表前往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揪杨度出席大会答辩。杨度见来势猛烈，拒绝出席。刘复基扭住他的辫子，拽出大门，遭英国巡捕的出面干涉，刘复基等被带至英国巡捕房，羁留8小时，才得释放。时汉口知事冯箦祖维护杨度，唆使英国领事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人驱逐出租界。《商务报》亦因登载杨度被揪
新闻而被迫停刊。
（三）刘复基参加革命团体时期的革命活动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鄂督派兵入湘镇压。刘复基等人准备于4月24日由群治学社发动起义，以响应抢米风潮。因走露风声，起义未能如期举行，群治学社也被取缔，停止了活动。也就是这年中秋节（9月18日），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留鄂诸同志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振武学社成立大会，由杨王鹏任社长，刘复基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该组织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新军士兵，各标营均设有代表。这时候的刘复基，深感革命斗争的胜利非由军队发动，是不易成功的。为了加强军队工作和更好的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书生，而新军训练极为艰苦，他忍受各种苦楚，下决心锻
［1］(P76)炼自己。他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不惧，追恤苦为！”刘复基入
伍后，刻苦自励，连老兵都自叹弗如。他利用训练余暇，推进社务，使革命势力日益发展。
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了3000多人入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方面革命志士颇为灰心失望，产生悲观情绪，一方面清廷亦甚为震惊，各省疆吏，无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两湖尤甚，致使文学社的常会也无法召开。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遂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苦心擘划，逐日轮流往来各标营，了解情况，互通情报，传递信息，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因此，虽有广州失败的噩耗袭来，而武汉方面的革命精神，并未因此受损，社务活动依然开展，这些都与刘复基在艰难中不屈努力、坚持奋战是分不开的。
（四）力促文学共进两团体联合
5月10日，刘复基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设立总机关，从而使两湖地区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刘复基被推驻社
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协调工作。从此，文学社的工作更抓紧了。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该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恶政府”为主旨，刘复基和蒋翊武等均为该报撰文，凡有军中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尽情揭露，不留余地。军中长官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
刘复基一面抓文学社的领导工作，一面又“以愿结革命势力”，很重视与武汉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工作。为了联合共进会，他在长湖西街8号龚霞初寓所对共进会同志说：“我们两团体宗旨目的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有什么不可商议？［2］(P40)”表达了 一个革命者的广阔胸怀与远见卓识。由于他的多次努力协商，不断从中斡旋，终于达成了两团体合作的协议，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为最后夺取辛亥武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7月，文学社的舆论喉舌《大江报》因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被清吏查封。8月1号，鄂督瑞澂以《大江报》“扰乱治安”的罪名，将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之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这时，文学社各标营已达5000人，且与共进会联合，正筹大举。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高阶士兵，嘱咐其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告诫同志们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务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1］(P78)”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他临危不惧，镇定如常，在新军中四处联络劝说，使两湖革命党人很快度过了难关。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入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治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特别是刘复基在中间的不断奔走和穿针引线是分不开的。
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主要骨干章裕民、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文学社同志面临分散而不利起义的严重局面。刘复基针对当时局势，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
未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显然，刘复基在武昌起义前的各项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中介作用。共进会负责人孙武曾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曾奔走着惟刘尧澂一人而已［3］(P31)”。此话虽有点片面，却也能想知刘复基在武昌起义前期准备中的奔走穿引是多么的重要。
在协调驻防各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中，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合，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民、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三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
［4］(P25)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9月10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汉雄楚楼10号刘公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首先分析形势说：“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然后建议到，“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
［2］(P46)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在促成文学社
和共进会联合的问题上，尽管谭人凤和陈孝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刘复基从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在陈孝芬作为共进会代表同文学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马队争取社（会）员而产生摩擦，出现“马队纠纷”时，刘复基感到两团体的联合刻不容缓，便先做通社长蒋翊武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旋自任文学社代表，与孙武等人协商合作事宜。因而有人说：“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4］(P25)。”共进会骨干李作栋承认：“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
（五）刘复基在武昌起义前夕的革命活动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主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
［5］(P50)”
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会议刚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然听到有人说南湖炮队发生事变。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事件经过，驻扎在南湖的八标炮队第三营兵士汪锡玖请长假离营，同营兄弟为他践行，正当饮酒猜拳时，排长斥责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第三营正目梅青福表示要严惩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党人霍殿臣、赵楚屏等盛怒之下涌入军火库，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赵等数人见状逃匿。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肇事炮兵。孟发承报告后补充说,事前无准备，今天发动恐怕不易成功，不发动又不知后果怎样？孙武等人亦犹豫不决，适刘复基去而复返，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复基言道，只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就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后来得报，炮队中的下级军官因怕上级官长惩办，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数人而敷衍过去。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党人们按原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由于长清里98号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借汉口俄租界宝善力14号房屋一栋，10月7日政治筹备处机关迁入其内。起义时间原定于10月6日，又因湖南焦达峰于9月28日派人报告“准备不足”，请延缓至10日；最后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月9日正午，孙武等在汉口总机关（宝善里14号）内配制炸弹，失慎炸药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友人徐风梧处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闻讯赶来的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向官长托词请假，已从岳阳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这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郑玉麟、邢伯谦相继前来报告孙武失事消息，众人
皆大惊失色。少顷，刘复基奋然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族铁血相拼的时
［2］(P47)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蒋翊武问，
“炸弹制就否？”“地图若何，方略已定否？”刘答：“炸弹制就者，已分发各营；
［1］(P32)其存置者，尚未装底管。”他边说边从箧内将地图及方略取出。蒋翊武阅后，
称善不已。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起义起到重要作用。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
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但大家都不愿离去。
晚10时，刘复基等正在小朝街机关总部焦急地等待邓玉麟等复命，潘公复又到了。刘劝潘说：“我料此处万分危险，今晚将会发生意外，你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炮声再出外行动不迟。”潘云：“我辈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刘严肃地说：“不然，孙武重伤，邓玉麟往各营，均属危险之事，前途难测。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
［6］(P119)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说毕，推潘下楼，潘始离去。
这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岂知刘复基的预感竟成事实。潘去不久，即闻敲门声紧急，众人知道有变。在此万分危急之际，刘复基临危不惊，挺身而出，手持炸弹，准备下楼拒敌。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受伤被捕，同时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一道被捕，蒋翊武跳窗脱逃，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誓与革命党人同生死，自己承认是革命党人，与刘复基同时被捕；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杨回头投掷炸弹受伤被捕。他们被押到总督衙门，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就多达30余人。
而在次日凌晨，刘复基就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督署东辕门外，时年仅27岁。但他留下的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负责人等，在后来的起义中仍起着巨大作用。
三、结语
刘复基作为武昌起义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在武昌起义前期的各项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中介联络作用，他在各项事务、各个团体、众多会员之间穿针引线，四处奔走，在许多武昌起义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战士，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非同一般的。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宣传革命思想不遗余力。为加强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加入新军，在军队中发张联络革命力量。他力主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共同发动起义。
但在武昌起义中，刘复基的行为也显示了当时革命士人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局限性。例如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刘复基乃至文学社的整个领导层都未能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没能够及时把领导权抓在手中，扩大影响，导致后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党中很多人都倒向了袁世凯一方；另外一个则是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为革命大局计，也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显然，在这方面，刘复基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总的来说，刘复基作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参与者和策划者之一，在各项事务、各个团体、众多会员之间协调奔走，在武昌起义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中介联络和直接规划作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史学家们应该正确的对其进行定位、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研究认识。
注释：
[1]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2]张开沅.辛亥革命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
[3]孙武.武昌起义真相[J].华中师院学报.1982(5).
[4]胡祖舜.六十谈往[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5]李作栋.座谈发言[R]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6]政协湖北省委会.辛亥革命回忆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