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韦素园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如何对待青年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对青年的那种全面的、无私的关怀,那种循循善诱、热情鼓励、严格要求的态度,直到今 天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巨大的教益。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实践,同时也正是对于王张 江姚反党“四人帮”摧残、腐蚀青年的罪行的一种强有力的批判。
鲁迅一生十分重视对于青年文艺战士的培育。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在我倒是一向就注 意新的青年战士的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儿个文学团体”¹。生动的例证不胜枚举。鲁迅与韦 素园的一段交往,便鲜明地表现了他对于培育文艺新苗的热切关心,体现了他对于这些青年 战士都能以甘当J一木一石”的精神,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殷切期待。 韦素园,安徽霍邱人,一九O二年生,一九三二年病故于北京,一生只活了短暂的三十 岁。鲁迅说他“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身体不好,“生着病”;虽然“穷着也 还是钉住着文学”,而且“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º。一九二五年,正当鲁迅在北京 和北洋军阀以及他们的鹰犬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刻,为了介绍外国进步作品,发展新文艺,壮 大革命舆论的声势,北京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鲁迅的积极倡议、支持和赞助下,成立 了一个文学团体:“未名社”。鲁迅曾说:“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
体”»。韦素园便是这个团体的骨干。其他成员还有李霏野、台静农、曹靖华等。鲁迅则不 仅是参加者,还是这个团体的实际领导人。
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与韦素园的交往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到鲁迅次年八月离 开北京以前,日记中经常有“访韦素园”的记载,可见当时他们的过从是非常密切的。鲁迅 在北京时以至离开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以后,他们的通信也一直未尝间断,而且从鲁迅 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晨得素园信,即复”、“午得素园信,即复”这样的记载,充分说明
了鲁迅对韦素园的热情关怀和不同寻常的革命战斗情谊。据李霏野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七月 间,将要出版的北京《民报》正在物色一个编副刊的人;李霏野等闻讯后便去找鲁迅,问他 是否愿意介绍韦素园去。鲁迅当即应允了。还特地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鲁迅这样 做,其意义显然远远不止是帮助韦素园解决了一个职业问题,而主要是希望他能在发展革命 新文艺方面多为社会尽力,自己能多培养出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铁屋子”里共同 “呐喊”的.青年战友。正如他所说的:“有一个阵地很要紧,社会太乌烟瘴气,不能沉默。” 果然,由于韦素园的努力和鲁迅的支持,这个副刊一创刊立刻就轰动一时,产生了很好的社 会影响。但是不久,报馆就遭到了反动派的压迫,被军阀张作霖无理封闭。
的确,鲁迅对韦素园的关怀和培育,突出地表现在对于他的工作的极大支持与帮助上。 十月革命以后,韦素园曾短期游学苏俄,学会了俄文。回国后与鲁迅结识时他正致力于翻译 俄罗斯进步的文艺作品。一九二六年,鲁迅给他细心校阅了果戈里的《外套》的译稿,校毕 后当即在七月十三日给他的信里写道:“《外套》已看过,其中有数处疑问,用?号标在上
面。”表现出了对一个文学青年的真诚爱护和对革命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从鲁 迅给韦素园的书信里我们还感动地看到:为了一本小说《穷人》的译名问题,为了一部《博 徒别传》的作者究竟属谁的问题,他都要认真提出商讨或更正。他极端厌恶那种浮滑取巧的 思想和工作作风,曾语重心长地叮嘱着韦素园:“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¼ 他对文学青年的这种关怀不只是个别的。正象李霎野所回忆的那样:鲁迅对所有“未名社” 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都费去了大量 的时间与精力。甚至当译稿付印时,他把空行空格,用几号字体,都一一标记清楚。½这种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踏实严细的工作作风,也给了韦素园以很大的影响和教育,进一步培 养和形成了他那种遇事严肃认真的思想性格特色。
鲁迅曾经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比作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¾。这完全
是从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迫切需要出发的。他自己曾做过不少这
方面的工作,翻译过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当他看到韦素园懂得俄文、具有这方 面的良好条件时,他就多次劝勉韦素园从俄文直接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一九 二八年,正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进行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时,由于战斗的需要,他如饥 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二日就曾写信兴奋地告 诉韦素园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 许多昧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正是由于有了鲁迅的积极劝导和热情鼓励,才使韦素园 得以增添了战斗的力量,在卧病时还坚持伏枕读译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 “未名社”除印行专收创作的丛刊《未名新集》和专收翻译的丛刊《未名丛刊》外,还 出版了《未名》、《莽原》等期刊。鲁迅曾说,他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 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了《莽原》,“作为发言之地”¿。他自 己就曾在该刊发表过《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战斗性 很强的重要论文。一九二六年鲁迅赴厦门以后,刊物即由韦素园接编。鲁迅虽然远在厦门, 却始终十分关心“未名社”以及刊物、丛书的事。他提醒韦素园一定要注意保持刊物的战斗 特色,不要登一些不痛不痒、“花呀”“爱呀”“死呀”“血呀”之类的无聊文章。鲁迅自 己也挤出时间坚持给刊物写稿,全力支持。如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厦门给韦素园的信里 说:“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可是立即又表示:“但或译或做,我总 当寄稿”;果然,我们不久便从十月十九日给韦的信里看到:“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 篇,十六日又寄两篇”。鲁迅的这种深切的关怀和强有力的帮助与支持,使韦素园等深受鼓 舞,也使他们更为敬重和信赖鲁迅,“未名社”的大小事务,都写信与鲁迅商讨,请他定
夺。鲁迅则在回信中鼓励他们独立作战,大胆工作,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给韦素园的信 里便写道:“丛书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几位全权办理。„„大小事务,似不必等我 决定”。这些话语,既表现了鲁迅对这些青年战友的充分信任,也体现了他对他们通过战斗 实践不断增长才干的热切期待。
一个青年战士的成长,既需要热情的鼓励,更需要严格的督促和引导。鲁迅对韦素园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进行培育的。他对于那种廉价吹捧青年、随意赐与桂冠的庸俗习气,一向
深恶痛绝。他一方面对韦素园他们寄以厚望,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有为”,“于文艺界有所 贡献”;同时,另一方面又很注意从政治上引导他们,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坦率地指出 他们的缺点,希望他们加强自我改造,在思想上不断进步。鲁迅对于韦素园踏踏实实、埋头 苦干是充分肯定的。同时,从鲁迅写给韦素园的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又十分注意诱导韦密切 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在厦门时,鲁迅多次提到由于厦门大学 “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整个环境“如在深山中”,“象死海一样”,因而弄得他“什
么思想都没有”,并使他感到“实在住不下去”,“决计要走”À。这里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 切身体验,劝导韦素园注意不要使自己的活动天地局限在小小的书斋之内。到达广州以后, 他在写给韦素园的第一封信里,就谈到了他对于这个传闻中的“革命策源地”的看法:“还 是旧的”、“并不怎样特别”Á,充分表现了他对于当时那个“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 的“红中夹白”¾的政治局面的透辟见解,从而引导韦素园和自己一起来积极思考中国革 命的前途问题。从广州到上海以后,在写给韦素园的信里,他又曾三次提到当时创造社和太 阳社实际上是在党内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 评 。这些,同样是他积极诱导韦素园应当关心事关路线的大事的有力证明和生动体现。除 此之外,鲁迅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未名社”的人还需进一步树立“雄心和大志”;他们 “小心有余,泼辣不足”,“疏懒一点”,并殷切希望他们“将此点改掉”。。韦素园具有 分明的爱憎。鲁迅对这一点是赞赏的。他曾不止一次提到韦素园因僧恨段(棋瑞)派的女师 大校长林素园,而在来信中改称自己的名字为“漱园”的事。但鲁迅并不满意于韦素园的性 格沉郁,“笑影少”(这一点在“未名社”的成员中他显得最突出);他希望韦素园开阔胸
怀,振奋精神,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对待一切;同时要他克服那“太认真”、“太小心” 的“致命伤”,去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心理,不要拘泥于一些小事,因为有些事情 “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À。
韦素园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相当艰窘的。而工作却总是孜孜不倦,不辞劳苦,成年 累月地坐在“未名社”那间“破小屋子”里埋头写稿,译稿,编稿。这样,不久他就病倒 了,后来才知道是得的肺结核。开初,他仍在病中坚持工作,并经常“伏在枕头上”给鲁迅写 信。这使鲁迅更加关注他的健康,“耽心他的病”。因为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 人,正当大有可为之年,工作又踏实肯干,“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为此,鲁迅在厦 门给韦素园的信里,曾多次提醒他要注意病体。一九二九年,当鲁迅知道韦素园在病院治疗 休养时还在坚持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便又关怀备至地写信劝他说:“我想你 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 文。” 一个多月以后,即同年五月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省亲。五月三十日这一天,他特
地与李霏野、台静农等,专程到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疗养院探望韦素园。韦素园事先知道鲁迅 要来,异常感奋,在前一天就把病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嘱咐大师傅好好准备招待的饭 菜。三十日那一天,鲁迅在病房与韦素园进行了愉快的、尽情的、长时间的聚谈。鲁迅不仅 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次探访的事,同时还在同一天给许广平的信里作了很具体的报导。鲁
迅在信里谈到;当时感到韦素园病势沉重、“终将死去”时,不禁“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他并且强调说,韦素园的死去,将“是中国的一个损失”。这里,表现了鲁迅对
于一位青年战友的多么深挚的革命情谊呵l无怪,当一九三O年一月韦素园的病再发时,虽 然鲁迅自己手头也颇窘急,却从北京寓所的用度中挤出百元来为他治病。这里,又是表现了 鲁迅何等祟高的舍己为人、慷慨无私的思想境界呵!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上海战斗的十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国 内阶级斗争也十分激烈的时期。鲁迅在极其艰险、繁忙的战斗中,一直挂念着北方的青年战 友韦素园的病体;韦素园在病榻上,也日夜惦念着他所尊敬和热爱的师长与朋友鲁迅的安危。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柔石、殷夫等五名左翼青年作家;社会上同 时盛传鲁迅也已经被捕。韦素园闻讯后十分焦虑,当即写信给许广平探询详情。鲁迅深深为 之感动,并在二月二日的复信中说:“昨看见由舍弟转给景宋的信,知道这回的谣盲,至于 广播北方,致使兄为之忧虑,不胜感荷。”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与远 方的青年战友互相鼓舞,共同勉励。他在这封信里还写道:“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 击,··„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 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迫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鲁迅最后还无限 深情地劝慰和激励韦素园道;“希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 的。”这里,表现了鲁迅多么坚定、乐观的革命信念!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鲁迅的闪耀
着革命辩证法光辉的预言。革命在前进,革命的文化运动在敌人的“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0。 不幸的是,韦素园的病终于不治,一年多以后,他便与世长辞了。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五 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噩耗。他为又失去一位青年文艺战士而感到深切的悲伤。 韦素园逝世以后,鲁迅曾长期保留着韦的一件遗物:他所翻译的《外套》。《外套》是
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著名中篇小说,描写沙皇时代一个贫穷卑微的九品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 维奇,如何在人们的嘲笑、冷遇和贫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的故事。该书由韦素园译成中文于 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系“未名丛刊”之一。当时韦曾送赠该书三本给鲁迅。后来,韦又曾 在一九二九年将该书的精装本一册寄赠鲁迅。全国解放后,从鲁迅的藏书中发现精装本的原 书上写着:“鲁迅先生惠存,素园敬赠,嘱霏野代题字,二九年七月十二日。”一九三二年 四月三十日,韦素园逝世前不久,鲁迅又特地在这本书上题写了几句话:“此素园病重时特
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筐见此,追记之。”关于这件事,鲁迅
后来曾再一次无限感慨地说:“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 边。”
一九三四年四月,鲁迅又亲笔给韦素园题写了墓记。墓记中写道:“宏才远志,厄于短
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短短几行字,深刻表现了他为这个勤奋有为的青年文艺战士的 早夭而感到的无限悲悼与惋惜。应当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来,韦素园这个“小人物”的贫病 忧愤而死,难道不正如《外套》、《穷人》(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可怜的主人 公的结局一样,乃是那个罪恶的旧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么?因而,无怪鲁迅多次说:他
每看到韦素园时便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看到韦赠送的《外套》时便“打了一个 寒嚓”,敏锐地感到“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这也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墓 记”中的这短短的十几个字,同时还包含着鲁迅对于当时那个使韦过早地致死的黑暗社会的满腔仇恨和强烈控诉。
鲁迅曾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在韦素园
两周年忌辰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他曾执笔写下了《忆韦素园君》这篇长达四千来字的纪念文 章。鲁迅在文中以朴实平易而又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回顾了他与韦素园交往过程中的桩桩 旧事。他特别肯定了韦素园那种为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而“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 下去”的工作精神,指出“未名社”“自素园经营以来”,所出版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 没有枯死”。文章最后强调说:“是的,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 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 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鲁迅在这里形象而又准 确地概括了韦素园的特点,并且作出了十分深刻、公允的评价。
韦素园和鲁迅离开我们都已经四十多年了。回顾他们生前的这一段交往,是令人深深感 到激动的。韦素园是“值得记念的青年”,鲁迅更是“值得记念”的伟大的革命家和辛勤的 园丁。在那个“多病故人疏”的黑暗时代里,鲁迅始终和一名贫病交困的普通的文艺青年保 持亲密的联系,对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给予全面的关怀,不断地对他提出既亲切又严格的 要求和鼓励;这种精神,正是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所肯定过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共 产主义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篡党复辟、坑害青年的罪行的时刻, 鲁迅的这种全心全意为革命、深情一片育新苗的精神,格外值得我们怀念。让我们学习鲁迅 的革命精神,坚决贯彻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四人帮”,为深入开 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和培养出大批的新战士而积极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
鲁迅与韦素园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如何对待青年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对青年的那种全面的、无私的关怀,那种循循善诱、热情鼓励、严格要求的态度,直到今 天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巨大的教益。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实践,同时也正是对于王张 江姚反党“四人帮”摧残、腐蚀青年的罪行的一种强有力的批判。
鲁迅一生十分重视对于青年文艺战士的培育。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在我倒是一向就注 意新的青年战士的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儿个文学团体”¹。生动的例证不胜枚举。鲁迅与韦 素园的一段交往,便鲜明地表现了他对于培育文艺新苗的热切关心,体现了他对于这些青年 战士都能以甘当J一木一石”的精神,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殷切期待。 韦素园,安徽霍邱人,一九O二年生,一九三二年病故于北京,一生只活了短暂的三十 岁。鲁迅说他“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身体不好,“生着病”;虽然“穷着也 还是钉住着文学”,而且“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º。一九二五年,正当鲁迅在北京 和北洋军阀以及他们的鹰犬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刻,为了介绍外国进步作品,发展新文艺,壮 大革命舆论的声势,北京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鲁迅的积极倡议、支持和赞助下,成立 了一个文学团体:“未名社”。鲁迅曾说:“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
体”»。韦素园便是这个团体的骨干。其他成员还有李霏野、台静农、曹靖华等。鲁迅则不 仅是参加者,还是这个团体的实际领导人。
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与韦素园的交往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到鲁迅次年八月离 开北京以前,日记中经常有“访韦素园”的记载,可见当时他们的过从是非常密切的。鲁迅 在北京时以至离开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以后,他们的通信也一直未尝间断,而且从鲁迅 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晨得素园信,即复”、“午得素园信,即复”这样的记载,充分说明
了鲁迅对韦素园的热情关怀和不同寻常的革命战斗情谊。据李霏野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七月 间,将要出版的北京《民报》正在物色一个编副刊的人;李霏野等闻讯后便去找鲁迅,问他 是否愿意介绍韦素园去。鲁迅当即应允了。还特地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鲁迅这样 做,其意义显然远远不止是帮助韦素园解决了一个职业问题,而主要是希望他能在发展革命 新文艺方面多为社会尽力,自己能多培养出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铁屋子”里共同 “呐喊”的.青年战友。正如他所说的:“有一个阵地很要紧,社会太乌烟瘴气,不能沉默。” 果然,由于韦素园的努力和鲁迅的支持,这个副刊一创刊立刻就轰动一时,产生了很好的社 会影响。但是不久,报馆就遭到了反动派的压迫,被军阀张作霖无理封闭。
的确,鲁迅对韦素园的关怀和培育,突出地表现在对于他的工作的极大支持与帮助上。 十月革命以后,韦素园曾短期游学苏俄,学会了俄文。回国后与鲁迅结识时他正致力于翻译 俄罗斯进步的文艺作品。一九二六年,鲁迅给他细心校阅了果戈里的《外套》的译稿,校毕 后当即在七月十三日给他的信里写道:“《外套》已看过,其中有数处疑问,用?号标在上
面。”表现出了对一个文学青年的真诚爱护和对革命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从鲁 迅给韦素园的书信里我们还感动地看到:为了一本小说《穷人》的译名问题,为了一部《博 徒别传》的作者究竟属谁的问题,他都要认真提出商讨或更正。他极端厌恶那种浮滑取巧的 思想和工作作风,曾语重心长地叮嘱着韦素园:“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¼ 他对文学青年的这种关怀不只是个别的。正象李霎野所回忆的那样:鲁迅对所有“未名社” 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都费去了大量 的时间与精力。甚至当译稿付印时,他把空行空格,用几号字体,都一一标记清楚。½这种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踏实严细的工作作风,也给了韦素园以很大的影响和教育,进一步培 养和形成了他那种遇事严肃认真的思想性格特色。
鲁迅曾经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比作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¾。这完全
是从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迫切需要出发的。他自己曾做过不少这
方面的工作,翻译过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当他看到韦素园懂得俄文、具有这方 面的良好条件时,他就多次劝勉韦素园从俄文直接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一九 二八年,正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进行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时,由于战斗的需要,他如饥 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二日就曾写信兴奋地告 诉韦素园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 许多昧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正是由于有了鲁迅的积极劝导和热情鼓励,才使韦素园 得以增添了战斗的力量,在卧病时还坚持伏枕读译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 “未名社”除印行专收创作的丛刊《未名新集》和专收翻译的丛刊《未名丛刊》外,还 出版了《未名》、《莽原》等期刊。鲁迅曾说,他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 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了《莽原》,“作为发言之地”¿。他自 己就曾在该刊发表过《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战斗性 很强的重要论文。一九二六年鲁迅赴厦门以后,刊物即由韦素园接编。鲁迅虽然远在厦门, 却始终十分关心“未名社”以及刊物、丛书的事。他提醒韦素园一定要注意保持刊物的战斗 特色,不要登一些不痛不痒、“花呀”“爱呀”“死呀”“血呀”之类的无聊文章。鲁迅自 己也挤出时间坚持给刊物写稿,全力支持。如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厦门给韦素园的信里 说:“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可是立即又表示:“但或译或做,我总 当寄稿”;果然,我们不久便从十月十九日给韦的信里看到:“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 篇,十六日又寄两篇”。鲁迅的这种深切的关怀和强有力的帮助与支持,使韦素园等深受鼓 舞,也使他们更为敬重和信赖鲁迅,“未名社”的大小事务,都写信与鲁迅商讨,请他定
夺。鲁迅则在回信中鼓励他们独立作战,大胆工作,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给韦素园的信 里便写道:“丛书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几位全权办理。„„大小事务,似不必等我 决定”。这些话语,既表现了鲁迅对这些青年战友的充分信任,也体现了他对他们通过战斗 实践不断增长才干的热切期待。
一个青年战士的成长,既需要热情的鼓励,更需要严格的督促和引导。鲁迅对韦素园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进行培育的。他对于那种廉价吹捧青年、随意赐与桂冠的庸俗习气,一向
深恶痛绝。他一方面对韦素园他们寄以厚望,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有为”,“于文艺界有所 贡献”;同时,另一方面又很注意从政治上引导他们,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坦率地指出 他们的缺点,希望他们加强自我改造,在思想上不断进步。鲁迅对于韦素园踏踏实实、埋头 苦干是充分肯定的。同时,从鲁迅写给韦素园的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又十分注意诱导韦密切 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在厦门时,鲁迅多次提到由于厦门大学 “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整个环境“如在深山中”,“象死海一样”,因而弄得他“什
么思想都没有”,并使他感到“实在住不下去”,“决计要走”À。这里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 切身体验,劝导韦素园注意不要使自己的活动天地局限在小小的书斋之内。到达广州以后, 他在写给韦素园的第一封信里,就谈到了他对于这个传闻中的“革命策源地”的看法:“还 是旧的”、“并不怎样特别”Á,充分表现了他对于当时那个“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 的“红中夹白”¾的政治局面的透辟见解,从而引导韦素园和自己一起来积极思考中国革 命的前途问题。从广州到上海以后,在写给韦素园的信里,他又曾三次提到当时创造社和太 阳社实际上是在党内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 评 。这些,同样是他积极诱导韦素园应当关心事关路线的大事的有力证明和生动体现。除 此之外,鲁迅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未名社”的人还需进一步树立“雄心和大志”;他们 “小心有余,泼辣不足”,“疏懒一点”,并殷切希望他们“将此点改掉”。。韦素园具有 分明的爱憎。鲁迅对这一点是赞赏的。他曾不止一次提到韦素园因僧恨段(棋瑞)派的女师 大校长林素园,而在来信中改称自己的名字为“漱园”的事。但鲁迅并不满意于韦素园的性 格沉郁,“笑影少”(这一点在“未名社”的成员中他显得最突出);他希望韦素园开阔胸
怀,振奋精神,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对待一切;同时要他克服那“太认真”、“太小心” 的“致命伤”,去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心理,不要拘泥于一些小事,因为有些事情 “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À。
韦素园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相当艰窘的。而工作却总是孜孜不倦,不辞劳苦,成年 累月地坐在“未名社”那间“破小屋子”里埋头写稿,译稿,编稿。这样,不久他就病倒 了,后来才知道是得的肺结核。开初,他仍在病中坚持工作,并经常“伏在枕头上”给鲁迅写 信。这使鲁迅更加关注他的健康,“耽心他的病”。因为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 人,正当大有可为之年,工作又踏实肯干,“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为此,鲁迅在厦 门给韦素园的信里,曾多次提醒他要注意病体。一九二九年,当鲁迅知道韦素园在病院治疗 休养时还在坚持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便又关怀备至地写信劝他说:“我想你 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 文。” 一个多月以后,即同年五月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省亲。五月三十日这一天,他特
地与李霏野、台静农等,专程到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疗养院探望韦素园。韦素园事先知道鲁迅 要来,异常感奋,在前一天就把病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嘱咐大师傅好好准备招待的饭 菜。三十日那一天,鲁迅在病房与韦素园进行了愉快的、尽情的、长时间的聚谈。鲁迅不仅 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次探访的事,同时还在同一天给许广平的信里作了很具体的报导。鲁
迅在信里谈到;当时感到韦素园病势沉重、“终将死去”时,不禁“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他并且强调说,韦素园的死去,将“是中国的一个损失”。这里,表现了鲁迅对
于一位青年战友的多么深挚的革命情谊呵l无怪,当一九三O年一月韦素园的病再发时,虽 然鲁迅自己手头也颇窘急,却从北京寓所的用度中挤出百元来为他治病。这里,又是表现了 鲁迅何等祟高的舍己为人、慷慨无私的思想境界呵!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上海战斗的十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国 内阶级斗争也十分激烈的时期。鲁迅在极其艰险、繁忙的战斗中,一直挂念着北方的青年战 友韦素园的病体;韦素园在病榻上,也日夜惦念着他所尊敬和热爱的师长与朋友鲁迅的安危。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柔石、殷夫等五名左翼青年作家;社会上同 时盛传鲁迅也已经被捕。韦素园闻讯后十分焦虑,当即写信给许广平探询详情。鲁迅深深为 之感动,并在二月二日的复信中说:“昨看见由舍弟转给景宋的信,知道这回的谣盲,至于 广播北方,致使兄为之忧虑,不胜感荷。”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与远 方的青年战友互相鼓舞,共同勉励。他在这封信里还写道:“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 击,··„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 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迫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鲁迅最后还无限 深情地劝慰和激励韦素园道;“希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 的。”这里,表现了鲁迅多么坚定、乐观的革命信念!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鲁迅的闪耀
着革命辩证法光辉的预言。革命在前进,革命的文化运动在敌人的“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0。 不幸的是,韦素园的病终于不治,一年多以后,他便与世长辞了。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五 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噩耗。他为又失去一位青年文艺战士而感到深切的悲伤。 韦素园逝世以后,鲁迅曾长期保留着韦的一件遗物:他所翻译的《外套》。《外套》是
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著名中篇小说,描写沙皇时代一个贫穷卑微的九品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 维奇,如何在人们的嘲笑、冷遇和贫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的故事。该书由韦素园译成中文于 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系“未名丛刊”之一。当时韦曾送赠该书三本给鲁迅。后来,韦又曾 在一九二九年将该书的精装本一册寄赠鲁迅。全国解放后,从鲁迅的藏书中发现精装本的原 书上写着:“鲁迅先生惠存,素园敬赠,嘱霏野代题字,二九年七月十二日。”一九三二年 四月三十日,韦素园逝世前不久,鲁迅又特地在这本书上题写了几句话:“此素园病重时特
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筐见此,追记之。”关于这件事,鲁迅
后来曾再一次无限感慨地说:“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 边。”
一九三四年四月,鲁迅又亲笔给韦素园题写了墓记。墓记中写道:“宏才远志,厄于短
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短短几行字,深刻表现了他为这个勤奋有为的青年文艺战士的 早夭而感到的无限悲悼与惋惜。应当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来,韦素园这个“小人物”的贫病 忧愤而死,难道不正如《外套》、《穷人》(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可怜的主人 公的结局一样,乃是那个罪恶的旧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么?因而,无怪鲁迅多次说:他
每看到韦素园时便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看到韦赠送的《外套》时便“打了一个 寒嚓”,敏锐地感到“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这也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墓 记”中的这短短的十几个字,同时还包含着鲁迅对于当时那个使韦过早地致死的黑暗社会的满腔仇恨和强烈控诉。
鲁迅曾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在韦素园
两周年忌辰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他曾执笔写下了《忆韦素园君》这篇长达四千来字的纪念文 章。鲁迅在文中以朴实平易而又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回顾了他与韦素园交往过程中的桩桩 旧事。他特别肯定了韦素园那种为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而“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 下去”的工作精神,指出“未名社”“自素园经营以来”,所出版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 没有枯死”。文章最后强调说:“是的,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 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 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鲁迅在这里形象而又准 确地概括了韦素园的特点,并且作出了十分深刻、公允的评价。
韦素园和鲁迅离开我们都已经四十多年了。回顾他们生前的这一段交往,是令人深深感 到激动的。韦素园是“值得记念的青年”,鲁迅更是“值得记念”的伟大的革命家和辛勤的 园丁。在那个“多病故人疏”的黑暗时代里,鲁迅始终和一名贫病交困的普通的文艺青年保 持亲密的联系,对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给予全面的关怀,不断地对他提出既亲切又严格的 要求和鼓励;这种精神,正是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所肯定过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共 产主义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篡党复辟、坑害青年的罪行的时刻, 鲁迅的这种全心全意为革命、深情一片育新苗的精神,格外值得我们怀念。让我们学习鲁迅 的革命精神,坚决贯彻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四人帮”,为深入开 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和培养出大批的新战士而积极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