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1992—1999年)
许志新
内容提要:对西方的政策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不论在1992一1995年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时期，还是在1996一1999年普里马科夫“多极化外交”时期，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受制于债务问题，它不得不在政治关系上做出让步，委曲求全。反观西方，其对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尽可能削弱俄罗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影响;二是在地缘政治上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防止它重新崛起后对欧洲构成威胁。西方实行的策略是“鱼钩诱饵政策”，即挤压与利诱相结合。目前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和策略没有改变。俄罗斯是否在地缘政治上继续退让，能否利用目前时机加速其重返欧洲和融入西方的进程，将决定它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 西方政治关系 债务 经济关系 政策与策略 分类号：A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一9789(2002)05一0074一83
俄罗斯发展与西方关系的背景和基本条件如下:
——弱势地位。俄罗斯在极度弱势的基础上开始重建与西方的关系，这表现为:苏联失败导致原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华 沙条约组织、通过政治军事条约在第三世界编织的势力范围网络土崩瓦解，与独立出去的原苏联共和国的复杂关系巫待整合，内部和外部的经济联系被彻底打乱，俄罗斯因改革政策失当而陷人长期而全面的危机。
——地缘政治理念的差异。俄国人有着强烈的大国意识和传统扩张意识，他们仍然视独联体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习惯于参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欧洲事务。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庞然大国重新崛起，不论其走向如何，都将再度导致欧洲地缘政治的失衡。
——讨价还价的手段。俄罗斯作为大国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对国际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幅员，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及势力影响。就目前而言，在这些基本条件中，只有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能够成为它与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手段。
——利益一致性。俄罗斯与西方利益一致的方面包括:市场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西方式民主化，以及执政集团意识形态中的反共主义。
上述情况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错综复杂的性质。本文侧重对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西方对俄政策和策略进行总结性探讨，找出其中规律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作一俯视。
一 政治关系概述
1992年至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的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一1993年所谓的“蜜月期”[1]。
俄罗斯立国之初，新上台的执政集团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民主派”开始执掌大权，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共同的价值观念”将使它们成为“天然伙伴和最终盟友”。[2]以这种判断为基础，俄罗斯外交提出三大中心任务:争取西方援助，推动西方对俄实施“新马歇尔计划”，以满足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消除原苏联遗
留下来的与西方关系中的对抗因素，清除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和结盟的障碍;“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即融人西方。
为实现上述目标，俄罗斯在具体问题上尽可能对西方做出让步，几乎到了凡事说“是”的地步，表现为:1、按照西方的意图，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造;2、消除西方对俄罗斯核武器的担忧，如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等;3、关于地区性问题，俄罗斯保证尽快或提前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在利比亚、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际热点问题上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但是，这种卑躬屈节的政策并没有赢得西方的“新马歇尔计划”，反倒被斥之为“乞丐外交”，同时在国内也受到猛烈的抨击。从1992年底起，俄罗斯转行所谓“尊严外交”，不再对西方一味说“是”，在南斯拉夫等地区问题、原苏联地区内部问题、以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开始用“另一种声音”说话，并要求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贸易限制，但俄罗斯与西方结盟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
1992年和1993年西方都曾提出过大规模援俄计划，但实际落实的远不如所宣布的多，同时西方也没有改变对俄的贸易歧视。[3]为阻止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低温火 箭发动机，美国甚至对俄实行贸易制裁。美国还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俄罗斯加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改变俄罗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1992年至1993年10月，俄罗斯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鹿死谁手一时难以判断，但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1993年下半年，西方国家开始制定北约东扩计划，其实质是:通过北约东扩来设置所谓的“防疫线”，从地缘政治上进一步削弱俄罗斯，防备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东山再起。但在策略上，为了不激怒俄罗斯，不影响它从东德和波罗的海撤军，美国 人于10月提出北约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
计划”，暂时搁置了北约东扩问题。实际上，从北约东扩计划酝酿之日起，西方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层矛盾便开始浮现。
第二阶段:1994年一199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时期。
1993年4月俄美首脑会晤后发表的《温哥华宣言》宣布两国将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1月俄美最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宣布两国关系已“进人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克林顿宣称支持俄罗斯加人“七国集团”。但是，就在俄美《莫斯科宣言》发表后不到1个月，北约在未同俄罗斯打招呼的情况下发出将对波黑塞族武装进行空中打击的最后通碟，这招致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称，俄罗斯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事后才被告知要动用武力的“小伙伴角色”。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不无哀怨地说:“事先甚至没有征求叶利钦总统的意见，没有给我们一些时间来考虑问题并向我们的舆论做交代，便向塞族人发出了撤走武器的最后通碟”，他质问:“这算是什么伙伴关系?”[4]3月11日，科济列夫发表文章，宣称“俄罗斯同西方的蜜月已经结束”[5]。4月中旬，科济列夫拒绝前往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定，紧接着他提出与北约建立“特殊关系”的条件。[6]5月下旬，北约回复同意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但前提是俄罗斯先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定。[7]同时西方还同意俄罗斯加人“七国集团”政治会议，使之成为“七个半集团”。俄国人遂于6月正式签署该协定。次年7月，北约16个成员国与俄罗斯举行了首届“16+1”会谈。
1994年7月26日，俄罗斯与爱沙尼亚签署了8月底前俄罗斯军队撤离爱沙尼亚条约。叶利钦承认他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德国总理科尔的压力，他们曾写
信敦 促俄罗斯撤军。[8]在俄罗斯完成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后，北约东扩进程再度启动，12月1日北约正式做出东扩决定。
进人1995年后，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北约东扩问题的斗争逐渐加剧，在欧洲安全、南斯拉夫、俄罗斯向利比亚和印度出售武器、向伊朗出口核技术等问题上姐龋不断，在事关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车臣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对立。事实表明，“和平伙伴关系”协定对北约没有约束力，实际成了一纸空文;科济列夫的“亲西方外交”不仅未实现其预想目标，反而陷人了死胡同。
第三阶段:1996年一1998年俄罗斯与北约关系重新界定时期。
1996年大选后俄罗斯对西方政策进人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的轨道。北约东扩构成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严重危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国人最初坚持反对北约东扩，但在意识到北约东扩难以阻挡后，俄罗斯以默认波、匈、捷三国加人北约为让步，换取与北约签署协定，从而确定双方的行为界限，藉以阻止北约进一步东扩，稳定与西方的关系。
10月，普里马科夫在一次讲话中说:“同北约签署协定并非目标本身。我们想制定一种文件，使它能反映出我们的担忧，能建立保障我们安全的体系，并能反映出我们对北约所作决定的实际影响力。”他说:“有一些直接涉及到我们的问题，应该在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并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解决。”[9]俄国人要的是安全利益的保障，以及在事关俄罗斯问题上的否决权。对此北约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俄罗斯的利益要求，但只能“在某些决策过程中给予俄罗斯有限的发言权”。[10]
1997年2月，普里马科夫在与德国外长金克尔会谈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俄罗斯与北约的协议应当是“有约束力的实质性协议”。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多
年后大家都能记得并以此为依据的文件。”[11]3月初北约作出回应:可仿照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先例，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北约一俄罗斯基本文件;这份文件无须提交各国议会批准，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提交北约16个成员国和俄罗斯议会批准，文件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12]俄国人表示“愿意接受这一立场”。[13]
在多次谈判之后，问题最终提交到3月2。日至2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俄美最高级会晤。叶利钦认为这次会晤“将是两国间从未有过的艰难会晤”。[14]会晤以发表5项联合声明宣告结束，双方就欧洲安全问题达成妥协。5月底“俄罗斯一北约相互关系基本文件”正式签署。俄美首脑赫尔辛基会晤5项联合声明和“俄罗斯一北约基本文件”，被视为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新界定。 作为对俄罗斯默认北约东扩的回报，在1997年6月丹佛会议上俄罗斯被“七国集团”所接纳，并于1998年5月伯明翰会议上成为“八国集团”政治会谈的正式成员。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暂时稳定，俄罗斯的外交重心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实质是反对美国单极统治的“多极化外交”，并曾活跃一时。但从1998年3月起，俄罗斯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政局剧烈动荡，政府数次更迭，俄罗斯外交陷入停顿状态，已无大的作为。
第四阶段:1999年俄与西方关系恶化 时期。
1999年3月24日，北约不顾俄罗斯的一再反对，利用科索沃危机悍然对南斯拉夫发动空中打击，狂轰烂炸一直持续到6月1。日。这一事关欧洲安全的重大事件说明“俄罗斯一北约基本文件”同样对北约没有约束力，标志着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失败。俄罗斯最初的反应极为强烈，它与西方的关系几乎到
了对抗边缘，但最后仍不得不委曲求全，寻求与西方妥协。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硝烟尚未散尽，西方又就车臣问题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由于车臣局势再度恶化，8月，俄罗斯当局被迫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捍卫俄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但西方却以“捍卫人权”为名，对俄罗斯横加指责，干涉其内政。1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有54个国家参加的欧洲安全首脑会议上，西方国家就车臣事件集体向俄罗斯发难，令叶利钦激愤不已，他发言说“你们无权在车臣问题上批评俄罗斯”[15]，之后拂袖而去，提前回国。 西方的行为严重危及俄罗斯的利益，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普京政府上台时所面临的是西方强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外交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俄罗斯的国际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 俄罗斯与西方的债务经济关系
1992年至1999年俄罗斯经济下降了40%，其对外经济关系亦呈萎缩态势，但相对下降幅度较小，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据2000年初的统计，俄罗斯1999年进出口总额约1100亿美元，其中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占50%，顺差占70%。总体来讲: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前期萎缩，后期恢复，尚无大的发展;贸易结构未见改观，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还有所增加;由于经济环境差，截至1999年底“外国对俄罗斯的的直接投资总额为ns亿美元略多一点”[16]，而每年流出的资金据估计有150一200亿美元;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是重点，虽有一定的市场依赖，但基本是互有所需关系;对中、美、日等国的经贸联系处于停滞状态。俄罗斯对外贸易关系对对外政治关系既无明显的促进，也无大的妨碍。
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债务问题。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欠西方800多亿美元的外债，到2000年初，外债总额升至1600多亿美元，净增800亿，扣除伦敦俱乐部(由商业银行债权人组成)减免的10。亿美元，实际外债总额约1580亿美元。1999年，俄罗斯GDP约合2000亿美元，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75%。这里有一个1998年金融危机导致卢布贬值问题，并不完全反映实际经济规模。据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数字，1997年俄罗斯GDP约合440。亿美元，1998年下降4.5%，1999年增长5.4%，可见1999年俄罗斯实际经济规模应大于1997年。如按1997年的汇率计算，2000年初俄罗斯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35%，即便如此，也远远超出了警戒线。外债重负像挥之不去的梦魔，压得俄国人喘不过气来。俄罗斯年年都需要与西方谈判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问题，这成了俄罗斯外交例行的重要任务，而同意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反倒成了西方对俄援助的一部分。1996年，俄罗斯与巴黎俱乐部(由西方债权国组成)达成协议，同意俄罗斯在2001年之前只偿还原苏联债务的利息部分，在以后的25内年还清全部债务。2000年，俄罗斯又与伦敦俱乐部达成协议:减免俄罗斯106亿美元债务;部分债务转换为欧洲债券，可在2030年之前分批还清;部分债务转换成偿还期20年和30年的国家有价证券进行债务重组。
西方利用手中的援助和债权杠杆，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实质是受援与施援的关系，是一种借债与还债的债务经济关系。
西方援助俄罗斯具有以下特点。
1.“雷声大、雨点小”。
1992年，西方制定了总数为240亿美元的援俄计划，实际兑现150亿美元。
1993年“七国集团”又提出一项430亿美元的新援俄计划，除其中150亿美元用于重新安排债务外，实际到位资金只有50亿美元。[17]199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贷款102亿美元，至1997年末执行完毕。199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日本联合提出226亿美元的联合对俄贷款计划，但具体实施情况不得而知。[18]除去这最后一笔226亿美元的贷款外，据法国报纸统计，1992年至1998年底俄得到外国贷款共376亿美元。[19]估计到1999年底，俄罗斯借款应在4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不足西方许诺的一半。 俄罗斯新增800亿美元债务中有相当 大一部分是本息滚动造成的。俄罗斯国际银行开发与投资和信贷合作中心主任索科洛夫1994年发表一篇文章说道:“俄罗斯外债偿还情况如下:1991年125亿美元;1992年应为156亿美元;1993年190亿美元，但只支付了其中的20亿美元;1994年应付的债款总额为325亿美元。„„延期还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6月与巴黎俱乐部谈判达成的结果是，延期偿还70亿美元，第一季度利息为100%，然后一直到年底的利息是60%。”
[20]对于俄罗斯减免原苏联债务的请求，西方长期予以拒绝，诡称这对“维护俄罗斯的偿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使其能在国际上继续得到贷款”。[21]
与此同时，西方在修改对俄贸易歧视政策方面动作迟缓:1994年9月美国才同意考虑废止臭名昭著的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并同意对巴黎统筹委员会立法进行改革;1995年7月，俄罗斯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为双方贸易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条件。但西方视俄罗斯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坚持在贸易条件上保留限制，动辄实行反倾销制裁。
2.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1992年和1993年西方提出大规模援俄计划，其政治上的含义是扶植新生的叶利钦政权，鼓励开展“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快速私有化，促使俄罗斯改革
不可逆转。1993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前往莫斯科解释北约东扩，许诺提供25亿美元帮助刚刚在与俄人代会斗争中取胜的叶利钦。[22]1996年俄罗斯大选前3个月西方提出102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为岌岌可危的叶利钦再度竞选总统助一臂之力。
西方还以经济手段“规范”俄罗斯的国际行为。例如:在1993年4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的经济宣言中，明确将俄罗斯改变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作为获得西方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1994年西方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俄罗斯加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1998年就俄罗斯与伊朗的核技术合作，对7家俄国公司进行制裁。
3.附加苛刻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制定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为赢得援助，俄罗斯经济计划每年都要送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审议。西方制定的俄罗斯经济改革方案因不符合俄国情，造成巨大损失。不仅如此，西方还为援助规定了种种条件。俄国人的一篇文章对此做了很好的归纳:
‚不妨看看实际向俄罗斯提供的资金有多少。举一个例子:1993年美国向我国提供了购买谷物的7亿美元货款，但同时又规定了条件—75%的谷物要由美国船只运送，而且运价极高(利比里亚船费每天1.5万至1.7万美元，而美国船费为2.5万至3万美元)。这就是说，7亿美元几乎全都留给了美国的谷物生产者和船主，而债务(包括利息)则留给了俄罗斯。
还要强调指出，货款经常附加种种条件，这些条件常常超出公认的平等伙伴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范畴。这些条件可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政治条件。债权国要求俄罗斯按照一定的角度和一定的速度来进行自己的改革，经常不考虑俄罗斯的国情和民族利益。此外，尽管西方喜欢说提供援助是为了继续进行民主改革而不是为了某些人物，但实际上经常可以听到，譬如说，谁应该和谁不应该进入政府班子的‘建议’。属于政治条件的还有:指示俄罗斯如何对待邻国，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同它们达成协议，在什么事情上不可以达成协议。
第二类条件是纯经济性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特别苛刻。该组织在拨出资金时提出了一些它认为应该达到的标准—通货膨胀率、私有化速度及其他等等。这些标准都是主权国家自己的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会为履行这些条件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类条件是力图阻挠俄罗斯进入国际市场，破坏其出口竞争能力。这方面的事实不胜枚举。例如，尽管早已达成有关协议，但仍制造种种人为的障碍，阻挠俄罗斯出口袖。此外还要求俄罗斯的铝出口减少50万吨，阻挠俄罗斯进行宇宙飞行器的商业发射，等等。
除了种种条件外，还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赤裸裸的讹作，可以举出许多关于停止一切援助的威胁性言论。‛[23]
俄国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旋涡:激进的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又引起持续的政治动荡;为了挽救经济，更为了战胜反对派，保住权力，便尽可能地大量举债;由于偿还能力严重不足，俄罗斯陷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实际所得资金有限，外债规模却滚雪球般迅速增大;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俄国人处处受制于西方而难以脱身。外债把俄罗斯置于饱受西方欺凌的地位，贻害无穷。
三 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和策略
西方对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基本点:尽可能削弱俄罗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影响。
在西方看来，苏联固然解体，但其庞大的军事机器还在，仍旧构成了对西方的威胁，仍可能形成对美国“超霸”地位的挑战，因此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当务之急。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指出，美国对俄援助的四分之三用于削弱俄罗斯核打击能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24]在安全领域西方对俄政策的内容是: ——敦促俄罗斯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此任务于1994年完成;
——继续裁减军备。敦促俄罗斯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在俄议会未批准该条约前严格按照条约规定削减和销毁核武器，为此美国每年拨出7.5亿美元固定款项予以资助。进一步完善和遵行中欧常规力量条约，限制常规力量发展。鼓励俄罗斯裁减军队数量，协助转业军人培训;
——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专款援助俄罗斯军工企业转产;
——减少俄罗斯的武器输出。美国以停止援助、制裁相威胁，封杀俄罗斯向伊拉克、伊朗、朝鲜、南斯拉夫等国的武器出口。在国内大规模裁军、军事采购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武器出口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基础; ——“规范”俄罗斯的国际行为。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平伙伴关系协定”、北约与俄罗斯建立“特殊关系”等多边机制，把俄罗斯纳人欧洲安全体系，即纳人与西方合作的轨道，监督其行为，同时增强对其行为的可测性;
——说服俄罗斯接受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的目的是要在战略武器方面打破与俄罗斯基本平衡的局面，取得全面优势。
第二个基本点:鉴于俄罗斯辽阔的幅员和强大的军事、科技潜力，必须防止俄罗斯重新崛起后对西方形成威胁。
据法国《世界报》披露，北约一份秘密文件对俄罗斯今后10年至15年的发展做出5种预测:(I)到2010年俄罗斯经济才会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并在此后很久才会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2)共产党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府上台执政，并使俄罗斯重新控制独联体，但此可能性不大;(3)一个与西方认同、且很可能削减防务预算的政府在21世纪初上台执政;(4)俄罗斯在像列别德这样的领导人带领下试图恢复已丧失的军事实力;(5)俄罗斯陷人金融崩溃和政治混乱之中，并可能发生内战，军方可能会进行干预以恢复国家秩序。该文件说，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都将是:第一，维护其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第二，确立俄罗斯对独联体成员国的绝对影响力，并对波罗的海国家尽可能多地施加影响。
[25]
这5种预测中，前1种是经济预测，后4种是政治预测。4种政治预测中，除1种对西方有利外，3种都是包括军方在内的民族主义占据上风。由此可见，西方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未敢乐观。防患于未然成为西方的战略抉择。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在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同最高苏维埃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斗争最激烈的1993年，西方开始形成北约东 扩计划，形成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挤压战略”。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与西方力量对比失衡、欧洲各国关系重新整合的结果。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角度看，应当说北约东扩是一必然的战略选择:俄罗斯幅员之辽阔，资源之丰富，潜力之巨大，民族之扩张特性，都令欧洲其他国家惴惴不安;
因此应当趁俄罗斯虚弱之时机，凭借欧美联合的力量(北约)，把俄罗斯尽量往东赶，把它束缚在欧洲东部一隅，以此构建欧洲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人的一篇文章反映了西方的心态:
在今后10年内，俄国熊将会变得强大而饥饿，而且必将再度发出咆哮。因此，为了避免一场战争较量，我们必须加强和扩大西方联盟。
重视地缘政治的思想家(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以纵观历史的眼光支持这一看法:俄罗斯骨子里是一个独裁国家，而且具有对外扩张的历史，依靠其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民和无穷的资源，俄罗斯必将重新崛起成为超级国家，并肯定会虎视西方和南方，以期一块块地恢复过去的地盘。……要赶快吸收波兰、句牙利、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它们是东欧最西方化的国家。最后，要在乌克兰开始实行私有化后再将它吸收进来。把这条保护线向东推移的时机应该是现在而不是以后，因为现在俄罗斯比较虚弱，只专注于自身的复兴。如果等到以后再做，这样的行动就会成为对一个超级大国的不能容忍的挑衅。‛[26]
对于北约东扩以防备俄罗斯，欧洲国家的态度比美国人更加坚定。1995年4月克林顿曾致信叶利钦，称北约扩大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在温哥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建立一种安全体系，他不排除俄罗斯以后加人北约。北约欧洲成员国闻讯后十分恼火，说如果俄罗斯加人北约“这个联盟就完蛋了”。[27]美国人后来不再提俄罗斯加入之事。
西方对俄政策两个基本点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西方需要俄罗斯的配合，解决与西方有关的国际安全领域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又要趁俄罗斯虚弱之机，从地缘政治上挤压它，从而冒激怒它的风险。这种矛盾性要求西方采取极高明的策略。
概括地讲，西方对俄策略就是所谓“鱼钩诱饵政策”，即通过利诱钩住俄罗斯，使之离不开西方，进而一步步地实现西方的战略目标。利诱的手段有两类:在经济上充分利用经援和债权杠杆，让俄罗斯既尝到经援的甜头，又跌人债务深渊，受制于西方;在政治上迎合俄罗斯急于“加人文明国家联合体”即融人西方的心理，时不时地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如“战略伙伴关系”、“特殊关系”、“八国集团”成员资格等等，让俄罗斯尤其是叶利钦的面子得到满足。而在事关地缘政治的实质性问题上西方则从未松过口。当着俄国人为这类徒有其表的外交成果欢欣鼓舞时，西方人很可能正为实际利益的获得而窃窃私笑。在实际进程中，西方每一次经济的或政治的“施舍”，都带有很实际的目的，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回报，都更接近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表面改善的背后，是其国际环境的逐渐恶化。
保住叶利钦、防止俄罗斯出现大的政治更迭，是西方策略得以实现的条件。叶利钦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但与强大的(以俄共为主力的)反对派相比，他毕竟是亲西方的，只要他在台上，就便于西方实现与俄罗斯的沟通。因此，在俄国内激烈的内争中，西方始终不渝地站在叶利钦一边。
西方国家首脑热衷于与叶利钦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满足其大国元首的虚荣。在叶利软执政的关键时期，如俄罗斯立国之初和1996年大选，西方都提供了大量援助。
四 当前俄一西方关系之俯视[28]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以“9·11事件”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普京是以“强人”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他不顾西方的反对，发起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当选总统后，他强调“俄罗斯意识”，奉行“强国”战略。
这些引起西方的高度警惕，在“9·n事件”前西方对俄政策基本上是以打压为主。普京曾努力改善与西方的的关系，2001年初的两个事件标志着这一努力遭受到重大挫折，一是俄罗斯与西方债务谈判失败，后者逼迫俄罗斯立即按期还债，这在叶利钦时代是未曾有过的;二是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项重大外交行动就是驱逐44名俄国外交官。此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末恶化的趋势。
“9·11事件”为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普京看来，利用“9·11事件”从美国和西方捞取好处是不明 智的，“乘人之危”无助于改变双方关系的性质;而摆脱对抗，进而一举扭转双方关系的敌对性质，才是最重要的，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普京主动让步:洞开独联体中亚大门，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反恐军事基地;积极援助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配合美军的行动。此外，俄国人还关闭了在古巴的监听站和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在反导问题上做出重大退让，与美国签署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这些行动直接或间接地迎合了美国的战略需要。俄罗斯得到的回报是:与北约建立了“北约20’’机制，俄罗斯得以在一 系列事关国际安全的问题上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北约的讨论并享有决策权;俄美之间建立了新的战略稳定关系和合作关系;西方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俄罗斯和独联体成员国提供200亿美元，用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支持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关系的敌对和对抗性质已大大减马马。
“9·11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与俄罗斯战略观念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普京已充分意识到俄罗斯目前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缺乏与西方对抗手段的现实，体现为:(l)不再盲目追求大国地位，不寻求过高的国际政治利益要求;(2)不再固守原有的地缘政治界限，为独联体国家打开了与西方军事合作的大门;(3)
把发展经济作为长期的核心目标，为此积极寻求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历史的角度讲，普京的行动延续了苏联晚期以来的战略收缩态势，是俄罗斯民族历史性大退让的继续。由于俄罗斯振兴经济、改变弱势地位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历史性大退让远没有完结。
在对俄关系上，西方并没有做出的实质性让步，依然保持着北约东扩势头，保持着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西方的让步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作为回报，它改善了与俄罗斯关系的氛围。在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对俄政策的基本点上，西方实际上都有所得:前者它赢得了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后者它成功地进人了独联体，并可以继续北约东扩进程。对于西方来讲，为了促进俄罗斯的国际安全合作势头，改善双方关系是必要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在“9·11事件”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战略重心已转为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和所谓的“邪恶轴心”，从而不得不减轻对俄罗斯的压力。但由于俄罗斯与西方依然存在着地缘政治分歧，这种战略重心转移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喘息时间的长短。
因此，就现实而言，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和策略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俄罗斯是否在地缘政治上继续退让，能否利用目前时机大大加速其在经济上重返欧洲和融入西方的进程，将决定它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许志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通讯地址：100007北京东城区张自路3号东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收稿日期：2002一01一16
责任编辑：刘排
[1]这里引用的是科济列夫的话。用“蜜月”一词来概括似不够准确，但这一时期的确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好的时期。
[2]科济列夫谈俄罗斯对外政策。[俄罗斯习《独立报》1992年4月l日。
[3]有关西方援助的详情，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讨论。
[4]合众社1994年2月27日电。
[5]仁俄罗斯〕《消息报》1994年3月11日。
[6]科济列夫要求北约与俄罗斯签订包括下列内容的单独协议:建立俄罗斯一北约政治磋商机制;加强军事部门的协作;北约国家投资帮助俄军工企业转产;加强维和合作。俄通社一塔斯社1994年5月19日电。
[7]路透社1994年5月24日电。
[8]俄通社一塔斯社1994年7月27日电。
[9]俄通社一塔斯社1996年10月10日电。
[10]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答记者问，法新社1996年12月16日电。
[11]俄通社一塔斯社1997年2月18日电。
[12]法新社布鲁塞尔1997年3月4日电。
[13][美」《华盛顿邮报》1997年3月12日。
[14]俄通社一塔斯社1997年3月17日电。
[15]俄通社一塔t斯社1999年11月18日电。
[16]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17]〔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4年1月15日一期。
[18]关于这笔贷款的实际执行情况，至今尚未有确切报道。
[19]仁法国〕((世界报》1998年10月29日。
[20]索科洛夫:“俄罗斯所面临的索套”.[俄罗斯]《罗斯真理报》1994年8月4
[21]同上。
[22]合众社1993年10月21日电。
[23]波诺马廖夫:“西方在装样子”，〔俄罗斯〕《红星报》1994年2月10日。
[24]〔美国」《华盛顿邮报》1999年3月7日。
[25]〔法国〕《世界报》1996年11月27日。
[26]威廉·萨菲尔:“战略矛盾”，[美国]《纽约时报》1994年12月1日。
[27]〔德国]《明镜》周刊1995年4月24日。
[28]关于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具体描述，可见作者在本刊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9·11事件’后普京对西方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文。
《欧洲》2002年第5期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1992—1999年)
许志新
内容提要:对西方的政策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不论在1992一1995年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时期，还是在1996一1999年普里马科夫“多极化外交”时期，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受制于债务问题，它不得不在政治关系上做出让步，委曲求全。反观西方，其对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尽可能削弱俄罗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影响;二是在地缘政治上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防止它重新崛起后对欧洲构成威胁。西方实行的策略是“鱼钩诱饵政策”，即挤压与利诱相结合。目前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和策略没有改变。俄罗斯是否在地缘政治上继续退让，能否利用目前时机加速其重返欧洲和融入西方的进程，将决定它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 西方政治关系 债务 经济关系 政策与策略 分类号：A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一9789(2002)05一0074一83
俄罗斯发展与西方关系的背景和基本条件如下:
——弱势地位。俄罗斯在极度弱势的基础上开始重建与西方的关系，这表现为:苏联失败导致原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华 沙条约组织、通过政治军事条约在第三世界编织的势力范围网络土崩瓦解，与独立出去的原苏联共和国的复杂关系巫待整合，内部和外部的经济联系被彻底打乱，俄罗斯因改革政策失当而陷人长期而全面的危机。
——地缘政治理念的差异。俄国人有着强烈的大国意识和传统扩张意识，他们仍然视独联体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习惯于参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欧洲事务。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庞然大国重新崛起，不论其走向如何，都将再度导致欧洲地缘政治的失衡。
——讨价还价的手段。俄罗斯作为大国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对国际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幅员，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及势力影响。就目前而言，在这些基本条件中，只有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能够成为它与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手段。
——利益一致性。俄罗斯与西方利益一致的方面包括:市场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西方式民主化，以及执政集团意识形态中的反共主义。
上述情况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错综复杂的性质。本文侧重对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西方对俄政策和策略进行总结性探讨，找出其中规律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作一俯视。
一 政治关系概述
1992年至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的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一1993年所谓的“蜜月期”[1]。
俄罗斯立国之初，新上台的执政集团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民主派”开始执掌大权，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共同的价值观念”将使它们成为“天然伙伴和最终盟友”。[2]以这种判断为基础，俄罗斯外交提出三大中心任务:争取西方援助，推动西方对俄实施“新马歇尔计划”，以满足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消除原苏联遗
留下来的与西方关系中的对抗因素，清除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和结盟的障碍;“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即融人西方。
为实现上述目标，俄罗斯在具体问题上尽可能对西方做出让步，几乎到了凡事说“是”的地步，表现为:1、按照西方的意图，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造;2、消除西方对俄罗斯核武器的担忧，如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等;3、关于地区性问题，俄罗斯保证尽快或提前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在利比亚、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际热点问题上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但是，这种卑躬屈节的政策并没有赢得西方的“新马歇尔计划”，反倒被斥之为“乞丐外交”，同时在国内也受到猛烈的抨击。从1992年底起，俄罗斯转行所谓“尊严外交”，不再对西方一味说“是”，在南斯拉夫等地区问题、原苏联地区内部问题、以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开始用“另一种声音”说话，并要求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贸易限制，但俄罗斯与西方结盟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
1992年和1993年西方都曾提出过大规模援俄计划，但实际落实的远不如所宣布的多，同时西方也没有改变对俄的贸易歧视。[3]为阻止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低温火 箭发动机，美国甚至对俄实行贸易制裁。美国还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俄罗斯加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改变俄罗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1992年至1993年10月，俄罗斯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鹿死谁手一时难以判断，但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1993年下半年，西方国家开始制定北约东扩计划，其实质是:通过北约东扩来设置所谓的“防疫线”，从地缘政治上进一步削弱俄罗斯，防备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东山再起。但在策略上，为了不激怒俄罗斯，不影响它从东德和波罗的海撤军，美国 人于10月提出北约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
计划”，暂时搁置了北约东扩问题。实际上，从北约东扩计划酝酿之日起，西方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层矛盾便开始浮现。
第二阶段:1994年一199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时期。
1993年4月俄美首脑会晤后发表的《温哥华宣言》宣布两国将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1月俄美最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宣布两国关系已“进人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克林顿宣称支持俄罗斯加人“七国集团”。但是，就在俄美《莫斯科宣言》发表后不到1个月，北约在未同俄罗斯打招呼的情况下发出将对波黑塞族武装进行空中打击的最后通碟，这招致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称，俄罗斯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事后才被告知要动用武力的“小伙伴角色”。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不无哀怨地说:“事先甚至没有征求叶利钦总统的意见，没有给我们一些时间来考虑问题并向我们的舆论做交代，便向塞族人发出了撤走武器的最后通碟”，他质问:“这算是什么伙伴关系?”[4]3月11日，科济列夫发表文章，宣称“俄罗斯同西方的蜜月已经结束”[5]。4月中旬，科济列夫拒绝前往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定，紧接着他提出与北约建立“特殊关系”的条件。[6]5月下旬，北约回复同意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但前提是俄罗斯先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定。[7]同时西方还同意俄罗斯加人“七国集团”政治会议，使之成为“七个半集团”。俄国人遂于6月正式签署该协定。次年7月，北约16个成员国与俄罗斯举行了首届“16+1”会谈。
1994年7月26日，俄罗斯与爱沙尼亚签署了8月底前俄罗斯军队撤离爱沙尼亚条约。叶利钦承认他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德国总理科尔的压力，他们曾写
信敦 促俄罗斯撤军。[8]在俄罗斯完成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后，北约东扩进程再度启动，12月1日北约正式做出东扩决定。
进人1995年后，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北约东扩问题的斗争逐渐加剧，在欧洲安全、南斯拉夫、俄罗斯向利比亚和印度出售武器、向伊朗出口核技术等问题上姐龋不断，在事关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车臣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对立。事实表明，“和平伙伴关系”协定对北约没有约束力，实际成了一纸空文;科济列夫的“亲西方外交”不仅未实现其预想目标，反而陷人了死胡同。
第三阶段:1996年一1998年俄罗斯与北约关系重新界定时期。
1996年大选后俄罗斯对西方政策进人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的轨道。北约东扩构成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严重危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国人最初坚持反对北约东扩，但在意识到北约东扩难以阻挡后，俄罗斯以默认波、匈、捷三国加人北约为让步，换取与北约签署协定，从而确定双方的行为界限，藉以阻止北约进一步东扩，稳定与西方的关系。
10月，普里马科夫在一次讲话中说:“同北约签署协定并非目标本身。我们想制定一种文件，使它能反映出我们的担忧，能建立保障我们安全的体系，并能反映出我们对北约所作决定的实际影响力。”他说:“有一些直接涉及到我们的问题，应该在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并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解决。”[9]俄国人要的是安全利益的保障，以及在事关俄罗斯问题上的否决权。对此北约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俄罗斯的利益要求，但只能“在某些决策过程中给予俄罗斯有限的发言权”。[10]
1997年2月，普里马科夫在与德国外长金克尔会谈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俄罗斯与北约的协议应当是“有约束力的实质性协议”。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多
年后大家都能记得并以此为依据的文件。”[11]3月初北约作出回应:可仿照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先例，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北约一俄罗斯基本文件;这份文件无须提交各国议会批准，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提交北约16个成员国和俄罗斯议会批准，文件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12]俄国人表示“愿意接受这一立场”。[13]
在多次谈判之后，问题最终提交到3月2。日至2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俄美最高级会晤。叶利钦认为这次会晤“将是两国间从未有过的艰难会晤”。[14]会晤以发表5项联合声明宣告结束，双方就欧洲安全问题达成妥协。5月底“俄罗斯一北约相互关系基本文件”正式签署。俄美首脑赫尔辛基会晤5项联合声明和“俄罗斯一北约基本文件”，被视为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新界定。 作为对俄罗斯默认北约东扩的回报，在1997年6月丹佛会议上俄罗斯被“七国集团”所接纳，并于1998年5月伯明翰会议上成为“八国集团”政治会谈的正式成员。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暂时稳定，俄罗斯的外交重心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实质是反对美国单极统治的“多极化外交”，并曾活跃一时。但从1998年3月起，俄罗斯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政局剧烈动荡，政府数次更迭，俄罗斯外交陷入停顿状态，已无大的作为。
第四阶段:1999年俄与西方关系恶化 时期。
1999年3月24日，北约不顾俄罗斯的一再反对，利用科索沃危机悍然对南斯拉夫发动空中打击，狂轰烂炸一直持续到6月1。日。这一事关欧洲安全的重大事件说明“俄罗斯一北约基本文件”同样对北约没有约束力，标志着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失败。俄罗斯最初的反应极为强烈，它与西方的关系几乎到
了对抗边缘，但最后仍不得不委曲求全，寻求与西方妥协。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硝烟尚未散尽，西方又就车臣问题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由于车臣局势再度恶化，8月，俄罗斯当局被迫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捍卫俄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但西方却以“捍卫人权”为名，对俄罗斯横加指责，干涉其内政。1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有54个国家参加的欧洲安全首脑会议上，西方国家就车臣事件集体向俄罗斯发难，令叶利钦激愤不已，他发言说“你们无权在车臣问题上批评俄罗斯”[15]，之后拂袖而去，提前回国。 西方的行为严重危及俄罗斯的利益，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普京政府上台时所面临的是西方强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外交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俄罗斯的国际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 俄罗斯与西方的债务经济关系
1992年至1999年俄罗斯经济下降了40%，其对外经济关系亦呈萎缩态势，但相对下降幅度较小，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据2000年初的统计，俄罗斯1999年进出口总额约1100亿美元，其中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占50%，顺差占70%。总体来讲: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前期萎缩，后期恢复，尚无大的发展;贸易结构未见改观，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还有所增加;由于经济环境差，截至1999年底“外国对俄罗斯的的直接投资总额为ns亿美元略多一点”[16]，而每年流出的资金据估计有150一200亿美元;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是重点，虽有一定的市场依赖，但基本是互有所需关系;对中、美、日等国的经贸联系处于停滞状态。俄罗斯对外贸易关系对对外政治关系既无明显的促进，也无大的妨碍。
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债务问题。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欠西方800多亿美元的外债，到2000年初，外债总额升至1600多亿美元，净增800亿，扣除伦敦俱乐部(由商业银行债权人组成)减免的10。亿美元，实际外债总额约1580亿美元。1999年，俄罗斯GDP约合2000亿美元，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75%。这里有一个1998年金融危机导致卢布贬值问题，并不完全反映实际经济规模。据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数字，1997年俄罗斯GDP约合440。亿美元，1998年下降4.5%，1999年增长5.4%，可见1999年俄罗斯实际经济规模应大于1997年。如按1997年的汇率计算，2000年初俄罗斯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35%，即便如此，也远远超出了警戒线。外债重负像挥之不去的梦魔，压得俄国人喘不过气来。俄罗斯年年都需要与西方谈判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问题，这成了俄罗斯外交例行的重要任务，而同意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反倒成了西方对俄援助的一部分。1996年，俄罗斯与巴黎俱乐部(由西方债权国组成)达成协议，同意俄罗斯在2001年之前只偿还原苏联债务的利息部分，在以后的25内年还清全部债务。2000年，俄罗斯又与伦敦俱乐部达成协议:减免俄罗斯106亿美元债务;部分债务转换为欧洲债券，可在2030年之前分批还清;部分债务转换成偿还期20年和30年的国家有价证券进行债务重组。
西方利用手中的援助和债权杠杆，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实质是受援与施援的关系，是一种借债与还债的债务经济关系。
西方援助俄罗斯具有以下特点。
1.“雷声大、雨点小”。
1992年，西方制定了总数为240亿美元的援俄计划，实际兑现150亿美元。
1993年“七国集团”又提出一项430亿美元的新援俄计划，除其中150亿美元用于重新安排债务外，实际到位资金只有50亿美元。[17]199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贷款102亿美元，至1997年末执行完毕。199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日本联合提出226亿美元的联合对俄贷款计划，但具体实施情况不得而知。[18]除去这最后一笔226亿美元的贷款外，据法国报纸统计，1992年至1998年底俄得到外国贷款共376亿美元。[19]估计到1999年底，俄罗斯借款应在4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不足西方许诺的一半。 俄罗斯新增800亿美元债务中有相当 大一部分是本息滚动造成的。俄罗斯国际银行开发与投资和信贷合作中心主任索科洛夫1994年发表一篇文章说道:“俄罗斯外债偿还情况如下:1991年125亿美元;1992年应为156亿美元;1993年190亿美元，但只支付了其中的20亿美元;1994年应付的债款总额为325亿美元。„„延期还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6月与巴黎俱乐部谈判达成的结果是，延期偿还70亿美元，第一季度利息为100%，然后一直到年底的利息是60%。”
[20]对于俄罗斯减免原苏联债务的请求，西方长期予以拒绝，诡称这对“维护俄罗斯的偿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使其能在国际上继续得到贷款”。[21]
与此同时，西方在修改对俄贸易歧视政策方面动作迟缓:1994年9月美国才同意考虑废止臭名昭著的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并同意对巴黎统筹委员会立法进行改革;1995年7月，俄罗斯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为双方贸易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条件。但西方视俄罗斯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坚持在贸易条件上保留限制，动辄实行反倾销制裁。
2.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1992年和1993年西方提出大规模援俄计划，其政治上的含义是扶植新生的叶利钦政权，鼓励开展“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快速私有化，促使俄罗斯改革
不可逆转。1993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前往莫斯科解释北约东扩，许诺提供25亿美元帮助刚刚在与俄人代会斗争中取胜的叶利钦。[22]1996年俄罗斯大选前3个月西方提出102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为岌岌可危的叶利钦再度竞选总统助一臂之力。
西方还以经济手段“规范”俄罗斯的国际行为。例如:在1993年4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的经济宣言中，明确将俄罗斯改变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作为获得西方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1994年西方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俄罗斯加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1998年就俄罗斯与伊朗的核技术合作，对7家俄国公司进行制裁。
3.附加苛刻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制定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为赢得援助，俄罗斯经济计划每年都要送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审议。西方制定的俄罗斯经济改革方案因不符合俄国情，造成巨大损失。不仅如此，西方还为援助规定了种种条件。俄国人的一篇文章对此做了很好的归纳:
‚不妨看看实际向俄罗斯提供的资金有多少。举一个例子:1993年美国向我国提供了购买谷物的7亿美元货款，但同时又规定了条件—75%的谷物要由美国船只运送，而且运价极高(利比里亚船费每天1.5万至1.7万美元，而美国船费为2.5万至3万美元)。这就是说，7亿美元几乎全都留给了美国的谷物生产者和船主，而债务(包括利息)则留给了俄罗斯。
还要强调指出，货款经常附加种种条件，这些条件常常超出公认的平等伙伴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范畴。这些条件可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政治条件。债权国要求俄罗斯按照一定的角度和一定的速度来进行自己的改革，经常不考虑俄罗斯的国情和民族利益。此外，尽管西方喜欢说提供援助是为了继续进行民主改革而不是为了某些人物，但实际上经常可以听到，譬如说，谁应该和谁不应该进入政府班子的‘建议’。属于政治条件的还有:指示俄罗斯如何对待邻国，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同它们达成协议，在什么事情上不可以达成协议。
第二类条件是纯经济性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特别苛刻。该组织在拨出资金时提出了一些它认为应该达到的标准—通货膨胀率、私有化速度及其他等等。这些标准都是主权国家自己的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会为履行这些条件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类条件是力图阻挠俄罗斯进入国际市场，破坏其出口竞争能力。这方面的事实不胜枚举。例如，尽管早已达成有关协议，但仍制造种种人为的障碍，阻挠俄罗斯出口袖。此外还要求俄罗斯的铝出口减少50万吨，阻挠俄罗斯进行宇宙飞行器的商业发射，等等。
除了种种条件外，还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赤裸裸的讹作，可以举出许多关于停止一切援助的威胁性言论。‛[23]
俄国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旋涡:激进的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又引起持续的政治动荡;为了挽救经济，更为了战胜反对派，保住权力，便尽可能地大量举债;由于偿还能力严重不足，俄罗斯陷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实际所得资金有限，外债规模却滚雪球般迅速增大;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俄国人处处受制于西方而难以脱身。外债把俄罗斯置于饱受西方欺凌的地位，贻害无穷。
三 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和策略
西方对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基本点:尽可能削弱俄罗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影响。
在西方看来，苏联固然解体，但其庞大的军事机器还在，仍旧构成了对西方的威胁，仍可能形成对美国“超霸”地位的挑战，因此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当务之急。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指出，美国对俄援助的四分之三用于削弱俄罗斯核打击能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24]在安全领域西方对俄政策的内容是: ——敦促俄罗斯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此任务于1994年完成;
——继续裁减军备。敦促俄罗斯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在俄议会未批准该条约前严格按照条约规定削减和销毁核武器，为此美国每年拨出7.5亿美元固定款项予以资助。进一步完善和遵行中欧常规力量条约，限制常规力量发展。鼓励俄罗斯裁减军队数量，协助转业军人培训;
——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专款援助俄罗斯军工企业转产;
——减少俄罗斯的武器输出。美国以停止援助、制裁相威胁，封杀俄罗斯向伊拉克、伊朗、朝鲜、南斯拉夫等国的武器出口。在国内大规模裁军、军事采购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武器出口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基础; ——“规范”俄罗斯的国际行为。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平伙伴关系协定”、北约与俄罗斯建立“特殊关系”等多边机制，把俄罗斯纳人欧洲安全体系，即纳人与西方合作的轨道，监督其行为，同时增强对其行为的可测性;
——说服俄罗斯接受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的目的是要在战略武器方面打破与俄罗斯基本平衡的局面，取得全面优势。
第二个基本点:鉴于俄罗斯辽阔的幅员和强大的军事、科技潜力，必须防止俄罗斯重新崛起后对西方形成威胁。
据法国《世界报》披露，北约一份秘密文件对俄罗斯今后10年至15年的发展做出5种预测:(I)到2010年俄罗斯经济才会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并在此后很久才会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2)共产党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府上台执政，并使俄罗斯重新控制独联体，但此可能性不大;(3)一个与西方认同、且很可能削减防务预算的政府在21世纪初上台执政;(4)俄罗斯在像列别德这样的领导人带领下试图恢复已丧失的军事实力;(5)俄罗斯陷人金融崩溃和政治混乱之中，并可能发生内战，军方可能会进行干预以恢复国家秩序。该文件说，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都将是:第一，维护其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第二，确立俄罗斯对独联体成员国的绝对影响力，并对波罗的海国家尽可能多地施加影响。
[25]
这5种预测中，前1种是经济预测，后4种是政治预测。4种政治预测中，除1种对西方有利外，3种都是包括军方在内的民族主义占据上风。由此可见，西方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未敢乐观。防患于未然成为西方的战略抉择。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在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同最高苏维埃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斗争最激烈的1993年，西方开始形成北约东 扩计划，形成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挤压战略”。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与西方力量对比失衡、欧洲各国关系重新整合的结果。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角度看，应当说北约东扩是一必然的战略选择:俄罗斯幅员之辽阔，资源之丰富，潜力之巨大，民族之扩张特性，都令欧洲其他国家惴惴不安;
因此应当趁俄罗斯虚弱之时机，凭借欧美联合的力量(北约)，把俄罗斯尽量往东赶，把它束缚在欧洲东部一隅，以此构建欧洲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人的一篇文章反映了西方的心态:
在今后10年内，俄国熊将会变得强大而饥饿，而且必将再度发出咆哮。因此，为了避免一场战争较量，我们必须加强和扩大西方联盟。
重视地缘政治的思想家(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以纵观历史的眼光支持这一看法:俄罗斯骨子里是一个独裁国家，而且具有对外扩张的历史，依靠其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民和无穷的资源，俄罗斯必将重新崛起成为超级国家，并肯定会虎视西方和南方，以期一块块地恢复过去的地盘。……要赶快吸收波兰、句牙利、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它们是东欧最西方化的国家。最后，要在乌克兰开始实行私有化后再将它吸收进来。把这条保护线向东推移的时机应该是现在而不是以后，因为现在俄罗斯比较虚弱，只专注于自身的复兴。如果等到以后再做，这样的行动就会成为对一个超级大国的不能容忍的挑衅。‛[26]
对于北约东扩以防备俄罗斯，欧洲国家的态度比美国人更加坚定。1995年4月克林顿曾致信叶利钦，称北约扩大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在温哥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建立一种安全体系，他不排除俄罗斯以后加人北约。北约欧洲成员国闻讯后十分恼火，说如果俄罗斯加人北约“这个联盟就完蛋了”。[27]美国人后来不再提俄罗斯加入之事。
西方对俄政策两个基本点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西方需要俄罗斯的配合，解决与西方有关的国际安全领域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又要趁俄罗斯虚弱之机，从地缘政治上挤压它，从而冒激怒它的风险。这种矛盾性要求西方采取极高明的策略。
概括地讲，西方对俄策略就是所谓“鱼钩诱饵政策”，即通过利诱钩住俄罗斯，使之离不开西方，进而一步步地实现西方的战略目标。利诱的手段有两类:在经济上充分利用经援和债权杠杆，让俄罗斯既尝到经援的甜头，又跌人债务深渊，受制于西方;在政治上迎合俄罗斯急于“加人文明国家联合体”即融人西方的心理，时不时地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如“战略伙伴关系”、“特殊关系”、“八国集团”成员资格等等，让俄罗斯尤其是叶利钦的面子得到满足。而在事关地缘政治的实质性问题上西方则从未松过口。当着俄国人为这类徒有其表的外交成果欢欣鼓舞时，西方人很可能正为实际利益的获得而窃窃私笑。在实际进程中，西方每一次经济的或政治的“施舍”，都带有很实际的目的，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回报，都更接近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表面改善的背后，是其国际环境的逐渐恶化。
保住叶利钦、防止俄罗斯出现大的政治更迭，是西方策略得以实现的条件。叶利钦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但与强大的(以俄共为主力的)反对派相比，他毕竟是亲西方的，只要他在台上，就便于西方实现与俄罗斯的沟通。因此，在俄国内激烈的内争中，西方始终不渝地站在叶利钦一边。
西方国家首脑热衷于与叶利钦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满足其大国元首的虚荣。在叶利软执政的关键时期，如俄罗斯立国之初和1996年大选，西方都提供了大量援助。
四 当前俄一西方关系之俯视[28]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以“9·11事件”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普京是以“强人”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他不顾西方的反对，发起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当选总统后，他强调“俄罗斯意识”，奉行“强国”战略。
这些引起西方的高度警惕，在“9·n事件”前西方对俄政策基本上是以打压为主。普京曾努力改善与西方的的关系，2001年初的两个事件标志着这一努力遭受到重大挫折，一是俄罗斯与西方债务谈判失败，后者逼迫俄罗斯立即按期还债，这在叶利钦时代是未曾有过的;二是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项重大外交行动就是驱逐44名俄国外交官。此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末恶化的趋势。
“9·11事件”为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普京看来，利用“9·11事件”从美国和西方捞取好处是不明 智的，“乘人之危”无助于改变双方关系的性质;而摆脱对抗，进而一举扭转双方关系的敌对性质，才是最重要的，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普京主动让步:洞开独联体中亚大门，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反恐军事基地;积极援助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配合美军的行动。此外，俄国人还关闭了在古巴的监听站和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在反导问题上做出重大退让，与美国签署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这些行动直接或间接地迎合了美国的战略需要。俄罗斯得到的回报是:与北约建立了“北约20’’机制，俄罗斯得以在一 系列事关国际安全的问题上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北约的讨论并享有决策权;俄美之间建立了新的战略稳定关系和合作关系;西方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俄罗斯和独联体成员国提供200亿美元，用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支持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关系的敌对和对抗性质已大大减马马。
“9·11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与俄罗斯战略观念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普京已充分意识到俄罗斯目前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缺乏与西方对抗手段的现实，体现为:(l)不再盲目追求大国地位，不寻求过高的国际政治利益要求;(2)不再固守原有的地缘政治界限，为独联体国家打开了与西方军事合作的大门;(3)
把发展经济作为长期的核心目标，为此积极寻求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历史的角度讲，普京的行动延续了苏联晚期以来的战略收缩态势，是俄罗斯民族历史性大退让的继续。由于俄罗斯振兴经济、改变弱势地位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历史性大退让远没有完结。
在对俄关系上，西方并没有做出的实质性让步，依然保持着北约东扩势头，保持着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西方的让步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作为回报，它改善了与俄罗斯关系的氛围。在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对俄政策的基本点上，西方实际上都有所得:前者它赢得了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后者它成功地进人了独联体，并可以继续北约东扩进程。对于西方来讲，为了促进俄罗斯的国际安全合作势头，改善双方关系是必要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在“9·11事件”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战略重心已转为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和所谓的“邪恶轴心”，从而不得不减轻对俄罗斯的压力。但由于俄罗斯与西方依然存在着地缘政治分歧，这种战略重心转移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喘息时间的长短。
因此，就现实而言，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和策略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俄罗斯是否在地缘政治上继续退让，能否利用目前时机大大加速其在经济上重返欧洲和融入西方的进程，将决定它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许志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通讯地址：100007北京东城区张自路3号东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收稿日期：2002一01一16
责任编辑：刘排
[1]这里引用的是科济列夫的话。用“蜜月”一词来概括似不够准确，但这一时期的确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好的时期。
[2]科济列夫谈俄罗斯对外政策。[俄罗斯习《独立报》1992年4月l日。
[3]有关西方援助的详情，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讨论。
[4]合众社1994年2月27日电。
[5]仁俄罗斯〕《消息报》1994年3月11日。
[6]科济列夫要求北约与俄罗斯签订包括下列内容的单独协议:建立俄罗斯一北约政治磋商机制;加强军事部门的协作;北约国家投资帮助俄军工企业转产;加强维和合作。俄通社一塔斯社1994年5月19日电。
[7]路透社1994年5月24日电。
[8]俄通社一塔斯社1994年7月27日电。
[9]俄通社一塔斯社1996年10月10日电。
[10]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答记者问，法新社1996年12月16日电。
[11]俄通社一塔斯社1997年2月18日电。
[12]法新社布鲁塞尔1997年3月4日电。
[13][美」《华盛顿邮报》1997年3月12日。
[14]俄通社一塔斯社1997年3月17日电。
[15]俄通社一塔t斯社1999年11月18日电。
[16]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17]〔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4年1月15日一期。
[18]关于这笔贷款的实际执行情况，至今尚未有确切报道。
[19]仁法国〕((世界报》1998年10月29日。
[20]索科洛夫:“俄罗斯所面临的索套”.[俄罗斯]《罗斯真理报》1994年8月4
[21]同上。
[22]合众社1993年10月21日电。
[23]波诺马廖夫:“西方在装样子”，〔俄罗斯〕《红星报》1994年2月10日。
[24]〔美国」《华盛顿邮报》1999年3月7日。
[25]〔法国〕《世界报》1996年11月27日。
[26]威廉·萨菲尔:“战略矛盾”，[美国]《纽约时报》1994年12月1日。
[27]〔德国]《明镜》周刊1995年4月24日。
[28]关于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具体描述，可见作者在本刊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9·11事件’后普京对西方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文。
《欧洲》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