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途中突遇一人才学出众，一贯爱才的李大亮立刻将此人荐举给朝廷，很快诏下，补为门下省典仪。此人便是李义府。
唐太宗想试试李义府才学深浅。一天，太宗召见李义府，令他当场以“咏乌”为题，赋诗一首。题目一出，李义府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此诗流露出李义府渴求朝官的急切心情。太宗听后倍感满意，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场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当时，李治为太子，李义府旋即又被授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颇有文采，与太子司议郎来济被时人并称为“来李”。
李义府很有才华，而且并非生来就是奸佞之徒。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此言有文有质，以此看，他很可能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而结果却堕落为奸臣，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官场乃一大染缸，要不多久皆清黑一色?
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土。李义府的青云直上，颇引朝臣注目，特别是他也曾由黄门侍郎刘洎、侍御史马周引荐，又与许敬宗等相勾结，虚美隐恶，曲意逢迎。长孙无忌奏请高宗贬他到壁州(今四川通江)做司马。诏令尚未下达，李义府已有所闻，急忙向中书合人王德俭问计。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其貌不扬，但诡计多端，善揣人意。他向李义府献计说：“武昭仪如今格外受宠，皇上想要将她立为皇后，只是怕宰相们反对，所以迟迟不敢下诏。你若能进谏赞同，恐怕能转危为安。”李义府心领神会，能在武昭仪立后问题上迎合帝意，贬黜之事便好办得多。于是，他借着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的机会，立即上表高宗，谎称立武昭仪为皇后是人心所向，请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
高宗听了，正合心意，马上召见了李义府，不仅赐给他宝珠一斗，还将原来贬斥到壁州的诏令停发，留居原职，武昭仪也秘密派人送礼答谢。从此，李义府便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结成了武昭仪的心腹。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七月，李义府升为中书侍郎；十月，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李义府又自中书侍郎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并赐广平县男爵。李义府第一次尝到了耍阴谋的甜头。
李义府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他总是一副谦和温顺的样子，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而内心则阴险狡诈，偏狭刻毒，动不动就拉下脸来。人称他是笑里藏刀，柔而害物的“人猫”。李义府仰仗武后的恩宠，进爵为侯，更加胆大妄为。洛阳有一女子淳于氏因为有罪，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听说这女子貌美，淫心顿起，密令大理丞毕正义削免其罪，纳为自己的小妾。大理卿段宝玄听说此事，告到朝廷。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等审理此案。李义府十分害怕，惟恐事情败露，便逼迫毕正义自缢，杀人灭口。高宗听到后，也想息事宁人，便不再追究，不了了之。
后来，侍御史王义方将调查情况，向高宗如实作了汇报：“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正义自杀，也是因为畏惧李义府的淫威。这样下去，则生杀之威，可不出自皇上之手。这种风气万万不可助长，请陛下立即加以勘正!”他还当廷陈述李义府的罪恶：“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谁知，李义府顾盼左右，若无其事，见高宗毫无阻拦之意，只好退出。王义方义愤填膺，继续弹劾李义府的罪恶行径，指出“此儿可恕，孰不可容”!要求清除君侧的奸党。高宗见他愈说愈激动，而事已至此，不想再作无谓争辩，于是大声喝止，反说王义方当廷诽谤，侮辱大臣，出口不逊，将其贬到莱州做司户，而不问李义府之罪。
一日，闲来无事，李义府偶翻贞观时修的《氏族志》，觉得自己的家族未列入志总甚是遗憾。于是，他将此事告诉武后，武后也感到《氏族志》有问题，应该重订。于是，由许敬宗、李义府主持重订工作，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李义府曾多次为其子向魏齐旧姓求婚，但是均未成功。出于个人恩怨，李义府请求武后下诏规定，旧有七姓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不得互为婚姻，并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
新修氏族志，对李义府来说，是跻身于名门望族的关键一步。他曾自言本出于赵郡李氏，还常与诸李氏论亲疏远近，一些李姓子弟，也趋炎附势、附和苟合，称他叔祖的不在少数。当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时，本族给事中李崇德将李义府一支从赵郡李氏族谱中抹去。等李义府官复原职、重为宰相后，李义府毫不客气地加以报复，叫人罗织罪名，将李崇德下狱，迫其自杀。
李义府出身于寒微之家，深知民间疾苦，一旦当上官便翻脸不认人，干起盘剥百姓的罪恶勾当。李义府的母亲去世，他在乡丁忧一年后，又复起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不久，李义府要改葬他的祖父，墓地选在永康陵的旁边。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光宗耀祖，装潢门面；二是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他示意附近各县调派丁夫、牛车为他祖父修建陵墓。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李孝节为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大批丁夫，昼夜不停地劳作。别的县令见了，谁也不敢得罪李义府，均起而效之。高陵县令张敬业为人恭谨，是个老实人，苦于李义府的压力，终日操劳，竟累死在工地上。
这次声势浩大的迁葬活动，有出力的自然也有出物的。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为他送礼，赠送迁葬所需物品，一时间，赶来迁葬的车马，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的道路上，人欢马叫，络绎不绝。高宗还下诏让“御史哭节”，以致“蠕媚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伦比者”，成了唐王朝以来王公大臣们从未有过的豪华葬礼。
在李义府居母丧期间，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风水先生，说李义府宅第有“狱气”，需要花掉积钱两千万，才可以“厌胜”，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更加急切地收敛钱财，中饱私囊。
那时，高宗准许李义府初一、十五休假在家哭丧。但他并未把哀事放在心上，却利用这个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与杜元纪悄悄溜到东城，于凌晨登上左塚瞭望风水。此事被人发现，议论纷纷，推测他出来窥视星象，意欲图谋不轨。可李义府置人们议论于不顾，暗里继续敛财赎罪。他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他说：“我为你可求一官，数日后诏书便可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并向他索钱七十万。
李义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朝臣的义愤和高宗的恼怒。在他大修祖墓而糜费钱财时，武后也委婉地劝他：“你这样不体恤民力，实为自掘坟墓之举，一旦事发，我也无力保你了。”聚敛成性的李义府，却当作耳旁风，仍然一意孤行。
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向高宗上表，揭发了李义府的种种罪恶。高宗命司空李勋和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共同督办此事，经过核查和对李义府本人反复拷问，所犯之罪属实。高宗这样做，是下了一定决心的，因为他的胆大妄为已危及到高宗的统治。高宗下诏将其官爵尽除，并长期流放。他的长子李津，专门倚仗其父权威为非作歹，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也被长期流放振州(今海南崖县西)。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等人，均被除名，长期流放廷州(今广西天峨东北)。
李义府及全家受到应有的惩处，人们弹冠相庆，拍手称快。有人以民间说唱形式写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于大街小巷。所谓“铜山大贼”，是指李义府劫掠铜铁钱财，堆积如山。后遇朝廷大赦，但长期流放的人不在此列。李义府只好呆在寓所，忧愤成疾，死时才五十三岁。
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途中突遇一人才学出众，一贯爱才的李大亮立刻将此人荐举给朝廷，很快诏下，补为门下省典仪。此人便是李义府。
唐太宗想试试李义府才学深浅。一天，太宗召见李义府，令他当场以“咏乌”为题，赋诗一首。题目一出，李义府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此诗流露出李义府渴求朝官的急切心情。太宗听后倍感满意，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场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当时，李治为太子，李义府旋即又被授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颇有文采，与太子司议郎来济被时人并称为“来李”。
李义府很有才华，而且并非生来就是奸佞之徒。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此言有文有质，以此看，他很可能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而结果却堕落为奸臣，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官场乃一大染缸，要不多久皆清黑一色?
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土。李义府的青云直上，颇引朝臣注目，特别是他也曾由黄门侍郎刘洎、侍御史马周引荐，又与许敬宗等相勾结，虚美隐恶，曲意逢迎。长孙无忌奏请高宗贬他到壁州(今四川通江)做司马。诏令尚未下达，李义府已有所闻，急忙向中书合人王德俭问计。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其貌不扬，但诡计多端，善揣人意。他向李义府献计说：“武昭仪如今格外受宠，皇上想要将她立为皇后，只是怕宰相们反对，所以迟迟不敢下诏。你若能进谏赞同，恐怕能转危为安。”李义府心领神会，能在武昭仪立后问题上迎合帝意，贬黜之事便好办得多。于是，他借着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的机会，立即上表高宗，谎称立武昭仪为皇后是人心所向，请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
高宗听了，正合心意，马上召见了李义府，不仅赐给他宝珠一斗，还将原来贬斥到壁州的诏令停发，留居原职，武昭仪也秘密派人送礼答谢。从此，李义府便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结成了武昭仪的心腹。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七月，李义府升为中书侍郎；十月，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李义府又自中书侍郎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并赐广平县男爵。李义府第一次尝到了耍阴谋的甜头。
李义府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他总是一副谦和温顺的样子，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而内心则阴险狡诈，偏狭刻毒，动不动就拉下脸来。人称他是笑里藏刀，柔而害物的“人猫”。李义府仰仗武后的恩宠，进爵为侯，更加胆大妄为。洛阳有一女子淳于氏因为有罪，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听说这女子貌美，淫心顿起，密令大理丞毕正义削免其罪，纳为自己的小妾。大理卿段宝玄听说此事，告到朝廷。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等审理此案。李义府十分害怕，惟恐事情败露，便逼迫毕正义自缢，杀人灭口。高宗听到后，也想息事宁人，便不再追究，不了了之。
后来，侍御史王义方将调查情况，向高宗如实作了汇报：“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正义自杀，也是因为畏惧李义府的淫威。这样下去，则生杀之威，可不出自皇上之手。这种风气万万不可助长，请陛下立即加以勘正!”他还当廷陈述李义府的罪恶：“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谁知，李义府顾盼左右，若无其事，见高宗毫无阻拦之意，只好退出。王义方义愤填膺，继续弹劾李义府的罪恶行径，指出“此儿可恕，孰不可容”!要求清除君侧的奸党。高宗见他愈说愈激动，而事已至此，不想再作无谓争辩，于是大声喝止，反说王义方当廷诽谤，侮辱大臣，出口不逊，将其贬到莱州做司户，而不问李义府之罪。
一日，闲来无事，李义府偶翻贞观时修的《氏族志》，觉得自己的家族未列入志总甚是遗憾。于是，他将此事告诉武后，武后也感到《氏族志》有问题，应该重订。于是，由许敬宗、李义府主持重订工作，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李义府曾多次为其子向魏齐旧姓求婚，但是均未成功。出于个人恩怨，李义府请求武后下诏规定，旧有七姓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不得互为婚姻，并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
新修氏族志，对李义府来说，是跻身于名门望族的关键一步。他曾自言本出于赵郡李氏，还常与诸李氏论亲疏远近，一些李姓子弟，也趋炎附势、附和苟合，称他叔祖的不在少数。当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时，本族给事中李崇德将李义府一支从赵郡李氏族谱中抹去。等李义府官复原职、重为宰相后，李义府毫不客气地加以报复，叫人罗织罪名，将李崇德下狱，迫其自杀。
李义府出身于寒微之家，深知民间疾苦，一旦当上官便翻脸不认人，干起盘剥百姓的罪恶勾当。李义府的母亲去世，他在乡丁忧一年后，又复起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不久，李义府要改葬他的祖父，墓地选在永康陵的旁边。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光宗耀祖，装潢门面；二是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他示意附近各县调派丁夫、牛车为他祖父修建陵墓。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李孝节为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大批丁夫，昼夜不停地劳作。别的县令见了，谁也不敢得罪李义府，均起而效之。高陵县令张敬业为人恭谨，是个老实人，苦于李义府的压力，终日操劳，竟累死在工地上。
这次声势浩大的迁葬活动，有出力的自然也有出物的。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为他送礼，赠送迁葬所需物品，一时间，赶来迁葬的车马，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的道路上，人欢马叫，络绎不绝。高宗还下诏让“御史哭节”，以致“蠕媚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伦比者”，成了唐王朝以来王公大臣们从未有过的豪华葬礼。
在李义府居母丧期间，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风水先生，说李义府宅第有“狱气”，需要花掉积钱两千万，才可以“厌胜”，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更加急切地收敛钱财，中饱私囊。
那时，高宗准许李义府初一、十五休假在家哭丧。但他并未把哀事放在心上，却利用这个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与杜元纪悄悄溜到东城，于凌晨登上左塚瞭望风水。此事被人发现，议论纷纷，推测他出来窥视星象，意欲图谋不轨。可李义府置人们议论于不顾，暗里继续敛财赎罪。他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他说：“我为你可求一官，数日后诏书便可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并向他索钱七十万。
李义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朝臣的义愤和高宗的恼怒。在他大修祖墓而糜费钱财时，武后也委婉地劝他：“你这样不体恤民力，实为自掘坟墓之举，一旦事发，我也无力保你了。”聚敛成性的李义府，却当作耳旁风，仍然一意孤行。
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向高宗上表，揭发了李义府的种种罪恶。高宗命司空李勋和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共同督办此事，经过核查和对李义府本人反复拷问，所犯之罪属实。高宗这样做，是下了一定决心的，因为他的胆大妄为已危及到高宗的统治。高宗下诏将其官爵尽除，并长期流放。他的长子李津，专门倚仗其父权威为非作歹，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也被长期流放振州(今海南崖县西)。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等人，均被除名，长期流放廷州(今广西天峨东北)。
李义府及全家受到应有的惩处，人们弹冠相庆，拍手称快。有人以民间说唱形式写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于大街小巷。所谓“铜山大贼”，是指李义府劫掠铜铁钱财，堆积如山。后遇朝廷大赦，但长期流放的人不在此列。李义府只好呆在寓所，忧愤成疾，死时才五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