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在儿子成年之后，那种古往今来父与子之间难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没有代沟、没有叛逆、没有儿子的理想、没有老爸的顽固，连文学家和精神科专家坚信的“弑父情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们变得孝顺和务实，心满意足地在父亲的余荫下，开始自己的人生；老爸们变得充满权威，像回到了年轻时候，幼小的子女对他言听计从。这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却没什么可夸耀之处，有人称它为“拼爹时代”。
因为那些慈父、孝子不过是特定人群。一些身为公务人员的父亲们，可以把权力变现为金钱、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来美好的事物，供儿子们享用。儿子们抛弃了叛逆，或深埋叛逆，安静地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诞生“屌丝”一词的时代，人们越发羡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这绝非是一种民间的猜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还有更多扎眼的个例证明这些。就在10月底，广东纪检部门证实，被网友举报的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拥有21套房产，而他2012年在财产申报时，只申报了自己和儿子各一套房产。纪委也证实，蔡彬的儿子为澳洲籍。蔡彬时年56岁，正常情况论，他的儿子应已成年，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父亲的财产是否干净，自己享有的一切是否合理。如果他愿意思考的话。
似乎突然之间，“儿子们”的个人奋斗变得艰难起来，年轻人开始逃离北上广，外企也不如公务员吃香，靠着有势力的父亲谋得一条出路变得理所应当。可35岁以上的人，闭上眼睛，那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时代，分明还历历在目。那是个刚刚开放进城路径的时代，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个打破“铁饭碗”的时代，一个甚至连“爹”都没有的民企能够大获成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儿子们可以摆脱这个血统论的咒语时，他们兴奋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运和父亲切割，才更像个强者。
其实，血统论从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亦有身为军队高官的一个母亲，在战前，试图把自己的儿子调出作战部队的桥段。这位女军官破坏了军队的原则，被军长拒绝。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子女们利用双轨制漏洞，搞来批条，左手以计划经济的价格买来物资，右手以市场经济的价格卖出物资。“拼爹”如同一条暗流，在集体主义时代和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都涓涓不断。只是，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在人们对美好而合理的生活要求较低的时代，人们对“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当前提条件开始反转，而“拼爹”有增无减时，人们的情绪也开始改变。
人们意识到，那些可以“拼爹”的人，不但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影响了青年正常向上流动，而且极其不合理。某种程度，不合理、不公正对人心的打击不啻于利益受损。在现代技术的传播下，人们对千里之外的不合理义愤填膺，不为自身的利益，只为人们深信：人不该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至于子女父辈财富恩泽下的生活方式引发的激辩，其实很简单。理论上，只要财富来源合法，炫富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他们有权过别人眼中“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或许也是一种糟糕的父与子的关系，但与公共利益无关。人们对“拼爹时代”的厌恶，也从来不是“子不教，父之过”的教育问题。父亲将公共资源不当地让渡到儿子身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其实都有明确的界定。
一个能量强大的父亲该怎么帮助儿子，人们期待有更良性的关系。蜘蛛侠的叔叔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关于父辈的责任，可以小到帮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大到帮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当然，每个父亲都有这个责任，那些看起来更强大的父亲，更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
（徐一龙）
似乎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在儿子成年之后，那种古往今来父与子之间难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没有代沟、没有叛逆、没有儿子的理想、没有老爸的顽固，连文学家和精神科专家坚信的“弑父情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们变得孝顺和务实，心满意足地在父亲的余荫下，开始自己的人生；老爸们变得充满权威，像回到了年轻时候，幼小的子女对他言听计从。这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却没什么可夸耀之处，有人称它为“拼爹时代”。
因为那些慈父、孝子不过是特定人群。一些身为公务人员的父亲们，可以把权力变现为金钱、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来美好的事物，供儿子们享用。儿子们抛弃了叛逆，或深埋叛逆，安静地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诞生“屌丝”一词的时代，人们越发羡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这绝非是一种民间的猜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还有更多扎眼的个例证明这些。就在10月底，广东纪检部门证实，被网友举报的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拥有21套房产，而他2012年在财产申报时，只申报了自己和儿子各一套房产。纪委也证实，蔡彬的儿子为澳洲籍。蔡彬时年56岁，正常情况论，他的儿子应已成年，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父亲的财产是否干净，自己享有的一切是否合理。如果他愿意思考的话。
似乎突然之间，“儿子们”的个人奋斗变得艰难起来，年轻人开始逃离北上广，外企也不如公务员吃香，靠着有势力的父亲谋得一条出路变得理所应当。可35岁以上的人，闭上眼睛，那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时代，分明还历历在目。那是个刚刚开放进城路径的时代，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个打破“铁饭碗”的时代，一个甚至连“爹”都没有的民企能够大获成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儿子们可以摆脱这个血统论的咒语时，他们兴奋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运和父亲切割，才更像个强者。
其实，血统论从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亦有身为军队高官的一个母亲，在战前，试图把自己的儿子调出作战部队的桥段。这位女军官破坏了军队的原则，被军长拒绝。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子女们利用双轨制漏洞，搞来批条，左手以计划经济的价格买来物资，右手以市场经济的价格卖出物资。“拼爹”如同一条暗流，在集体主义时代和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都涓涓不断。只是，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在人们对美好而合理的生活要求较低的时代，人们对“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当前提条件开始反转，而“拼爹”有增无减时，人们的情绪也开始改变。
人们意识到，那些可以“拼爹”的人，不但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影响了青年正常向上流动，而且极其不合理。某种程度，不合理、不公正对人心的打击不啻于利益受损。在现代技术的传播下，人们对千里之外的不合理义愤填膺，不为自身的利益，只为人们深信：人不该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至于子女父辈财富恩泽下的生活方式引发的激辩，其实很简单。理论上，只要财富来源合法，炫富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他们有权过别人眼中“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或许也是一种糟糕的父与子的关系，但与公共利益无关。人们对“拼爹时代”的厌恶，也从来不是“子不教，父之过”的教育问题。父亲将公共资源不当地让渡到儿子身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其实都有明确的界定。
一个能量强大的父亲该怎么帮助儿子，人们期待有更良性的关系。蜘蛛侠的叔叔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关于父辈的责任，可以小到帮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大到帮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当然，每个父亲都有这个责任，那些看起来更强大的父亲，更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