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
作者：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2年第11期
针对新任校长们“N不”承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者认为，不搞业务的校长怎会是好校长？而赞成者则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校长！”这表明在我国教育界，怎样才是一名好校长并没有形成共识。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大学校长这一角色的定位一直有些模糊，通常而言存在三方面问题。
其一，校长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由于我国大学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副厅到副部不等），因此，无论是校长自己，还是学校师生、社会舆论，都把校长定位为官员，而不是教育家，这导致校长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首先是官员模式和行政思维。
其二，校长是优秀学者，而非杰出的教育管理者。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选拔校长时，学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近年来，这一标准甚至越来越高，当选者是院士成了基本要求。但从校长的职责看，学术能力并非第一位的要求，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才是基本要求。
其三，校长不是专职，而是兼职完成工作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校长一边从事校长管理工作，一边开展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其结果是，校长没有当好，其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往往只是以校长名义而由其他人（校长课题组成员或学生）完成，这催生了学术不端和“权力通吃”——近年来，已爆发多起校长与学生共同署名论文涉嫌抄袭、造假事件，事发之后，校长声称自己“不知情”；再就是，校长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和教育利益，制造学术不公平和学术腐败。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应是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道理很简单，校长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管理好一所大学。为此，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遴选校长（不愿放弃学术和教育工作的，可自动放弃遴选），并按这一要求考核、评价校长（只考察校长管理学校的业绩，而不再考察校长的学术成果和教学业绩）。去年年底，教育部在两所直属高校试点校长公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明确提出，选拔校长要坚持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标准。但从具体的选拔委员会构成和选拔程序看，还没有真正做到。
把校长的工作界定为管理大学，实行校长职业化，首先，应当对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做出制度化的规定。去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所大学的新任校长宣布，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带研究生，全身心投入校长工作，这是对校长职业的“回归”，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好评。但这只是校长的个体行为，从建立现代大学出发，有必要作出制度化的规定。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有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即便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国家，从利益回避出发，校长也往往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大学宣布在校内推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主要措施是：校长不再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从本质分析，这并不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其中最关键的是，校长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本来就没有多大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只具象征意义。如果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作为行政执行人员参与学术委员会，不是可以更好地执行学术决策，为教授们服务吗？所以说要做到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第一步应当是校长职业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
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
作者：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2年第11期
针对新任校长们“N不”承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者认为，不搞业务的校长怎会是好校长？而赞成者则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校长！”这表明在我国教育界，怎样才是一名好校长并没有形成共识。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大学校长这一角色的定位一直有些模糊，通常而言存在三方面问题。
其一，校长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由于我国大学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副厅到副部不等），因此，无论是校长自己，还是学校师生、社会舆论，都把校长定位为官员，而不是教育家，这导致校长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首先是官员模式和行政思维。
其二，校长是优秀学者，而非杰出的教育管理者。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选拔校长时，学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近年来，这一标准甚至越来越高，当选者是院士成了基本要求。但从校长的职责看，学术能力并非第一位的要求，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才是基本要求。
其三，校长不是专职，而是兼职完成工作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校长一边从事校长管理工作，一边开展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其结果是，校长没有当好，其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往往只是以校长名义而由其他人（校长课题组成员或学生）完成，这催生了学术不端和“权力通吃”——近年来，已爆发多起校长与学生共同署名论文涉嫌抄袭、造假事件，事发之后，校长声称自己“不知情”；再就是，校长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和教育利益，制造学术不公平和学术腐败。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应是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道理很简单，校长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管理好一所大学。为此，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遴选校长（不愿放弃学术和教育工作的，可自动放弃遴选），并按这一要求考核、评价校长（只考察校长管理学校的业绩，而不再考察校长的学术成果和教学业绩）。去年年底，教育部在两所直属高校试点校长公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明确提出，选拔校长要坚持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标准。但从具体的选拔委员会构成和选拔程序看，还没有真正做到。
把校长的工作界定为管理大学，实行校长职业化，首先，应当对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做出制度化的规定。去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所大学的新任校长宣布，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带研究生，全身心投入校长工作，这是对校长职业的“回归”，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好评。但这只是校长的个体行为，从建立现代大学出发，有必要作出制度化的规定。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有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即便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国家，从利益回避出发，校长也往往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大学宣布在校内推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主要措施是：校长不再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从本质分析，这并不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其中最关键的是，校长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本来就没有多大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只具象征意义。如果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作为行政执行人员参与学术委员会，不是可以更好地执行学术决策，为教授们服务吗？所以说要做到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第一步应当是校长职业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