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1 月17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对于社会心态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对于民众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普遍的、突出的社会心态的了解，是政府制定政策和确立政府服务方向的重要参照。基于对国内近期科研机构、媒体和调查机构的一些相关调查的综述和分析，本文试图分析和描述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
一社会需求的基本状况
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但如何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从哪里着手，则是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20世纪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深入研究了人的基本需求，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这五种需求的关系是渐进的，一种需求满足才会有新的需求产生。尽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学术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他着眼于人的基本需求的人本主义思想非常有影响，也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各级政府机构首先要了解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以及民众的基本需求汇集起来的社会需求。
（一）“和谐社会”目标与社会需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阐述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的目标。民众对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寄予很大希望，但民众对于“和谐社会”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对于“和谐社会”也有着不同的期望。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005年“两会”召开前《中国经济时报》和搜狐网在搜狐网上联合进行了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建立‘和谐社会’您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搜狐网上共有3700人回答了这个题目，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社保和再就业”、“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和“房地产调控”列在前五位，可以看出民众更多关心的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2005年两会期间，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沈阳、重庆、长春、西安进行了两会关注度和关注焦点的调查，回收问卷总数为1500份。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群众关注“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房地产、物业”，“就业和再就业”，多数群众关注“物价波动”、“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证券市场如何走出困境”和“教育乱收费”，而关注“国有资产流失”、“反腐倡廉”和“社会保障”的人数相对少一些，占调查人数的四成。
新浪网也在两会期间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题目是“您最关心的2005年经济现象”。调查结果显示，证券市场走出困境、农民增收问题、分配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房价和车价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网络调查受调查手段的限制，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相对狭窄，但从调查结果看，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反映了社会的声音。
这些调查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1）在现阶段，民众普遍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是最为迫切的、首先应该满足的需求；（2）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表现为一种现实的需求；（3）不同于马斯洛从个体需求出发提出的需求愿望，民众表现出对于他人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关怀；（4）民众把个人需求的满足与社会整体的发展紧密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上而下达成了一种共识。
（二）民众的社会参与意愿
一年以来，无论是对于“和谐社会”的讨论，还是对于两岸交往进展的关注，还是对于“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发射表现出的自豪感，都反映了民众关心、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提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将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进一步需求，民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将是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资料来自中国调查网（http://www.comrc.com.cn/index.htm），该网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主办。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成都进行的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发现，市民在应该参加的社区活动中选择“关注社区工作”、“参加选举”、“了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比例较高，而选择“参与处理地方问题或各种活动”、“参与地方政府的活动”和“参与党组织的活动”比例较低，选择“以上均没有”的比例不到10%。说明民众公共参与活动以参与社区活动为主，参与政治活动则是以选举活动为主，参与其他公共事务性活动较少。
1.政治参与
中国调查网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中发现，不同城市的被调查者对于政治的兴趣不同，总体上看，倾向于对政治感兴趣的被调查者和不感兴趣的调查者各占一半，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同地域民众对政治的兴趣有差别。
被调查者经常谈论政治和偶尔谈论政治的比例分别为10%和41%，从不谈论和很少谈论分别占17%和32%。
一般来说，人们理解的政治兴趣主要是从宏观的、国家层面上理解的，这样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个人对于国家政治动向的关注。从民众在一些社会事件中的表现更容易看出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国家大事的关注程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05年4月27~28日进行的关于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的调查结果显示，95.8%的受访民众一直在留意连战访问大陆的新闻报道，只有4.2%的人表示还不知道此事；有65.1%的民众认为“连宋”访问大陆会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从调查结果看，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还不算很高，但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而且在某些重要事件上还反映出民众公共参与活动在不断增加，例如东南亚海啸发生后全国范围内群众自发的慈善捐赠活动等。
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与政府在一些公共决策上透明度提高、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举措有关，也与公共参与平台便捷、参与成本降低有关，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可以很容易地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民众对“和谐社会”政策的响应，对“圆明园环境保护事件”的参与和在修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时个人意见的表达，都表现出新的参与特点。
而民众直接参与的主要政治活动是选举，从上面所列的调查结果看，参加选举是仅次于关注社区活动的参与形式，有44%的人认为应该参加。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中关于民众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的关注程度的调查结果基本上与这一比例接近：表示非常关注的被调查者占2.6%，比较关注的占36.6%，极少关注的占45.6%，一点也不关注的占14.4%，表示不清楚或不回答的占0.8%。
如果把民众的政治参与从组织形态上分为个体参与、多人参与、组织参与，从参与方式上分为接受信息、表达观点、交流沟通、施加影响的话，选举应该属于个体表达个人观点和态度的政治参与形式。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与个体可以施加影响的大小，以及选举结果对个体产生的可能影响大小有关，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一项村民选举心理研究把选举行为分为“政见取向”和“非政见取向”两部分，其中“政见取向”是选民对选举制度意义的认识，“非政见取向”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村民选举中的“政见取向”是由以下四个因素构成的：（1）反映选民对选举制度在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的认识；（2）反映选民在选举制度改善民生状况方面的意义的认识；（3）反映选民对选举在维护和保障村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意义的认识；（4）反映选民对选举制度在村干部监督方面的意义的认识。而“非政见取向”中的主要因素是“候选人身份”，“候选人德能”，选民家人、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的意见。张锋等：《农村选民选举行为的结构特征》，《应用心理学》2004年第4期。
总的来看，民众政治参与的特点是以个体参与为主，多人参与和组织参与较少，参与的形式是以信息的获取和态度、观点的表达为主，互动形式的参与较少。
2.社区参与
在参与内容的调查中，虽然倾向于社区参与的比例高于政治参与，但在社区参与上持积极主动态度的比例并不高。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应该积极参与的被调查者约占36%，可以想见，在现实环境下的参与率会更低。
另一项调查显示，表示非常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为17%，表示比较愿意参与的占29%，二者合计占46%。但在具体情境下，被调查对象的参与意愿因事务性质的不同有较大差别，其中，与个体经济利益相关的活动参与率最高，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87.2%，比如，自有住房者的参与率高于租房者的参与率；社会服务和文体活动的参与率接近，都比较低，在四成左右，而且年长、文化程度不高、居住年限较长的居民选择参与相对较多；就目前现状来看，成立业主委员会往往与业主维权活动相联系，而出任业主委员会委员与个人的基本权益有关，因此选择参与的比例高于一般的社会服务和文化活动。王小章等：《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以往关于民众社区参与的研究也发现，居民社区参与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组织性不强、社区活动缺乏、社区管理水平低、社区归属感很弱等几个方面。岑颖等：《城市居民社区意识调查》，《改革与战略》2003年第8期。表现为关注多于参与。
在目前单位功能弱化，社区功能亟待加强的形势下，社区建设需要更多民众的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应该调动民众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民众社区参与的比例，激发民众社区参与的动力，提高民众社区参与的质量。
二社 会 焦 虑
心理学所讲的社会焦虑一般是针对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自己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无法满足预定的期待目标时所产生的内心不安，而本文所指的社会焦虑则是指民众对于目前社会现实下个体某些需求不能满足而表现出的共同焦虑。应该说，社会焦虑很多，以下讨论的是较为突出的风险焦虑和公平焦虑。
（一）风险焦虑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危险的经历，但是许多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对于民众来说，风险的焦虑主要是来自风险环境，来自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压力和威胁。
国家统计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调查显示，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就业失业、教育和腐败问题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2004年11月开始，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全国部分省市2000位公众进行了公众满意度调查，在涉及安全方面的题目中，回答非常满意的比例都很低，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所占比例两项合计超过20%的题目仅有财产安全。
这样的调查结果本身会受到题目选项的限制，不一定能显示出人们对于来自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全部风险因素的反应，但人们对于生活现状较低的满意度说明公众有较高的风险焦虑，对于人身财产安全、失业、生态环境破坏、生活保障等风险的焦虑。
目前的安全感调查更多地关注社会秩序角度的安全感，2003和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安全感调查显示公众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刑事犯罪和公共秩序混乱，选择这两个选项的人所占比例都在1/3左右。而事实上，公众对于自身安全威胁的感受来自多方面，尤以与公众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食品安全影响最大。
最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以往公众关心的“食品卫生”问题转化为让人焦虑的“食品安全”问题，公众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食品的风险。2005年《小康》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饮食小康”的抽样调查，其中有关饮食安全状况的调查包括食品的污染程度、科技运用对食品的影响、主观感受度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因素，该项满分为100分，调查结果显示，实际得分仅为49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4年完成的关于食品安全的调查显示，82%的公众表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感到担心。2005年搜狐网和市场研究公司的消费安全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的消费者将因为产品安全危机事件而改变消费习惯。
心理学家霍妮曾经对焦虑和恐惧作过一个简单的区分，她认为恐惧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反应，而焦虑则可能是对想像中危险的反应。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正是那些不断发生的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他们觉得似乎随时都会遇到人身的伤害。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所说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主要面对的不是自然界所引发的灾难和不确定性引起的危险，而是人为原因所带来的风险。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自然界的危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逐渐学会了规避危险的环境和处境，对于环境的可控制性提高了安全感，降低了对风险的焦虑。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更为复杂，这种不确定性使个体感到难以把握和控制。对于民众来说，如何认识风险、如何面对风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如何降低风险，另一方面是消除民众对于风险的过度的焦虑。
（二）公平焦虑
中国社会调查所在两会期间分别在《中国经济时报》与搜狐网上进行的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调查中，贫富差距都列在首位。在2004年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进行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市民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而2000年“贫富差距过大”仅列在第5位，但从2001年跃升到第一位，以后一直保持这一位序。这显示出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限。现在，许多对于贫富差距的讨论已不再停留于经济角度和宏观政策角度，贫富差距已经被等同于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在绝对的贫富差距完全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既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也要关注贫富差距扩大所延伸出的公平焦虑问题。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贫富差距过大”与“腐败”、“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就业”等问题一道被市民选为“目前需要集中大力量解决的问题”。同时，“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还与“腐败”、“物价上涨”、“住房”和“社会治安”等问题一道被市民认为是“对市民情绪影响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贫富差距扩大会造成强烈的社会情绪呢？这与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知和理解有关。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调查发现，76%的被访者认为差距比前几年更大了，12.9%的人认为差距与以前一样，只有3.5%的人认为差距缩小了，还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贫富差距更多不是来自统计数据的结论，也不是看基尼系数，而是来自一些感性的认知，常常难以做到客观地评价贫富差距。这就造成许多人把贫富差距与腐败、非法致富联系起来。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归因方式是影响公平焦虑的重要原因。该调查还显示，民众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扩大进行外在的、社会方面的归因，只有很少的人作个体内在的归因。被调查者中只有12.2%的人将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人能力，8.1%的人归因于家庭背景，其余的人均归因于腐败、行业差距等社会原因。
对于贫富差距扩大的感知是与个体所处的贫富两极之间的位置有关的，这种位置的确定也基于自我判断。自我判断越是靠近“贫”的一端，个体体会的贫富差距会越强烈。而当人们把贫富差距归因于社会时，自认为“贫困”的人们会感到无力改变贫富差距的现实，认为个人奋斗会是无效的，但又不甘心这样的局面，内心就容易产生不公平焦虑。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不同阶层的被调查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排序是不同的，中上阶层对最严重的五个社会问题的排列顺序是腐败、贫富差距、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和物价上涨，最低阶层的排序是贫富差距、物价上涨、腐败、就业和住房。调查中的阶层是被调查者自我认定的。被调查者自认为属于最高阶层的比例为0.5%，属于中上阶层的占2.3%，属于中等阶层的占25.1%，属于中下阶层的占34.4%，属于最低阶层的占27.%，回答不知道的占10.6%。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并不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或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做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与他人的投入产出比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而个体选择的比较对象是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的。一般来说，个体会选择与自己各方面条件接近的人作为比较对象，这样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客观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相似比较，有的人习惯于做向上的比较，有的人习惯于做向下的比较。习惯于向下比较的人属于知足常乐的人，而习惯于向上比较的人感受到的是消极的情绪体验。而当那些进行相似比较的人发现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小于他人时就会有“相对剥夺感”，感到不公平。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竞争不断加剧的社会也让人不断产生向上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
焦虑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心理信号，就像疼痛是身体不适的信号一样，同样，社会性焦虑是一种社会性信号，是对社会问题的警示。
三社会行为倾向
这里的社会行为倾向并不是指对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分析，而是指民众行为的可能表现，是行为的预备状态。
（一）社会应对策略
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难免会遇到各种社会问题和挫折，面对问题时的应对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中国调查网的社会意识调查设计了两种情境，了解被调查者个人在面对社会性问题时可能采取的反应策略。设计的问题是，如果有一项全国性或地方性政策正在讨论出台，而这项政策会使被调查者的利益受到损失，那么，被调查者会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以影响决策。结果显示，对于全国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应对人数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全国政策的应对者比例低于地方政策的应对者比例，分别是26.8%和31.4%。
在应对方式上，对于全国性政策，被调查者选择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工会或行业协会、给领导写信、通过律师、通过法院、与领导或媒体接触等；对于地方性政策，被调查者的第一位选择还是通过工会或行业协会，其他选择依次是与领导或媒体接触、通过律师、通过党组织、给领导写信、通过法院，与全国性政策情境下的应对方式相同，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在不同的政策下，应对方式选择的比例不同，地方性政策的选择比例普遍高于全国性政策，但在影响全国性政策上选择通过律师、给领导写信、通过法院、仅仅是抱怨、直接行动和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的比例高于影响地方性政策。
从应对方式的特点看，应对方式选择是以单向传达信息为主，有不少人愿意采取互动的、施加影响的方式，如通过律师、法院解决问题，但也有比较少的人表示要采取直接行动；在应对特点上，采取组织性应对策略的比例较高，在组织形式上，首选的是行业组织，其次是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而采取自发民间组织的比例较低。其他调查也有类似结果，一项对黑龙江省五个城市下岗职工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下岗职工中约有21.1%的人认为社会“很不公平”，有52.9%的人认为“不太公平”。但当被问到“如果你的同事或邻居为了某些比较特殊的事情邀请你参加集体上访时，你的态度是什么”的时候，受访下岗职工中有18.3%的人表示“会参加”，32.8%的人表示“只表示同情而不参加”，有18.1%的人表示“旁观”，有19.2%的人表示会“劝阻”，另有11.6%的人“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办。吴丹梅：《黑龙江省五城市下岗职工调查及社会支持政策》，《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1期。
另一项在新疆、重庆、四川、内蒙古、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宁夏进行的关于民众对于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民众在面对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老百姓收入的提高、产业工人下岗、下岗再就业、民族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进城民工的权益保障、“三农”问题、领导干部腐败等主要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通过因素分析抽取的四个因子的得分把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应对策略分为四种类型：（1）个人积极应对和社会积极应对行为为主，而消极应对的水平极低，“积极应对型”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4.11%；（2）社会消极应对行为极为突出，同时伴随着个人的消极行为应对的“社会消极应对型”，占全部人数的3.72%；（3）个人消极应对方式突出的“个人消极应对型”，占全部人数的13.48%；（4）各种应对行为得分均较低的“无作为型”，占全部人数的48.68%。赵玉芳、张庆林：《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3期。
（二）消费行为中的民族情绪
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内市场逐渐与国际市场同步，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表现出许多全球性特征。但是，近年来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情绪，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种社会心态。
人们的消费行为首先应该是满足个体消费需求的，一般来说，产品的品牌、质量、价格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品牌知名度的影响，在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上，中国品牌与一些国际著名品牌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人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青睐一些知名度高的品牌。而且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开放的程度，国际品牌的影响力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于2003年进行的媒体报道与企业形象调查显示，最著名的五个品牌是海尔、索尼、宝马、奔驰和可口可乐。在列于前20位的品牌中属于中国的只有海尔与联想，美国和日本各有6个，德国4个，韩国1个，芬兰1个。
虽然这些品牌的知名度较高，人们对其产品性能的评价较高，但它们并不一定是人们消费时的首选，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在权衡了同类产品的各方面特点之后做出的。人们在做消费决定时，有时会首先排除一些同类的产品，排除的标准则因人而异。近年来，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会把日本品牌作为一个排除对象，这一点在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络论坛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许多讨论汽车、电器、IT、数码产品的论坛都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日货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与这些年日本篡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问题等政治事件有关。与这种情绪相关，这些年发生了一系列因产品问题或广告引发的事件，如“东芝笔记本风波”、“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而与此相对照的是韩国产品这几年大举进入中国，三星、现代等品牌在手机、汽车消费品市场上获得了中国消费者的很大认同，韩国影视作品、服装、饮食受到中国人的极大欢迎，这种现象或多或少与韩国在对日态度上与中国比较一致有关。
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7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进行的中日韩关系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假定日韩产品的性价比相同的情况下，明确表示不买韩国产品和日本产品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4%和22.2%，表示不太可能购买韩国和日本产品的人分别占16.6%和17.9%，明确表示肯定会购买的人分别占9%和7.1%，表示购买可能性较大的人分别占11.7%和11.2%，显示出被调查者购买日本产品的意愿明显低于购买韩国产品的意愿。
日本产品进入中国要比韩国产品早得多，数量更大，品种更多，但实际消费情况的调查却显示，除了家用电器和汽车外，被调查者消费韩国产品的人数多于消费日本产品的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的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于日本产品的评价较高，汽车、化妆品和电脑三种产品的评价是设计好、感觉高档、技术水平高和质量好。既然人们对日本产品评价很高，认为其品牌知名度很大，但为什么购买意愿比较低，甚至成为一些人首先排除的对象呢？可能其中还会有价格等因素，但民族情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零点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表示很讨厌和比较讨厌日本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是29.3%和40%，合计为69.3%，而表示很讨厌和比较讨厌韩国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0.3%和5.7%，合计为6%；表示很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8%和21.5%，合计为24.3%，而表示很喜欢和比较喜欢韩国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2.6%和68.3%，合计为80.9%。
可以说，在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情绪。尽管调查所显示的消费意愿并不能等同于消费行为，消费中的这种民族情绪也可能在面临消费抉择时让位于产品特性和其他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说消费中的这种感性因素是可以永远与消费理性相分离的。至少目前这种现象显示了人们消费行为中内心的矛盾，只要人们有机会就会摆脱这种矛盾的心理。从现在“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产品在许多领域很高的占有率来看，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种民族情绪的影响力。但人们对韩国机械、电子产品迅速的接受和对文化产品的追捧，也是人们要摆脱矛盾心理的一种替代性选择。
应该说，消费中的民族情绪是普遍存在的，海尔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第一品牌，也一定包含了民族情绪在内，国内企业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有利的影响因素，做海尔那样的让民众消费行为的感性和理性不再矛盾的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王俊秀）
本文摘自《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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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对于社会心态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对于民众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普遍的、突出的社会心态的了解，是政府制定政策和确立政府服务方向的重要参照。基于对国内近期科研机构、媒体和调查机构的一些相关调查的综述和分析，本文试图分析和描述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
一社会需求的基本状况
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但如何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从哪里着手，则是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20世纪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深入研究了人的基本需求，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这五种需求的关系是渐进的，一种需求满足才会有新的需求产生。尽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学术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他着眼于人的基本需求的人本主义思想非常有影响，也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各级政府机构首先要了解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以及民众的基本需求汇集起来的社会需求。
（一）“和谐社会”目标与社会需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阐述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的目标。民众对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寄予很大希望，但民众对于“和谐社会”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对于“和谐社会”也有着不同的期望。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005年“两会”召开前《中国经济时报》和搜狐网在搜狐网上联合进行了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建立‘和谐社会’您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搜狐网上共有3700人回答了这个题目，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社保和再就业”、“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和“房地产调控”列在前五位，可以看出民众更多关心的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2005年两会期间，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沈阳、重庆、长春、西安进行了两会关注度和关注焦点的调查，回收问卷总数为1500份。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群众关注“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房地产、物业”，“就业和再就业”，多数群众关注“物价波动”、“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证券市场如何走出困境”和“教育乱收费”，而关注“国有资产流失”、“反腐倡廉”和“社会保障”的人数相对少一些，占调查人数的四成。
新浪网也在两会期间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题目是“您最关心的2005年经济现象”。调查结果显示，证券市场走出困境、农民增收问题、分配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房价和车价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网络调查受调查手段的限制，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相对狭窄，但从调查结果看，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反映了社会的声音。
这些调查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1）在现阶段，民众普遍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是最为迫切的、首先应该满足的需求；（2）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表现为一种现实的需求；（3）不同于马斯洛从个体需求出发提出的需求愿望，民众表现出对于他人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关怀；（4）民众把个人需求的满足与社会整体的发展紧密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上而下达成了一种共识。
（二）民众的社会参与意愿
一年以来，无论是对于“和谐社会”的讨论，还是对于两岸交往进展的关注，还是对于“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发射表现出的自豪感，都反映了民众关心、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提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将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进一步需求，民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将是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资料来自中国调查网（http://www.comrc.com.cn/index.htm），该网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主办。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成都进行的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发现，市民在应该参加的社区活动中选择“关注社区工作”、“参加选举”、“了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比例较高，而选择“参与处理地方问题或各种活动”、“参与地方政府的活动”和“参与党组织的活动”比例较低，选择“以上均没有”的比例不到10%。说明民众公共参与活动以参与社区活动为主，参与政治活动则是以选举活动为主，参与其他公共事务性活动较少。
1.政治参与
中国调查网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中发现，不同城市的被调查者对于政治的兴趣不同，总体上看，倾向于对政治感兴趣的被调查者和不感兴趣的调查者各占一半，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同地域民众对政治的兴趣有差别。
被调查者经常谈论政治和偶尔谈论政治的比例分别为10%和41%，从不谈论和很少谈论分别占17%和32%。
一般来说，人们理解的政治兴趣主要是从宏观的、国家层面上理解的，这样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个人对于国家政治动向的关注。从民众在一些社会事件中的表现更容易看出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国家大事的关注程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05年4月27~28日进行的关于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的调查结果显示，95.8%的受访民众一直在留意连战访问大陆的新闻报道，只有4.2%的人表示还不知道此事；有65.1%的民众认为“连宋”访问大陆会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从调查结果看，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还不算很高，但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而且在某些重要事件上还反映出民众公共参与活动在不断增加，例如东南亚海啸发生后全国范围内群众自发的慈善捐赠活动等。
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与政府在一些公共决策上透明度提高、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举措有关，也与公共参与平台便捷、参与成本降低有关，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可以很容易地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民众对“和谐社会”政策的响应，对“圆明园环境保护事件”的参与和在修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时个人意见的表达，都表现出新的参与特点。
而民众直接参与的主要政治活动是选举，从上面所列的调查结果看，参加选举是仅次于关注社区活动的参与形式，有44%的人认为应该参加。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中关于民众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的关注程度的调查结果基本上与这一比例接近：表示非常关注的被调查者占2.6%，比较关注的占36.6%，极少关注的占45.6%，一点也不关注的占14.4%，表示不清楚或不回答的占0.8%。
如果把民众的政治参与从组织形态上分为个体参与、多人参与、组织参与，从参与方式上分为接受信息、表达观点、交流沟通、施加影响的话，选举应该属于个体表达个人观点和态度的政治参与形式。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与个体可以施加影响的大小，以及选举结果对个体产生的可能影响大小有关，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一项村民选举心理研究把选举行为分为“政见取向”和“非政见取向”两部分，其中“政见取向”是选民对选举制度意义的认识，“非政见取向”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村民选举中的“政见取向”是由以下四个因素构成的：（1）反映选民对选举制度在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的认识；（2）反映选民在选举制度改善民生状况方面的意义的认识；（3）反映选民对选举在维护和保障村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意义的认识；（4）反映选民对选举制度在村干部监督方面的意义的认识。而“非政见取向”中的主要因素是“候选人身份”，“候选人德能”，选民家人、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的意见。张锋等：《农村选民选举行为的结构特征》，《应用心理学》2004年第4期。
总的来看，民众政治参与的特点是以个体参与为主，多人参与和组织参与较少，参与的形式是以信息的获取和态度、观点的表达为主，互动形式的参与较少。
2.社区参与
在参与内容的调查中，虽然倾向于社区参与的比例高于政治参与，但在社区参与上持积极主动态度的比例并不高。2005年社会意识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应该积极参与的被调查者约占36%，可以想见，在现实环境下的参与率会更低。
另一项调查显示，表示非常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为17%，表示比较愿意参与的占29%，二者合计占46%。但在具体情境下，被调查对象的参与意愿因事务性质的不同有较大差别，其中，与个体经济利益相关的活动参与率最高，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87.2%，比如，自有住房者的参与率高于租房者的参与率；社会服务和文体活动的参与率接近，都比较低，在四成左右，而且年长、文化程度不高、居住年限较长的居民选择参与相对较多；就目前现状来看，成立业主委员会往往与业主维权活动相联系，而出任业主委员会委员与个人的基本权益有关，因此选择参与的比例高于一般的社会服务和文化活动。王小章等：《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以往关于民众社区参与的研究也发现，居民社区参与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组织性不强、社区活动缺乏、社区管理水平低、社区归属感很弱等几个方面。岑颖等：《城市居民社区意识调查》，《改革与战略》2003年第8期。表现为关注多于参与。
在目前单位功能弱化，社区功能亟待加强的形势下，社区建设需要更多民众的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应该调动民众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民众社区参与的比例，激发民众社区参与的动力，提高民众社区参与的质量。
二社 会 焦 虑
心理学所讲的社会焦虑一般是针对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自己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无法满足预定的期待目标时所产生的内心不安，而本文所指的社会焦虑则是指民众对于目前社会现实下个体某些需求不能满足而表现出的共同焦虑。应该说，社会焦虑很多，以下讨论的是较为突出的风险焦虑和公平焦虑。
（一）风险焦虑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危险的经历，但是许多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对于民众来说，风险的焦虑主要是来自风险环境，来自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压力和威胁。
国家统计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调查显示，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就业失业、教育和腐败问题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2004年11月开始，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全国部分省市2000位公众进行了公众满意度调查，在涉及安全方面的题目中，回答非常满意的比例都很低，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所占比例两项合计超过20%的题目仅有财产安全。
这样的调查结果本身会受到题目选项的限制，不一定能显示出人们对于来自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全部风险因素的反应，但人们对于生活现状较低的满意度说明公众有较高的风险焦虑，对于人身财产安全、失业、生态环境破坏、生活保障等风险的焦虑。
目前的安全感调查更多地关注社会秩序角度的安全感，2003和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安全感调查显示公众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刑事犯罪和公共秩序混乱，选择这两个选项的人所占比例都在1/3左右。而事实上，公众对于自身安全威胁的感受来自多方面，尤以与公众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食品安全影响最大。
最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以往公众关心的“食品卫生”问题转化为让人焦虑的“食品安全”问题，公众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食品的风险。2005年《小康》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饮食小康”的抽样调查，其中有关饮食安全状况的调查包括食品的污染程度、科技运用对食品的影响、主观感受度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因素，该项满分为100分，调查结果显示，实际得分仅为49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4年完成的关于食品安全的调查显示，82%的公众表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感到担心。2005年搜狐网和市场研究公司的消费安全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的消费者将因为产品安全危机事件而改变消费习惯。
心理学家霍妮曾经对焦虑和恐惧作过一个简单的区分，她认为恐惧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反应，而焦虑则可能是对想像中危险的反应。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正是那些不断发生的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他们觉得似乎随时都会遇到人身的伤害。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所说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主要面对的不是自然界所引发的灾难和不确定性引起的危险，而是人为原因所带来的风险。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自然界的危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逐渐学会了规避危险的环境和处境，对于环境的可控制性提高了安全感，降低了对风险的焦虑。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更为复杂，这种不确定性使个体感到难以把握和控制。对于民众来说，如何认识风险、如何面对风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如何降低风险，另一方面是消除民众对于风险的过度的焦虑。
（二）公平焦虑
中国社会调查所在两会期间分别在《中国经济时报》与搜狐网上进行的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调查中，贫富差距都列在首位。在2004年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进行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市民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而2000年“贫富差距过大”仅列在第5位，但从2001年跃升到第一位，以后一直保持这一位序。这显示出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限。现在，许多对于贫富差距的讨论已不再停留于经济角度和宏观政策角度，贫富差距已经被等同于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在绝对的贫富差距完全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既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也要关注贫富差距扩大所延伸出的公平焦虑问题。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贫富差距过大”与“腐败”、“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就业”等问题一道被市民选为“目前需要集中大力量解决的问题”。同时，“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还与“腐败”、“物价上涨”、“住房”和“社会治安”等问题一道被市民认为是“对市民情绪影响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贫富差距扩大会造成强烈的社会情绪呢？这与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知和理解有关。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调查发现，76%的被访者认为差距比前几年更大了，12.9%的人认为差距与以前一样，只有3.5%的人认为差距缩小了，还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贫富差距更多不是来自统计数据的结论，也不是看基尼系数，而是来自一些感性的认知，常常难以做到客观地评价贫富差距。这就造成许多人把贫富差距与腐败、非法致富联系起来。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归因方式是影响公平焦虑的重要原因。该调查还显示，民众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扩大进行外在的、社会方面的归因，只有很少的人作个体内在的归因。被调查者中只有12.2%的人将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人能力，8.1%的人归因于家庭背景，其余的人均归因于腐败、行业差距等社会原因。
对于贫富差距扩大的感知是与个体所处的贫富两极之间的位置有关的，这种位置的确定也基于自我判断。自我判断越是靠近“贫”的一端，个体体会的贫富差距会越强烈。而当人们把贫富差距归因于社会时，自认为“贫困”的人们会感到无力改变贫富差距的现实，认为个人奋斗会是无效的，但又不甘心这样的局面，内心就容易产生不公平焦虑。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不同阶层的被调查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排序是不同的，中上阶层对最严重的五个社会问题的排列顺序是腐败、贫富差距、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和物价上涨，最低阶层的排序是贫富差距、物价上涨、腐败、就业和住房。调查中的阶层是被调查者自我认定的。被调查者自认为属于最高阶层的比例为0.5%，属于中上阶层的占2.3%，属于中等阶层的占25.1%，属于中下阶层的占34.4%，属于最低阶层的占27.%，回答不知道的占10.6%。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并不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或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做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与他人的投入产出比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而个体选择的比较对象是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的。一般来说，个体会选择与自己各方面条件接近的人作为比较对象，这样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客观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相似比较，有的人习惯于做向上的比较，有的人习惯于做向下的比较。习惯于向下比较的人属于知足常乐的人，而习惯于向上比较的人感受到的是消极的情绪体验。而当那些进行相似比较的人发现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小于他人时就会有“相对剥夺感”，感到不公平。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竞争不断加剧的社会也让人不断产生向上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
焦虑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心理信号，就像疼痛是身体不适的信号一样，同样，社会性焦虑是一种社会性信号，是对社会问题的警示。
三社会行为倾向
这里的社会行为倾向并不是指对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分析，而是指民众行为的可能表现，是行为的预备状态。
（一）社会应对策略
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难免会遇到各种社会问题和挫折，面对问题时的应对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中国调查网的社会意识调查设计了两种情境，了解被调查者个人在面对社会性问题时可能采取的反应策略。设计的问题是，如果有一项全国性或地方性政策正在讨论出台，而这项政策会使被调查者的利益受到损失，那么，被调查者会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以影响决策。结果显示，对于全国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应对人数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全国政策的应对者比例低于地方政策的应对者比例，分别是26.8%和31.4%。
在应对方式上，对于全国性政策，被调查者选择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工会或行业协会、给领导写信、通过律师、通过法院、与领导或媒体接触等；对于地方性政策，被调查者的第一位选择还是通过工会或行业协会，其他选择依次是与领导或媒体接触、通过律师、通过党组织、给领导写信、通过法院，与全国性政策情境下的应对方式相同，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在不同的政策下，应对方式选择的比例不同，地方性政策的选择比例普遍高于全国性政策，但在影响全国性政策上选择通过律师、给领导写信、通过法院、仅仅是抱怨、直接行动和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的比例高于影响地方性政策。
从应对方式的特点看，应对方式选择是以单向传达信息为主，有不少人愿意采取互动的、施加影响的方式，如通过律师、法院解决问题，但也有比较少的人表示要采取直接行动；在应对特点上，采取组织性应对策略的比例较高，在组织形式上，首选的是行业组织，其次是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而采取自发民间组织的比例较低。其他调查也有类似结果，一项对黑龙江省五个城市下岗职工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下岗职工中约有21.1%的人认为社会“很不公平”，有52.9%的人认为“不太公平”。但当被问到“如果你的同事或邻居为了某些比较特殊的事情邀请你参加集体上访时，你的态度是什么”的时候，受访下岗职工中有18.3%的人表示“会参加”，32.8%的人表示“只表示同情而不参加”，有18.1%的人表示“旁观”，有19.2%的人表示会“劝阻”，另有11.6%的人“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办。吴丹梅：《黑龙江省五城市下岗职工调查及社会支持政策》，《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1期。
另一项在新疆、重庆、四川、内蒙古、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宁夏进行的关于民众对于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民众在面对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老百姓收入的提高、产业工人下岗、下岗再就业、民族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进城民工的权益保障、“三农”问题、领导干部腐败等主要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通过因素分析抽取的四个因子的得分把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应对策略分为四种类型：（1）个人积极应对和社会积极应对行为为主，而消极应对的水平极低，“积极应对型”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4.11%；（2）社会消极应对行为极为突出，同时伴随着个人的消极行为应对的“社会消极应对型”，占全部人数的3.72%；（3）个人消极应对方式突出的“个人消极应对型”，占全部人数的13.48%；（4）各种应对行为得分均较低的“无作为型”，占全部人数的48.68%。赵玉芳、张庆林：《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3期。
（二）消费行为中的民族情绪
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内市场逐渐与国际市场同步，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表现出许多全球性特征。但是，近年来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情绪，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种社会心态。
人们的消费行为首先应该是满足个体消费需求的，一般来说，产品的品牌、质量、价格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品牌知名度的影响，在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上，中国品牌与一些国际著名品牌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人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青睐一些知名度高的品牌。而且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开放的程度，国际品牌的影响力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于2003年进行的媒体报道与企业形象调查显示，最著名的五个品牌是海尔、索尼、宝马、奔驰和可口可乐。在列于前20位的品牌中属于中国的只有海尔与联想，美国和日本各有6个，德国4个，韩国1个，芬兰1个。
虽然这些品牌的知名度较高，人们对其产品性能的评价较高，但它们并不一定是人们消费时的首选，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在权衡了同类产品的各方面特点之后做出的。人们在做消费决定时，有时会首先排除一些同类的产品，排除的标准则因人而异。近年来，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会把日本品牌作为一个排除对象，这一点在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络论坛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许多讨论汽车、电器、IT、数码产品的论坛都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日货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与这些年日本篡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问题等政治事件有关。与这种情绪相关，这些年发生了一系列因产品问题或广告引发的事件，如“东芝笔记本风波”、“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而与此相对照的是韩国产品这几年大举进入中国，三星、现代等品牌在手机、汽车消费品市场上获得了中国消费者的很大认同，韩国影视作品、服装、饮食受到中国人的极大欢迎，这种现象或多或少与韩国在对日态度上与中国比较一致有关。
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7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进行的中日韩关系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假定日韩产品的性价比相同的情况下，明确表示不买韩国产品和日本产品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4%和22.2%，表示不太可能购买韩国和日本产品的人分别占16.6%和17.9%，明确表示肯定会购买的人分别占9%和7.1%，表示购买可能性较大的人分别占11.7%和11.2%，显示出被调查者购买日本产品的意愿明显低于购买韩国产品的意愿。
日本产品进入中国要比韩国产品早得多，数量更大，品种更多，但实际消费情况的调查却显示，除了家用电器和汽车外，被调查者消费韩国产品的人数多于消费日本产品的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心的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于日本产品的评价较高，汽车、化妆品和电脑三种产品的评价是设计好、感觉高档、技术水平高和质量好。既然人们对日本产品评价很高，认为其品牌知名度很大，但为什么购买意愿比较低，甚至成为一些人首先排除的对象呢？可能其中还会有价格等因素，但民族情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零点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表示很讨厌和比较讨厌日本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是29.3%和40%，合计为69.3%，而表示很讨厌和比较讨厌韩国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0.3%和5.7%，合计为6%；表示很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8%和21.5%，合计为24.3%，而表示很喜欢和比较喜欢韩国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2.6%和68.3%，合计为80.9%。
可以说，在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情绪。尽管调查所显示的消费意愿并不能等同于消费行为，消费中的这种民族情绪也可能在面临消费抉择时让位于产品特性和其他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说消费中的这种感性因素是可以永远与消费理性相分离的。至少目前这种现象显示了人们消费行为中内心的矛盾，只要人们有机会就会摆脱这种矛盾的心理。从现在“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产品在许多领域很高的占有率来看，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种民族情绪的影响力。但人们对韩国机械、电子产品迅速的接受和对文化产品的追捧，也是人们要摆脱矛盾心理的一种替代性选择。
应该说，消费中的民族情绪是普遍存在的，海尔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第一品牌，也一定包含了民族情绪在内，国内企业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有利的影响因素，做海尔那样的让民众消费行为的感性和理性不再矛盾的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王俊秀）
本文摘自《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