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它具有多重属性。从用途来说，其具有两种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人文性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传播思想感情和知识技能的载体，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自然烙下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深深的文化印记。文章借用“四维空间”的概念，分别从“点、面、体、时空”四个方面浅议中华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影响，并由此得出结论：语言本是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为人所创造，最后人却沦为了语言的奴隶。
关键词：语言；工具性；人文性；四维空间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它具有多重属性。从用途来说，它具有的两种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人文性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传播思想感情和知识技能的载体，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自然烙下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深深的文化印记。
本文借用“四维空间”的概念，分别从“点”――“本命年”观对个人的影响，谈到“面”算命看相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众汉语用语的影响，再谈到“体”――“语言中的‘面子’问题”，最后触及到“时空”――随着当代文化的巨大变迁，“闺蜜”称呼下体现的“女权”，从四个角度剖析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当代汉语生活用语中的烙印。
一、“本命年”观对个人的影响
笔者本人作为91年出生的90后，刚好撞上今年羊年――也就是民间传讲的“本命年”。
“本命年”，又称为“属相年”，即民俗所说的“十二年一遇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本命年”自身带着独特的中华文化的烙印，对百姓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传统习俗一般认为本命年是一个不太吉利的年份，民谣中还有“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说法。所以在民间，本命年的人们会通过穿红背心、红裤衩趋凶避吉，企图以此消灾避祸。
“本命年”这种观念确实也辖制了笔者很长一段时间。回忆过去大半年的“本命年”生活，笔者确实不怎么顺――兼职家教被人辞退，看牙医被告知口腔里有十几颗蛀牙，期末论文写完被老师打回来重写等。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是“喝水都塞牙缝”。
这是从个人的生活看出的这一带有中华文化烙印的“词语”对生活的影响，是“点”的层面。
然而，这又非个案。年初至今，笔者经常在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上面看到各种谴责“本命年”的消息，采用的格式多半是“哎，本命年+衰事”。连微博的昵称也有人改成了“xx本命年加油”。
由此可深深领略到古典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的影响，也意识到语言力量的强大。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语言本是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为人所创造，最后人却沦为了语言的奴隶。这个可以从第二点“算命看相传统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影响”看出。
二、算命看相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众汉语用语的影响
对于算命，我们并不陌生。算命先生用语言预测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
前两年曾听闻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女性朋友，跟男朋友关系很好。于是男方家里人要了女方的生辰八字，打算找算命先生算一卦，看看两人八字是否相合。这不算还好，一算不得了――“两人属相相冲，以后定不和睦，万万不可在一起。”于是，男方全家人出动，不准两人再交往，老母亲还以死威胁。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这是一个“人沦为语言的奴隶”的一个很好的明证。
除此之外，还有宗教，用语言引导信徒的精神世界，安抚众生；《红楼梦》里的赵姨娘用语言诅咒宝玉和王熙凤，结果两人真的像中了魔咒一样要生不得要死不能；我们经常因为别人的一两句无心之言而郁郁寡欢、耿耿于怀……
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一点：人创造语言的同时，也沦为了语言的奴隶。
算命看相作为一种长久不衰的习俗，它的起源、发展、延续和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笔者不打算在这里评头论足。但从语言的角度说，虽说我们当今的经济发展得较为迅速，但许多人受算命看相传统文化思想观念辖制的现象并未消除。
由此可见，无论是“本命年”还是“算命看相”的传统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许许多多在中华文化孕育下成长的华夏儿女，从“面”的层面论述了传统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语言的影响。
三、语言中的“面子”问题
众所周知，在交际场合许多国人都很讲究“面子”――结婚要大摆筵席以彰显家势强大，参加宴会衣着要“得体”以 体现身份高贵不凡，连清明时节的祭祀品也极力要求高端大气上档次，由此衍生了清明祭品中的房子、车子、旗袍等。
语言学者Brown和Levinson在1987年的一部著作中曾对“面子”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面子，就是每个人要求他人 认可的公众自我形象，是一种情绪投入，可以�G失、维持或增加，并且在交往中需要被时时留意的东西。”
换句话说，Brown和Levinson都认为，如果人们在交际中要愉快地交谈，那么，说话时就要在保留面子方面进行合作。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意或无意地讲求“面子”，这是人的一种正常心理需求。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大多也都极要面子。虽然我们都努力维护他人和自己的面子，但日常生活中不乏伤害这两种面子的现象。
举个例子，A对B说：“把杯子给我拿过来！ ”假设此刻B正悠闲地躺在沙发上听着音乐，A的要求就打断了B正在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剥夺了B休息的权利，这么做是为了成全A自己享受的权利。再举个例子：“欢迎您随时到鄙舍坐坐”。这里说话者故意贬低自己的面子，用“鄙舍”来形容自己的房子，以此来抬高听话者的身份地位。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贬己尊人”，比如：向外人介绍家人用“家母、家父、犬子”，称呼对方的家人用“令尊、令妹、令郎”；形容自己的房子用“鄙舍、寒舍”，形容对方的房子用“贵府、府上”；请别人保存自己的赠品，用“惠存”；请教别人用“赐教”……
在中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贬己尊人”这一文化习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由此出现了很多贬低自己的面子以提升别人面子的会话场景。 有时当我们迫不得已必须损害别人的面子来成全自己时，一般要用一种相对缓和、礼貌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以降低伤害的程度。比如：在人潮拥挤的地铁上我们需要请别人让路时，会用“麻烦，借过一下”；我们想请对方把杯子递给自己时，会用“麻烦把杯子递给我，好吗 ”，这种礼貌和给对方提供选择余地的方式，往往能促成交际的成功。
中华文化讲究谦卑、贬己尊人的传统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一方面）。这是从“体”的视角看中华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的。
四、“闺蜜”称呼下体现的“女权”
关于女人的描述，古有“闺怨”之说，今有“闺蜜”之言；“闺怨”含有对“男权社会”的控诉，而“闺蜜”则显出“女权主义”的自豪。何也？时代变迁、文化进步、语言迥异也！下面，从对“闺蜜”一词意义和运用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窥见同类生活用语的时空差异，即“时空性”。
“闺蜜”一词绝对是21世纪语言学中的新产物。
百度百科对“闺蜜”一词的定义是：闺蜜――闺中密友，由于男女的特殊性而专为女人派生出来的，女子的女性好朋友。也就是说，“闺蜜”一词是女性对自己同性好友的一个专属称呼。
而近几年，随着男女关系的平等化和异性友谊的加深，也出现了女子的男性好朋友。与称呼女性好朋友相类似，由于两人之间的性别不同，故在前面加了一个“男”字，即“男闺蜜”。仔细观察，再与我们现阶段对女性的称谓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现代社会对女性的称谓有哪些表现。
虽然我们现在极力倡导“男女平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这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中感受出。
例一：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体现身份的词语转为男性而设，如：厂长、处长、县长、市长、将军等。如果担任该官职的是一位女性，则要在前面加一个“女”字，即女（厂长、处长、县长、市长、将军、校长、党委书记等）。如下面某大学历任领导名单：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男性领导人，在姓名的背后并没有标注“男”，而对于女性领导人，则在其背后标注“女”字符。一方面是为了免除不必要的误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中确实有一些表示身份的词语是专为男性而设的。这所大学的历任领导名单只是一个个案，而日常生活中这类案例可谓俯拾皆是。
例二：社交称谓中体现男女不平等的词语更是多不胜数。如：张某为一已婚女子，她的丈夫是李某，在社交场合中人们一般会称呼他们为“李先生、李太太”，而不会称其为“张先生、张太太”。换句话说，在社交场合，人们在称呼已婚女性时，倾向于以“夫姓+太太”的方式称呼该女性；在称呼已婚男性时，倾向于以“本姓+先生”的方式称呼该男性，而不是“妇姓+先生”的方式称呼。
除此之外，子女在称呼他人为“叔叔”或者“伯伯”时，是以父亲的年龄为参照，而不是以母亲的年龄为参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现代社会在称谓方面对女性的不平等。而“闺蜜”这一称谓词却正好扭转了这一方向，多少有点“女权主义”的意味。
因为女性在介绍自己的同性好朋友时，可以直接介绍“这是我的闺蜜”，而在介绍自己的异性好朋友时，要在前面加上“男”字，即介绍为“这是我的男闺蜜”。这种在称谓方面对男性所做的性别界定不得不说是语言文化的一种进步。
其实，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都在进步，虽然这种进步放在我们每个人有限的一生中看似非常缓慢，但它们毕竟是稳步向前的。因此，中华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也并非一成不变。从“男尊女卑”的古典文化派生出 “奴、 奸、 妓、妒、婊、婢、 娼、嫖、婪”等歧视女性的贬义词，到现代“男权社会”汉语对“女厂长”等词语的性格特别界定，再到当代男女平等社会文化派生出蕴含较浓厚“女权主义”色彩的“闺蜜”等语词，无不凸显了中华文化对汉语生活用语影响的时空性。
总而言之，从点、面、体、时空四维角度看中华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影响，我们会发现这一研究过程是愉悦的。我们从中既能体会到中华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深刻影响，又能以当今世界先进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做出智慧的判断。它可以引导我们剔除糟粕，消除传统文化、恶俗文化带来的如本命年等等词语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消极影响，汲取精华，发现和创造出更多如“闺蜜”等文明生活用语，以更好地祝福我们的交际生活和提升我们内在的思想水平。（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捷[.何自然.霍永寿][.等]语用学十二讲[M]，上海：华东师大，2011.94-97.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外教育，2000.225-234.
[3]林伦伦.NEW新词语漫话2012[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45-48.
[4]刘艳春.语言交际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1-139.
[5]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6-136.
[6]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1-46.
[7]张羽[.王汝梅][.等]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24.
摘要：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它具有多重属性。从用途来说，其具有两种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人文性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传播思想感情和知识技能的载体，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自然烙下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深深的文化印记。文章借用“四维空间”的概念，分别从“点、面、体、时空”四个方面浅议中华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影响，并由此得出结论：语言本是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为人所创造，最后人却沦为了语言的奴隶。
关键词：语言；工具性；人文性；四维空间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它具有多重属性。从用途来说，它具有的两种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人文性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传播思想感情和知识技能的载体，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自然烙下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深深的文化印记。
本文借用“四维空间”的概念，分别从“点”――“本命年”观对个人的影响，谈到“面”算命看相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众汉语用语的影响，再谈到“体”――“语言中的‘面子’问题”，最后触及到“时空”――随着当代文化的巨大变迁，“闺蜜”称呼下体现的“女权”，从四个角度剖析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当代汉语生活用语中的烙印。
一、“本命年”观对个人的影响
笔者本人作为91年出生的90后，刚好撞上今年羊年――也就是民间传讲的“本命年”。
“本命年”，又称为“属相年”，即民俗所说的“十二年一遇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本命年”自身带着独特的中华文化的烙印，对百姓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传统习俗一般认为本命年是一个不太吉利的年份，民谣中还有“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说法。所以在民间，本命年的人们会通过穿红背心、红裤衩趋凶避吉，企图以此消灾避祸。
“本命年”这种观念确实也辖制了笔者很长一段时间。回忆过去大半年的“本命年”生活，笔者确实不怎么顺――兼职家教被人辞退，看牙医被告知口腔里有十几颗蛀牙，期末论文写完被老师打回来重写等。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是“喝水都塞牙缝”。
这是从个人的生活看出的这一带有中华文化烙印的“词语”对生活的影响，是“点”的层面。
然而，这又非个案。年初至今，笔者经常在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上面看到各种谴责“本命年”的消息，采用的格式多半是“哎，本命年+衰事”。连微博的昵称也有人改成了“xx本命年加油”。
由此可深深领略到古典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的影响，也意识到语言力量的强大。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语言本是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为人所创造，最后人却沦为了语言的奴隶。这个可以从第二点“算命看相传统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影响”看出。
二、算命看相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众汉语用语的影响
对于算命，我们并不陌生。算命先生用语言预测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
前两年曾听闻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女性朋友，跟男朋友关系很好。于是男方家里人要了女方的生辰八字，打算找算命先生算一卦，看看两人八字是否相合。这不算还好，一算不得了――“两人属相相冲，以后定不和睦，万万不可在一起。”于是，男方全家人出动，不准两人再交往，老母亲还以死威胁。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这是一个“人沦为语言的奴隶”的一个很好的明证。
除此之外，还有宗教，用语言引导信徒的精神世界，安抚众生；《红楼梦》里的赵姨娘用语言诅咒宝玉和王熙凤，结果两人真的像中了魔咒一样要生不得要死不能；我们经常因为别人的一两句无心之言而郁郁寡欢、耿耿于怀……
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一点：人创造语言的同时，也沦为了语言的奴隶。
算命看相作为一种长久不衰的习俗，它的起源、发展、延续和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笔者不打算在这里评头论足。但从语言的角度说，虽说我们当今的经济发展得较为迅速，但许多人受算命看相传统文化思想观念辖制的现象并未消除。
由此可见，无论是“本命年”还是“算命看相”的传统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许许多多在中华文化孕育下成长的华夏儿女，从“面”的层面论述了传统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语言的影响。
三、语言中的“面子”问题
众所周知，在交际场合许多国人都很讲究“面子”――结婚要大摆筵席以彰显家势强大，参加宴会衣着要“得体”以 体现身份高贵不凡，连清明时节的祭祀品也极力要求高端大气上档次，由此衍生了清明祭品中的房子、车子、旗袍等。
语言学者Brown和Levinson在1987年的一部著作中曾对“面子”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面子，就是每个人要求他人 认可的公众自我形象，是一种情绪投入，可以�G失、维持或增加，并且在交往中需要被时时留意的东西。”
换句话说，Brown和Levinson都认为，如果人们在交际中要愉快地交谈，那么，说话时就要在保留面子方面进行合作。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意或无意地讲求“面子”，这是人的一种正常心理需求。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大多也都极要面子。虽然我们都努力维护他人和自己的面子，但日常生活中不乏伤害这两种面子的现象。
举个例子，A对B说：“把杯子给我拿过来！ ”假设此刻B正悠闲地躺在沙发上听着音乐，A的要求就打断了B正在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剥夺了B休息的权利，这么做是为了成全A自己享受的权利。再举个例子：“欢迎您随时到鄙舍坐坐”。这里说话者故意贬低自己的面子，用“鄙舍”来形容自己的房子，以此来抬高听话者的身份地位。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贬己尊人”，比如：向外人介绍家人用“家母、家父、犬子”，称呼对方的家人用“令尊、令妹、令郎”；形容自己的房子用“鄙舍、寒舍”，形容对方的房子用“贵府、府上”；请别人保存自己的赠品，用“惠存”；请教别人用“赐教”……
在中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贬己尊人”这一文化习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由此出现了很多贬低自己的面子以提升别人面子的会话场景。 有时当我们迫不得已必须损害别人的面子来成全自己时，一般要用一种相对缓和、礼貌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以降低伤害的程度。比如：在人潮拥挤的地铁上我们需要请别人让路时，会用“麻烦，借过一下”；我们想请对方把杯子递给自己时，会用“麻烦把杯子递给我，好吗 ”，这种礼貌和给对方提供选择余地的方式，往往能促成交际的成功。
中华文化讲究谦卑、贬己尊人的传统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一方面）。这是从“体”的视角看中华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的。
四、“闺蜜”称呼下体现的“女权”
关于女人的描述，古有“闺怨”之说，今有“闺蜜”之言；“闺怨”含有对“男权社会”的控诉，而“闺蜜”则显出“女权主义”的自豪。何也？时代变迁、文化进步、语言迥异也！下面，从对“闺蜜”一词意义和运用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窥见同类生活用语的时空差异，即“时空性”。
“闺蜜”一词绝对是21世纪语言学中的新产物。
百度百科对“闺蜜”一词的定义是：闺蜜――闺中密友，由于男女的特殊性而专为女人派生出来的，女子的女性好朋友。也就是说，“闺蜜”一词是女性对自己同性好友的一个专属称呼。
而近几年，随着男女关系的平等化和异性友谊的加深，也出现了女子的男性好朋友。与称呼女性好朋友相类似，由于两人之间的性别不同，故在前面加了一个“男”字，即“男闺蜜”。仔细观察，再与我们现阶段对女性的称谓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现代社会对女性的称谓有哪些表现。
虽然我们现在极力倡导“男女平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这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中感受出。
例一：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体现身份的词语转为男性而设，如：厂长、处长、县长、市长、将军等。如果担任该官职的是一位女性，则要在前面加一个“女”字，即女（厂长、处长、县长、市长、将军、校长、党委书记等）。如下面某大学历任领导名单：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男性领导人，在姓名的背后并没有标注“男”，而对于女性领导人，则在其背后标注“女”字符。一方面是为了免除不必要的误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中确实有一些表示身份的词语是专为男性而设的。这所大学的历任领导名单只是一个个案，而日常生活中这类案例可谓俯拾皆是。
例二：社交称谓中体现男女不平等的词语更是多不胜数。如：张某为一已婚女子，她的丈夫是李某，在社交场合中人们一般会称呼他们为“李先生、李太太”，而不会称其为“张先生、张太太”。换句话说，在社交场合，人们在称呼已婚女性时，倾向于以“夫姓+太太”的方式称呼该女性；在称呼已婚男性时，倾向于以“本姓+先生”的方式称呼该男性，而不是“妇姓+先生”的方式称呼。
除此之外，子女在称呼他人为“叔叔”或者“伯伯”时，是以父亲的年龄为参照，而不是以母亲的年龄为参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现代社会在称谓方面对女性的不平等。而“闺蜜”这一称谓词却正好扭转了这一方向，多少有点“女权主义”的意味。
因为女性在介绍自己的同性好朋友时，可以直接介绍“这是我的闺蜜”，而在介绍自己的异性好朋友时，要在前面加上“男”字，即介绍为“这是我的男闺蜜”。这种在称谓方面对男性所做的性别界定不得不说是语言文化的一种进步。
其实，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都在进步，虽然这种进步放在我们每个人有限的一生中看似非常缓慢，但它们毕竟是稳步向前的。因此，中华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也并非一成不变。从“男尊女卑”的古典文化派生出 “奴、 奸、 妓、妒、婊、婢、 娼、嫖、婪”等歧视女性的贬义词，到现代“男权社会”汉语对“女厂长”等词语的性格特别界定，再到当代男女平等社会文化派生出蕴含较浓厚“女权主义”色彩的“闺蜜”等语词，无不凸显了中华文化对汉语生活用语影响的时空性。
总而言之，从点、面、体、时空四维角度看中华文化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影响，我们会发现这一研究过程是愉悦的。我们从中既能体会到中华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深刻影响，又能以当今世界先进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做出智慧的判断。它可以引导我们剔除糟粕，消除传统文化、恶俗文化带来的如本命年等等词语对当代汉语生活用语的消极影响，汲取精华，发现和创造出更多如“闺蜜”等文明生活用语，以更好地祝福我们的交际生活和提升我们内在的思想水平。（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捷[.何自然.霍永寿][.等]语用学十二讲[M]，上海：华东师大，2011.94-97.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外教育，2000.225-234.
[3]林伦伦.NEW新词语漫话2012[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45-48.
[4]刘艳春.语言交际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1-139.
[5]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6-136.
[6]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1-46.
[7]张羽[.王汝梅][.等]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