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林顺利
摘 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历史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梳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过程，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系统化和对实务的推动，从行业的“传帮带”到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的发展，以及专业恢复重建以来二次引入和高校专业教育的勃兴。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整理了职业水平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行业教育培训的普及过程，评价了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兴起 发展 教育先行
林顺利，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保定 071002）。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工作实务推进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在西方，教育界代表着学术和专业的规范力量，与行业权威一起承担着认证、评估和专业技术规范等多项功能。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工作运行系统中，高等专门人才培养和输出环节是由高等教育来完成的。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在历史上还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在专业的两次引入①【注】一次为民国初期，一次为1987年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作者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教育的组织形式上来看，一般可以分为体制内的高等教育和行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两种形式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一、从“舶来品”到“本土化”
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引入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最初的引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文化殖民经由教会传教慈善事业而来的。并且在引入之后，一度被作为可以“治疗”社会问题的技术手段，得到了本土社会精英和当局政府的肯定和尝试推广。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的推展相互交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一文中，孟亚男指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最初的倡导者应该首推美国人步济时（John S.Burgess）。步济时在19世纪初曾任北京基督教会男青会干事，1922年受聘执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倡导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孟亚男，2013）。”这一点在王思斌等人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证实，并认为“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培养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年轻人进度缓慢，于是开始倡导对年轻人进行现代教育，而最接近基督教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工作教育（王思斌等，2014）”。从葛学溥（H. Daniel Kulp）在沪江大学和步济时在燕京大学的开始，之后齐鲁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等学校纷纷开始设立社会工作相关课程，这一过程带有着浓厚的教会传教和社会福音的色彩。最初的师资、课程以及知识体系都带有典型的“舶来品”特征。这与西方社会历史上社会工作伴随现代福利制度转型应运而生的过程截然不同。
与其他带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色彩的应用学科一样，这一专业一经引入，便迅速地融入了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趋势，适应了部分本土精英们“救亡图存”的迫切心理，不经意间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从已有文献来看，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最早在中国是被作为“社会服务”来对待的（言心哲，1944）。早在步济时（1925）发表《中国社会服务工作之意义》之前，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福音”就已经将这样一个概念带入了知识界。1917年，署名“佩我”的题为《社会事业：美国大学女子在社会之职业》的一文发表，开始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相对接的职业介绍到中国来（佩我，1917）。在此期间的译介工作中，学者和实务界关注较多的是日本、苏联、德国等国家的社会工作，但在基本知识引入中，英美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占了最大比重。比如钱振亚（1931）对日本、许仕廉（1933）对苏联的介绍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而在蒋旨昂（2012）、言心哲（2012）等人的教材和著作中，对各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梳理和概括则更为综合。这些基础工作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民国政府开始酝酿收回教权，收回教会高校的校长或者院长职位，由此推动中国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向本土化转变的过程（王思斌等，2014）。在笔者看来，真正标志着教育本土化转向的另一维度，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对这一专业的归属感，说明本土业界对社会工作者这一“舶来品”的接纳度和认同感。比如蒋旨昂（2012）在《社会工作导论》中抱怨，“1944年7月间，作者参加社会部所召集的大学社会行政课程讨论会，8月初又参加了教育部所召集的文法师范等学院各系课程会议。均曾深感社会工作之意义，尚未获得国学者之一致的了解。”《社会工作导论》一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抱怨产生的责任感基础上着手撰写并完成的。联系朱亦松、宋思明、李安宅和言心哲等人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成果，尤其是对教材建设的贡献，可以推断，至少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界本土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
二、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系统化及其对实务的推动
从西方经验来看，最初的社会慈善事业从业人员开始规范培训并且进入到高等教育体制内并不比民国时期早多少。①【注】第一个提供给慈善工作者的培训课程是由纽约慈善组织会社于1898年进行的，最早开展社会工作高等教育项目的是纽约博爱学院，由玛丽·里奇蒙德所著的第一本可?以作为教材使用的书《社会诊断》是1917年出版的。而中国的社会工作高等教育也大致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社会工作进入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最早建立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葛学溥，一个是步济时，后者由于其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社会工作之父”。不可否认的是，二者推动社会工作进入高校，都和传教目的相关。步济时出身基督教青年会，从社会调查切入，经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走向社会工作，进而决定从影响中国青年入手到与高校合作。在步济时主持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成功，而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返回美国之前，社会学系已经扩充为理论社会学与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社会工作及实习等5组（阎明，2010）。可以说，步济时一手促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工作学科的创设，进而影响了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专业设置。继步济时之后，本土学者逐渐接手燕大社会学系，并尝试在课程建设和专业实习方面有所调整，到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增设社会服务学研究科，学制2年，开始了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高等教育日趋完善。
同时，作为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实践教学和实习环节，也已经有了较为缜密的设计思路。比如许仕廉在《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一文中所提到的设想，即使放到今天，也是较为理想的：“第一步，设‘社会机关参观’一科，该科教授每周率领学生多人参观社会服务之机关，使学生亲眼看见种种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第二步，设大学实习处，如伦敦之Toynbee Hall获芝加哥大学的Hull House，以一大学之人力财力设一社会服务机关，一面为社会服务一面给学生实习机会；第三步，将本校学生送往有资格之社会服务机关实习，如燕京大学将学生送往日本和我国上海、天津各大工厂和北平各慈善及社会机关实习1年，始能得社会服务学证书；第四，学校内可组织种种社会服务工作，由学生担任之，同时可作课程工作之一部分。”（许仕廉，1929）
燕京大学当时的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体现了当时大学重社会服务的共性。受步济时影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自创立之初就重视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而当时几乎所有高校都会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中，也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实习实践教学都兼具社会建设的使命。与教学形成互动的社会工作实务中，较为典型的有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区”、“小天竺街儿童福利试验站”和金陵大学在南京开设的“友邻社”、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等等，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三、从行业的“传帮带”到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
可以将社会工作教育分为正规体制的高等教育、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两部分，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后者可能还要早于前者。考虑到社会工作早期的宗教慈善背景，最早的行业教育应该是和宗教活动组织形式混杂在一起的，直到其专业独立性出现。至少在教会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由于人员总体较少，更有可能采取“传帮带”，靠经验传授的方式来完成新入职员工的“职业培训”。比如，蒲爱德在《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一文中写道：“在师傅带徒弟制度下，我们发现花费三年的时间就能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工作者。学生在前六个月里都很愉快。他们每一分钟都会学到一些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新奇的经历。但是，后面六个月通常是令人沮丧的时期。”在后续的摸索中，逐渐正规化：“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培训计划。我们给每位学生分配少量的个案工作量，而且与高年资的督导员一起工作。当然在各部门和各小组之中，也会有一些会议和一定数量的讲座。”（蒲爱德，2014）1927年的《图画时报》刊登了一张题为“北京燕大宗教及社会服务班（自右而左9人均为各省区女青年会干事）”的照片①【注】周振勇摄制，北京燕大宗教及社会服务班（自右而左九人均为各省区女青年会干事）——《图画时报》，1927年第412期。，可见当时已经有了行业与高校合作的职业培训。
社会部成立前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以1940年为节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在社会部的大力推动下，先后举办了若干次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工作培训，1940～1944年4年间，共计培训了1042人（社会部，1944）。在具体实施上，政府专门制定《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实施细则》和《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修正条款》，于“中央训练委员会”与“中央训练团”内设立“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调训各地社会行政及从事民众组训与社会福利事业人员，并专门制定了“社会行政人员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计划纲要”及“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三期训练计划”，将行政人员与业务人员分别训练。其中行政人员受训层次包括各省社会处、合作事业管理处荐任以上职员，暨民政厅社会科长、建设厅主管合作科长及各县社会科长等；业务人员包括农运工作人员、工运工作人员、党务及社会服务人员；后又增加社会部附属机关职员、甄选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服务经验之青年。培训分门别类，下设职业介绍、厂矿检查劳工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服务五组，并在训练合作人员时分设研究班、调训班、特别班和业务班等层次。1945年1月8日，《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正式颁布，算是正式拉开了职业化的序幕，确定了社会工作职业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合法性。
四、专业恢复重建以来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应，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体现了一种革命集体主义价值观，其主要工作内容以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土地革命、优抚安置、赈灾移民、战士抚恤、民众团体、妇女儿童、医疗卫生和宗教工作等为主；在工作手法上主要采取社会运动和思想政治动员等手法。从当时延安“抗日大学”的课程来看，相关课程以群众运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除此之外，社会科学概论课程只能算是基础教育，可以说那个时期并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政工作，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政府思路相对应，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来看，带有王思斌（1995）所说的“政府负责的、非专业化”特征。伴随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缓解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应用学科，其恢复重建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二次引入和高校专业教育的勃兴
社会工作专业在高校的恢复重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学学科的恢复；第二是一些重要的社会学老一辈专家学者（尤其是雷洁琼教授）的呼吁和努力；第三是民政部在国内外调研基础上对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的推动和促成（王思斌等，2014a）。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1987年9月，民政部邀请国家教委以及一些高校的专家学者在位于北京马甸的对外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民政部社会工作发展论证会（俗称“马甸会议”），促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此后1988年初，国家教委首先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三所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自此社会工作专业恢复正式启动；到2014年4月底，全国已经有298个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到2014年5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MSW授权点达到了104所（王思斌等，2014）。与这一过程同步，在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相关学者的组织推动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翻译了一批较为前沿的教材和专著，港台和亚太地区学者交流频繁，以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学会为阵营，教育、学术和实务专业共同体日趋成熟，社会工作专业第二次引入的成果日渐繁荣。
与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引入比较，社会工作的第二次引入较上次更加系统，但实际上仍然不是一个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自发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实际上，当时民政部的目标就是培养若干掌握社会工作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然后到民政部门从事‘民政理论研究’，着眼点并非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于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就在既没有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合适的社会载体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被恢复’了（王婴、唐钧，2011）。”这就使得第二次引入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形成了一种“教育先行”的趋势，也即在民政系统和社会工作职业化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率先起步。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滞后至少在两个层面给教育带来了伤害：第一，缺乏市场培育，导致高等教育人才没有出路，一度使这一专业成了无用武之地的“屠龙术”；第二，缺乏职业化系统，导致至少内地社会工作高等教育从师资到实习实践都没有真正的对接机制，一度只能依靠“模拟教学”；这种作用直到2007年深圳开始大规模采购社会工作服务，进而带动全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才真正开始缓解。
（二）职业水平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行业教育培训的普及
2004年，由当时的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委托上海研发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系列，并正式确立为国家第九批新职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但由于当时只有上海社会工作起步较早，处于“曲高和寡”的状态，所以并没有在全国引发职业资格考试的热潮。直到2006年7月20日，人事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这是自社会工作第二次引入本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首次从国家制度层面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2014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16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3.9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12万人；比2008年总人数增加了6.44倍。①【注】数据源自《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和《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然而，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刺激行业教育培训兴起的根本动因。作为一个行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第二次引入具有复杂的背景条件。社会工作发展的需求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角度是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内在需求，比如民政系统专业化的需求；第二个角度是社会需求，也即伴随着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凸显，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日趋多元化等变迁所产生的专业和行业需求。但实际上由于民政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在扮演着西方社会福利与服务体系中“社会工作”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在“让渡空间”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行业培育动力不足，根本不足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以深圳市购买社会工作岗位试点为发端的全国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兴起才是职业教育培训普及的真正动力。研究显示，就考前培训来看，具有“报考社会工作师、非社科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员考前培训参与率高”和“民政部门举办了较多考前辅导培训，社区工作者获得考试支持的占比最大”两大特征，而“从考前培训的主办机构来看，本单位举办占18.1%，民政部门主办占56.6%，市场培训机构主办占11.7%，高校社会工作学院（系）主办占9.6%（鄢勇兵，2013）。”从构成来看，行业职业教育还包括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机构内部人力资源培训和行业内部培训交流等方面，除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外，社会工作行业发育相对较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水平。
（三）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教育的影响
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来看，42.9%的高校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王思斌等，2014），高校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成为一大特色。2016年4月1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民政部社会工作司专家组到笔者所在机构调研就曾经就这一特色表示好奇。实际上这也是之前笔者提到的“教育先行”的一个后果，那就是专业资源高度集中于高教领域，导致行业发展出现“双重依赖”：一是依赖政府的钱，二是依赖大学的技术。一方面，高校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是当前职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有助于推动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冲突。“社会工作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带来社会工作教师的跨域实践——教育实践和服务实践，这两种实践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实践在社会工作教师那里是整合的，但是两个领域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评价体系的不同及非整合给领办机构的教师带来压力，即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教师处于跨域实践困境（王思斌，2013）。”对教育来讲，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相对僵化保守的教育评价机制和产学研转化机制，不能将这种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转化成教育资源，使得本来能够实现良性循环与交互增能的教育和服务相对割裂，因此反而由于高校教师的精力分散不利于专业教育水平和师资队伍的稳定。在笔者看来，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教育先行而产生的一个特定现象，常态化的人力资源流动应该是未来社会工作行业化充分发育前提下，也会有实务领域的技术人才进入高校领域，从而能够在高校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形成一个双向贯通的机制。
五、余论
“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教育，包括培训，其主要建设思路和发展趋势固然受到西方学科发展的较大影响，但同时又是和本土具体国情密不可分的。在那个时代，社会工作专业很显然并非显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却在民国后期又适逢其会，走入苦苦追寻社会建设之良方的政府以及社会精英们的视野，被纳入到治国方略的制度建设中（孟亚男，2013）。”对比那一时期，专业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又何尝不是曾经表面繁荣，实际上即便到今天仍然存在师资和课程建设本土化不足，专业人才流失仍然严重等问题？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实际上社会工作两次引入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情境何其相似，尤其是在如何将西方价值观、理念与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本土，就是两个时期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学界对整体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不足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两次引入，尤其民国时期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更深层次的发掘。
[参考文献]
[1]步济时、李安宅译，1925，《中国社会服务工作之意义》，《社会学杂志》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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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佩我，1917，《社会事业:美国大学女子在社会之职业》，《青年进步》第1期。
[5]蒲爱德著，2014，《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唐佳其译，刘继同校，《社会福利:理论版》第10期。
[6]钱振亚，1931，《日本社会事业之概况》，《社会学刊》第3期。
[7]社会部，1944，《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各期概况一览表》，《社会工作通讯》第10期。
[8]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主编，2014，《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9]王思斌，2013，《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跨域实践》，《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10]王思斌，1995，《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1]王婴、唐钧，2011，《多角色互动构建均衡“社会气场”——基于中国社会管理的专业发展视角》，《人民论坛》第5期。
[12]许仕廉，1933，《考察苏联社会事业杂记》，《社会学刊》第4期。
[13]许仕廉，1929，《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社会学界》第3期。
[14]鄢勇兵，2013，《职业水平考试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分析》，《社会工作》第3期。
[15]言心哲，1944，《社会事业名词的诠释与商权》，《教育与社会》第1-4期。
[16]言心哲，2012，《现代社会事业》，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7]阎明，2010，《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编辑/陈建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13CSH097）。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6)02-0011-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6.02.002
?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林顺利
摘 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历史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梳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过程，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系统化和对实务的推动，从行业的“传帮带”到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的发展，以及专业恢复重建以来二次引入和高校专业教育的勃兴。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整理了职业水平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行业教育培训的普及过程，评价了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兴起 发展 教育先行
林顺利，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保定 071002）。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工作实务推进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在西方，教育界代表着学术和专业的规范力量，与行业权威一起承担着认证、评估和专业技术规范等多项功能。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工作运行系统中，高等专门人才培养和输出环节是由高等教育来完成的。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在历史上还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在专业的两次引入①【注】一次为民国初期，一次为1987年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作者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教育的组织形式上来看，一般可以分为体制内的高等教育和行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两种形式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一、从“舶来品”到“本土化”
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引入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最初的引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文化殖民经由教会传教慈善事业而来的。并且在引入之后，一度被作为可以“治疗”社会问题的技术手段，得到了本土社会精英和当局政府的肯定和尝试推广。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的推展相互交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一文中，孟亚男指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最初的倡导者应该首推美国人步济时（John S.Burgess）。步济时在19世纪初曾任北京基督教会男青会干事，1922年受聘执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倡导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孟亚男，2013）。”这一点在王思斌等人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证实，并认为“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培养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年轻人进度缓慢，于是开始倡导对年轻人进行现代教育，而最接近基督教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工作教育（王思斌等，2014）”。从葛学溥（H. Daniel Kulp）在沪江大学和步济时在燕京大学的开始，之后齐鲁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等学校纷纷开始设立社会工作相关课程，这一过程带有着浓厚的教会传教和社会福音的色彩。最初的师资、课程以及知识体系都带有典型的“舶来品”特征。这与西方社会历史上社会工作伴随现代福利制度转型应运而生的过程截然不同。
与其他带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色彩的应用学科一样，这一专业一经引入，便迅速地融入了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趋势，适应了部分本土精英们“救亡图存”的迫切心理，不经意间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从已有文献来看，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最早在中国是被作为“社会服务”来对待的（言心哲，1944）。早在步济时（1925）发表《中国社会服务工作之意义》之前，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福音”就已经将这样一个概念带入了知识界。1917年，署名“佩我”的题为《社会事业：美国大学女子在社会之职业》的一文发表，开始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相对接的职业介绍到中国来（佩我，1917）。在此期间的译介工作中，学者和实务界关注较多的是日本、苏联、德国等国家的社会工作，但在基本知识引入中，英美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占了最大比重。比如钱振亚（1931）对日本、许仕廉（1933）对苏联的介绍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而在蒋旨昂（2012）、言心哲（2012）等人的教材和著作中，对各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梳理和概括则更为综合。这些基础工作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民国政府开始酝酿收回教权，收回教会高校的校长或者院长职位，由此推动中国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向本土化转变的过程（王思斌等，2014）。在笔者看来，真正标志着教育本土化转向的另一维度，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对这一专业的归属感，说明本土业界对社会工作者这一“舶来品”的接纳度和认同感。比如蒋旨昂（2012）在《社会工作导论》中抱怨，“1944年7月间，作者参加社会部所召集的大学社会行政课程讨论会，8月初又参加了教育部所召集的文法师范等学院各系课程会议。均曾深感社会工作之意义，尚未获得国学者之一致的了解。”《社会工作导论》一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抱怨产生的责任感基础上着手撰写并完成的。联系朱亦松、宋思明、李安宅和言心哲等人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成果，尤其是对教材建设的贡献，可以推断，至少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界本土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
二、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系统化及其对实务的推动
从西方经验来看，最初的社会慈善事业从业人员开始规范培训并且进入到高等教育体制内并不比民国时期早多少。①【注】第一个提供给慈善工作者的培训课程是由纽约慈善组织会社于1898年进行的，最早开展社会工作高等教育项目的是纽约博爱学院，由玛丽·里奇蒙德所著的第一本可?以作为教材使用的书《社会诊断》是1917年出版的。而中国的社会工作高等教育也大致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社会工作进入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最早建立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葛学溥，一个是步济时，后者由于其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社会工作之父”。不可否认的是，二者推动社会工作进入高校，都和传教目的相关。步济时出身基督教青年会，从社会调查切入，经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走向社会工作，进而决定从影响中国青年入手到与高校合作。在步济时主持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成功，而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返回美国之前，社会学系已经扩充为理论社会学与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社会工作及实习等5组（阎明，2010）。可以说，步济时一手促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工作学科的创设，进而影响了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专业设置。继步济时之后，本土学者逐渐接手燕大社会学系，并尝试在课程建设和专业实习方面有所调整，到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增设社会服务学研究科，学制2年，开始了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高等教育日趋完善。
同时，作为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实践教学和实习环节，也已经有了较为缜密的设计思路。比如许仕廉在《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一文中所提到的设想，即使放到今天，也是较为理想的：“第一步，设‘社会机关参观’一科，该科教授每周率领学生多人参观社会服务之机关，使学生亲眼看见种种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第二步，设大学实习处，如伦敦之Toynbee Hall获芝加哥大学的Hull House，以一大学之人力财力设一社会服务机关，一面为社会服务一面给学生实习机会；第三步，将本校学生送往有资格之社会服务机关实习，如燕京大学将学生送往日本和我国上海、天津各大工厂和北平各慈善及社会机关实习1年，始能得社会服务学证书；第四，学校内可组织种种社会服务工作，由学生担任之，同时可作课程工作之一部分。”（许仕廉，1929）
燕京大学当时的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体现了当时大学重社会服务的共性。受步济时影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自创立之初就重视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而当时几乎所有高校都会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中，也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实习实践教学都兼具社会建设的使命。与教学形成互动的社会工作实务中，较为典型的有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区”、“小天竺街儿童福利试验站”和金陵大学在南京开设的“友邻社”、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等等，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三、从行业的“传帮带”到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
可以将社会工作教育分为正规体制的高等教育、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两部分，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后者可能还要早于前者。考虑到社会工作早期的宗教慈善背景，最早的行业教育应该是和宗教活动组织形式混杂在一起的，直到其专业独立性出现。至少在教会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由于人员总体较少，更有可能采取“传帮带”，靠经验传授的方式来完成新入职员工的“职业培训”。比如，蒲爱德在《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一文中写道：“在师傅带徒弟制度下，我们发现花费三年的时间就能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工作者。学生在前六个月里都很愉快。他们每一分钟都会学到一些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新奇的经历。但是，后面六个月通常是令人沮丧的时期。”在后续的摸索中，逐渐正规化：“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培训计划。我们给每位学生分配少量的个案工作量，而且与高年资的督导员一起工作。当然在各部门和各小组之中，也会有一些会议和一定数量的讲座。”（蒲爱德，2014）1927年的《图画时报》刊登了一张题为“北京燕大宗教及社会服务班（自右而左9人均为各省区女青年会干事）”的照片①【注】周振勇摄制，北京燕大宗教及社会服务班（自右而左九人均为各省区女青年会干事）——《图画时报》，1927年第412期。，可见当时已经有了行业与高校合作的职业培训。
社会部成立前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以1940年为节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在社会部的大力推动下，先后举办了若干次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工作培训，1940～1944年4年间，共计培训了1042人（社会部，1944）。在具体实施上，政府专门制定《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实施细则》和《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修正条款》，于“中央训练委员会”与“中央训练团”内设立“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调训各地社会行政及从事民众组训与社会福利事业人员，并专门制定了“社会行政人员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计划纲要”及“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三期训练计划”，将行政人员与业务人员分别训练。其中行政人员受训层次包括各省社会处、合作事业管理处荐任以上职员，暨民政厅社会科长、建设厅主管合作科长及各县社会科长等；业务人员包括农运工作人员、工运工作人员、党务及社会服务人员；后又增加社会部附属机关职员、甄选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服务经验之青年。培训分门别类，下设职业介绍、厂矿检查劳工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服务五组，并在训练合作人员时分设研究班、调训班、特别班和业务班等层次。1945年1月8日，《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正式颁布，算是正式拉开了职业化的序幕，确定了社会工作职业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合法性。
四、专业恢复重建以来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应，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体现了一种革命集体主义价值观，其主要工作内容以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土地革命、优抚安置、赈灾移民、战士抚恤、民众团体、妇女儿童、医疗卫生和宗教工作等为主；在工作手法上主要采取社会运动和思想政治动员等手法。从当时延安“抗日大学”的课程来看，相关课程以群众运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除此之外，社会科学概论课程只能算是基础教育，可以说那个时期并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政工作，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政府思路相对应，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来看，带有王思斌（1995）所说的“政府负责的、非专业化”特征。伴随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缓解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应用学科，其恢复重建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二次引入和高校专业教育的勃兴
社会工作专业在高校的恢复重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学学科的恢复；第二是一些重要的社会学老一辈专家学者（尤其是雷洁琼教授）的呼吁和努力；第三是民政部在国内外调研基础上对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的推动和促成（王思斌等，2014a）。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1987年9月，民政部邀请国家教委以及一些高校的专家学者在位于北京马甸的对外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民政部社会工作发展论证会（俗称“马甸会议”），促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此后1988年初，国家教委首先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三所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自此社会工作专业恢复正式启动；到2014年4月底，全国已经有298个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到2014年5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MSW授权点达到了104所（王思斌等，2014）。与这一过程同步，在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相关学者的组织推动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翻译了一批较为前沿的教材和专著，港台和亚太地区学者交流频繁，以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学会为阵营，教育、学术和实务专业共同体日趋成熟，社会工作专业第二次引入的成果日渐繁荣。
与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引入比较，社会工作的第二次引入较上次更加系统，但实际上仍然不是一个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自发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实际上，当时民政部的目标就是培养若干掌握社会工作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然后到民政部门从事‘民政理论研究’，着眼点并非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于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就在既没有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合适的社会载体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被恢复’了（王婴、唐钧，2011）。”这就使得第二次引入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形成了一种“教育先行”的趋势，也即在民政系统和社会工作职业化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率先起步。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滞后至少在两个层面给教育带来了伤害：第一，缺乏市场培育，导致高等教育人才没有出路，一度使这一专业成了无用武之地的“屠龙术”；第二，缺乏职业化系统，导致至少内地社会工作高等教育从师资到实习实践都没有真正的对接机制，一度只能依靠“模拟教学”；这种作用直到2007年深圳开始大规模采购社会工作服务，进而带动全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才真正开始缓解。
（二）职业水平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行业教育培训的普及
2004年，由当时的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委托上海研发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系列，并正式确立为国家第九批新职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但由于当时只有上海社会工作起步较早，处于“曲高和寡”的状态，所以并没有在全国引发职业资格考试的热潮。直到2006年7月20日，人事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这是自社会工作第二次引入本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首次从国家制度层面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2014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16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3.9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12万人；比2008年总人数增加了6.44倍。①【注】数据源自《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和《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然而，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刺激行业教育培训兴起的根本动因。作为一个行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第二次引入具有复杂的背景条件。社会工作发展的需求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角度是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内在需求，比如民政系统专业化的需求；第二个角度是社会需求，也即伴随着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凸显，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日趋多元化等变迁所产生的专业和行业需求。但实际上由于民政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在扮演着西方社会福利与服务体系中“社会工作”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在“让渡空间”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行业培育动力不足，根本不足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以深圳市购买社会工作岗位试点为发端的全国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兴起才是职业教育培训普及的真正动力。研究显示，就考前培训来看，具有“报考社会工作师、非社科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员考前培训参与率高”和“民政部门举办了较多考前辅导培训，社区工作者获得考试支持的占比最大”两大特征，而“从考前培训的主办机构来看，本单位举办占18.1%，民政部门主办占56.6%，市场培训机构主办占11.7%，高校社会工作学院（系）主办占9.6%（鄢勇兵，2013）。”从构成来看，行业职业教育还包括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机构内部人力资源培训和行业内部培训交流等方面，除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外，社会工作行业发育相对较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水平。
（三）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教育的影响
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来看，42.9%的高校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王思斌等，2014），高校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成为一大特色。2016年4月1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民政部社会工作司专家组到笔者所在机构调研就曾经就这一特色表示好奇。实际上这也是之前笔者提到的“教育先行”的一个后果，那就是专业资源高度集中于高教领域，导致行业发展出现“双重依赖”：一是依赖政府的钱，二是依赖大学的技术。一方面，高校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是当前职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有助于推动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冲突。“社会工作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带来社会工作教师的跨域实践——教育实践和服务实践，这两种实践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实践在社会工作教师那里是整合的，但是两个领域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评价体系的不同及非整合给领办机构的教师带来压力，即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教师处于跨域实践困境（王思斌，2013）。”对教育来讲，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相对僵化保守的教育评价机制和产学研转化机制，不能将这种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转化成教育资源，使得本来能够实现良性循环与交互增能的教育和服务相对割裂，因此反而由于高校教师的精力分散不利于专业教育水平和师资队伍的稳定。在笔者看来，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教育先行而产生的一个特定现象，常态化的人力资源流动应该是未来社会工作行业化充分发育前提下，也会有实务领域的技术人才进入高校领域，从而能够在高校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形成一个双向贯通的机制。
五、余论
“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教育，包括培训，其主要建设思路和发展趋势固然受到西方学科发展的较大影响，但同时又是和本土具体国情密不可分的。在那个时代，社会工作专业很显然并非显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却在民国后期又适逢其会，走入苦苦追寻社会建设之良方的政府以及社会精英们的视野，被纳入到治国方略的制度建设中（孟亚男，2013）。”对比那一时期，专业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又何尝不是曾经表面繁荣，实际上即便到今天仍然存在师资和课程建设本土化不足，专业人才流失仍然严重等问题？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实际上社会工作两次引入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情境何其相似，尤其是在如何将西方价值观、理念与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本土，就是两个时期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学界对整体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不足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两次引入，尤其民国时期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更深层次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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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建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13CSH097）。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6)02-0011-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6.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