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开始的。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那时有工人八十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有主要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是有工作基础的。那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共产党人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作，先后在七个地区创办了工人夜校。1924年夏，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会员发展到近二千人，是推动上海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的群众性团体。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迅速导致二十一家日本纱厂的三万五千多名工人总罢工。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给了全国工人很大的鼓舞。5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共产党员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
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蔡和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到了30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当场牺牲的烈士中有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等。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这些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一千七百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即增加到三千人，年底更达到一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界群众在6月3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宣言中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十五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二十五万人，其中十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十万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周恩来等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二千人参加。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当场被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下设武装、纠察、审判等办事机构，处理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一万元。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教练等职务。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十多万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那时，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了两年，但一直没有能控制广东全省，内部也不巩固。对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东江、敌视广州政府的陈炯明部。在广州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他们把持着广州市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孙中山曾沉痛地对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的机会，举兵进犯广州。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但北路和中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按兵不动。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路以破竹之势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到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5月，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杨、刘两部虽拥有不少兵力，但长期在广州进行搜刮，腐败不堪，极端不得人心，早已丧失战斗力。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平息了叛乱。
平定杨、刘叛乱之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当时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但中共对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采取了不参加政府而只是监督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其中，黄埔校军扩编为第一军），共八万五千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担任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但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和其他旧军人手中。对掌握军队指挥权的忽视，是当时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失误。1926年年初才建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它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但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所占比重很小。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这对国共合作的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这次事件中被蒋介石逼走，他所指挥的粤军被蒋收编，这又扩大了蒋在军队中的实力和影响。
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又在1925年9月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取得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迅速地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邓本殷部。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国民党新右派的崛起和共产党的对策
革命的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但一股反动的逆流也在迅速滋长。国民党内部早就出现了分化。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越来越公开化了。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力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1925年6、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同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严重的是，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壮大起来、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所控制的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但一定时期内他在表面上曾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但同时，他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的发展，将妨碍他达到取代北洋军阀的目的。所以他即使在同共产党合作时，也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使人民力量不能独立地充分发展。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这就是说，他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他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
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尖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怎么办?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时不少共产党人认为，既然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新右派）已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那就必须进行恰当而有力的反击，遏制这种活动，来维护国共合作。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首先强调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着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他并且提醒人们注意：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他们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总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代表所持的也是这种意见。这样，这种意见在党内就占了上风。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这次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他们得寸进尺地步步进逼。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在3月20日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动：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对这种突然事变的到来，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其实，蒋介石那时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进行反击。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由蒋介石指挥，而且这个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蒋介石的地位并未完全巩固，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陈独秀和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却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以为只有继续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
一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都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继续主张退让，《整理党务决议案》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三件大事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接连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
从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却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当蒋介石已经公开地逐步地实行反共的步骤时，他们仍然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破裂。
但蒋介石那时的实力依然有限。为了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一时并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甚至到1926年5月，他还继续宣称：“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1]。国共合作的关系暂时继续保持着。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了。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蒋介石：《关于中山舰对全体党代表演讲词》，1926年5月。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开始的。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那时有工人八十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有主要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是有工作基础的。那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共产党人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作，先后在七个地区创办了工人夜校。1924年夏，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会员发展到近二千人，是推动上海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的群众性团体。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迅速导致二十一家日本纱厂的三万五千多名工人总罢工。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给了全国工人很大的鼓舞。5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共产党员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
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蔡和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到了30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当场牺牲的烈士中有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等。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这些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一千七百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即增加到三千人，年底更达到一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界群众在6月3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宣言中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十五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二十五万人，其中十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十万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周恩来等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二千人参加。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当场被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下设武装、纠察、审判等办事机构，处理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一万元。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教练等职务。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十多万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那时，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了两年，但一直没有能控制广东全省，内部也不巩固。对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东江、敌视广州政府的陈炯明部。在广州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他们把持着广州市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孙中山曾沉痛地对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的机会，举兵进犯广州。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但北路和中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按兵不动。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路以破竹之势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到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5月，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杨、刘两部虽拥有不少兵力，但长期在广州进行搜刮，腐败不堪，极端不得人心，早已丧失战斗力。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平息了叛乱。
平定杨、刘叛乱之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当时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但中共对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采取了不参加政府而只是监督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其中，黄埔校军扩编为第一军），共八万五千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担任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但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和其他旧军人手中。对掌握军队指挥权的忽视，是当时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失误。1926年年初才建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它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但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所占比重很小。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这对国共合作的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这次事件中被蒋介石逼走，他所指挥的粤军被蒋收编，这又扩大了蒋在军队中的实力和影响。
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又在1925年9月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取得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迅速地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邓本殷部。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国民党新右派的崛起和共产党的对策
革命的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但一股反动的逆流也在迅速滋长。国民党内部早就出现了分化。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越来越公开化了。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力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1925年6、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同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严重的是，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壮大起来、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所控制的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但一定时期内他在表面上曾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但同时，他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的发展，将妨碍他达到取代北洋军阀的目的。所以他即使在同共产党合作时，也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使人民力量不能独立地充分发展。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这就是说，他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他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
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尖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怎么办?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时不少共产党人认为，既然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新右派）已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那就必须进行恰当而有力的反击，遏制这种活动，来维护国共合作。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首先强调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着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他并且提醒人们注意：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他们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总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代表所持的也是这种意见。这样，这种意见在党内就占了上风。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这次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他们得寸进尺地步步进逼。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在3月20日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动：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对这种突然事变的到来，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其实，蒋介石那时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进行反击。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由蒋介石指挥，而且这个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蒋介石的地位并未完全巩固，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陈独秀和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却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以为只有继续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
一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都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继续主张退让，《整理党务决议案》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三件大事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接连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
从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却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当蒋介石已经公开地逐步地实行反共的步骤时，他们仍然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破裂。
但蒋介石那时的实力依然有限。为了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一时并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甚至到1926年5月，他还继续宣称：“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1]。国共合作的关系暂时继续保持着。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了。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蒋介石：《关于中山舰对全体党代表演讲词》，19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