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小小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随心所欲地折磨他的人民，是最让他开心的事情。”谈起前老板，克里恩·史密斯这样说道。直到今天他都让她害怕。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因为她担心，他会得知她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他给她带来了那么多伤害，她不想冒险。
这个男人很快就让办公室充满恐怖气氛。他分裂职工之间的关系，扼杀员工之间谈话的可能性，禁止部门之间的邮件往来。不久，史密斯就成功晋级为他的箭靶子。伴随着讥讽和嘲弄的无情侮辱常常使她忍不住在办公桌边痛哭起来。“他是唯一一个对眼泪无动于衷的人”，史密斯说，“就好像我根本不在他面前。”甚至，看到她变得脆弱，他会加强攻击。“以前我很喜欢我的工作，自信、乐观”，克里恩·史密斯说，“自从这个施虐者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之后，我丧失了所有自尊，开始喝酒，期望以此忘掉一切。”
史密斯认为她的前老板是个不可理喻的神经病，实际上他也正是心理学家罗伯特·哈勒的研究对象。哈勒教授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投入到精神病行为的研究中。在他的畅销书《我们身边那些没有良心的精神病人》中，这些有心理障碍的人被认为是“冷酷无情地利用周围人的疯子”。
80年代初，哈勒进行了一项实验。自它1991年公布于众之后，20种性格特征成为确诊心理障碍的标准，如病态的谎言、伪装的魅力、傲慢自大和专断型行为。40分的总分中，一般人得分会少于五分。超过30分的人可以称得上现实生活中的汉尼拔·莱克特（电影《沉默的羔羊》主角，一名精神病医生，同时也是一名食人的精神病患者），虽然血腥并不一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特征。一个精神病人不一定会有暴力行为，他们看上去可能和普通人并无二致。
“电视剧中，精神病患者往往都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但是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谋杀。”哈勒说，“他们就在我们中间，过着看上去非常正常的生活。他们虽然精神不正常，却可能在社会上发挥正常的作用，虽然常常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却并不一定会犯罪。”
哈勒认为，我们每天至少会遇上一个精神病患者。据估计，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着约100万精神病人。他们出现在警局、政界或医院，热衷于权力。“大型公司是精神病患者的温床。”哈勒说。2007年，他和同事保尔·巴比亚克一起出版了《职场中的精神病人》一书。2010年，两人和克莱格·纽曼一起对大型跨国公司的230个经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约四分之一都是“高度精神病患者”。
哈勒认为他的工作像疫苗接种一样服务于公众，因为它将普通民众成为精神病患者的受害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精神病患者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他们虐待伴侣和孩子，几乎每个人都会直接或间接遇到他们，受到他们的影响。”
精神病患者通常极具表演天赋，看上去像是一个正常人。他们能够很快洞察周围人的情绪，虽然他们本人没有感受的能力。他们蹂躏身边的人，给他们造成不幸，却从不因此觉得紧张或不安。哈勒解释说：“精神病人从来不会考虑他们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忽略自己的家庭，欺骗伴侣，却不会认为有人受到了伤害或遭受了损失。”
这种伤害很少是身体上的，哈勒的同事斯蒂芬·波特解释说，绝大多数的犯罪都是紧张情况下的情绪失控导致的结果。“暴力分子会为自己的施暴后果或火爆的脾气所折磨，而精神病患者就不会这样。”换句话说，隔壁那个因为妒忌而杀害自己妻子的男人，是精神病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那个面慈目善、能言会道，却用他的理财计划骗走你朋友几万块的人，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
据哈勒说，我们很难辨认出精神病患者，他们很会隐藏自己。“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某人精神不正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通过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判断出一个看上去正常的精神病患者。”大多数情况下，精神病患者的魅力会让人消除对他的戒备心。史密斯叙述说：“他风趣、健谈，周围人都会给他积极的反馈，表面上看，他平易近人，但是他是没有投入感情的。逐渐了解他，就会慢慢发现他面具下隐藏的阴暗。”
但是，一个人怎么会成为精神病人呢？不幸的童年？基因缺陷？哈勒认为两者缺一不可。“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可能有做某事的基因，但是这个基因是否得以激活则和不同的因素有关。”可能的触发因素是：一次创伤经历，被施暴的经历，给予巨大精神压力的父母。然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不幸童年和童年受到宠溺的人各占一半。这种病态在成长的早期就表现出来。从一个三岁小孩身上就可以看出“残酷无情”的性格特征。“比如，一个孩子明显非常残忍，喜欢撒谎和控制他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当这个孩子犯错被抓或被责备，他不会有悔恨的情绪。”这样的孩子是会成为高高在上的董事会主席，善于辞令的骗子还是冷血杀手，我们无法预见。总之，不该忽视成年人的精神病行为和孩子残酷无情的性格特征之间的相似之处。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还有基因缺陷。通过对刑事罪犯的研究可以发现，精神病患者负责处理情绪的大脑区域较小。“如果给精神病患者看感人的图片，观察他们大脑的活动，可以发现，他们的大脑活动比其他人要少。那里的细胞数较少，也运行不正常。”波特解释。
加利福利亚大学的詹姆斯·法伦教授认为这种“基因和个人经历”的混合是有确切比例的，即所谓的“灾难配方”：充满风险的“侵略”基因，在无情、暴力的教育下，可能成长为一个杀人犯。法伦研究杀人凶手的大脑已经20多年了，他的观察强化了这个理论，即精神病患者首先由基因决定，它的爆发却需要相应的社会化条件。
五年前，法伦分别检查了自己、他的妻子、孩子和三个兄弟的大脑和DNA。当他浏览这些数据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是家庭中唯一和他研究的冷血杀手有着相似特征的人：同样的侵略性和暴力基因，很少带有情绪波动的大脑活动。“这不可能！”他说，“我有杀人犯的基因！”
随后，法伦发现，他的祖先中曾出现过谋杀犯。更让人不安的是，“有些我认识了很多年的精神病人和我的母亲最近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有些不对劲。结果表明，我正处在成为精神病患者的边缘”。回想起他的生活，法伦承认，他有极端的求胜欲望，总是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友好、和善，实际上我很少对别人怀有同情心。”
法伦对公众来说并不具有危险性（他宣称他的童年使他变成现在这样），但是他的故事证明，精神病的天性是多么流行，而在某些情况下，坚定、雄心和才智能够引向成功的升职和遵纪守法的生活。幸运的是，法伦拥有分析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能力，然而只有少数精神病患者才有这种自我认知。“疯掉的人认为满世界都是疯子”，他解释，“他们牺牲别人，以保护自己。”
精神病患者的受害人呢？罗伯特·哈勒现在把精力投入到培训受害者上去。他是“余波：幸存的精神病患者”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由研究者、治疗师和幸存的受害者组成的组织帮助人们辨识出精神病患者，帮助受害人逃脱他们的束缚，正确对待自己的经历。
我们不想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人想给我们带来痛苦。这样，当我们认识到，有一个我们长期信任的人欺骗了我们，我们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很多受害者都显示出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相似的症状。
“余波”基金会元老戴维·克森教授解释说，最糟糕的情况是朋友、家人或是伴侣患有精神病。“来我们这儿的病人中有将近一半是成为伴侣或朋友的受害人的女人。她们总是遇到一个让她们坠入情网的男人，直到后来她们才知道，自己是被有目的的作为受害人选出的。这往往会比被一个精神病患者袭击、虐待或抢劫导致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的伤害。”
罗伯特·哈勒解释：“当您遇到精神病患者时，您应该这样想，他只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就是为剥削和侮辱别人而生的，和他讲道理只是徒劳，不要和他有任何争吵，因为精神病患者一定要赢，他们会不择手段达到目标。”
哈勒认为，这种病几乎无法用传统的方式治愈，有些治疗方式甚至会加重精神病的程度。他们通常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能够灵巧地摆布他人。他开玩笑地建议说，一个智能机软件能够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每个人都能够上传自己遇到的精神病人的信息”。
克里恩·史密斯会欢迎这种软件。她的治疗取得了进步，但是她对陌生人仍然非常不信任。“我了解到，我们不可能保护自己不受精神病人的伤害。”
“做一个小小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随心所欲地折磨他的人民，是最让他开心的事情。”谈起前老板，克里恩·史密斯这样说道。直到今天他都让她害怕。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因为她担心，他会得知她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他给她带来了那么多伤害，她不想冒险。
这个男人很快就让办公室充满恐怖气氛。他分裂职工之间的关系，扼杀员工之间谈话的可能性，禁止部门之间的邮件往来。不久，史密斯就成功晋级为他的箭靶子。伴随着讥讽和嘲弄的无情侮辱常常使她忍不住在办公桌边痛哭起来。“他是唯一一个对眼泪无动于衷的人”，史密斯说，“就好像我根本不在他面前。”甚至，看到她变得脆弱，他会加强攻击。“以前我很喜欢我的工作，自信、乐观”，克里恩·史密斯说，“自从这个施虐者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之后，我丧失了所有自尊，开始喝酒，期望以此忘掉一切。”
史密斯认为她的前老板是个不可理喻的神经病，实际上他也正是心理学家罗伯特·哈勒的研究对象。哈勒教授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投入到精神病行为的研究中。在他的畅销书《我们身边那些没有良心的精神病人》中，这些有心理障碍的人被认为是“冷酷无情地利用周围人的疯子”。
80年代初，哈勒进行了一项实验。自它1991年公布于众之后，20种性格特征成为确诊心理障碍的标准，如病态的谎言、伪装的魅力、傲慢自大和专断型行为。40分的总分中，一般人得分会少于五分。超过30分的人可以称得上现实生活中的汉尼拔·莱克特（电影《沉默的羔羊》主角，一名精神病医生，同时也是一名食人的精神病患者），虽然血腥并不一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特征。一个精神病人不一定会有暴力行为，他们看上去可能和普通人并无二致。
“电视剧中，精神病患者往往都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但是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谋杀。”哈勒说，“他们就在我们中间，过着看上去非常正常的生活。他们虽然精神不正常，却可能在社会上发挥正常的作用，虽然常常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却并不一定会犯罪。”
哈勒认为，我们每天至少会遇上一个精神病患者。据估计，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着约100万精神病人。他们出现在警局、政界或医院，热衷于权力。“大型公司是精神病患者的温床。”哈勒说。2007年，他和同事保尔·巴比亚克一起出版了《职场中的精神病人》一书。2010年，两人和克莱格·纽曼一起对大型跨国公司的230个经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约四分之一都是“高度精神病患者”。
哈勒认为他的工作像疫苗接种一样服务于公众，因为它将普通民众成为精神病患者的受害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精神病患者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他们虐待伴侣和孩子，几乎每个人都会直接或间接遇到他们，受到他们的影响。”
精神病患者通常极具表演天赋，看上去像是一个正常人。他们能够很快洞察周围人的情绪，虽然他们本人没有感受的能力。他们蹂躏身边的人，给他们造成不幸，却从不因此觉得紧张或不安。哈勒解释说：“精神病人从来不会考虑他们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忽略自己的家庭，欺骗伴侣，却不会认为有人受到了伤害或遭受了损失。”
这种伤害很少是身体上的，哈勒的同事斯蒂芬·波特解释说，绝大多数的犯罪都是紧张情况下的情绪失控导致的结果。“暴力分子会为自己的施暴后果或火爆的脾气所折磨，而精神病患者就不会这样。”换句话说，隔壁那个因为妒忌而杀害自己妻子的男人，是精神病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那个面慈目善、能言会道，却用他的理财计划骗走你朋友几万块的人，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
据哈勒说，我们很难辨认出精神病患者，他们很会隐藏自己。“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某人精神不正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通过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判断出一个看上去正常的精神病患者。”大多数情况下，精神病患者的魅力会让人消除对他的戒备心。史密斯叙述说：“他风趣、健谈，周围人都会给他积极的反馈，表面上看，他平易近人，但是他是没有投入感情的。逐渐了解他，就会慢慢发现他面具下隐藏的阴暗。”
但是，一个人怎么会成为精神病人呢？不幸的童年？基因缺陷？哈勒认为两者缺一不可。“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可能有做某事的基因，但是这个基因是否得以激活则和不同的因素有关。”可能的触发因素是：一次创伤经历，被施暴的经历，给予巨大精神压力的父母。然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不幸童年和童年受到宠溺的人各占一半。这种病态在成长的早期就表现出来。从一个三岁小孩身上就可以看出“残酷无情”的性格特征。“比如，一个孩子明显非常残忍，喜欢撒谎和控制他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当这个孩子犯错被抓或被责备，他不会有悔恨的情绪。”这样的孩子是会成为高高在上的董事会主席，善于辞令的骗子还是冷血杀手，我们无法预见。总之，不该忽视成年人的精神病行为和孩子残酷无情的性格特征之间的相似之处。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还有基因缺陷。通过对刑事罪犯的研究可以发现，精神病患者负责处理情绪的大脑区域较小。“如果给精神病患者看感人的图片，观察他们大脑的活动，可以发现，他们的大脑活动比其他人要少。那里的细胞数较少，也运行不正常。”波特解释。
加利福利亚大学的詹姆斯·法伦教授认为这种“基因和个人经历”的混合是有确切比例的，即所谓的“灾难配方”：充满风险的“侵略”基因，在无情、暴力的教育下，可能成长为一个杀人犯。法伦研究杀人凶手的大脑已经20多年了，他的观察强化了这个理论，即精神病患者首先由基因决定，它的爆发却需要相应的社会化条件。
五年前，法伦分别检查了自己、他的妻子、孩子和三个兄弟的大脑和DNA。当他浏览这些数据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是家庭中唯一和他研究的冷血杀手有着相似特征的人：同样的侵略性和暴力基因，很少带有情绪波动的大脑活动。“这不可能！”他说，“我有杀人犯的基因！”
随后，法伦发现，他的祖先中曾出现过谋杀犯。更让人不安的是，“有些我认识了很多年的精神病人和我的母亲最近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有些不对劲。结果表明，我正处在成为精神病患者的边缘”。回想起他的生活，法伦承认，他有极端的求胜欲望，总是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友好、和善，实际上我很少对别人怀有同情心。”
法伦对公众来说并不具有危险性（他宣称他的童年使他变成现在这样），但是他的故事证明，精神病的天性是多么流行，而在某些情况下，坚定、雄心和才智能够引向成功的升职和遵纪守法的生活。幸运的是，法伦拥有分析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能力，然而只有少数精神病患者才有这种自我认知。“疯掉的人认为满世界都是疯子”，他解释，“他们牺牲别人，以保护自己。”
精神病患者的受害人呢？罗伯特·哈勒现在把精力投入到培训受害者上去。他是“余波：幸存的精神病患者”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由研究者、治疗师和幸存的受害者组成的组织帮助人们辨识出精神病患者，帮助受害人逃脱他们的束缚，正确对待自己的经历。
我们不想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人想给我们带来痛苦。这样，当我们认识到，有一个我们长期信任的人欺骗了我们，我们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很多受害者都显示出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相似的症状。
“余波”基金会元老戴维·克森教授解释说，最糟糕的情况是朋友、家人或是伴侣患有精神病。“来我们这儿的病人中有将近一半是成为伴侣或朋友的受害人的女人。她们总是遇到一个让她们坠入情网的男人，直到后来她们才知道，自己是被有目的的作为受害人选出的。这往往会比被一个精神病患者袭击、虐待或抢劫导致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的伤害。”
罗伯特·哈勒解释：“当您遇到精神病患者时，您应该这样想，他只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就是为剥削和侮辱别人而生的，和他讲道理只是徒劳，不要和他有任何争吵，因为精神病患者一定要赢，他们会不择手段达到目标。”
哈勒认为，这种病几乎无法用传统的方式治愈，有些治疗方式甚至会加重精神病的程度。他们通常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能够灵巧地摆布他人。他开玩笑地建议说，一个智能机软件能够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每个人都能够上传自己遇到的精神病人的信息”。
克里恩·史密斯会欢迎这种软件。她的治疗取得了进步，但是她对陌生人仍然非常不信任。“我了解到，我们不可能保护自己不受精神病人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