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
中国现代诗人一般都不会不承认诗歌意象的美学魅力，但对于诗歌意象强调最力者还是现代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诗人，而直接掀起“意象抒情诗”的倡导热情的更是施蜇存这样富有现代主义情怀的作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的现代主义对人的想象力等所进行的鼓励和解放而外，具体的现代主义艺术方法与意象营造的必然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缘故。至少，自象征主义开始广泛使用的通感艺术就是诗歌意象营造的重要机纾，通感艺术在打通人的官感的基础上造成了一批批奇警的感觉化意象，大大地拓宽了诗人意象创造的思路。古代的一些天才诗人也偶尔运用通感手法，如李贺的名句“曦和敲日玻璃声”便是将感觉诉诸听觉来营造“日”的意象的，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奇感和深刻印象。但李贺这样的古代诗人对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所以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也只是偶一为之，到了现代，通感则已变成正常的意象设计路径，许多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诗人都常运用此一手段使诗歌表现意象化并使意象表现奇异化。戴望舒在《致萤火》中有“我躺在这里，／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句；李金发在《寒夜之幻觉》中写“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在《诗人凝视》中则这样写到他意念中的小羊：“他们的叫声，多像湿腻的轻纱”，这些都是通过通感手法营造独特意象的成功诗例。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诗人运用通感并不是为了完成一种奇特的比喻，——这是他们与古代诗人诗思上的重要区别，——他们力求达到的是意象的感觉化，也即戴望舒所说的“全官感或超官感”的境界。徐志摩的《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中吟咏道“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就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或听觉，而进入了“全感觉”的意象层面。
龙评天下
一个艺术模特的真实工作纪录
·反腐新动向——当贪官不再和情妇勾搭
·他山之石：游客眼中韩国人的国民素质
·透视同性之爱——高校同性恋群体调查
·中国人正在上的四个大当，你上了没？
·无私者无畏，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原子弹
·积极要求进步：官员升迁十大“术语”
·孔夫子pk章子怡，一场标准错位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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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意象在新诗中的呈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
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 “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扬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
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念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性，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
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属于屡见不鲜。
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之后，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者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新诗人都更注重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常有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显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
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传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纟卒纟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纟卒纟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纟卒纟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
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
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
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说是“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了“寂寞”凄惋的情怀。
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
中国现代诗人一般都不会不承认诗歌意象的美学魅力，但对于诗歌意象强调最力者还是现代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诗人，而直接掀起“意象抒情诗”的倡导热情的更是施蜇存这样富有现代主义情怀的作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的现代主义对人的想象力等所进行的鼓励和解放而外，具体的现代主义艺术方法与意象营造的必然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缘故。至少，自象征主义开始广泛使用的通感艺术就是诗歌意象营造的重要机纾，通感艺术在打通人的官感的基础上造成了一批批奇警的感觉化意象，大大地拓宽了诗人意象创造的思路。古代的一些天才诗人也偶尔运用通感手法，如李贺的名句“曦和敲日玻璃声”便是将感觉诉诸听觉来营造“日”的意象的，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奇感和深刻印象。但李贺这样的古代诗人对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所以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也只是偶一为之，到了现代，通感则已变成正常的意象设计路径，许多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诗人都常运用此一手段使诗歌表现意象化并使意象表现奇异化。戴望舒在《致萤火》中有“我躺在这里，／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句；李金发在《寒夜之幻觉》中写“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在《诗人凝视》中则这样写到他意念中的小羊：“他们的叫声，多像湿腻的轻纱”，这些都是通过通感手法营造独特意象的成功诗例。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诗人运用通感并不是为了完成一种奇特的比喻，——这是他们与古代诗人诗思上的重要区别，——他们力求达到的是意象的感觉化，也即戴望舒所说的“全官感或超官感”的境界。徐志摩的《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中吟咏道“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就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或听觉，而进入了“全感觉”的意象层面。
龙评天下
一个艺术模特的真实工作纪录
·反腐新动向——当贪官不再和情妇勾搭
·他山之石：游客眼中韩国人的国民素质
·透视同性之爱——高校同性恋群体调查
·中国人正在上的四个大当，你上了没？
·无私者无畏，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原子弹
·积极要求进步：官员升迁十大“术语”
·孔夫子pk章子怡，一场标准错位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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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意象在新诗中的呈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
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 “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扬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
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念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性，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
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属于屡见不鲜。
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之后，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者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新诗人都更注重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常有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显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
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传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纟卒纟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纟卒纟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纟卒纟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
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
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
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说是“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了“寂寞”凄惋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