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嬗变与超越
王国成
2013-1-10 9:51: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2年7期第68～81页
作者简介：王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西方经济学以研究稀缺资源配置为主旨，将理性行为特征禀赋给“经济人”，①作为理论的基元和逻辑分析起点，经过抽象、舍弃、隐含和改善，使得理性人基本特征的表述、作用及局限逐渐规范和清晰，②内在地规约了经济学的特质和演进方向，也在孕育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身的核心假设所进行的“公理化”和“科学化”包装，逐步使理性人演化确立为一种立场和认知观，上升为理性主义③的笃定信条。这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特征谱系之一。从学说史角度对理性主义的特征、含义、作用和表现形式等已有比较深入的探究，④而本文则承继博弈论研究策略行为的原理和方法，侧重分析在理性假设与经济理论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推动下，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变历程与可能的超越及发展趋势。
一、完全理性与资源配置
自原始社会解体后，个体自利行为被视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源动力和微观基础，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共性无疑都会对资源配置总体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理性行为假设一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硬核，既是逻辑选择之必需，也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使然。
(一)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想谱系与发展历程
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奠基层面的关键性假设，且要与社会需求和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对应，“经济人”概念的诞生和成长大致上经历了以下过程。初创阶段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部开山之作中首先塑造了作为市场主体的自利人，这成为“经济人”的雏形。后经穆勒将其抽象和形式化为假设，终于由帕累托首次正式使用“经济人”概念。这是与工业化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相应的，也带有深深的“理性时代”烙印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马歇尔等人，伴随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和鼎盛，得益于边际分析等方法，“经济人”概念承载起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在第三阶段，贝克尔等人明确考虑非经济因素，如名誉、伦理和情感等，经济理论的视野和疆域迅速扩张，在此强势驱动下，不断修正和完善对“经济人”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如今人类认知能力和手段的提升，使得全面、深入地考察现实世界中偏离理性规范的异常(anomalies)或非理性行为成为可能，正在将“经济的非理性”扩展到“非理性的经济”，⑤涉及所有与行为有关的社会科学，似乎要进入建立一个“经济学帝国”的新阶段。
在市场经济背景和单纯经济利益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新古典行为假设(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反应模式) 的建立，在主体行动空间和资源配置结果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使两个空间同构或等价。这样做能为在最优化框架下规范地分析经济活动，提供基础保障和技术上的可行性，也促成了经济学研究中心问题的明确定位，即效率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逻辑一致的内在规定性，一定时期内现实经济活动的需求和条件约束，以及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和制度安排的保障，强化了这一理论的特质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地位。
于是，只要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理性行为假设就会不断被强化、丰富和完善。从哲学思想层面为促使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考虑，需要增加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最大化，考察时间因素情况下的动态最优化；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学意义上考察人类行为能力，⑥通过类比生物的本能行动，逐步修正对人类完全理性的表述，等等。但这些充其量也只是在既定方向上，对理性探讨的自然延伸和扩展。
(二) 理性的规范、功用及局限
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统领下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将基本行为特征外生给定，将其他外部因素作为约束条件，如此这般的简化和悬置，目的是突显实现最大化的选择行为。遵循这样的理论逻辑，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生命主线。然而，或现或隐地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以理性人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假设虽然也在不断地丰富改进、被赋予新的含义，而且在近年比较有影响的一些理论教科书中有了对完全理性的规范界定，⑦却至今尚未真正形成公推的、权威的、完整的表述。众所周知，对个体基本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和原子化⑧处理，是为了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转化为对资源配置的聚焦。换句话说，完全理性适用于按统一价值标准衡量的事物和活动，如一般商品市场上的交换关系和选择行为。偏好(序) 关系是人的行为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可知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样做比那样做要好，这就是理性。然而，这类理性以及隐含的假设中没有度的区分、结构类型的形成演化和对广泛存在的非理性行为的解释。其实，经济学理性的演变和改进都有其内在动因，都是由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而诱发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环境和经济理论建设中尤应如此。理性行为假设的必要性是相对于承载和支撑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而言的。与其说考察理性假设的合理性，倒不如说考察其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基础的作用，由此再通过演绎推理方能建立起自恰(self-contained)的理论体系。
在近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定程度地受公理化思潮的影响和使经济学所谓“科学化”愿景的推动，西方经济学被打上理性主义的时代烙印。在基于个体理性给出的最优决策行为模式和规范表述中，或隐或现地包含了偏好函数的定义域与商品集合(由各种状态和事物组成的真实世界中的可选择物理集，或者说是主体的行动空间) 的相应性，行为主体(agent)决策变量的变化范围与实际可行的选择范围的理论一致性；商品选择空间与效用函数的定义域相同，偏好序具有的完备性、传递性以及现实中的可完全实现性等。
从相对意义上考察理性行为假设，或许没有比新古典的基本行为假设能更好地满足解释现实和理论建设需要的其他个体行为方式。但不应该忽视的是，理论起点的选择是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反映，是在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及其环境和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必要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科学本质使然，任何理论体系中都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假设，崇尚演绎、基于公理、最为严谨的数学尚且产生了非欧几何的理论分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的绝对真理过程，必然包含着对相对真理的不断突破。当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理论前沿分支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传统理性乃至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和突破，可能引起对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运行机制和个体行为方式的特点及规律性全新视角的再审视。
经济发展实践使各类行为主体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历练，在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这一理性逐步改善，但至今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个体中心主义的认识观。它作为理论的基点或演绎推理的逻辑大前提，以假设形式出现，要么“不言而喻”，要么从理性的产生发展动因和阶段性特征予以辩解。⑨但从经济学基本观点与理论目的的关系角度，分析探讨理性主义的作用的论述并不多见。在用结论的有效性证实初始假设的合理性的同时，一旦出现结论与现实的相背，自然会使人们怀疑假设的普适性，质疑与改进也正源于此。
二、有限理性与决策过程
对每一行为主体或决策者来说，只有当外部世界完全可知(或者不完全信息的分布类型已知) ，自利行为目标清晰，并且具有完备无懈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时，理性才有存在价值。然而，更常见的现实行为表现是理性的不完备，完全理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常常被肢解和突破，派生和演化出一些新的理性形式。当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资源配置结果扩展到配置行为过程，并考虑资源配置结果与决策过程的关系时，才能使从客观世界获取的信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主观行为能力，逐步廓清学科边界，并促进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融合，促使最优化决策标准行为模型的改进，为经济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 有限理性若干类型
西蒙等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系统地研究和发展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是对真实世界中不完备理性的认识和理论发展的新阶段。⑩人们注意到时点上的资源配置与决策活动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以及由此引出的理性限度问题。于是决策理性不仅注重结果理性，也开始探讨基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行为能力的理性行为过程，使经济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逐一放宽完全理性(显在或隐含) 的条件，从不同角度考察行为属性，可得出与有限理性相关的若干表述，(11)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理性的困扰。下面侧重对经济管理活动中几种主要的有限理性表现形式作简要概括，为便于论述，根据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将它们划分为两大类，即优化理性和探索理性。
1. 优化理性(optimizing rationality)，是指在既定环境条件下目标清楚(无论是最优的还是满意的) ，满足行为与目标实现相一致的逻辑关系；这类行为属性主要包括实质理性、受限理性、递进理性和调适理性等非完全理性形式及表述。
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是对具有手段—结果(Means-ends)本质属性和行动逻辑的一类理性的总称，与目标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objectives)、强理性(strong rationality)是同义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意图理性(rationality driven by intentions)、过程或工具理性(process rationality)、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 、规则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rules)、价值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values and affects) 、选择理性(selected rationality)。虽然偏好关系和效用优化标准可能会因人而异，但这类理性表述的共同点是：遵循同样的“目标—手段”逻辑关系，以偏好给定、目标明确为起点，寻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或给定目标下的行为最优(成本最小) 。
受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强调的是目标实现中手段和能力的有限性，是在手段意义上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和发展；而实质理性则可更多地看成是在目标确定意义上对完全理性的近似。由于满足决策目标的多元性突显了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对行为特征更难予以规范描述，在受限理性假设下经济运行的结果类型更难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生命力。
递进理性(incremental rationality)，是用来表示一个决策者能在决策过程中逐阶段(点) 提高能力的行为特性。即根据已获取的经验、情境的变化、新的约束条件的出现、个人偏好的演变等，将每一阶段的理性作为可变因素的函数重新评估。决策者有意识地按这种方式行事，并本能地继续这样做，此时的决策类型和所遵循的规律设为既定的。递进理性与调适理性、情境理性有关，涉及由真实选择方式表现的或受直接约束影响的理性行为。
调适理性(adaptive rationality)，是指在相互关联的决策中，决策者由于情境、知识或偏好的变化而对以前决策中遵循的理性规则进行修正。一般情况下将调适理性与后天理性看成是同义词，但也有学者对二者加以区分。前者同知识的增长相联系，但偏好未发生变化；后者指由行动生成的偏好函数的演变。如果考虑到思想性和哲学观上的差异，可将具有学习功能的行为主体的理性称为学习理性。
2. 探索理性(exploratory rationality)，是指由于现实世界未知，目标呈现模糊，但能在行动过程中逐步清晰，这一情况下的行为特性，大体上包括以下形式。
共生理性(co-generated rationality)，是指随着对外界条件的认知和有效利用，多人联合决策时逐步发现最优目标，使决策目标清晰，类似的有关联理性或情景理性(contextual rationality)。
贝叶斯理性(Bayes rationality)，是指遵循贝叶斯准则进行决策时的一种有限理性，在引致某一结果发生的若干因素中，推断出哪一种因素最有可能导致该结果发生，这是一种后验概率。
由于策略行为能够改变单一个体选择的最优目标，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主体相互之间策略变动导致的有限行为能力的理性，被称为博弈理性(rationality of games)。它包括了所有考虑策略型行为时的理性和权利博弈意义上的理性，用于表示决策者在考虑主体相互地位关系、内部和外部的权利结构变动时的理性选择。
模仿或认知理性(rationality with respect to a model or a cognitive map)，用于表述由管理者模型或认知模式(也包括主体对他人和外界的反应模式) 导出的理性。认知模式和方法简化了对真实世界的系统描述，也属于西蒙有限理性体系的一种版本。按这种方式行事的决策者尽可能完整地、符合逻辑地按一种模式和方法进行决策。考虑这类模式和方法描述的各种情况和因果关系，有时也称为标准程序理性(standard procedural rationality)。
这类探索理性显然是不充分理性(incompetent rationality)，它们的共性和所强调的是，伴随着行为过程，以及可能的对偏好函数的修正，逐步使目标清晰；而当一个决策者在专业化决策团体内进行决策时，未能利用应该利用的相关信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换用不完全理性的概念。诸如此类的还有伴生理性或后天(后验) 理性(a posteriori rationality) 和类似的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将在后续部分中展开论述) 。另外，在相关的学科中还有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提炼理性(rationality of garbage can processes)、关联理性或交互理性(interacting rationality)等有限理性的表述。
(二) 有限理性的实质
考虑到在不同社会经济活动环境中决策者的个体差异性，有限理性建立起行为主体与管理活动环境的联系，并将传统的最优决策放宽为满意或次优决策。(12)按西蒙自己的观点来说，有限理性的实质是选择行为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表现为已有知识(也包括信息) 和获取知识能力的有限性。这就是有限理性的不完全信息、有限能力与满意决策三个关键点。这些成果虽然以不同形式对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研究，(13)但从本质上看，仍是在继承发展完全理性，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偏好是外生给定和稳定不变的等原因，完全理性忽略了现实空间与认知空间的差异，将两者重叠等价。
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行为模型，由行为主体的行动空间到资源配置结果空间的映射(函数) 来表达，即η：X(·) →G ，其中，η表示映射关系，X(·) 为行动空间，G 为结果空间。进而用β表示人的认知行为能力和实现过程，决策行为过程的实质是β·η。而完全理性不考虑β的存在和作用，或者是在隐含β=1即先天地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将复杂的现实行为抽象为理论上的一种理想行为，即使是在动态经济模型中，其对经济行为的假设也是一成不变地静止的。而动态博弈却能通过信念的修正来反映理性的不同程度和演化。有限理性对完全理性的关键发展，表现为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差异性个体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奥曼全面地对比并深入考察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出理性的实质是主体有意识地调控自身行为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可见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最大区别在于意识程度和调控过程。(14)有限理性(0＜β≤1) 揭示了一些经济活动偏离最优决策的行为原因，在过程意义上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这是对理性实现过程认识的深化，作为良好开端，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在理性内生化方向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然而，现实中的“非理性”并不是说行为毫无理由或纯感性，也并非所有的不完全理性都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也只是一个阶段性概念。博弈论见长于研究经济行为，在考虑主体与他人和外部环境的交互行为中，又逐步使理性化的观点进一步发展，能够将考虑学习能力和不同理性程度的演进理性、认知心理学的生态理性、培育策略理性萌芽等新的理性表现形式，有机地贯穿起来。
三、生态理性与适应性主体
资源配置是人类行为直接或间接支配资源的结果，行为研究更能触及经济活动之根本。许多经济行为难以用理性来
解释，而自然界中却存在大量仅靠生物本能，就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理想均衡结果的现象。(15)在从演进博弈的角度探讨理性的混乱与动摇时，奥曼等学者认为，若局限在传统理论的视野之内，博弈局势中理性、有限理性与非理性在实现纳什均衡方面并无本质的、严格的区别。(16)关于人类的行为是否都是有意识(有目的) 的争议，持肯定态度者接受最优化理性；一些持怀疑态度者推出生态理性和适应性主体的新概念，考虑主体的本能、情趣、习惯和学习调适性，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一旦检验基本行为假设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可能，跳出纯机械地看待行为主体的框架，人的精神需求、心理活动和生态演化特征等不可忽略的因素和行为属性，就被逐步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
显然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和实验方法的支持，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支，比较系统地对传统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进行了检验。它们从全新的角度将经济活动中各类参与者定义为：可犯错误的、有学习(调适) 能力的现实行为人(behavioral agent)或适应性主体(adaptive agent)。这种可操作的实证化定义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合理性，因为经济当事人在解决决策问题时，并不经历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思考和计算过程，而前者一些更现实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导致市场活动的失败。新近的研究明确提出，行为人具有不同的理性程度，他们是认知有限的适应学习者。这一命题也验证了西蒙的思想：不固守完全理性的行为，可能产生比按逻辑和计算方式的行动更合理的结果。
(17)
史密斯在发展实验经济学时，从对传统理性的反思中明确区分了两种理性秩序的概念。第一种是始于哈耶克并流行于当今的标准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economic science model ，SSSM) 中的建构主义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 ；另一种是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或进化理性。(18)通过实验方法，史密斯等对经济基本行为特征进行实证化表示和检验修正，认为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如果人们在某种情境中选择了有较少收益的结果，那么应该问为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不理性或异常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却认为，自利的人能做出理性决策；而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因为在做了大量实验研究后发现，人的实际决策与理性决策理论并不一致。
建构主义理性认为，人类社会中所有有价值的制度和规则等，都是通过行为主体有意识的演绎推理过程而创立的。这一理性观点要求行为主体在拥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总能进行有意识的推理，致使社会系统按一定的规律性，组织和运转起来(无论现实中是否能如此) 。(19)然而，真实世界中人的大量活动却是无意识的、本能化和习惯性的，这保证了人的有效活动能节省稀缺的脑资源，于是产生了第二种理性秩序概念，即理性是源于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的生态体系。“道德规则和社会习俗不是理性建构的结果”，史密斯推测，人在市场环境中成功操作的能力可能由进化而来，就像人们学习语言的能力。(20)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进化给了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模块，这些模块成为人们适应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听和看的能力一样，在这些模块中可能有理性交易、维持合作互惠关系和自我调适的能力。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孕育了“生态理性”的萌芽，近年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21)如提出“生态智力”的概念，认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发展了适应性的认知和决策工具，利用长期进化过程中使用的表征，可以更容易地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以上两种理性秩序在实验经济学的实验设计中都有体现。实验经济学用实验室作为试验场，探察新制度的有效性，根据测验结果修改规则。史密斯等实验经济学家认为，两种理性秩序都不能忽视，最初的实验设计是建构主义的，但当设计根据测验结果修改、再测、再修改，这个过程按照第二种理性秩序概念，就是利用实验室来实现进化适应。史密斯与其他合作者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其他脑成像技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也支持了第二种理性概念。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结构本身就能产生理性结果，与参与者是否理性无关。研究者用机器人模拟拍卖过程，结果发现由零智力交易者组成的市场取得的结果，与以人为被试取得的结果同样有效率。(22)这类研究认为，拍卖中分配的有效性主要是由于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所致，而与交易者的动机、智力水平关系不大，由此强化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市场不仅能从个体理性中，也能从个体非理性中产生累加的、总体的理性，获得资源配置效率。
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理性行为假设的全面检验和深化研究，其结果实质上是不再全盘接受“理性人”，而将适应性主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心理学原理和实验方法，更多地考察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人的真实行为特征和属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为系统偏离基本假设的行为现象寻找原因和变化规律。迄今为止的种种理性仅仅是对特定环境中人的行为特征或属性的抽象和刻画，而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属性和本质，根本不可能用唯一的单极化理性模式予以概括，这远远不仅是技术上的不可行。
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生态理性以及今后可能的发展空间，这些嬗变说明，人们对理性的研究是无止境、无定论的，对行为的本质属性和理性含义的复杂性和变化等许多方面还是未知的、含糊的，从作为知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角度考察，各个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对人类社会活动目的和根本动力的认知定性，以及学科的分工，决定了经济学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要求有与之相应的、融合于理论发展中的基本假设和逻辑分析起点，这也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共同特征。因而，理性与其说是对经济行为属性的抽象，倒不如说，这是一种理论学派在为自己寻找前提假设和分析起点，这样认识更为客观、确切。从完全的到有限的再到生态的理性，虽然有一些质疑或批判甚至貌似对理性的否定，也形成了对经典理论的挑战和震撼，但它们总体上仍是在继承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和本质基础上的扬弃与发展，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在矛盾中演进的内在要求。客观地评价每一种关于理性的观点、理解和表述，都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有各自相应的背景学科，(23)都是为一定的理论流派的发展服务的。
四、基本行为假设的嬗变特征与演进轨迹
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进，以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适时地选换视角以探讨各类主体的特征，是其对人类行为本质属性及表现形式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勾连以下三个阶段和特征，能较清晰地透视关于经济行为基本属性研究的线索。
(一) 个体理性及其演变
上述经济行为基本属性的研究，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生态理性，其发展和演进的明显特征是以个体中心主义为轴心和主线的延展。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和需求的阶段性，理论观念与认知工具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只能历史地选择围绕个体理性中心的发展演变路径。然而，个体偏好逆转的发现及其为众多研究的证实，(24)包括消费者和决策者面临各种具体策略的选择时，所呈现的偏好不稳定、不具备传递性等情景依赖，所有这些行为都使理性行为公理化的愿望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冲击。随着自适应、异质性期望和信念等新的视角和概念的提出，(25)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认识和研究，不再满足于听命理性行为“黑箱”的桎梏。这一转变既是逻辑力量使然，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与其说是对某种经济行为属性的发现，倒不如说是对公理化基本行为经典假设之企望的检验和质疑。
(二) 交互影响的博弈行为
博弈论以新的视角研究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策略行为及均衡结果，囚徒困境与公共地悲剧等，(26)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复杂关系。群体行为并非总是个体行为在属性一致前提下，数量上的增减变化，还可能出现与个体行为性质完全相反的结果。作为一个较好的过渡，行为研究重心的迁移，把视线从相对独立的个体决策引申到他们相互影响的策略行为，这或许正是博弈论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但仅仅沿着经典博弈论来研究策略行为，仍未摆脱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体理性的窠臼。只有同时考虑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总量变化特征，才能从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内在关系中，找出它们之间理性的一致性。(27)博弈论还注意到，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博弈局势中，策略行为使得个体选择结果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往往难以用随机规律表述，这也是个体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的原因之一。
(三) 回归行为本原
特定现实需求下提出的基本假设是为相应的理论体系服务的，不可能将它们割裂开来，而偏倚或孤立地单论其合理性、科学性和普适性。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感受到原有假设和视野的局限性，试图用外部性来解释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溢出效应，或主张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个体行为可能的外溢。然而，这只是单向地考虑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没能同时考虑他人和社会对个体的反向影响，不足以解释个体行为的社会性。经典博弈论也主要是基于个体理性来研究策略行为，跳不出个体中心主义方法论的桎梏。它们都难以从行为本质上找到问题的根源。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抽象的基本行为假设，应该全方位、多视角、系统地深入考察主体行为和本质属性，明确辨识行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共生性与差异性，引入诸如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社会理性此类的概念，区分自利与利他的动机、纯个体自利理性与社会理性、客观事物变化与主观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多个维度，将从社会性视角建立的新概念与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理论模型构造和实证检验分析。
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是人类行为之间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及结果。从同类事物中抽象出代表性个体进行普遍性研究的做法，是经济学学科确立初始阶段的必经之路，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逻辑起点和实现路径之一。可以说，理性行为是对一般性商品完全(不完全) 竞争环境中，相应的交易主体行为的抽象描述。而对特定问题和具体目标的探讨，还需要设定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的功能性主体，如零智力交易主体、(28)管理主体、选举主体等，以便为检验对比和深化研究主体行为特征开辟可行途径。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和酿造的新机遇，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相互渗透和促进，提供了可行性发展的条件。西方现代经济理论观念的重大转变，涉及个体的差异性、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行为主体和制度与生存环境(自然的与社会的) 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这些都表明，经济研究与对自然或物理系统的分析方法既共性相通又明显不同；因而，二者既要借鉴渗透，又要各有侧重。尤其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深层因素的认识，更需要从行为层面逐步展开，探索诸如市场经济的个体激励理念、产权组织方式与社会经济基本制度、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和主流道德的相容性，个体行为能力及适应性与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和目标实现之间所需要的磨合与创新，个体行为与公共制度的协调适应性等，这些无疑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容或缺的元素。
五、超越个体理性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在步入以行为转向或复归为显著特点的新阶段，或者说是回到预定的行为本原轨道上来，即理论研究更加注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行为主导的经济活动特点和规律。若将行为过度简化地固定为，仅析取若干因素探讨其变化特征和相互联系，这样的经济学可能因此失去或舍弃最鲜活、最应该研究的内容。研究经济行为的多方面属性及其复杂的作用机理和结果，理论上需要超越个体理性的狭隘视界，突破原有观念的框架，(29)需要基于主体的多样化功能和多种行为方式，(30)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将行为属性内生化并细致刻画，采用经济实验方法，尽可能获得真实的行为特征，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将多种类型的模型综合集成或一体化，采用系统(动态) 仿真工具和方法，推广实际应用并加以检验。本节以现实行为特征为基础，区分和剖析不同行为类型，概括异质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基础关系结构，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由此逐步揭示经济复杂性的行为本源，认清经济系统乃至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或物理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区别所在；在此基础上可基于主体行为进行微观分析建模，揭示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内在关系和传导变化机理，并可进一步实施动态仿真与计算模拟，拓展应用领域，提高应用效果。
(一) 微观主体行为分析基础
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是主体与外界环境(包括主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记为给定环境或条件集下的｛主体集｝·｛客体集｝→｛产出或结果集｝。以行为分析为起点，由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仅仅用确定型、随机型两个层面或类型来刻画经济主体行为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可能存在的第三个层次或类型——复杂型，以便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三种类型分别对应行为认知的三个层次，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只是选择了一种基础行为假设作为逻辑分析起点。虽然对经济行为加以简化，抽象为基本行为假设，乃理论发展之必需，但应该注意，这同时也相当于设置行为“黑箱”。这里将特定环境中的每一活动主体看成是一个行为发生器(behavioral generator)或转换器(convertor/transformer)，大体上分成相应的三类。
(1)确定型，投入与产出唯一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如工业生产活动中的作业行为。
图1(c)复杂型行为发生器
粗略地说，确定型行为，适合研究特定的自然或物理的对象，大体上与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相应。随机型行为，是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现代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行为基础，给定产出或结果集上的概率分布，由此衍生出主体依据期望效用进行决策，主要研究(完全) 竞争市场环境中的资源配置，显然图1(b)是由图1(a)类行为推广而来。而由于主体行为的异质性和交互性等，行为反应结果是不确定的，并非遵从某种概率分布或随机关系，同时还需要将若干不同主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描述，于是图1(c)类行为便成为新的分析起点。它催生新的超越新古典的经济学，更好地解释与探讨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复杂关系。现实经济行为的复杂性，迫使人们寻求更加适用的方法论工具，逐步推进地打开行为“黑箱”，通过检验、判断和选择，研究作为具体对象的行为究竟更符合哪一种假设。对于复杂经济中异质性主体的交互关系和结构，可概括为如图2所示的基本网络形式。这样的网络结构(可扩展到多维多层次) ，有助于从基本的微观层面入手，通过逐层(群组) 涌现，直至对经济系统特有复杂现象的形成、形态及演变形成总体认识。
图2' 两主体两群组的网络关系
一个简化的基本网络关系见图2' ，包含两个差异性主体，是由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 组成的，可作为对主体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准形态。
图2与图2' 的说明：实心或空心的圆点各代表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主体；包含若干主体的六边形、矩形和椭圆等图形，表示不同的类群或子系统(同类行为、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 ；各类箭头表示主体之间和群体之间不同的联系方式、相互关系和结构类型。(31)
(二) 基本决策行为模型的推广
从分析认识个体的差异性、私有信息产生的根源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到交互行为中形成的个体与集体行为的关系，这样多维度地系统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特有的复杂性，以逐步深化和更有针对性地处理由个体差异和交互性造成的主观不确定性，有望更好地解决互为因果和共线性等经典难题。基于异质性和交互性，我们提出构建主体行为的自利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个量和总量双重约束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基本行为模型。
在上述多主体联合决策的基本行为模型(Multi-Agent Joint Decision Behavioral Model，MAJDBM) 中，(S—1) 式是总量或相互关系约束，(S—2) 式是个量约束，n 个行为主体都是在个人预算和外部环境的双重约束条件下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既注重个体理性，也考虑到集体理性，有望使一般均衡与纳什均衡同时实现。在实际决策时，每一个主体面临两个约束条件中约束性较强的一个，或者同时满足(S—1) 式和(S—2) 式；而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单一主体的效用最大化标准模型，只是在上述模型MAJDBM 中不考虑主体的异质性、不考虑总量或交互性约束(S—1) 式的特例，此时该模型简化或退化为经典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即：
基于主体的真实行为特征，推广基本决策模型和重构行为分析框架，选择不同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假设，这样做就能推导出适应性更广的理论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界定和处理微观个体的非理性或异常行为引发的复杂宏观现象，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性。相比而言，MAJDBM 有一些新特点：主体是异质的和交互的，兼具心理影响的行为特征是内生的和演变的，同时考虑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为多主体联动决策等。面对此类模型，(32)借助计算模拟手段，有望更合理、深入地展现和解释经济复杂性的微观成因、内在联系和演变过程，平行地建立起一套理论参照体系，期待从方法论层面上，用微观宏观一体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相结合以及人机动态交互等，尝试性地为综合研究和解决复杂经济问题奠定基础。
尤其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仅由于人口众多这一因素，使得微观个体行为的异质性和交互性(社会性) 特征显著，由此酿成和引发传统理论不易解释的一些特色难题。如人们在收入分配的满意度和公平感上会有明显差异。一些
人不仅追求总量和绝对量上的边际正效应，实现帕累托改进，还希望保持个人所占份额上的更加有利(至少是不降低) 的地位。这就是相对意义上的帕累托有效性(即不仅要求比过去多分蛋糕，还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切分比例不降低) ，(33)结果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加快、放大“马太效应”等。类似的还有长期困扰人们的经济结构恶化的可能性，占有相对优势的行为倾向，势必加大调整结构、理顺比例关系的难度。这类结构僵化甚至与期望目标相悖等典型化事态，应该从个体行为的社会性这一行为根源上寻找原因。如若只是单一地沿着个体理性的路子思考，则不可能产生“帕累托相对有效性”一类概念，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揭示结构性问题的成因，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上述理性，可以说是对经济行为属性的新古典抽象，(34)欲使其上升为人类对自身经济行为本质属性的认知，还任重道远，仍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类一定的认知能力相适应的，而基本假设是为相应的理论体系服务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作为对一定发展时期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映像，为之服务的理性行为假设在不断解决矛盾中的演进，(35)为我们今后跟踪他们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虽然“经济人”比“理性人”含义广泛，但本文是在理性选择行为意义上展开讨论，将两者作为近义词的处理并不会产生歧义。
②S. Bowles, 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ty,"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pp. 69-75; R. J. Aumann,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21, no. 1-2, 1997, pp. 2-14.
④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⑤Milan Zafirovski, "Human R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N: 1198-3655, 2003, http://www.sociology.org/content/vol7.2/02_zafirovski.html.
⑥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⑦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 温斯顿、杰里·R. 格林：《微观经济学》，刘文忻、李绍荣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⑧王国成：《经济行为基本假设检验与实证逻辑》，《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⑨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H. A. Simon,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Empirically Grounded Economic Reason, vol. 3,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H. A. Simon, et al., "Decision Ma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M. Zey, ed., Decision Making: Alternatives to Rational Choice Models, Newbury Park: Sage, 1992,pp. 32-53.
(11)仅经济管理领域而言，对理性的探讨就有数十种不同的表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主要参考Simon(2000)、Romelaer 和Lambert(2001)的二次文献，沿他们所提供的线索查阅原始文献。
(12)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理性新进展给予密切的关注和有益的评述，参见杨春学、汪丁丁和何大安等人以及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
(13)J. G. March, "Bounded Rationality, Ambiguity,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hoic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 no. 2, 1978, pp. 587-608; H. Simon, "Bounded R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 Today and Tomorrow," Mind & Society, vol. 1, no. 1, 2000, pp. 25-39.
(14)R. J. Aumann,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21, no. 1-2, 1997, pp. 2-14.
(15)J. Maynard Smith,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47, no. 1, 1974, pp. 209-221.
(16)R. J. Aumann,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pp. 2-14.
(17)Young H. Peyton, 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20)V. Smith,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3(June 2003),pp. 465-508.
(19)从认识论角度看，有限理性发展了完全理性，但它们都隐含地假定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无论是自身能力有限或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有限，人都能有目的地操控自身行为。
(21)新兴的交叉学科——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对此有更加专门的探讨。
(22)D. K. Gode and S. Sunder, "Double Auction Dynamics: Structural Effects of Non-Binding Price Control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 28, no. 9, 2004, pp. 1707-1731.
(23)可以说，生态理性与博弈学习理性(Fudenberg and Levine，1998) 不谋而合，且与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行为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等当代经济学理论分支相对应。
(24)参见D. M. Grether and C. R. Plott, "Economic Theory of Choice and the Preference Reversal Phenomen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9, no. 4, 1979, pp. 623-638; P. Slovic and S. Lichtenstein, “Preference Reversals: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4, 1983, pp. 596-605; A. Tversky, P. Slovic and D. Kahneman, "The Causes of Preference Revers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1, 1990, pp. 204-217.
(25)W. B. Arthur, "Complexity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Complexity, vol. 1, no. 1, 1995, pp. 20-25; K. Arrow, in D. Colander, R. Holt and J. B. Rosser Jr.,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Cutting Edge Economis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301.
(26)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1968, pp. 1243-1248.
(27)王国成：《交互行为视野下博弈论与当代经济学的交汇及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28)D. K. Gode and S. Sunder,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Markets with Zero-Intelligence Traders: Market as a Partial Substitute for Individual Ration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no. 1, 1993, pp. 119-137; A. Othman, "Zero-Intelligence Agents in Prediction Markets," 2008,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402346.
(29)冯燮刚、李子奈：《正统经济学微观理论基础的解构》，《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
(30)R. Clower and P. Howitt, "The Emergence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41, no. 1, 2000, pp. 55-84.
(31)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试图将图中的圆点、图形和箭头连线同质化、稳定化和规范化。
(32)关于建模的流程方法和特征比较及其应用，可参见王国成《管理复杂性的微观分析建模及模拟应用》，2009中国管理学年会大会交流论文。
(33)我们已就此建立合作博弈模型，以形式化地进行更加严格的证明。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与作者联系。
(34)John Scott,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08,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tional_choice_theory.
(35)王国成：《理性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科学化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1期；《当代经济学的行为转向与中国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4期。
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嬗变与超越
王国成
2013-1-10 9:51: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2年7期第68～81页
作者简介：王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西方经济学以研究稀缺资源配置为主旨，将理性行为特征禀赋给“经济人”，①作为理论的基元和逻辑分析起点，经过抽象、舍弃、隐含和改善，使得理性人基本特征的表述、作用及局限逐渐规范和清晰，②内在地规约了经济学的特质和演进方向，也在孕育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身的核心假设所进行的“公理化”和“科学化”包装，逐步使理性人演化确立为一种立场和认知观，上升为理性主义③的笃定信条。这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特征谱系之一。从学说史角度对理性主义的特征、含义、作用和表现形式等已有比较深入的探究，④而本文则承继博弈论研究策略行为的原理和方法，侧重分析在理性假设与经济理论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推动下，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变历程与可能的超越及发展趋势。
一、完全理性与资源配置
自原始社会解体后，个体自利行为被视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源动力和微观基础，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共性无疑都会对资源配置总体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理性行为假设一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硬核，既是逻辑选择之必需，也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使然。
(一)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想谱系与发展历程
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奠基层面的关键性假设，且要与社会需求和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对应，“经济人”概念的诞生和成长大致上经历了以下过程。初创阶段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部开山之作中首先塑造了作为市场主体的自利人，这成为“经济人”的雏形。后经穆勒将其抽象和形式化为假设，终于由帕累托首次正式使用“经济人”概念。这是与工业化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相应的，也带有深深的“理性时代”烙印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马歇尔等人，伴随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和鼎盛，得益于边际分析等方法，“经济人”概念承载起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在第三阶段，贝克尔等人明确考虑非经济因素，如名誉、伦理和情感等，经济理论的视野和疆域迅速扩张，在此强势驱动下，不断修正和完善对“经济人”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如今人类认知能力和手段的提升，使得全面、深入地考察现实世界中偏离理性规范的异常(anomalies)或非理性行为成为可能，正在将“经济的非理性”扩展到“非理性的经济”，⑤涉及所有与行为有关的社会科学，似乎要进入建立一个“经济学帝国”的新阶段。
在市场经济背景和单纯经济利益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新古典行为假设(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反应模式) 的建立，在主体行动空间和资源配置结果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使两个空间同构或等价。这样做能为在最优化框架下规范地分析经济活动，提供基础保障和技术上的可行性，也促成了经济学研究中心问题的明确定位，即效率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逻辑一致的内在规定性，一定时期内现实经济活动的需求和条件约束，以及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和制度安排的保障，强化了这一理论的特质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地位。
于是，只要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理性行为假设就会不断被强化、丰富和完善。从哲学思想层面为促使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考虑，需要增加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最大化，考察时间因素情况下的动态最优化；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学意义上考察人类行为能力，⑥通过类比生物的本能行动，逐步修正对人类完全理性的表述，等等。但这些充其量也只是在既定方向上，对理性探讨的自然延伸和扩展。
(二) 理性的规范、功用及局限
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统领下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将基本行为特征外生给定，将其他外部因素作为约束条件，如此这般的简化和悬置，目的是突显实现最大化的选择行为。遵循这样的理论逻辑，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生命主线。然而，或现或隐地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以理性人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假设虽然也在不断地丰富改进、被赋予新的含义，而且在近年比较有影响的一些理论教科书中有了对完全理性的规范界定，⑦却至今尚未真正形成公推的、权威的、完整的表述。众所周知，对个体基本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和原子化⑧处理，是为了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转化为对资源配置的聚焦。换句话说，完全理性适用于按统一价值标准衡量的事物和活动，如一般商品市场上的交换关系和选择行为。偏好(序) 关系是人的行为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可知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样做比那样做要好，这就是理性。然而，这类理性以及隐含的假设中没有度的区分、结构类型的形成演化和对广泛存在的非理性行为的解释。其实，经济学理性的演变和改进都有其内在动因，都是由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而诱发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环境和经济理论建设中尤应如此。理性行为假设的必要性是相对于承载和支撑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而言的。与其说考察理性假设的合理性，倒不如说考察其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基础的作用，由此再通过演绎推理方能建立起自恰(self-contained)的理论体系。
在近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定程度地受公理化思潮的影响和使经济学所谓“科学化”愿景的推动，西方经济学被打上理性主义的时代烙印。在基于个体理性给出的最优决策行为模式和规范表述中，或隐或现地包含了偏好函数的定义域与商品集合(由各种状态和事物组成的真实世界中的可选择物理集，或者说是主体的行动空间) 的相应性，行为主体(agent)决策变量的变化范围与实际可行的选择范围的理论一致性；商品选择空间与效用函数的定义域相同，偏好序具有的完备性、传递性以及现实中的可完全实现性等。
从相对意义上考察理性行为假设，或许没有比新古典的基本行为假设能更好地满足解释现实和理论建设需要的其他个体行为方式。但不应该忽视的是，理论起点的选择是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反映，是在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及其环境和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必要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科学本质使然，任何理论体系中都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假设，崇尚演绎、基于公理、最为严谨的数学尚且产生了非欧几何的理论分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的绝对真理过程，必然包含着对相对真理的不断突破。当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理论前沿分支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传统理性乃至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和突破，可能引起对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运行机制和个体行为方式的特点及规律性全新视角的再审视。
经济发展实践使各类行为主体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历练，在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这一理性逐步改善，但至今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个体中心主义的认识观。它作为理论的基点或演绎推理的逻辑大前提，以假设形式出现，要么“不言而喻”，要么从理性的产生发展动因和阶段性特征予以辩解。⑨但从经济学基本观点与理论目的的关系角度，分析探讨理性主义的作用的论述并不多见。在用结论的有效性证实初始假设的合理性的同时，一旦出现结论与现实的相背，自然会使人们怀疑假设的普适性，质疑与改进也正源于此。
二、有限理性与决策过程
对每一行为主体或决策者来说，只有当外部世界完全可知(或者不完全信息的分布类型已知) ，自利行为目标清晰，并且具有完备无懈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时，理性才有存在价值。然而，更常见的现实行为表现是理性的不完备，完全理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常常被肢解和突破，派生和演化出一些新的理性形式。当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资源配置结果扩展到配置行为过程，并考虑资源配置结果与决策过程的关系时，才能使从客观世界获取的信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主观行为能力，逐步廓清学科边界，并促进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融合，促使最优化决策标准行为模型的改进，为经济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 有限理性若干类型
西蒙等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系统地研究和发展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是对真实世界中不完备理性的认识和理论发展的新阶段。⑩人们注意到时点上的资源配置与决策活动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以及由此引出的理性限度问题。于是决策理性不仅注重结果理性，也开始探讨基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行为能力的理性行为过程，使经济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逐一放宽完全理性(显在或隐含) 的条件，从不同角度考察行为属性，可得出与有限理性相关的若干表述，(11)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理性的困扰。下面侧重对经济管理活动中几种主要的有限理性表现形式作简要概括，为便于论述，根据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将它们划分为两大类，即优化理性和探索理性。
1. 优化理性(optimizing rationality)，是指在既定环境条件下目标清楚(无论是最优的还是满意的) ，满足行为与目标实现相一致的逻辑关系；这类行为属性主要包括实质理性、受限理性、递进理性和调适理性等非完全理性形式及表述。
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是对具有手段—结果(Means-ends)本质属性和行动逻辑的一类理性的总称，与目标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objectives)、强理性(strong rationality)是同义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意图理性(rationality driven by intentions)、过程或工具理性(process rationality)、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 、规则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rules)、价值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values and affects) 、选择理性(selected rationality)。虽然偏好关系和效用优化标准可能会因人而异，但这类理性表述的共同点是：遵循同样的“目标—手段”逻辑关系，以偏好给定、目标明确为起点，寻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或给定目标下的行为最优(成本最小) 。
受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强调的是目标实现中手段和能力的有限性，是在手段意义上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和发展；而实质理性则可更多地看成是在目标确定意义上对完全理性的近似。由于满足决策目标的多元性突显了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对行为特征更难予以规范描述，在受限理性假设下经济运行的结果类型更难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生命力。
递进理性(incremental rationality)，是用来表示一个决策者能在决策过程中逐阶段(点) 提高能力的行为特性。即根据已获取的经验、情境的变化、新的约束条件的出现、个人偏好的演变等，将每一阶段的理性作为可变因素的函数重新评估。决策者有意识地按这种方式行事，并本能地继续这样做，此时的决策类型和所遵循的规律设为既定的。递进理性与调适理性、情境理性有关，涉及由真实选择方式表现的或受直接约束影响的理性行为。
调适理性(adaptive rationality)，是指在相互关联的决策中，决策者由于情境、知识或偏好的变化而对以前决策中遵循的理性规则进行修正。一般情况下将调适理性与后天理性看成是同义词，但也有学者对二者加以区分。前者同知识的增长相联系，但偏好未发生变化；后者指由行动生成的偏好函数的演变。如果考虑到思想性和哲学观上的差异，可将具有学习功能的行为主体的理性称为学习理性。
2. 探索理性(exploratory rationality)，是指由于现实世界未知，目标呈现模糊，但能在行动过程中逐步清晰，这一情况下的行为特性，大体上包括以下形式。
共生理性(co-generated rationality)，是指随着对外界条件的认知和有效利用，多人联合决策时逐步发现最优目标，使决策目标清晰，类似的有关联理性或情景理性(contextual rationality)。
贝叶斯理性(Bayes rationality)，是指遵循贝叶斯准则进行决策时的一种有限理性，在引致某一结果发生的若干因素中，推断出哪一种因素最有可能导致该结果发生，这是一种后验概率。
由于策略行为能够改变单一个体选择的最优目标，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主体相互之间策略变动导致的有限行为能力的理性，被称为博弈理性(rationality of games)。它包括了所有考虑策略型行为时的理性和权利博弈意义上的理性，用于表示决策者在考虑主体相互地位关系、内部和外部的权利结构变动时的理性选择。
模仿或认知理性(rationality with respect to a model or a cognitive map)，用于表述由管理者模型或认知模式(也包括主体对他人和外界的反应模式) 导出的理性。认知模式和方法简化了对真实世界的系统描述，也属于西蒙有限理性体系的一种版本。按这种方式行事的决策者尽可能完整地、符合逻辑地按一种模式和方法进行决策。考虑这类模式和方法描述的各种情况和因果关系，有时也称为标准程序理性(standard procedural rationality)。
这类探索理性显然是不充分理性(incompetent rationality)，它们的共性和所强调的是，伴随着行为过程，以及可能的对偏好函数的修正，逐步使目标清晰；而当一个决策者在专业化决策团体内进行决策时，未能利用应该利用的相关信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换用不完全理性的概念。诸如此类的还有伴生理性或后天(后验) 理性(a posteriori rationality) 和类似的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将在后续部分中展开论述) 。另外，在相关的学科中还有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提炼理性(rationality of garbage can processes)、关联理性或交互理性(interacting rationality)等有限理性的表述。
(二) 有限理性的实质
考虑到在不同社会经济活动环境中决策者的个体差异性，有限理性建立起行为主体与管理活动环境的联系，并将传统的最优决策放宽为满意或次优决策。(12)按西蒙自己的观点来说，有限理性的实质是选择行为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表现为已有知识(也包括信息) 和获取知识能力的有限性。这就是有限理性的不完全信息、有限能力与满意决策三个关键点。这些成果虽然以不同形式对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研究，(13)但从本质上看，仍是在继承发展完全理性，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偏好是外生给定和稳定不变的等原因，完全理性忽略了现实空间与认知空间的差异，将两者重叠等价。
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行为模型，由行为主体的行动空间到资源配置结果空间的映射(函数) 来表达，即η：X(·) →G ，其中，η表示映射关系，X(·) 为行动空间，G 为结果空间。进而用β表示人的认知行为能力和实现过程，决策行为过程的实质是β·η。而完全理性不考虑β的存在和作用，或者是在隐含β=1即先天地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将复杂的现实行为抽象为理论上的一种理想行为，即使是在动态经济模型中，其对经济行为的假设也是一成不变地静止的。而动态博弈却能通过信念的修正来反映理性的不同程度和演化。有限理性对完全理性的关键发展，表现为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差异性个体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奥曼全面地对比并深入考察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出理性的实质是主体有意识地调控自身行为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可见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最大区别在于意识程度和调控过程。(14)有限理性(0＜β≤1) 揭示了一些经济活动偏离最优决策的行为原因，在过程意义上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这是对理性实现过程认识的深化，作为良好开端，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在理性内生化方向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然而，现实中的“非理性”并不是说行为毫无理由或纯感性，也并非所有的不完全理性都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也只是一个阶段性概念。博弈论见长于研究经济行为，在考虑主体与他人和外部环境的交互行为中，又逐步使理性化的观点进一步发展，能够将考虑学习能力和不同理性程度的演进理性、认知心理学的生态理性、培育策略理性萌芽等新的理性表现形式，有机地贯穿起来。
三、生态理性与适应性主体
资源配置是人类行为直接或间接支配资源的结果，行为研究更能触及经济活动之根本。许多经济行为难以用理性来
解释，而自然界中却存在大量仅靠生物本能，就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理想均衡结果的现象。(15)在从演进博弈的角度探讨理性的混乱与动摇时，奥曼等学者认为，若局限在传统理论的视野之内，博弈局势中理性、有限理性与非理性在实现纳什均衡方面并无本质的、严格的区别。(16)关于人类的行为是否都是有意识(有目的) 的争议，持肯定态度者接受最优化理性；一些持怀疑态度者推出生态理性和适应性主体的新概念，考虑主体的本能、情趣、习惯和学习调适性，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一旦检验基本行为假设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可能，跳出纯机械地看待行为主体的框架，人的精神需求、心理活动和生态演化特征等不可忽略的因素和行为属性，就被逐步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
显然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和实验方法的支持，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支，比较系统地对传统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进行了检验。它们从全新的角度将经济活动中各类参与者定义为：可犯错误的、有学习(调适) 能力的现实行为人(behavioral agent)或适应性主体(adaptive agent)。这种可操作的实证化定义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合理性，因为经济当事人在解决决策问题时，并不经历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思考和计算过程，而前者一些更现实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导致市场活动的失败。新近的研究明确提出，行为人具有不同的理性程度，他们是认知有限的适应学习者。这一命题也验证了西蒙的思想：不固守完全理性的行为，可能产生比按逻辑和计算方式的行动更合理的结果。
(17)
史密斯在发展实验经济学时，从对传统理性的反思中明确区分了两种理性秩序的概念。第一种是始于哈耶克并流行于当今的标准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economic science model ，SSSM) 中的建构主义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 ；另一种是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或进化理性。(18)通过实验方法，史密斯等对经济基本行为特征进行实证化表示和检验修正，认为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如果人们在某种情境中选择了有较少收益的结果，那么应该问为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不理性或异常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却认为，自利的人能做出理性决策；而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因为在做了大量实验研究后发现，人的实际决策与理性决策理论并不一致。
建构主义理性认为，人类社会中所有有价值的制度和规则等，都是通过行为主体有意识的演绎推理过程而创立的。这一理性观点要求行为主体在拥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总能进行有意识的推理，致使社会系统按一定的规律性，组织和运转起来(无论现实中是否能如此) 。(19)然而，真实世界中人的大量活动却是无意识的、本能化和习惯性的，这保证了人的有效活动能节省稀缺的脑资源，于是产生了第二种理性秩序概念，即理性是源于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的生态体系。“道德规则和社会习俗不是理性建构的结果”，史密斯推测，人在市场环境中成功操作的能力可能由进化而来，就像人们学习语言的能力。(20)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进化给了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模块，这些模块成为人们适应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听和看的能力一样，在这些模块中可能有理性交易、维持合作互惠关系和自我调适的能力。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孕育了“生态理性”的萌芽，近年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21)如提出“生态智力”的概念，认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发展了适应性的认知和决策工具，利用长期进化过程中使用的表征，可以更容易地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以上两种理性秩序在实验经济学的实验设计中都有体现。实验经济学用实验室作为试验场，探察新制度的有效性，根据测验结果修改规则。史密斯等实验经济学家认为，两种理性秩序都不能忽视，最初的实验设计是建构主义的，但当设计根据测验结果修改、再测、再修改，这个过程按照第二种理性秩序概念，就是利用实验室来实现进化适应。史密斯与其他合作者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其他脑成像技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也支持了第二种理性概念。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结构本身就能产生理性结果，与参与者是否理性无关。研究者用机器人模拟拍卖过程，结果发现由零智力交易者组成的市场取得的结果，与以人为被试取得的结果同样有效率。(22)这类研究认为，拍卖中分配的有效性主要是由于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所致，而与交易者的动机、智力水平关系不大，由此强化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市场不仅能从个体理性中，也能从个体非理性中产生累加的、总体的理性，获得资源配置效率。
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理性行为假设的全面检验和深化研究，其结果实质上是不再全盘接受“理性人”，而将适应性主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心理学原理和实验方法，更多地考察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人的真实行为特征和属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为系统偏离基本假设的行为现象寻找原因和变化规律。迄今为止的种种理性仅仅是对特定环境中人的行为特征或属性的抽象和刻画，而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属性和本质，根本不可能用唯一的单极化理性模式予以概括，这远远不仅是技术上的不可行。
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生态理性以及今后可能的发展空间，这些嬗变说明，人们对理性的研究是无止境、无定论的，对行为的本质属性和理性含义的复杂性和变化等许多方面还是未知的、含糊的，从作为知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角度考察，各个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对人类社会活动目的和根本动力的认知定性，以及学科的分工，决定了经济学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要求有与之相应的、融合于理论发展中的基本假设和逻辑分析起点，这也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共同特征。因而，理性与其说是对经济行为属性的抽象，倒不如说，这是一种理论学派在为自己寻找前提假设和分析起点，这样认识更为客观、确切。从完全的到有限的再到生态的理性，虽然有一些质疑或批判甚至貌似对理性的否定，也形成了对经典理论的挑战和震撼，但它们总体上仍是在继承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和本质基础上的扬弃与发展，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在矛盾中演进的内在要求。客观地评价每一种关于理性的观点、理解和表述，都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有各自相应的背景学科，(23)都是为一定的理论流派的发展服务的。
四、基本行为假设的嬗变特征与演进轨迹
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进，以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适时地选换视角以探讨各类主体的特征，是其对人类行为本质属性及表现形式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勾连以下三个阶段和特征，能较清晰地透视关于经济行为基本属性研究的线索。
(一) 个体理性及其演变
上述经济行为基本属性的研究，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生态理性，其发展和演进的明显特征是以个体中心主义为轴心和主线的延展。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和需求的阶段性，理论观念与认知工具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只能历史地选择围绕个体理性中心的发展演变路径。然而，个体偏好逆转的发现及其为众多研究的证实，(24)包括消费者和决策者面临各种具体策略的选择时，所呈现的偏好不稳定、不具备传递性等情景依赖，所有这些行为都使理性行为公理化的愿望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冲击。随着自适应、异质性期望和信念等新的视角和概念的提出，(25)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认识和研究，不再满足于听命理性行为“黑箱”的桎梏。这一转变既是逻辑力量使然，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与其说是对某种经济行为属性的发现，倒不如说是对公理化基本行为经典假设之企望的检验和质疑。
(二) 交互影响的博弈行为
博弈论以新的视角研究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策略行为及均衡结果，囚徒困境与公共地悲剧等，(26)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复杂关系。群体行为并非总是个体行为在属性一致前提下，数量上的增减变化，还可能出现与个体行为性质完全相反的结果。作为一个较好的过渡，行为研究重心的迁移，把视线从相对独立的个体决策引申到他们相互影响的策略行为，这或许正是博弈论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但仅仅沿着经典博弈论来研究策略行为，仍未摆脱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体理性的窠臼。只有同时考虑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总量变化特征，才能从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内在关系中，找出它们之间理性的一致性。(27)博弈论还注意到，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博弈局势中，策略行为使得个体选择结果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往往难以用随机规律表述，这也是个体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的原因之一。
(三) 回归行为本原
特定现实需求下提出的基本假设是为相应的理论体系服务的，不可能将它们割裂开来，而偏倚或孤立地单论其合理性、科学性和普适性。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感受到原有假设和视野的局限性，试图用外部性来解释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溢出效应，或主张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个体行为可能的外溢。然而，这只是单向地考虑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没能同时考虑他人和社会对个体的反向影响，不足以解释个体行为的社会性。经典博弈论也主要是基于个体理性来研究策略行为，跳不出个体中心主义方法论的桎梏。它们都难以从行为本质上找到问题的根源。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抽象的基本行为假设，应该全方位、多视角、系统地深入考察主体行为和本质属性，明确辨识行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共生性与差异性，引入诸如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社会理性此类的概念，区分自利与利他的动机、纯个体自利理性与社会理性、客观事物变化与主观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多个维度，将从社会性视角建立的新概念与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理论模型构造和实证检验分析。
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是人类行为之间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及结果。从同类事物中抽象出代表性个体进行普遍性研究的做法，是经济学学科确立初始阶段的必经之路，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逻辑起点和实现路径之一。可以说，理性行为是对一般性商品完全(不完全) 竞争环境中，相应的交易主体行为的抽象描述。而对特定问题和具体目标的探讨，还需要设定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的功能性主体，如零智力交易主体、(28)管理主体、选举主体等，以便为检验对比和深化研究主体行为特征开辟可行途径。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和酿造的新机遇，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相互渗透和促进，提供了可行性发展的条件。西方现代经济理论观念的重大转变，涉及个体的差异性、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行为主体和制度与生存环境(自然的与社会的) 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这些都表明，经济研究与对自然或物理系统的分析方法既共性相通又明显不同；因而，二者既要借鉴渗透，又要各有侧重。尤其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深层因素的认识，更需要从行为层面逐步展开，探索诸如市场经济的个体激励理念、产权组织方式与社会经济基本制度、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和主流道德的相容性，个体行为能力及适应性与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和目标实现之间所需要的磨合与创新，个体行为与公共制度的协调适应性等，这些无疑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容或缺的元素。
五、超越个体理性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在步入以行为转向或复归为显著特点的新阶段，或者说是回到预定的行为本原轨道上来，即理论研究更加注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行为主导的经济活动特点和规律。若将行为过度简化地固定为，仅析取若干因素探讨其变化特征和相互联系，这样的经济学可能因此失去或舍弃最鲜活、最应该研究的内容。研究经济行为的多方面属性及其复杂的作用机理和结果，理论上需要超越个体理性的狭隘视界，突破原有观念的框架，(29)需要基于主体的多样化功能和多种行为方式，(30)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将行为属性内生化并细致刻画，采用经济实验方法，尽可能获得真实的行为特征，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将多种类型的模型综合集成或一体化，采用系统(动态) 仿真工具和方法，推广实际应用并加以检验。本节以现实行为特征为基础，区分和剖析不同行为类型，概括异质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基础关系结构，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由此逐步揭示经济复杂性的行为本源，认清经济系统乃至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或物理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区别所在；在此基础上可基于主体行为进行微观分析建模，揭示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内在关系和传导变化机理，并可进一步实施动态仿真与计算模拟，拓展应用领域，提高应用效果。
(一) 微观主体行为分析基础
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是主体与外界环境(包括主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记为给定环境或条件集下的｛主体集｝·｛客体集｝→｛产出或结果集｝。以行为分析为起点，由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仅仅用确定型、随机型两个层面或类型来刻画经济主体行为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可能存在的第三个层次或类型——复杂型，以便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三种类型分别对应行为认知的三个层次，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只是选择了一种基础行为假设作为逻辑分析起点。虽然对经济行为加以简化，抽象为基本行为假设，乃理论发展之必需，但应该注意，这同时也相当于设置行为“黑箱”。这里将特定环境中的每一活动主体看成是一个行为发生器(behavioral generator)或转换器(convertor/transformer)，大体上分成相应的三类。
(1)确定型，投入与产出唯一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如工业生产活动中的作业行为。
图1(c)复杂型行为发生器
粗略地说，确定型行为，适合研究特定的自然或物理的对象，大体上与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相应。随机型行为，是新古典经济学或西方现代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行为基础，给定产出或结果集上的概率分布，由此衍生出主体依据期望效用进行决策，主要研究(完全) 竞争市场环境中的资源配置，显然图1(b)是由图1(a)类行为推广而来。而由于主体行为的异质性和交互性等，行为反应结果是不确定的，并非遵从某种概率分布或随机关系，同时还需要将若干不同主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描述，于是图1(c)类行为便成为新的分析起点。它催生新的超越新古典的经济学，更好地解释与探讨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复杂关系。现实经济行为的复杂性，迫使人们寻求更加适用的方法论工具，逐步推进地打开行为“黑箱”，通过检验、判断和选择，研究作为具体对象的行为究竟更符合哪一种假设。对于复杂经济中异质性主体的交互关系和结构，可概括为如图2所示的基本网络形式。这样的网络结构(可扩展到多维多层次) ，有助于从基本的微观层面入手，通过逐层(群组) 涌现，直至对经济系统特有复杂现象的形成、形态及演变形成总体认识。
图2' 两主体两群组的网络关系
一个简化的基本网络关系见图2' ，包含两个差异性主体，是由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 组成的，可作为对主体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准形态。
图2与图2' 的说明：实心或空心的圆点各代表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主体；包含若干主体的六边形、矩形和椭圆等图形，表示不同的类群或子系统(同类行为、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 ；各类箭头表示主体之间和群体之间不同的联系方式、相互关系和结构类型。(31)
(二) 基本决策行为模型的推广
从分析认识个体的差异性、私有信息产生的根源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到交互行为中形成的个体与集体行为的关系，这样多维度地系统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特有的复杂性，以逐步深化和更有针对性地处理由个体差异和交互性造成的主观不确定性，有望更好地解决互为因果和共线性等经典难题。基于异质性和交互性，我们提出构建主体行为的自利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个量和总量双重约束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基本行为模型。
在上述多主体联合决策的基本行为模型(Multi-Agent Joint Decision Behavioral Model，MAJDBM) 中，(S—1) 式是总量或相互关系约束，(S—2) 式是个量约束，n 个行为主体都是在个人预算和外部环境的双重约束条件下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既注重个体理性，也考虑到集体理性，有望使一般均衡与纳什均衡同时实现。在实际决策时，每一个主体面临两个约束条件中约束性较强的一个，或者同时满足(S—1) 式和(S—2) 式；而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单一主体的效用最大化标准模型，只是在上述模型MAJDBM 中不考虑主体的异质性、不考虑总量或交互性约束(S—1) 式的特例，此时该模型简化或退化为经典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即：
基于主体的真实行为特征，推广基本决策模型和重构行为分析框架，选择不同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假设，这样做就能推导出适应性更广的理论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界定和处理微观个体的非理性或异常行为引发的复杂宏观现象，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性。相比而言，MAJDBM 有一些新特点：主体是异质的和交互的，兼具心理影响的行为特征是内生的和演变的，同时考虑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为多主体联动决策等。面对此类模型，(32)借助计算模拟手段，有望更合理、深入地展现和解释经济复杂性的微观成因、内在联系和演变过程，平行地建立起一套理论参照体系，期待从方法论层面上，用微观宏观一体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相结合以及人机动态交互等，尝试性地为综合研究和解决复杂经济问题奠定基础。
尤其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仅由于人口众多这一因素，使得微观个体行为的异质性和交互性(社会性) 特征显著，由此酿成和引发传统理论不易解释的一些特色难题。如人们在收入分配的满意度和公平感上会有明显差异。一些
人不仅追求总量和绝对量上的边际正效应，实现帕累托改进，还希望保持个人所占份额上的更加有利(至少是不降低) 的地位。这就是相对意义上的帕累托有效性(即不仅要求比过去多分蛋糕，还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切分比例不降低) ，(33)结果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加快、放大“马太效应”等。类似的还有长期困扰人们的经济结构恶化的可能性，占有相对优势的行为倾向，势必加大调整结构、理顺比例关系的难度。这类结构僵化甚至与期望目标相悖等典型化事态，应该从个体行为的社会性这一行为根源上寻找原因。如若只是单一地沿着个体理性的路子思考，则不可能产生“帕累托相对有效性”一类概念，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揭示结构性问题的成因，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上述理性，可以说是对经济行为属性的新古典抽象，(34)欲使其上升为人类对自身经济行为本质属性的认知，还任重道远，仍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类一定的认知能力相适应的，而基本假设是为相应的理论体系服务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作为对一定发展时期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映像，为之服务的理性行为假设在不断解决矛盾中的演进，(35)为我们今后跟踪他们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虽然“经济人”比“理性人”含义广泛，但本文是在理性选择行为意义上展开讨论，将两者作为近义词的处理并不会产生歧义。
②S. Bowles, 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ty,"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pp. 69-75; R. J. Aumann,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21, no. 1-2, 1997, pp. 2-14.
④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⑤Milan Zafirovski, "Human R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N: 1198-3655, 2003, http://www.sociology.org/content/vol7.2/02_zafirovski.html.
⑥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⑦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 温斯顿、杰里·R. 格林：《微观经济学》，刘文忻、李绍荣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⑧王国成：《经济行为基本假设检验与实证逻辑》，《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⑨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H. A. Simon,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Empirically Grounded Economic Reason, vol. 3,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H. A. Simon, et al., "Decision Ma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M. Zey, ed., Decision Making: Alternatives to Rational Choice Models, Newbury Park: Sage, 1992,pp. 32-53.
(11)仅经济管理领域而言，对理性的探讨就有数十种不同的表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主要参考Simon(2000)、Romelaer 和Lambert(2001)的二次文献，沿他们所提供的线索查阅原始文献。
(12)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理性新进展给予密切的关注和有益的评述，参见杨春学、汪丁丁和何大安等人以及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
(13)J. G. March, "Bounded Rationality, Ambiguity,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hoic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 no. 2, 1978, pp. 587-608; H. Simon, "Bounded R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 Today and Tomorrow," Mind & Society, vol. 1, no. 1, 2000, pp. 25-39.
(14)R. J. Aumann,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21, no. 1-2, 1997, pp. 2-14.
(15)J. Maynard Smith,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47, no. 1, 1974, pp. 209-221.
(16)R. J. Aumann,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pp. 2-14.
(17)Young H. Peyton, 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20)V. Smith,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3(June 2003),pp. 465-508.
(19)从认识论角度看，有限理性发展了完全理性，但它们都隐含地假定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无论是自身能力有限或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有限，人都能有目的地操控自身行为。
(21)新兴的交叉学科——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对此有更加专门的探讨。
(22)D. K. Gode and S. Sunder, "Double Auction Dynamics: Structural Effects of Non-Binding Price Control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 28, no. 9, 2004, pp. 1707-1731.
(23)可以说，生态理性与博弈学习理性(Fudenberg and Levine，1998) 不谋而合，且与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行为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等当代经济学理论分支相对应。
(24)参见D. M. Grether and C. R. Plott, "Economic Theory of Choice and the Preference Reversal Phenomen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9, no. 4, 1979, pp. 623-638; P. Slovic and S. Lichtenstein, “Preference Reversals: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4, 1983, pp. 596-605; A. Tversky, P. Slovic and D. Kahneman, "The Causes of Preference Revers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1, 1990, pp. 204-217.
(25)W. B. Arthur, "Complexity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Complexity, vol. 1, no. 1, 1995, pp. 20-25; K. Arrow, in D. Colander, R. Holt and J. B. Rosser Jr.,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Cutting Edge Economis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301.
(26)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1968, pp. 1243-1248.
(27)王国成：《交互行为视野下博弈论与当代经济学的交汇及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28)D. K. Gode and S. Sunder,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Markets with Zero-Intelligence Traders: Market as a Partial Substitute for Individual Ration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no. 1, 1993, pp. 119-137; A. Othman, "Zero-Intelligence Agents in Prediction Markets," 2008,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402346.
(29)冯燮刚、李子奈：《正统经济学微观理论基础的解构》，《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
(30)R. Clower and P. Howitt, "The Emergence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41, no. 1, 2000, pp. 55-84.
(31)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试图将图中的圆点、图形和箭头连线同质化、稳定化和规范化。
(32)关于建模的流程方法和特征比较及其应用，可参见王国成《管理复杂性的微观分析建模及模拟应用》，2009中国管理学年会大会交流论文。
(33)我们已就此建立合作博弈模型，以形式化地进行更加严格的证明。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与作者联系。
(34)John Scott,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08,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tional_choice_theory.
(35)王国成：《理性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科学化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1期；《当代经济学的行为转向与中国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