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编辑部约稿，我还没想到公司内刊已出到第100期了.
1997年6月，公司上市。1997年8月，我被董事会从广州召至武汉，参与总部管理。1998年1月，内刊创刊，我兼任主编。2000年8月，我于聘任期满后辞去了在总部的任职，包括兼任的内刊主编。
内刊的刊名现已作了局部更改。
因为是刊物的创办人和首任主编，编辑部希望我能为这第100期写点东西，谈谈当年办刊的经历，并对现在的工作提点意见，以此作为纪念。
一个企业内刊，持续不断地办到第100期，实属不易。这一事实说明了刊物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企业上下对它的重视，也说明了历届编辑人员的劳动卓有成效。因此，适当纪念一下未尝不可，回顾和追述一下办刊的经历也是有意义的。
此即撰写本文的缘由。
一
先说一说我当时为什么要办这刊物。
我到总部的时候，公司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一方面，上市使公司有了资金，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从民营企业变成公众公司以后，外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公司如果不能走向规范化管理，不能给投资者合理的回报，那将有更大风险。
但公司组织当时的状况却令人堪忧。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有经营团队中有人对规范化管理有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举个例子来说吧：就为了推行“财务一条线”的制度，遇到的抵抗就非常激烈。有的公司总经理把总部下派的会计骂得哭着跑回来，没别的理由，就是不想接受财务监督。还有的总经理则用拉拢收买的办法，让财务人员背弃职责，为他私开账户，转移货款。有的人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干些违法乱纪的勾当，给公司造成严重危害。与此同时，诸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却成了抵制监督管理的理由。
经营班子中的纷争还发生在另一类问题上：由于大家都是初涉市场经济的新手，谁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摸索，都会把我们卷到不同见解的争论中去，而一些技术性的争论往往又演化为人事纷争，或者跟人事纷争缠夹在一起，闹得人很不愉快。
除了经营班子的问题外，处在转折动荡中的员工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刚兼并过来的国企的职工还不很适应新的企业体制，还心存疑虑和抵触；一些因产业调整被遣散的员工跟公司打起了官司；经营中出现的困难也让不少人觉得公司前途黯淡……
针对公司这种状况，董事会从上市后的第十天起，就在大连连续召开了五天会议，作出了转变观念，调整产业，整顿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决策。我来到总部，就面临界着整顿组织的任务。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要改善公司的状况，单单靠组织人事措施，撤换几个不称职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企业文化的改造和建设。考虑到这一点时，我就想到了办刊。
应该说，我产生办刊的想法，同我个人具备一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有关的。我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就是著名报人,同时又是当地工商界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我自己也接受过新闻专业的函授教育，并有过在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这一份公司内刊也不是我在我们公司办的第一个刊物。1994年公司把我从北京调到武汉
如果不是编辑部约稿，我还没想到公司内刊已出到第100期了.
1997年6月，公司上市。1997年8月，我被董事会从广州召至武汉，参与总部管理。1998年1月，内刊创刊，我兼任主编。2000年8月，我于聘任期满后辞去了在总部的任职，包括兼任的内刊主编。
内刊的刊名现已作了局部更改。
因为是刊物的创办人和首任主编，编辑部希望我能为这第100期写点东西，谈谈当年办刊的经历，并对现在的工作提点意见，以此作为纪念。
一个企业内刊，持续不断地办到第100期，实属不易。这一事实说明了刊物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企业上下对它的重视，也说明了历届编辑人员的劳动卓有成效。因此，适当纪念一下未尝不可，回顾和追述一下办刊的经历也是有意义的。
此即撰写本文的缘由。
一
先说一说我当时为什么要办这刊物。
我到总部的时候，公司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一方面，上市使公司有了资金，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从民营企业变成公众公司以后，外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公司如果不能走向规范化管理，不能给投资者合理的回报，那将有更大风险。
但公司组织当时的状况却令人堪忧。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有经营团队中有人对规范化管理有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举个例子来说吧：就为了推行“财务一条线”的制度，遇到的抵抗就非常激烈。有的公司总经理把总部下派的会计骂得哭着跑回来，没别的理由，就是不想接受财务监督。还有的总经理则用拉拢收买的办法，让财务人员背弃职责，为他私开账户，转移货款。有的人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干些违法乱纪的勾当，给公司造成严重危害。与此同时，诸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却成了抵制监督管理的理由。
经营班子中的纷争还发生在另一类问题上：由于大家都是初涉市场经济的新手，谁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摸索，都会把我们卷到不同见解的争论中去，而一些技术性的争论往往又演化为人事纷争，或者跟人事纷争缠夹在一起，闹得人很不愉快。
除了经营班子的问题外，处在转折动荡中的员工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刚兼并过来的国企的职工还不很适应新的企业体制，还心存疑虑和抵触；一些因产业调整被遣散的员工跟公司打起了官司；经营中出现的困难也让不少人觉得公司前途黯淡……
针对公司这种状况，董事会从上市后的第十天起，就在大连连续召开了五天会议，作出了转变观念，调整产业，整顿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决策。我来到总部，就面临界着整顿组织的任务。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要改善公司的状况，单单靠组织人事措施，撤换几个不称职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企业文化的改造和建设。考虑到这一点时，我就想到了办刊。
应该说，我产生办刊的想法，同我个人具备一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有关的。我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就是著名报人,同时又是当地工商界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我自己也接受过新闻专业的函授教育，并有过在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这一份公司内刊也不是我在我们公司办的第一个刊物。1994年公司把我从北京调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