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云涛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09期
中图法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4—0109—（05）
瞿秋白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他始终未忘情于文学，他对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多次流露出想做一个专业文学家的愿望，但是历史的安排是让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他只能在政治斗争之余或政治斗争之中去关心文学。这一情势便导致一个结果：瞿秋白往往是从无产阶级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立场出发去要求革命文学的，去分析各种文学现象的，他的许多文学活动（包括创作、批评、研究）都是为了配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他的文学活动是他的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瞿秋白的文学理论与实践中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
瞿秋白对文学的热爱，起始于青少年时期。这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文学素养，同时也陶铸了他的文人气质。但这时尚未形成一定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观点是他在北京俄专学习和到苏联采访这一期间形成的。这期间，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苏俄文学和西欧文学，而且是在同时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亲眼目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情况下广泛涉猎苏俄文学的。这个特定背景决定了瞿秋白的文学观念、文学见解、文学主张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哲学、美学、文艺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瞿秋白文学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则是瞿秋白文学观的直接依据，瞿秋白关于文学的一系列看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申与发挥，并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瞿秋白的文学见解中，最为核心的是他关于文学性质的看法。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他说：“文学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在这里，瞿秋白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学是由生产力状态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即现在人们习惯说的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阶级关系的实质就是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这里的阶级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在这一段话里，瞿秋白还提出了证明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这便是：第一，它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第二，它产生之后又要回转去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两点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文艺就具有这两个特征，所以它是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
瞿秋白进一步认识到，由于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之后要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所以文学一定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瞿秋白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一切阶级的文艺都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他指出，各个阶级都在利用文学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都有倾向性，文学在客观上就表现出有利于某个阶级而不利于某个阶级。“文艺，有意的或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注：《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瞿秋白文集》卷四。）由此，瞿秋白态度鲜明地反对所谓的“纯艺术”论。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中严厉地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无目的、无功利的“象形说”；“照他的意思，艺术大半只有消极的被动的作用，艺术作品不过是阶级形势或者社会心理的结果，而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他说艺术作品里的形象（典型，人物，情绪等等），只不过相当于实际生活里的情形，仿佛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照着实际生活描写一个大致相象的样子。这不过是一些‘痕迹’，并不能够反映活泼的复杂的社会斗争，并不是社会的斗争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艺术一方面反映生活，另一方面也还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固然是经济政治现象的间接的结果，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然而同时，也还是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的一部实际行动，表现并且转变意识形态的一种武器。这是列宁主义的艺术论。”（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瞿秋白深入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观点来源于康德的审美观念，按照康德的审美观念，“美”的兴味是没有私心的，旁观的，直觉的，“这样，我们就知道普列汉诺夫的观念是：第一，艺术是完全非功利主义的，脱离实用的目的的，凡是艺术行为都是‘没有私心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创作。第二，艺术能力是生理上心理上的一种‘练习的欲望’，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里的生物学主义表现得很清楚。”瞿秋白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艺术论是反对这种康德化的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一切种种的‘纯粹艺术’论，‘自由艺术’论，‘超越利害关系的艺术’论，‘无所为而为的没有私心的艺术’论。”（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
在文学艺术的各种功利关系、各种社会作用中，瞿秋白特别强调文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瞿秋白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指出文学处于上层建筑中最高一层，文学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必然经过政治、社会思想这些中介因素。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只有因社会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文集》卷二。）。所以，文学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和政治是不能够分割的，艺术和政治也是不能够分割的。”（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文艺和政治是不会脱离的，即使作家主观上要脱离政治也是不行的；或者，作家主观上要做一个‘即使无益也不会有害’于革命的职业文学家，然而，如果他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客观上也会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坑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作用。或者，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认为，文学同政治是互为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影响文学，社会问题的发展变化，政治形势的转折或政治思潮的出现，导致文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产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种政治变化的文学作品，形成相应的文学内容和思想倾向。他在二十年代初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对此就有详细的分析，他对俄国文学每个历史阶段的考察都是围绕社会政治决定文学内容这个中心来展开的。例如“俄国文学之黎明”这一节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便是十二月党的革命，——俄国社会生活大受其震荡；革命前后十余年的社会情绪大致都回绕着这所谓根本问题。十二月党诗人蠡列叶夫（1795—1826年，现译雷列耶夫）的著作《公民的勇气》，单他这部书名已足以开文学中的新时代，——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第一箭，——是当时俄国现实政治的艺术上的表现。”（注：《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卷二。）又如“农奴解放与文学”一节讲19世纪中叶的文学对农奴问题十分关注，并说，“其实在十八世纪，文学里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到歌歌里的《死灵》（按现译果戈里《死魂灵》）尤其显然”云云。又例如他认为中国古代，由于有封建等级——门阀——的存在，于是就产生出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有鲜明的反映（注：《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斗争，新文化中的新文艺，就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催化下出现的。所以“当时最初发表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卷三。）三十年代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嚣张的侵略行径，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一是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制和出卖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民族战争，这两种政治态度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因而产生两种性质的文学，一种是主张抗日的革命文学，另一种是“中国绅商的一切种种文学家”，“他们哀求着列强来‘主持国际正义’，宣言‘绝对尊重条约的尊严’，——他们歌颂着‘和平和公理战胜’”（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瞿秋白文集》卷三。）。除了政治思想对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作用之外，政治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为其政治服务，“每一个阶级都在利用文艺做宣传，不过有些阶级不肯公开的承认，而要假托什么‘文化’、‘文明’、‘国家’、‘民族’、‘自由’、‘风雅’等等的名义，而新兴阶级用不着这些假面具。”（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指出，统治阶级曾用种种方法和工具将旧的落后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灌输到群众中去，“这些工具之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就是文艺。所以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正是基于这个历史事实和革命现实的需要，瞿秋白才进一步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在中国，明确提出文艺是工具是宣传这一观点的，瞿秋白是第一人。这一观点将政治对文艺的重大影响表述得既深刻又显露，但词语欠周密，于是遭到有些人非议和讥讽。其实，瞿秋白这一提法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文艺为阶级斗争工具，为政治宣传手段，但他们再三指出政治对文学的重大影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并且热情赞扬那些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推动作用的作家和作品。如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
义》一文指出，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在“真正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就产生了一批“真正社会主义”诗人和文学家。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指出，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由于他是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并做过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再加之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从歌颂转为憎恨，这样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使得他对德国社会带有两重性，既讨厌它又亲近它，既企图逃避它又迁就它，甚至称赞它和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这样一种政治两重性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以至写出两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恩格斯在《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一文中指出，由于维尔特对社会主义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才写出反映工人、农民的贫困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的诗歌，并称赞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马克思对于维尔特的去世表示深切的惋惜，说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论著中清楚地看到，他们充分地肯定了政治对文学的巨大作用，并且期望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地发展起来。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更加鲜明，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求党的写作事业必须成为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上看出，瞿秋白的工具说、宣传说，基本精神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一致的。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在论述文学的工具性、宣传性时，也强调了文学的特性——形象、典型、艺术感染力等等，他说：“如果仅仅几句抽象的理论，用说书的体裁来写出来，就可以当做文艺作品，那就根本用不着普洛文学运动，因为这只是通俗的论文。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的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认为：“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艺术品是越能够感动人越好。”（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文学同政治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即文学也影响政治。瞿秋白说，无产阶级毫不掩饰文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它公开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这种阶级文艺，从地底下的时期一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都能够在思想上意识上赞助劳动解放的伟大战斗。”（注：《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瞿秋白文集》卷四。）又说：“他们的艺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他们要不怕现实，要认识现实，要以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事实，同时要知道这都是为着改造现实的。”（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三十年代初，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我们的文学就应当宣传抗日，他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没有疑问的，一定要赞助这种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同时，还必须在文艺路线上努力，揭穿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公理’，‘同情中国’等等的假面具，必须揭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假抵抗的一切种种假面具。”（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瞿秋白文集》卷三。）
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阶级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二而一的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而文学的阶级性又总是体现为文学的思想内容具有政治思想上的倾向性。所以，当瞿秋白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时，又十分重视文学的阶级性。瞿秋白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所以就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学。一种是古代的贵族文学，现代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学，一种是平民文学，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他认为，两种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也不同，并各为其阶级利益服务。两种文学的观点贯穿在他对中外所有文学的评论中，两种文学的观点是他考察分析一切文学现象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二十年代初，在《俄国文学史》中就是用两种文学的观点评价俄国各个时期的文学的，两种文学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在两种文学观点的指导下，一方面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热情地培植革命文学。这就是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大众文艺的问题》、《〈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文章中对胡秋原等人的批判和对鲁迅等人的赞颂。瞿秋白在许多文章中都是左右开弓，进行两个方面的战斗，但都围绕一个中心：让革命文艺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瞿秋白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文学很好地发挥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必须实现文学方向的一次转变，即由绅商（地主资产阶级）文学转变为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这个转变实际上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瞿秋白大力提倡的大众文艺就是这场文学革命。他号召，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即作家要接近人民，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文学要反映劳动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理想，以人民爱憎为爱憎，并且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写作，便于人民大众欣赏和接受，成为人民大众的文艺。他说：“总之，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注：《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三。）又说，“文艺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定要领导群众，使群众自己创造出革命的文艺。”（注：《“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卷一。）由绅商文学转变为大众文学，除了文学内容、文学语言等方面的转变外，最根本的一条是文学服务对象的转变，即改变千百年来文学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观念让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最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最熟悉人民对文学的需要的人还是人民大众自己，所以文艺大众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发动和引导人民大众自己创造文艺，瞿秋白对此抱着极大热情去提倡，去鼓励，他深信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一定会创造出革命文艺来。瞿秋白还多次亲自辅导劳动群众进行文艺创作，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虽然重视民间文学，重视文学对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但并未直接提出文学面向大众问题。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但未能解决人民怎样获得艺术，未能解决艺术如何为人民所利用。瞿秋白则从文学的内容、形式，特别是语言等方面具体地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具体途径，并且从性质上确定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文学革命：让文学转变到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个方向来。为了实现这一方向的转变，瞿秋白提出需要做到：第一，在创作思想上，要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性，大众文艺“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大众文艺作品应当是“鼓动作品”，是“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是“为着理解阶级制度之下的人生而写的作品”（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第二，革命作家必须向群众学习，同群众站在一起。他说，过去几年大众化问题讨论深入不下去的主要障碍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这不行，“必须立刻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才能胜利的进行”（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第三，作品题材以描写工农兵生活为主，同时也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丑态。他说：“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要的题材。同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士地主阶级的一切丑态，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也应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他们去暴露他们。”（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第四，在作品形式上，应当运用群众乐于接受的体裁和样式，运用大众的语言，运用现代的普通话来写。以上几点既有创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又有实际操作的做法问题，是具体的，切实可行的。事实上，这些意见在我国创建大众文艺、工农兵文艺的过程中是起到了指导作用的，功不可没。瞿秋白关于大众文艺的系统看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关于文学同人民关系的思想，为毛泽东的文艺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等思想奠定了基础。
以上仅仅是就瞿秋白文学思想中的主要观点——文学性质以及由文学性质直接派生出的问题作了一个简单的检视，不是瞿秋白文学思想的全部。瞿秋白在他的文艺论著和政治论著中，还阐述了许多文艺问题，比如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方法，文艺美学等等。这里不拟一一论及了。
瞿秋白这些论述产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迄今时间已过去六、七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许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比本世纪初叶那个年代要全面和准确。从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瞿秋白的文艺观点显然有不够全面和绝对的地方。例如关于文学的作用，只看到它的工具性、宣传性和教育性，忽略了它的审美性、娱乐性，这是片面的。又如他说文学是政治的“留声机”，这也是偏激的。尽管这是出于他对革命的急切心情，这个比喻不能不让人将文学理解为政治的仆从。他对文学阶级性的看法也绝对化了，在阶级社会中，文学有阶级性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不见得每一部作品都打上阶级的印记，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阶级意识在创作活动中的作用，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微弱，乃至相当淡化，并非每一个作家都是阶级的代言人。因此，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尽管瞿秋白的文艺观点存在某些不足和缺陷，但从总体上看，从基本精神上看，他的主要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的，他的一系列文艺论著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系列论述让当时的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瞿秋白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首先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即从中国的政治、文艺，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回答和解决了文学中的若干现实问题，他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历史功绩，他的文艺论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的文艺观点在事实上起到了指导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作用。时至世纪之交，瞿秋白的文艺观仍未失去价值。社会生活发展了，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因此，瞿秋白文艺观中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那些基本观点，我们仍然要坚持，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点，大概是今天研究瞿秋白文学观的意义吧。
收稿时间：1999—03—08
作者介绍：鲁云涛 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 （成都 610041）
作者：鲁云涛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09期
中图法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4—0109—（05）
瞿秋白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他始终未忘情于文学，他对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多次流露出想做一个专业文学家的愿望，但是历史的安排是让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他只能在政治斗争之余或政治斗争之中去关心文学。这一情势便导致一个结果：瞿秋白往往是从无产阶级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立场出发去要求革命文学的，去分析各种文学现象的，他的许多文学活动（包括创作、批评、研究）都是为了配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他的文学活动是他的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瞿秋白的文学理论与实践中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
瞿秋白对文学的热爱，起始于青少年时期。这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文学素养，同时也陶铸了他的文人气质。但这时尚未形成一定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观点是他在北京俄专学习和到苏联采访这一期间形成的。这期间，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苏俄文学和西欧文学，而且是在同时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亲眼目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情况下广泛涉猎苏俄文学的。这个特定背景决定了瞿秋白的文学观念、文学见解、文学主张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哲学、美学、文艺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瞿秋白文学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则是瞿秋白文学观的直接依据，瞿秋白关于文学的一系列看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申与发挥，并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瞿秋白的文学见解中，最为核心的是他关于文学性质的看法。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他说：“文学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在这里，瞿秋白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学是由生产力状态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即现在人们习惯说的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阶级关系的实质就是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这里的阶级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在这一段话里，瞿秋白还提出了证明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这便是：第一，它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第二，它产生之后又要回转去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两点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文艺就具有这两个特征，所以它是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
瞿秋白进一步认识到，由于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之后要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所以文学一定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瞿秋白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一切阶级的文艺都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他指出，各个阶级都在利用文学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都有倾向性，文学在客观上就表现出有利于某个阶级而不利于某个阶级。“文艺，有意的或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注：《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瞿秋白文集》卷四。）由此，瞿秋白态度鲜明地反对所谓的“纯艺术”论。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中严厉地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无目的、无功利的“象形说”；“照他的意思，艺术大半只有消极的被动的作用，艺术作品不过是阶级形势或者社会心理的结果，而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他说艺术作品里的形象（典型，人物，情绪等等），只不过相当于实际生活里的情形，仿佛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照着实际生活描写一个大致相象的样子。这不过是一些‘痕迹’，并不能够反映活泼的复杂的社会斗争，并不是社会的斗争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艺术一方面反映生活，另一方面也还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固然是经济政治现象的间接的结果，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然而同时，也还是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的一部实际行动，表现并且转变意识形态的一种武器。这是列宁主义的艺术论。”（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瞿秋白深入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观点来源于康德的审美观念，按照康德的审美观念，“美”的兴味是没有私心的，旁观的，直觉的，“这样，我们就知道普列汉诺夫的观念是：第一，艺术是完全非功利主义的，脱离实用的目的的，凡是艺术行为都是‘没有私心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创作。第二，艺术能力是生理上心理上的一种‘练习的欲望’，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里的生物学主义表现得很清楚。”瞿秋白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艺术论是反对这种康德化的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一切种种的‘纯粹艺术’论，‘自由艺术’论，‘超越利害关系的艺术’论，‘无所为而为的没有私心的艺术’论。”（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
在文学艺术的各种功利关系、各种社会作用中，瞿秋白特别强调文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瞿秋白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指出文学处于上层建筑中最高一层，文学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必然经过政治、社会思想这些中介因素。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只有因社会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文集》卷二。）。所以，文学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和政治是不能够分割的，艺术和政治也是不能够分割的。”（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文艺和政治是不会脱离的，即使作家主观上要脱离政治也是不行的；或者，作家主观上要做一个‘即使无益也不会有害’于革命的职业文学家，然而，如果他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客观上也会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坑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作用。或者，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认为，文学同政治是互为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影响文学，社会问题的发展变化，政治形势的转折或政治思潮的出现，导致文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产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种政治变化的文学作品，形成相应的文学内容和思想倾向。他在二十年代初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对此就有详细的分析，他对俄国文学每个历史阶段的考察都是围绕社会政治决定文学内容这个中心来展开的。例如“俄国文学之黎明”这一节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便是十二月党的革命，——俄国社会生活大受其震荡；革命前后十余年的社会情绪大致都回绕着这所谓根本问题。十二月党诗人蠡列叶夫（1795—1826年，现译雷列耶夫）的著作《公民的勇气》，单他这部书名已足以开文学中的新时代，——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第一箭，——是当时俄国现实政治的艺术上的表现。”（注：《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卷二。）又如“农奴解放与文学”一节讲19世纪中叶的文学对农奴问题十分关注，并说，“其实在十八世纪，文学里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到歌歌里的《死灵》（按现译果戈里《死魂灵》）尤其显然”云云。又例如他认为中国古代，由于有封建等级——门阀——的存在，于是就产生出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有鲜明的反映（注：《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斗争，新文化中的新文艺，就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催化下出现的。所以“当时最初发表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卷三。）三十年代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嚣张的侵略行径，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一是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制和出卖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民族战争，这两种政治态度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因而产生两种性质的文学，一种是主张抗日的革命文学，另一种是“中国绅商的一切种种文学家”，“他们哀求着列强来‘主持国际正义’，宣言‘绝对尊重条约的尊严’，——他们歌颂着‘和平和公理战胜’”（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瞿秋白文集》卷三。）。除了政治思想对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作用之外，政治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为其政治服务，“每一个阶级都在利用文艺做宣传，不过有些阶级不肯公开的承认，而要假托什么‘文化’、‘文明’、‘国家’、‘民族’、‘自由’、‘风雅’等等的名义，而新兴阶级用不着这些假面具。”（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指出，统治阶级曾用种种方法和工具将旧的落后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灌输到群众中去，“这些工具之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就是文艺。所以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正是基于这个历史事实和革命现实的需要，瞿秋白才进一步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在中国，明确提出文艺是工具是宣传这一观点的，瞿秋白是第一人。这一观点将政治对文艺的重大影响表述得既深刻又显露，但词语欠周密，于是遭到有些人非议和讥讽。其实，瞿秋白这一提法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文艺为阶级斗争工具，为政治宣传手段，但他们再三指出政治对文学的重大影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并且热情赞扬那些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推动作用的作家和作品。如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
义》一文指出，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在“真正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就产生了一批“真正社会主义”诗人和文学家。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指出，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由于他是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并做过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再加之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从歌颂转为憎恨，这样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使得他对德国社会带有两重性，既讨厌它又亲近它，既企图逃避它又迁就它，甚至称赞它和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这样一种政治两重性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以至写出两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恩格斯在《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一文中指出，由于维尔特对社会主义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才写出反映工人、农民的贫困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的诗歌，并称赞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马克思对于维尔特的去世表示深切的惋惜，说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论著中清楚地看到，他们充分地肯定了政治对文学的巨大作用，并且期望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地发展起来。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更加鲜明，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求党的写作事业必须成为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上看出，瞿秋白的工具说、宣传说，基本精神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一致的。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在论述文学的工具性、宣传性时，也强调了文学的特性——形象、典型、艺术感染力等等，他说：“如果仅仅几句抽象的理论，用说书的体裁来写出来，就可以当做文艺作品，那就根本用不着普洛文学运动，因为这只是通俗的论文。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的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认为：“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艺术品是越能够感动人越好。”（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文学同政治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即文学也影响政治。瞿秋白说，无产阶级毫不掩饰文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它公开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这种阶级文艺，从地底下的时期一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都能够在思想上意识上赞助劳动解放的伟大战斗。”（注：《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瞿秋白文集》卷四。）又说：“他们的艺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他们要不怕现实，要认识现实，要以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事实，同时要知道这都是为着改造现实的。”（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三十年代初，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我们的文学就应当宣传抗日，他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没有疑问的，一定要赞助这种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同时，还必须在文艺路线上努力，揭穿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公理’，‘同情中国’等等的假面具，必须揭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假抵抗的一切种种假面具。”（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瞿秋白文集》卷三。）
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阶级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二而一的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而文学的阶级性又总是体现为文学的思想内容具有政治思想上的倾向性。所以，当瞿秋白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时，又十分重视文学的阶级性。瞿秋白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所以就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学。一种是古代的贵族文学，现代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学，一种是平民文学，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他认为，两种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也不同，并各为其阶级利益服务。两种文学的观点贯穿在他对中外所有文学的评论中，两种文学的观点是他考察分析一切文学现象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二十年代初，在《俄国文学史》中就是用两种文学的观点评价俄国各个时期的文学的，两种文学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在两种文学观点的指导下，一方面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热情地培植革命文学。这就是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大众文艺的问题》、《〈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文章中对胡秋原等人的批判和对鲁迅等人的赞颂。瞿秋白在许多文章中都是左右开弓，进行两个方面的战斗，但都围绕一个中心：让革命文艺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瞿秋白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文学很好地发挥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必须实现文学方向的一次转变，即由绅商（地主资产阶级）文学转变为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这个转变实际上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瞿秋白大力提倡的大众文艺就是这场文学革命。他号召，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即作家要接近人民，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文学要反映劳动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理想，以人民爱憎为爱憎，并且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写作，便于人民大众欣赏和接受，成为人民大众的文艺。他说：“总之，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注：《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三。）又说，“文艺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定要领导群众，使群众自己创造出革命的文艺。”（注：《“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卷一。）由绅商文学转变为大众文学，除了文学内容、文学语言等方面的转变外，最根本的一条是文学服务对象的转变，即改变千百年来文学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观念让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最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最熟悉人民对文学的需要的人还是人民大众自己，所以文艺大众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发动和引导人民大众自己创造文艺，瞿秋白对此抱着极大热情去提倡，去鼓励，他深信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一定会创造出革命文艺来。瞿秋白还多次亲自辅导劳动群众进行文艺创作，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虽然重视民间文学，重视文学对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但并未直接提出文学面向大众问题。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但未能解决人民怎样获得艺术，未能解决艺术如何为人民所利用。瞿秋白则从文学的内容、形式，特别是语言等方面具体地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具体途径，并且从性质上确定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文学革命：让文学转变到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个方向来。为了实现这一方向的转变，瞿秋白提出需要做到：第一，在创作思想上，要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性，大众文艺“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大众文艺作品应当是“鼓动作品”，是“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是“为着理解阶级制度之下的人生而写的作品”（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第二，革命作家必须向群众学习，同群众站在一起。他说，过去几年大众化问题讨论深入不下去的主要障碍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这不行，“必须立刻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才能胜利的进行”（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第三，作品题材以描写工农兵生活为主，同时也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丑态。他说：“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要的题材。同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士地主阶级的一切丑态，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也应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他们去暴露他们。”（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一。）第四，在作品形式上，应当运用群众乐于接受的体裁和样式，运用大众的语言，运用现代的普通话来写。以上几点既有创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又有实际操作的做法问题，是具体的，切实可行的。事实上，这些意见在我国创建大众文艺、工农兵文艺的过程中是起到了指导作用的，功不可没。瞿秋白关于大众文艺的系统看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关于文学同人民关系的思想，为毛泽东的文艺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等思想奠定了基础。
以上仅仅是就瞿秋白文学思想中的主要观点——文学性质以及由文学性质直接派生出的问题作了一个简单的检视，不是瞿秋白文学思想的全部。瞿秋白在他的文艺论著和政治论著中，还阐述了许多文艺问题，比如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方法，文艺美学等等。这里不拟一一论及了。
瞿秋白这些论述产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迄今时间已过去六、七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许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比本世纪初叶那个年代要全面和准确。从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瞿秋白的文艺观点显然有不够全面和绝对的地方。例如关于文学的作用，只看到它的工具性、宣传性和教育性，忽略了它的审美性、娱乐性，这是片面的。又如他说文学是政治的“留声机”，这也是偏激的。尽管这是出于他对革命的急切心情，这个比喻不能不让人将文学理解为政治的仆从。他对文学阶级性的看法也绝对化了，在阶级社会中，文学有阶级性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不见得每一部作品都打上阶级的印记，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阶级意识在创作活动中的作用，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微弱，乃至相当淡化，并非每一个作家都是阶级的代言人。因此，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尽管瞿秋白的文艺观点存在某些不足和缺陷，但从总体上看，从基本精神上看，他的主要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的，他的一系列文艺论著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系列论述让当时的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瞿秋白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首先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即从中国的政治、文艺，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回答和解决了文学中的若干现实问题，他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历史功绩，他的文艺论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的文艺观点在事实上起到了指导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作用。时至世纪之交，瞿秋白的文艺观仍未失去价值。社会生活发展了，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因此，瞿秋白文艺观中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那些基本观点，我们仍然要坚持，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点，大概是今天研究瞿秋白文学观的意义吧。
收稿时间：1999—03—08
作者介绍：鲁云涛 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 （成都 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