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专业选修课
《西方文化史》
结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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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思想文化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
思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我这里讲到的思想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为什么会如此根深蒂固，通往现代民主政治之路发展如此漫长？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也有巨大的差异，这两者是否有一定的相关性呢？
首先，我们从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社会历史方面来分析。古代的中国，远在封建时代初期，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家一姓之间，因此这使得氏族和血缘关系在政治上显得格外重要。血缘关系的扩展，又使得宗法制得以产生，从此“公天下”彻底变成了“家天下”，这也就锁定了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专制集权。古代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贵族和皇帝只能是附属关系，受皇帝控制而无法做到相对独立，想搞独立的一律被定为“反贼”，并予消灭。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权利，必须消灭流失于外邦的利益，因而古代中国始终向往大一统的时代，认为这样才会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在无形中增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法性。“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种对促成国家统一力量的颂赞，在另一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民对这种力量的盲目崇拜。追求国家统一的这种民族历史心态，纵容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另外，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自古以自然经济为主，这种经济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而也就具备了长期延续的基础。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具有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很多时候是“看天吃饭”，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们变得柔弱而苟且，天子都不例外。在荒年，天子往往会颁布“罪己诏”以求上天宽恕，就是个例子。这导致中华民族形成了包容型、接纳型、随和型的民族心理，这自然便于封建统治者的管理。儒家文化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点上，高举“以和为贵”的大旗，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统治者挥霍权力，导致中国封建统治日趋专制化。中国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于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长期延续。
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例，其独特的临海型地理环境与中国半封闭的内陆型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开放而独立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文化上的开放性和独立性。众多的城邦在地理上互不相连、政治上互不附属，因而导致各城邦较强的独立性。另外，因为其地理气候不适合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经济落后，内陆多山，交通极为不便，为了生存，古希腊人必须不断扩大生存空间，这样手工业和商业必然得到发展，发展过程中自然逐渐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带动了跨海贸易活动的兴起，它反过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进而形成了工商业阶层的扩大。跨海贸易带动人口的大迁移，进一步地导致了血缘关系的切断，地缘关系淡化，从而使得国与家分离。私有制出现后，为了加强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他们不断完善契约和法律，以此作为调和的基础，因此西方越来越趋向于民主性、开放性和独立性。
其次，我们从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人文思想精神方面来分析。东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中国崇尚人文传统，倡导群体本位，以中庸和平为处事原则，文化品格含蓄内向；西方则崇尚科学精神，倡导个人本位，崇力尚争，文化品格活跃开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制度的发展走向。
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它的指导之下，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并激励人们去为追求真理而不懈探索，敢于为真理献身，这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拥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敢于同旧势力和伪科学作斗争，敢于探索和尝试新事物，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最终能够取代封建主义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旧的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现状，就有必要创造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制度，来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是很经典的例子。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厚古薄今，过分尊师重祖，迷信权威，以致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我国封建制度绵延数千年之久，如柏杨先生所言，真像一个巨大的“酱缸”，随着时间的推移，里面的旧事物已逐渐腐烂发臭，可国人始终抱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思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最终积重难返，导致中国长期被封建专制制度缚住手脚，赶不上世界发展的洪流而落后了。
在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由于群体本位思想的影响，更看重集体利益，主张控制个人的欲望及诉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中国的传统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
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自然地，个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对剥夺自身权益的集体就会有成见，容易妄自菲薄，忽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并有意识地将自己排除于集体之外。然而，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总是少数敢于吃螃蟹的那类人，多数人为迎合集体利益只有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整个社会失去了进步的动力，使社会发展踯躅不前，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封建专制主义政体能长期存在的原因。而西方人则是个人本位思想为主，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集体利益则无从谈起。基于这样的思想，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都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何为民主？当然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每个个体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都有义务管理好自己的国家。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加快了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为人处世方面，中西方亦有差异。中国人内敛、自省，孔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是为合乎先王之道。儒家思想看重修养身心，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不愿意也不敢对不合理的事物说不，一旦遇到可能有损自身权益的事就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忍气吞声，以求“退一步海阔天空”。多年以前，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坦言“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许多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马丁·路德·金也曾经痛陈：“历史将会记录，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儒家的中庸学说，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性格，无形中渗透了奴性思想，受此影响，古代人民即便对当权者心怀不满，也只是停留于口头的抱怨，而不敢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命运。由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便难以撼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并延续。西方则以崇力尚争处世。首先，他们遵从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这种利己主义的行为准则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为西方商业社会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他们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再者，他们崇拜力量和英雄，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统治战略。这些精神显然有利于促进西方经济的繁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了，资本所有者自然会有更多的权利诉求，与之对应的政治经济制度自然会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也就能够不断进步。所以，我们或可说，西方人的崇力尚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了社会历史前行的脚步。
就民族文化品格上看，中西方大相径庭。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也许真的是“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有着漫长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征服大海的西方各民族形成了活跃而开放的民族品格，这种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的民族精神。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精神。这种精神，亦是社会进步之源，政治制度的革新，需要勇气，需要有冒险精神和尝试胆识。中国人则具有含蓄内向的文化品格。由于生活圈子狭隘而封闭，传统农耕经济把人们相对固定在一定的区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种环境影响下中华民族内倾型文化品格逐渐形成了，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以致变得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不好与外界交流。长此以往，国人便变得目光短浅，甚至愚昧麻木。满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目空一切，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才如梦方醒。可见，内向型的文化品格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硬伤。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始终难以翻身。
通过以上两个大的层次，我从多个方面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相对应地引出这些差异对各自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特征各异，文化背景孑然不同，相应地导致了中西双方政治制度的迥然各异。可见，思想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可谓深远，那些带有封建守旧传统色彩的思想文化阻碍了我国近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于西方，我们已经走了不少弯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抛弃陈规旧习，与时俱进，把好思想文化这道关，加快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道摆在时代面前的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希望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能够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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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思想文化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
思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我这里讲到的思想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为什么会如此根深蒂固，通往现代民主政治之路发展如此漫长？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也有巨大的差异，这两者是否有一定的相关性呢？
首先，我们从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社会历史方面来分析。古代的中国，远在封建时代初期，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家一姓之间，因此这使得氏族和血缘关系在政治上显得格外重要。血缘关系的扩展，又使得宗法制得以产生，从此“公天下”彻底变成了“家天下”，这也就锁定了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专制集权。古代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贵族和皇帝只能是附属关系，受皇帝控制而无法做到相对独立，想搞独立的一律被定为“反贼”，并予消灭。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权利，必须消灭流失于外邦的利益，因而古代中国始终向往大一统的时代，认为这样才会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在无形中增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法性。“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种对促成国家统一力量的颂赞，在另一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民对这种力量的盲目崇拜。追求国家统一的这种民族历史心态，纵容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另外，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自古以自然经济为主，这种经济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而也就具备了长期延续的基础。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具有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很多时候是“看天吃饭”，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们变得柔弱而苟且，天子都不例外。在荒年，天子往往会颁布“罪己诏”以求上天宽恕，就是个例子。这导致中华民族形成了包容型、接纳型、随和型的民族心理，这自然便于封建统治者的管理。儒家文化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点上，高举“以和为贵”的大旗，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统治者挥霍权力，导致中国封建统治日趋专制化。中国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于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长期延续。
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例，其独特的临海型地理环境与中国半封闭的内陆型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开放而独立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文化上的开放性和独立性。众多的城邦在地理上互不相连、政治上互不附属，因而导致各城邦较强的独立性。另外，因为其地理气候不适合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经济落后，内陆多山，交通极为不便，为了生存，古希腊人必须不断扩大生存空间，这样手工业和商业必然得到发展，发展过程中自然逐渐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带动了跨海贸易活动的兴起，它反过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进而形成了工商业阶层的扩大。跨海贸易带动人口的大迁移，进一步地导致了血缘关系的切断，地缘关系淡化，从而使得国与家分离。私有制出现后，为了加强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他们不断完善契约和法律，以此作为调和的基础，因此西方越来越趋向于民主性、开放性和独立性。
其次，我们从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人文思想精神方面来分析。东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中国崇尚人文传统，倡导群体本位，以中庸和平为处事原则，文化品格含蓄内向；西方则崇尚科学精神，倡导个人本位，崇力尚争，文化品格活跃开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制度的发展走向。
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它的指导之下，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并激励人们去为追求真理而不懈探索，敢于为真理献身，这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拥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敢于同旧势力和伪科学作斗争，敢于探索和尝试新事物，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最终能够取代封建主义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旧的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现状，就有必要创造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制度，来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是很经典的例子。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厚古薄今，过分尊师重祖，迷信权威，以致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我国封建制度绵延数千年之久，如柏杨先生所言，真像一个巨大的“酱缸”，随着时间的推移，里面的旧事物已逐渐腐烂发臭，可国人始终抱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思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最终积重难返，导致中国长期被封建专制制度缚住手脚，赶不上世界发展的洪流而落后了。
在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由于群体本位思想的影响，更看重集体利益，主张控制个人的欲望及诉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中国的传统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
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自然地，个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对剥夺自身权益的集体就会有成见，容易妄自菲薄，忽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并有意识地将自己排除于集体之外。然而，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总是少数敢于吃螃蟹的那类人，多数人为迎合集体利益只有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整个社会失去了进步的动力，使社会发展踯躅不前，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封建专制主义政体能长期存在的原因。而西方人则是个人本位思想为主，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集体利益则无从谈起。基于这样的思想，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都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何为民主？当然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每个个体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都有义务管理好自己的国家。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加快了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为人处世方面，中西方亦有差异。中国人内敛、自省，孔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是为合乎先王之道。儒家思想看重修养身心，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不愿意也不敢对不合理的事物说不，一旦遇到可能有损自身权益的事就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忍气吞声，以求“退一步海阔天空”。多年以前，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坦言“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许多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马丁·路德·金也曾经痛陈：“历史将会记录，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儒家的中庸学说，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性格，无形中渗透了奴性思想，受此影响，古代人民即便对当权者心怀不满，也只是停留于口头的抱怨，而不敢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命运。由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便难以撼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并延续。西方则以崇力尚争处世。首先，他们遵从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这种利己主义的行为准则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为西方商业社会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他们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再者，他们崇拜力量和英雄，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统治战略。这些精神显然有利于促进西方经济的繁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了，资本所有者自然会有更多的权利诉求，与之对应的政治经济制度自然会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也就能够不断进步。所以，我们或可说，西方人的崇力尚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了社会历史前行的脚步。
就民族文化品格上看，中西方大相径庭。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也许真的是“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有着漫长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征服大海的西方各民族形成了活跃而开放的民族品格，这种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的民族精神。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精神。这种精神，亦是社会进步之源，政治制度的革新，需要勇气，需要有冒险精神和尝试胆识。中国人则具有含蓄内向的文化品格。由于生活圈子狭隘而封闭，传统农耕经济把人们相对固定在一定的区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种环境影响下中华民族内倾型文化品格逐渐形成了，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以致变得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不好与外界交流。长此以往，国人便变得目光短浅，甚至愚昧麻木。满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目空一切，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才如梦方醒。可见，内向型的文化品格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硬伤。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始终难以翻身。
通过以上两个大的层次，我从多个方面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相对应地引出这些差异对各自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特征各异，文化背景孑然不同，相应地导致了中西双方政治制度的迥然各异。可见，思想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可谓深远，那些带有封建守旧传统色彩的思想文化阻碍了我国近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于西方，我们已经走了不少弯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抛弃陈规旧习，与时俱进，把好思想文化这道关，加快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道摆在时代面前的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希望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能够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