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撰文，犀利批评内地有关“国进民退”的企业政策，呼吁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通过民主程序制止这场“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倒退”的“运动”。
“国进民退”现大陆
目前中国大陆正处在再次改革的十字路口，在经济领域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现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矿藏、电力、民航、公路、水利、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邮政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或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预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
根据大陆媒体公布出来的内容，不能不令人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产生极大的忧虑：环渤海五省区经济渐被国有官营化：长三角高速公路民营资本正被清退：中国航空业出现“国进民退”，民企面临全军覆没：山西运城最大的三个民营企业百日变身国企车间。
在能源领域，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煤炭业再次国有化：山西省发布通知，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中粮入股蒙牛：河北钢铁集团成立之后，山东也迅速组建了钢铁集团，完成对民营钢铁的收购：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山西最大的化肥企业丰喜集团被国企阳煤集团“闪电”收购。
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同样也汹涌澎湃，国有企业纷纷巨款拿地，成为“地王”：在东部，国有房地产企业占市场份额的60％：继光大银行引得8家国有企业后，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IPO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也吸引了众多国企参与。
新《邮政法》的实施，标志邮政行业通过立法实现“国进民退”，限制民营快寄业：绍兴政府“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将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纳入财会监管联席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
“再国有化”的“民意”支持
“国进民退”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政府超级庞大，一直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重构社会，恰恰相反，政府继续着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官员经商的发展模式，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
2006年，《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出台，其中就强调“国有”要绝对控制七大领域、较强地控制九大领域。
民营企业长期被挤压，经营环境恶劣，经营活动不规范甚至违法，加之民营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妖魔化“仇富”情绪蔓延：人们没有看到权力的“原罪”本质，而大肆渲染民营企业的“原罪”。
由此，“国进民退”有了虚假“民意”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为了自保，也纷纷投靠国有企业。
由于中国没有完善的宪政制度，所以改革开放的事业随时可能停顿或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也随时可能遭遇打压或颠覆。近年来，文革式的极左思想回潮，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开放，因此“再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和“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其话语权、立法权可以凭一纸行政命令轻松地占有资源、吞并民间财产，并且制定宪法第11条“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对国有企业则没有此条)，故而天然地占据道德、法律的制高点，从而可以任意处置民营企业。
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人个错觉：美国也在国有化。其实美国“救市”是救私人企业，国家只是暂时参股私人企业，待企业恢复元气后国有资本立即退出。
中国政府为了“救市”“保8”，相继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10大产业振兴规划，拿出10万亿银行信贷，绝大部分投入给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则产生了挤出效应，由此加速了“国进民退”的进程。
国有企业定位不清、边界模糊。国有企业本应只出现在市场失灵领域、非竞争性领域、公共产品生产领域，而事实上，大陆国企自称“共和国长子”，自我定位为“特权企业”，扩张与经营都没有边界。所以，没有谁能阻挡国有企业的一路高歌猛进。
“国进民退”危及民富国强
“国进民退”的危害是巨大的、长远的：不仅无助于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福祉，而且败坏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国进民退”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竞争性的私人企业而民富国强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而实现了现代化的。
譬如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政府控制经济实现了暂时性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如过眼云烟，很快灰飞烟灭。法国、意大利的国企曾经比较强大，如今其国有经济也被控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对些私人企业进行了暂时的“国有化”，但是他们的理念十分清晰――只是在危机中加强政府的作用，危机过后政府将从微观经济中退出，绝不搞“国有化”的社会主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几乎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畸形现代化的象征。“国进民退”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长远的伤害，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权力结构、分配结构的合理化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国进民退”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阻碍了宪政国家的建立。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加大控制实质是不断地强化传统政治体制，这将与政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誓背道而驰，政府与国企的经济瓜葛、国企内部的个人独裁、国有企业的官场化、垄断国企的无法无天，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法治，强化了人治。
事实上，现代法治是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的，所谓“私人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国进民退”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容易形成官僚市场经济。凡是国有主导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公权力肆意扩张的市场经济，也是特权泛滥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国进民退”强化了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
“国进民退”极大地伤害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损害了政府的信用与威信。些地方政府出于利益，曾出现过先是鼓励投资，然后“关门打狗”，强制剥夺或低价购买民企，如陕西石油案、山西煤矿重组等皆如出一辙，在这其中，政府虽然得到了利益，但违背了宪法和物权法，使得政府的信誉严重受损。
“国进民退”容易建成严重的腐败。造就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
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因为政府干预、政企不分、国有垄断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提供了机会。
的确，特权垄断使当下中国的腐败数额不断刷新纪录：中石化一盏灯156万元，大楼装修花费4亿多元：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平均每天消费公款4万多元：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
年的交际费高达1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国进民退”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合理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国企利益的集团化妨碍了共同富裕，目前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
由于国有垄断银行只给大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不给中小企业、个人、农民融资，造成了企业的两极分化――肥得流油的垄断国企与朝不保夕的私企并存：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亿万身家的权贵与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并存：公民权利的两极分化――掌握话语权、立法权的国企与数亿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并存。
“国进民退”妨碍了普通民众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垄断银行只给权贵融资，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经营环境，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个体户的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进民退”导致担负着全国70％就业任务的民企风雨飘摇，城市工人、农民工就业艰难，普通民众致富无望。
“国进民退”导致了经济低效率。据报道：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绝对多数为垄断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大大超过美国企业(全部是竞争性私人企业)500强，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企业效率高而是恰恰相反。
美国《财富》杂志指出，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但他们的效率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的电力、电信等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1／20。中国国企占有全社会50％以上的工业资产，80％左右的能源资源，只创造30％的工业产值，只解决了10％的就业。
“国进民退”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进程。垄断国企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国家被“分利集团化”：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分利集团营造分赃与庇护的腐败王国，不断固化与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譬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垄断地位，每年各有500亿～1500亿元的巨额利润，但是他们每年还向中央政府各自强行索取了50亿～100亿元的“补贴”，而全国几千万人的低保也才拿了两百亿元，前几年只有几十亿元。
在俄罗斯，法律规定只要石油价格超过每桶25美元，那么石油利润65％～90％归政府财政。因此，俄政府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对于俄民众近年民生的极大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中国的石油交给了三个利益集团，石油的垄断不但无助于改善民生，反而因为垄断的高价恶化了民生。
“国进民退”导致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有多位专家估计：全国一轰而上的开发区、工业园、汽车、钢铁、电视机、医药生产产业等等，国有浪费率在60％以上。
诚然，私人投资也有浪费，但主要表现为对市场供需均衡点的把握不准确，但私人企业家发现即将供大于求时他决不会再投资，因此其浪费是有限的，是探索市场均衡点的必要代价：可国有投资则不样，即使明知全国已经供大于求、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官员出于GDP、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还要上项目、上工程，因此国有浪费成为无底洞。
“国进民退”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垄断的国企没有必要、没有动力创新，弱小的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没有能力创新，由此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观――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无非是“国际打工崽”：无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名牌：产业结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是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申请的，中国的专利中86％属于外形设计、商标专利，很少发明专利，在发明专利中，90％属于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中国99％的国有企业没有专利。
事实证明，所谓“国进民退”是为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弥天大谎。美国几乎没有国企，其石油、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甚至监狱管理都私有化了，也没见其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恰恰相反，其国家利益、民众利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美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也比中国小得多。
其实，国家的职责不是参与企业经营和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保卫私人产权、制定经济活动规则、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譬如制定有关石油税收、电信保密、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并且强制执行之。
史上三次“国进民退”浪潮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出现三次国有化、“国进民退”的浪潮，其失败的教训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吸取。
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是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官办企业，朝廷要求防止民间资本的坐大：后推行“官督商办”企业，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如盛宣怀得以发迹，其时官商合流，腐败不堪。
同一时期，日本在明治维新时虽然开始搞的也是国企，但当他们发现政府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浪费之后迅速改弦易辙，卖掉国企，大力扶持私人企业，使得日本国力大涨。甲午战争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但与日本海战中，中方炮弹多为假冒伪劣，多次击中敌方主力舰艇但炮弹要么不爆炸，要么因为弹中多数填充的是泥沙而使威力全无，“天朝”失败的命运也由此注定。
1904年，朝廷成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后改为商办，招商人股，许多川人成为铁路的股东。但1911年清政府背信弃义，突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股份，由此四川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形势失控，清廷急调湖北的军队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于是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
第二次“国进民退”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有感于西方1929年的经济危机、斯大林计划经济的短暂辉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全面侵华箭在弦上，蒋介石转而搞“国进民退”，重点发展国有企业，由此导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腐败透顶，国民党丧失民心，很快被推翻。
第三次“国进民退”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大改造”形成了几乎全盘国有的局面，国民的工作、生活皆被政府严密控制，不但人权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践踏，而且国民经济也陷入崩溃的边缘。
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不能制止当前新一轮(近代以来第四轮)“国进民退”的恶浪，中国的现代化危矣!
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所要面临的首要紧迫任务。
大陆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撰文，犀利批评内地有关“国进民退”的企业政策，呼吁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通过民主程序制止这场“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倒退”的“运动”。
“国进民退”现大陆
目前中国大陆正处在再次改革的十字路口，在经济领域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现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矿藏、电力、民航、公路、水利、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邮政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或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预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
根据大陆媒体公布出来的内容，不能不令人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产生极大的忧虑：环渤海五省区经济渐被国有官营化：长三角高速公路民营资本正被清退：中国航空业出现“国进民退”，民企面临全军覆没：山西运城最大的三个民营企业百日变身国企车间。
在能源领域，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煤炭业再次国有化：山西省发布通知，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中粮入股蒙牛：河北钢铁集团成立之后，山东也迅速组建了钢铁集团，完成对民营钢铁的收购：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山西最大的化肥企业丰喜集团被国企阳煤集团“闪电”收购。
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同样也汹涌澎湃，国有企业纷纷巨款拿地，成为“地王”：在东部，国有房地产企业占市场份额的60％：继光大银行引得8家国有企业后，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IPO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也吸引了众多国企参与。
新《邮政法》的实施，标志邮政行业通过立法实现“国进民退”，限制民营快寄业：绍兴政府“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将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纳入财会监管联席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
“再国有化”的“民意”支持
“国进民退”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政府超级庞大，一直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重构社会，恰恰相反，政府继续着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官员经商的发展模式，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
2006年，《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出台，其中就强调“国有”要绝对控制七大领域、较强地控制九大领域。
民营企业长期被挤压，经营环境恶劣，经营活动不规范甚至违法，加之民营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妖魔化“仇富”情绪蔓延：人们没有看到权力的“原罪”本质，而大肆渲染民营企业的“原罪”。
由此，“国进民退”有了虚假“民意”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为了自保，也纷纷投靠国有企业。
由于中国没有完善的宪政制度，所以改革开放的事业随时可能停顿或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也随时可能遭遇打压或颠覆。近年来，文革式的极左思想回潮，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开放，因此“再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和“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其话语权、立法权可以凭一纸行政命令轻松地占有资源、吞并民间财产，并且制定宪法第11条“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对国有企业则没有此条)，故而天然地占据道德、法律的制高点，从而可以任意处置民营企业。
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人个错觉：美国也在国有化。其实美国“救市”是救私人企业，国家只是暂时参股私人企业，待企业恢复元气后国有资本立即退出。
中国政府为了“救市”“保8”，相继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10大产业振兴规划，拿出10万亿银行信贷，绝大部分投入给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则产生了挤出效应，由此加速了“国进民退”的进程。
国有企业定位不清、边界模糊。国有企业本应只出现在市场失灵领域、非竞争性领域、公共产品生产领域，而事实上，大陆国企自称“共和国长子”，自我定位为“特权企业”，扩张与经营都没有边界。所以，没有谁能阻挡国有企业的一路高歌猛进。
“国进民退”危及民富国强
“国进民退”的危害是巨大的、长远的：不仅无助于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福祉，而且败坏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国进民退”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竞争性的私人企业而民富国强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而实现了现代化的。
譬如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政府控制经济实现了暂时性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如过眼云烟，很快灰飞烟灭。法国、意大利的国企曾经比较强大，如今其国有经济也被控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对些私人企业进行了暂时的“国有化”，但是他们的理念十分清晰――只是在危机中加强政府的作用，危机过后政府将从微观经济中退出，绝不搞“国有化”的社会主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几乎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畸形现代化的象征。“国进民退”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长远的伤害，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权力结构、分配结构的合理化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国进民退”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阻碍了宪政国家的建立。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加大控制实质是不断地强化传统政治体制，这将与政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誓背道而驰，政府与国企的经济瓜葛、国企内部的个人独裁、国有企业的官场化、垄断国企的无法无天，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法治，强化了人治。
事实上，现代法治是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的，所谓“私人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国进民退”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容易形成官僚市场经济。凡是国有主导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公权力肆意扩张的市场经济，也是特权泛滥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国进民退”强化了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
“国进民退”极大地伤害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损害了政府的信用与威信。些地方政府出于利益，曾出现过先是鼓励投资，然后“关门打狗”，强制剥夺或低价购买民企，如陕西石油案、山西煤矿重组等皆如出一辙，在这其中，政府虽然得到了利益，但违背了宪法和物权法，使得政府的信誉严重受损。
“国进民退”容易建成严重的腐败。造就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
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因为政府干预、政企不分、国有垄断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提供了机会。
的确，特权垄断使当下中国的腐败数额不断刷新纪录：中石化一盏灯156万元，大楼装修花费4亿多元：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平均每天消费公款4万多元：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
年的交际费高达1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国进民退”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合理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国企利益的集团化妨碍了共同富裕，目前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
由于国有垄断银行只给大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不给中小企业、个人、农民融资，造成了企业的两极分化――肥得流油的垄断国企与朝不保夕的私企并存：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亿万身家的权贵与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并存：公民权利的两极分化――掌握话语权、立法权的国企与数亿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并存。
“国进民退”妨碍了普通民众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垄断银行只给权贵融资，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经营环境，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个体户的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进民退”导致担负着全国70％就业任务的民企风雨飘摇，城市工人、农民工就业艰难，普通民众致富无望。
“国进民退”导致了经济低效率。据报道：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绝对多数为垄断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大大超过美国企业(全部是竞争性私人企业)500强，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企业效率高而是恰恰相反。
美国《财富》杂志指出，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但他们的效率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的电力、电信等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1／20。中国国企占有全社会50％以上的工业资产，80％左右的能源资源，只创造30％的工业产值，只解决了10％的就业。
“国进民退”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进程。垄断国企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国家被“分利集团化”：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分利集团营造分赃与庇护的腐败王国，不断固化与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譬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垄断地位，每年各有500亿～1500亿元的巨额利润，但是他们每年还向中央政府各自强行索取了50亿～100亿元的“补贴”，而全国几千万人的低保也才拿了两百亿元，前几年只有几十亿元。
在俄罗斯，法律规定只要石油价格超过每桶25美元，那么石油利润65％～90％归政府财政。因此，俄政府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对于俄民众近年民生的极大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中国的石油交给了三个利益集团，石油的垄断不但无助于改善民生，反而因为垄断的高价恶化了民生。
“国进民退”导致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有多位专家估计：全国一轰而上的开发区、工业园、汽车、钢铁、电视机、医药生产产业等等，国有浪费率在60％以上。
诚然，私人投资也有浪费，但主要表现为对市场供需均衡点的把握不准确，但私人企业家发现即将供大于求时他决不会再投资，因此其浪费是有限的，是探索市场均衡点的必要代价：可国有投资则不样，即使明知全国已经供大于求、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官员出于GDP、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还要上项目、上工程，因此国有浪费成为无底洞。
“国进民退”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垄断的国企没有必要、没有动力创新，弱小的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没有能力创新，由此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观――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无非是“国际打工崽”：无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名牌：产业结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是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申请的，中国的专利中86％属于外形设计、商标专利，很少发明专利，在发明专利中，90％属于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中国99％的国有企业没有专利。
事实证明，所谓“国进民退”是为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弥天大谎。美国几乎没有国企，其石油、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甚至监狱管理都私有化了，也没见其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恰恰相反，其国家利益、民众利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美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也比中国小得多。
其实，国家的职责不是参与企业经营和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保卫私人产权、制定经济活动规则、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譬如制定有关石油税收、电信保密、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并且强制执行之。
史上三次“国进民退”浪潮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出现三次国有化、“国进民退”的浪潮，其失败的教训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吸取。
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是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官办企业，朝廷要求防止民间资本的坐大：后推行“官督商办”企业，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如盛宣怀得以发迹，其时官商合流，腐败不堪。
同一时期，日本在明治维新时虽然开始搞的也是国企，但当他们发现政府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浪费之后迅速改弦易辙，卖掉国企，大力扶持私人企业，使得日本国力大涨。甲午战争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但与日本海战中，中方炮弹多为假冒伪劣，多次击中敌方主力舰艇但炮弹要么不爆炸，要么因为弹中多数填充的是泥沙而使威力全无，“天朝”失败的命运也由此注定。
1904年，朝廷成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后改为商办，招商人股，许多川人成为铁路的股东。但1911年清政府背信弃义，突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股份，由此四川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形势失控，清廷急调湖北的军队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于是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
第二次“国进民退”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有感于西方1929年的经济危机、斯大林计划经济的短暂辉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全面侵华箭在弦上，蒋介石转而搞“国进民退”，重点发展国有企业，由此导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腐败透顶，国民党丧失民心，很快被推翻。
第三次“国进民退”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大改造”形成了几乎全盘国有的局面，国民的工作、生活皆被政府严密控制，不但人权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践踏，而且国民经济也陷入崩溃的边缘。
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不能制止当前新一轮(近代以来第四轮)“国进民退”的恶浪，中国的现代化危矣!
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所要面临的首要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