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两个人没有牵过手,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甘四小时,唯一的物质上的交换就是他给她送过一套的契诃夫的书。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 还是“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这两个人,谁能想到是在恋爱呢?一个嫁错了男人的寡妇和一个跟自己的妻子只有道义上的责任的男人之间的精神恋爱。无疑这样的恋爱是痛苦的,只有死后才能相会。“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这“镂骨铭心”的爱简直就是一种“疾痛”。所以张洁将它视为一场“大悲剧”。

明知道两个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却还在在心里默默地爱着对方,“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却“同样没有忘记”。他死了,“似乎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他而去了”。一套契诃夫的文集成了她命根,谁都不让碰,“爱那套书爱得简直象得了魔症一般”,而那本《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就成了她对他倾诉的唯一渠道。,那“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这是一个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哀伤,隐忍,抑郁却又有一股淡淡的清新的味道。很古典,很美丽。张洁用一种感性的语言叙述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留给人们的是心里的忧伤,还有一串的反思。

我认为,故事的悲剧性在于两个人的爱情没有办法的到社会的认可。而他们也没有办法超越这种认可而在一起。这种认可的依据则是张洁所说的“法律和道义”。“ 法律和道义”, 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词组,作为一个人理所应当所遵循的准则,但对于一对无爱的夫妻来说,那却是一个天大的网,将人们紧紧地困在其中,要想逃脱,势必要受到伤害。当然,还有可能就是网破,但这个希望几乎是渺茫的。法律规定了人的忠诚,所以一对无爱的夫妻也总是默默忍受无爱的婚姻,然后装做很恩爱的样子,扮演着模范夫妻的角色。但是法律能规定行为上的不出轨,却不能约束精神上的出轨。于是他们俩义无反顾地相爱了。但是却爱得那么辛苦。因为这种爱情,在道德的挂念里是不允许的,是不为社会所容的。于是他们相约互相忘记,但是这又谈何容易。相爱却无法超越社会的局限,这一对矛盾使得他们陷入了人深深的痛苦。悲剧的产生就是矛盾的不可调和。如果他们能够无视这种道义,而义无反顾得在一起,又何尝不可。但是他们却是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

“《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今仍可以看作是理想爱情的一次流血的宣告,是痛苦理想主义的现代祭典。”张洁用这样爱情的悲剧来向传统的道德宣战,来坚持那份执着的爱情观。就是“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她几乎是用一种宣言式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作者当时郁积的情感是多么强烈,以致用平淡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出来,只能用“疾呼”。她是誓死也要守护那份纯粹的,不占半点世俗气的爱情的。张洁认为爱情都应该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式的,相爱了就应该在一起,老巫婆的诡计始终是会破灭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最终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白头到老。她也承认,“她的爱情观,是从《白雪公主》之类的文字里得来的。”[0]然而“我上了白雪公主的当”。社会使她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于是张洁要用文字改变这种现状。“责任,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那时候我认可一言兴邦、一言衰邦之说”(同[3])怀着这样的信念,她创作了《爱,是不能忘记的》。

戴锦华曾表示“张洁早期的作品中,与其说她是在书写‘爱情故事’,不如说她是在铺设‘爱情’的圣坛。它或许是一个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恋情,但它无疑是甚至超越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种‘可以牺牲自己的爱情的爱’,甚至毋需‘生不同室,死不同穴’的誓言。”[1] 这就是张洁的爱情观。那时,对于爱情她几乎是一种崇拜式的心理,她甚至将其寓言化了。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让人感觉到一种童话般的气息。单纯、无私而又热烈。钟羽对于老干部的爱情何曾有过什么非分之想。她将自己的爱无条件地献给了老干部,不求任何回报,甚至还愿意替他去死。那是多么崇高的爱情,多么无私的奉献。我想她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真的在一起,但这并没有阻止钟羽对他的这种爱。这是超越肉体的爱!

有人把这场爱情悲剧说成是钟羽爱欲的无法实现,王绯则把之归结为“文明性道德”

(同[4]),我觉得这是在故意将其“暧昧化”。这只是人类传统的道德力量在约束他们的爱情,使得他们将爱情与肉体割离,形成绝对的精神恋爱。这种道德力量在张洁的文章中是遭到讽刺和批判的。但是对于性,一个把爱情想象地那么纯粹的人,怎么会想到那方面呢。爱情和婚姻,灵与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了婚姻并不代表欲望的实现。张洁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只是爱情要与婚姻相结合,而非灵与肉的结合。

文章除了讲述了钟羽和老干部的爱情之外,还讲了“我”---珊珊----一个待嫁的高龄女青年的爱情。“我”一个“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老姑娘“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 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的男人。因为“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当我问他“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你为什么爱我?”这对于一个在恋爱中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乔林。他却是“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他那美丽的脑壳里面的组织细胞,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最后支支吾吾出“因为你好!”这样苍白的回答。这种不坚定的爱情信念让珊珊产生了犹疑。她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将会只是一对适婚年龄的男女无奈的产物,而不是爱情的产物。这样的爱情不是她所期望的。

“我”和“我的母亲---钟羽”的爱情故事的。不同的两代人,对于爱情却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就是一定要追求爱情上的完美,不能草率的结婚。“我”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不可以是分离的;而母亲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也劝诫“我”“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这种一致性不是作者冲动造成的失误,是有意为之。她把自己作为了一个“研究社会学的老学究”,用这两代人来作为天下所有的女性的代表,表达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一致的强烈渴望。张洁有意得通过女主人公来表现女性自己的爱情观的,具有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对于爱情和婚姻,尤其是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角色和定位,张洁有自己的认识。

女性不是婚姻的产品,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一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在文章中,张洁所表现的女性都是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不为社会的舆论压力所动摇,坚守着自己的的一份执着。这也是她所赞扬的女性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作者以后的作品中也是反复出现的。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呐喊。“80 年代的女性写作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起, 女性作家与男性同行们一道, 将被‘文革’所禁锢了的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人对自我的发现重新点燃和接续上了”[2]

在我看来,女性写作有一种是自觉的写作,把自己先放置在一个女性的角度,以全部女性作为自己的关照来有意识的进行写作,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以自己作为关照,来抒发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而张洁这一时期的写作是第二种情况。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到文章中来,以“内关照”的方式进行创作。张洁自己就曾这么说过“古今中外的作家就这么两类,一类是先有感动、动心,然后去挖掘:比如,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创作冲动等等;另一类是先有理念,然后去寻找故事、细节。我想可能是第一类吧。我不会先有理念,然后找一个故事、细节往里填充。”[3]这使得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会是感性大于理性,她的情感流露多半是自己内心深切的体会。这也是作家的文章总是能打动人的愿意。她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了文章,这是她的“寄托”。

张洁将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的形成多半是由于父亲的离开,使得母亲负担起家庭之后。对于女人,张洁的眼中,它是附带着包含男人特质的。正如在《爱》里面,没有父亲,母亲“那种温柔的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人。”女人负担起家庭生活,也让张洁意识到女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使他更早的脱离男权社会,具备女性意识。但是从小缺少父爱,对张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她一方面憎恨父亲,一方面却又希望有个像父亲一样的人来爱她,呵护她。所以老夫少妻的文学形象在她的作品的一大特色。《爱》中的钟羽和那位老干部就是这样的。

对男人的理解。张洁是任性的。她随自己的喜好来想象男人,想象爱情,想象婚姻。

对于社会状况的描写,她可以是极具现实感的。可以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的事业当中,从而写出像《沉重的翅膀》这样跟时代同步的宏大的作品。但对于感情,她却将它私人化,个性化,排外化。王绯说,这时的张洁,肯定有自己心中的上帝。[4]而张洁自己在《无字》中也坦白地说“女人们自出生起,就在等待一个白马王子,那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在这部小说中,这个男人就是她当时眼中的白马王子。[5]“那头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得象水晶一样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要使这样一对冰冷的眼睛充满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别强大的爱情,而且得为了一个确实值得爱的女人才行。”“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而且———说起来奇怪,他和母亲一样喜欢双簧管。”那就是她眼中的上帝。而外貌只是“浅薄而无聊的东西”。只是这个白马王子最后却是死了。这样的结局不免有些伤感,却是张洁用来保护自己心中的上帝的最好也是最纯洁的方式。

张洁曾一篇随笔里说“想当初为了嫁给先生,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因为先生“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常务副部长。”“又有文化,又有才千,又清廉,又成熟,又激情,又有绅士风度,又有革命经历(特别是惊险异常的地下党经历)”。[6]可以发现张洁的结婚对象像极了文章中的那位干部。《爱》就是张洁对于男人的完美构想,也是她的理想结婚对象。那时候张洁对男性和爱情的构想是单纯的,还是抱有幻想的。年近40的张洁对爱情依然保持着如少女般纯真。所以她才会义无反顾地去描写爱情,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当年的张洁是如此的纯净而又固执。就如她在文章中所讲述的一样,她“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王绯说,“在张洁那里,对于世界的宗教式感受是世俗化的或人格化的”,“对被神化的特殊人物或集团的无限信奉。”[7]他将其称为张洁写作的少女时期。张洁对于自己早期恋爱小说里美好爱情的描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写过一篇短文,谈到《白雪公主》这类故事对女孩子的影响,让她们从小就盼望遇到一个白马王子,她们的爱情观也是这些东西训练出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当然怀有这种梦想也许是一种“美好”吧?我们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像女巫那样透彻,那也太残了。”[8]我想那种女孩子心态就是张洁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态吧。

张洁是一个勇敢的人,勇敢到义无反顾。她敢于在一个在大学校园里对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描写爱情还在做激烈争论的时代直白的去张扬自己的爱情观,敢于超脱世俗去呼喊自己的声音,也敢于在爱情受伤后还一次次陷入情网。

正是这种勇敢让张洁获得了荣誉,也获得了争议。在文章发表的那段时期,这篇文章就是争论的焦点。曾受褒奖,也带来了“连篇累牍地批判”。《文艺报》1980年第5期发表了李希凡的文章《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阅读琐记),同一天(1980年5月14日)出版的《光明日报·文学》版,就发表了一篇署名肖林的《试谈的格调问题)的批评文章。接着,以这两份权威报纸为主,包括这篇小说始发的《北京文艺》在内的多家有影响的报刊参加了论争。“质疑了现实政治和‘重大’ 社会问题之外的个人生活、情感表现的价值。”[9]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她和众多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已经进行了一次次突破。这一次次突破,她往往跑得更靠前一些,有时甚至是一马当先。[10] “ 张洁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实上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11]

张洁之所以成为时代的焦点,就是因为她说出了在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意识到了别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事。那个时代,她以其特有的敏感,积极的参与意识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刚结束。文学也刚刚处于“解冻”时期,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作家们需要用文学这种样式“来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12]于是出现了伤痕文学。《爱》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伤痕主题,却也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文章的第一句“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卅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青了。”就暗含了对文革的哭诉。三十岁。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大的年纪,

所以在这个时间短中所犯的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都会被淡化。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作者以这种反讽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们的戕害。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上,在心灵上,文革也给当时中国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当“我”去询问乔林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不好!” 文革对人的思想的禁锢是巨大的。每天都是革命的口号,背着毛主席语录,喊着政治标语,都已经忘记了人类最纯粹的感情和表达。“好!”或“不好!”可以说是乔林为了思想的退化。但也可以看成是那时候人们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说话战战兢兢,只能说一些做不会找来麻烦的字眼来表达情感的体现。最后,将爱情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社会,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两个相爱的人才能毫无顾忌地在一起。那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那个时代,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根本没有“爱”可言。于是文革一结束,张洁就呼吁“爱,是不可以忘记的”。那种爱不仅仅包含男女之爱,还是有亲情之爱的。文章中,我,一个三十岁的老姑娘,在记叙了母亲和那位老干部的爱情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母亲的无尽的思念,我“是那么爱她,一想到她已经离我远去便悲从中来”。那是张洁赋予爱的两层含义。

但毕竟任何东西都是有时代性的,文章也是一样。张洁在表达自己女性立场的同时,不自觉的带上了男性话语权。“80 年代的女性写作不那么令人满意,没有‘自觉’的女性意识, 追求的是‘人’的解放, 而没有意识到‘人’之中有男人与女人, 而女人在“人”的旗号下仍然是边缘的、被压迫的、受歧视的。”[13]不可否认,《爱》中的女主人公钟羽对于爱情还是牺牲式的,是不计回报的爱。她将自己无条件的献给了那位干部。“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了。”“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 “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她把自己的完全依附在了那个老干部身上,丧失了自我。这还是在男权为主导的背景下一个女性所发出的感慨。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是女性将自己作为男性的附庸的时候产生的心态。这就像《祖母绿》里的曾令儿,完全不计回报的付出,得到的却不是爱情。“她拯救的是一个戈多到来式的许诺”。那时的张洁已经意识到女性在爱情上的付出总是比男性多,而且多半是受到伤害的。

“现在没有那种爱情,你或者叫它爱情、叫它什么也好,这种小说我真的写不出来了。”

当然我也越来越喜欢黑色幽默小说, 再也不看恋爱故事。一看到书中恋爱情节,我就迅速跳过, 就像看电视, 一到谈情说爱的场面就走开去办事, 等这一段过去再接着看一样每当我在街上看到一对恋人, 就像看到有人生病,总会发出一种同情我也不再写恋爱的故事, 就是为了情节的需要, 非写上一段不可, 也感到笔底生涩”“渐渐地知道了人生本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常日子,并没有初始所期待的辉煌”

“ 事实上, 白马王子只是小说家的构想。也许你还会因此而受伤, 特别是女孩子”

[14]

“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15]

“我恨男人”

这样的话开始不断出现在张洁的作品和话语中。这是她作为一个“痛苦的理想者”理想破灭后的对爱情认识的一次深刻转折。

文学作品就像一杯水,《爱》是一杯白开水,而后来的作品加了佐料,成了有滋味的水。个中滋味儿个人喜欢。《爱》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了怎样的爱情观,我们不用去追究这样的爱情观是否正确。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张洁以一个女人的声音表达了时代女性的情感,冲破了时代的束缚,唤醒了人类潜伏已久的感情,这才是《爱》的意义所在之处。那声音可能比较稚嫩,不成熟,却是很纯净的。强烈的忧伤下饱含着的是一颗透明、火热的心。那是那个时代所给予张洁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给张洁的生活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0]《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张洁

[1]《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戴锦华

[2]《双调夜行船》徐坤

[3]《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张洁访谈录》 荒林

[4]《张洁:转型世界感 ——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 王绯

[5] 《无字》 张洁

[6]《人家说我嫁了个特权》 张洁

[7]同[4]

[8]同[3]

[9]《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10] 《你不是孤独的长跑手——致张洁》张锲

[11]《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

[12] 同[9]

[13]《九十年代的女性———个人写作( 笔谈) 在创伤性记忆的环抱中》

[14] 同[3]

[15]《方舟》张洁 王晓明

曾经沧海难为水——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两个人没有牵过手,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甘四小时,唯一的物质上的交换就是他给她送过一套的契诃夫的书。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 还是“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这两个人,谁能想到是在恋爱呢?一个嫁错了男人的寡妇和一个跟自己的妻子只有道义上的责任的男人之间的精神恋爱。无疑这样的恋爱是痛苦的,只有死后才能相会。“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这“镂骨铭心”的爱简直就是一种“疾痛”。所以张洁将它视为一场“大悲剧”。

明知道两个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却还在在心里默默地爱着对方,“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却“同样没有忘记”。他死了,“似乎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他而去了”。一套契诃夫的文集成了她命根,谁都不让碰,“爱那套书爱得简直象得了魔症一般”,而那本《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就成了她对他倾诉的唯一渠道。,那“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这是一个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哀伤,隐忍,抑郁却又有一股淡淡的清新的味道。很古典,很美丽。张洁用一种感性的语言叙述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留给人们的是心里的忧伤,还有一串的反思。

我认为,故事的悲剧性在于两个人的爱情没有办法的到社会的认可。而他们也没有办法超越这种认可而在一起。这种认可的依据则是张洁所说的“法律和道义”。“ 法律和道义”, 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词组,作为一个人理所应当所遵循的准则,但对于一对无爱的夫妻来说,那却是一个天大的网,将人们紧紧地困在其中,要想逃脱,势必要受到伤害。当然,还有可能就是网破,但这个希望几乎是渺茫的。法律规定了人的忠诚,所以一对无爱的夫妻也总是默默忍受无爱的婚姻,然后装做很恩爱的样子,扮演着模范夫妻的角色。但是法律能规定行为上的不出轨,却不能约束精神上的出轨。于是他们俩义无反顾地相爱了。但是却爱得那么辛苦。因为这种爱情,在道德的挂念里是不允许的,是不为社会所容的。于是他们相约互相忘记,但是这又谈何容易。相爱却无法超越社会的局限,这一对矛盾使得他们陷入了人深深的痛苦。悲剧的产生就是矛盾的不可调和。如果他们能够无视这种道义,而义无反顾得在一起,又何尝不可。但是他们却是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

“《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今仍可以看作是理想爱情的一次流血的宣告,是痛苦理想主义的现代祭典。”张洁用这样爱情的悲剧来向传统的道德宣战,来坚持那份执着的爱情观。就是“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她几乎是用一种宣言式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作者当时郁积的情感是多么强烈,以致用平淡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出来,只能用“疾呼”。她是誓死也要守护那份纯粹的,不占半点世俗气的爱情的。张洁认为爱情都应该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式的,相爱了就应该在一起,老巫婆的诡计始终是会破灭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最终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白头到老。她也承认,“她的爱情观,是从《白雪公主》之类的文字里得来的。”[0]然而“我上了白雪公主的当”。社会使她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于是张洁要用文字改变这种现状。“责任,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那时候我认可一言兴邦、一言衰邦之说”(同[3])怀着这样的信念,她创作了《爱,是不能忘记的》。

戴锦华曾表示“张洁早期的作品中,与其说她是在书写‘爱情故事’,不如说她是在铺设‘爱情’的圣坛。它或许是一个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恋情,但它无疑是甚至超越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种‘可以牺牲自己的爱情的爱’,甚至毋需‘生不同室,死不同穴’的誓言。”[1] 这就是张洁的爱情观。那时,对于爱情她几乎是一种崇拜式的心理,她甚至将其寓言化了。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让人感觉到一种童话般的气息。单纯、无私而又热烈。钟羽对于老干部的爱情何曾有过什么非分之想。她将自己的爱无条件地献给了老干部,不求任何回报,甚至还愿意替他去死。那是多么崇高的爱情,多么无私的奉献。我想她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真的在一起,但这并没有阻止钟羽对他的这种爱。这是超越肉体的爱!

有人把这场爱情悲剧说成是钟羽爱欲的无法实现,王绯则把之归结为“文明性道德”

(同[4]),我觉得这是在故意将其“暧昧化”。这只是人类传统的道德力量在约束他们的爱情,使得他们将爱情与肉体割离,形成绝对的精神恋爱。这种道德力量在张洁的文章中是遭到讽刺和批判的。但是对于性,一个把爱情想象地那么纯粹的人,怎么会想到那方面呢。爱情和婚姻,灵与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了婚姻并不代表欲望的实现。张洁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只是爱情要与婚姻相结合,而非灵与肉的结合。

文章除了讲述了钟羽和老干部的爱情之外,还讲了“我”---珊珊----一个待嫁的高龄女青年的爱情。“我”一个“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老姑娘“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 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的男人。因为“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当我问他“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你为什么爱我?”这对于一个在恋爱中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乔林。他却是“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他那美丽的脑壳里面的组织细胞,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最后支支吾吾出“因为你好!”这样苍白的回答。这种不坚定的爱情信念让珊珊产生了犹疑。她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将会只是一对适婚年龄的男女无奈的产物,而不是爱情的产物。这样的爱情不是她所期望的。

“我”和“我的母亲---钟羽”的爱情故事的。不同的两代人,对于爱情却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就是一定要追求爱情上的完美,不能草率的结婚。“我”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不可以是分离的;而母亲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也劝诫“我”“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这种一致性不是作者冲动造成的失误,是有意为之。她把自己作为了一个“研究社会学的老学究”,用这两代人来作为天下所有的女性的代表,表达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一致的强烈渴望。张洁有意得通过女主人公来表现女性自己的爱情观的,具有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对于爱情和婚姻,尤其是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角色和定位,张洁有自己的认识。

女性不是婚姻的产品,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一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在文章中,张洁所表现的女性都是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不为社会的舆论压力所动摇,坚守着自己的的一份执着。这也是她所赞扬的女性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作者以后的作品中也是反复出现的。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呐喊。“80 年代的女性写作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起, 女性作家与男性同行们一道, 将被‘文革’所禁锢了的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人对自我的发现重新点燃和接续上了”[2]

在我看来,女性写作有一种是自觉的写作,把自己先放置在一个女性的角度,以全部女性作为自己的关照来有意识的进行写作,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以自己作为关照,来抒发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而张洁这一时期的写作是第二种情况。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到文章中来,以“内关照”的方式进行创作。张洁自己就曾这么说过“古今中外的作家就这么两类,一类是先有感动、动心,然后去挖掘:比如,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创作冲动等等;另一类是先有理念,然后去寻找故事、细节。我想可能是第一类吧。我不会先有理念,然后找一个故事、细节往里填充。”[3]这使得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会是感性大于理性,她的情感流露多半是自己内心深切的体会。这也是作家的文章总是能打动人的愿意。她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了文章,这是她的“寄托”。

张洁将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的形成多半是由于父亲的离开,使得母亲负担起家庭之后。对于女人,张洁的眼中,它是附带着包含男人特质的。正如在《爱》里面,没有父亲,母亲“那种温柔的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人。”女人负担起家庭生活,也让张洁意识到女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使他更早的脱离男权社会,具备女性意识。但是从小缺少父爱,对张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她一方面憎恨父亲,一方面却又希望有个像父亲一样的人来爱她,呵护她。所以老夫少妻的文学形象在她的作品的一大特色。《爱》中的钟羽和那位老干部就是这样的。

对男人的理解。张洁是任性的。她随自己的喜好来想象男人,想象爱情,想象婚姻。

对于社会状况的描写,她可以是极具现实感的。可以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的事业当中,从而写出像《沉重的翅膀》这样跟时代同步的宏大的作品。但对于感情,她却将它私人化,个性化,排外化。王绯说,这时的张洁,肯定有自己心中的上帝。[4]而张洁自己在《无字》中也坦白地说“女人们自出生起,就在等待一个白马王子,那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在这部小说中,这个男人就是她当时眼中的白马王子。[5]“那头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得象水晶一样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要使这样一对冰冷的眼睛充满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别强大的爱情,而且得为了一个确实值得爱的女人才行。”“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而且———说起来奇怪,他和母亲一样喜欢双簧管。”那就是她眼中的上帝。而外貌只是“浅薄而无聊的东西”。只是这个白马王子最后却是死了。这样的结局不免有些伤感,却是张洁用来保护自己心中的上帝的最好也是最纯洁的方式。

张洁曾一篇随笔里说“想当初为了嫁给先生,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因为先生“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常务副部长。”“又有文化,又有才千,又清廉,又成熟,又激情,又有绅士风度,又有革命经历(特别是惊险异常的地下党经历)”。[6]可以发现张洁的结婚对象像极了文章中的那位干部。《爱》就是张洁对于男人的完美构想,也是她的理想结婚对象。那时候张洁对男性和爱情的构想是单纯的,还是抱有幻想的。年近40的张洁对爱情依然保持着如少女般纯真。所以她才会义无反顾地去描写爱情,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当年的张洁是如此的纯净而又固执。就如她在文章中所讲述的一样,她“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王绯说,“在张洁那里,对于世界的宗教式感受是世俗化的或人格化的”,“对被神化的特殊人物或集团的无限信奉。”[7]他将其称为张洁写作的少女时期。张洁对于自己早期恋爱小说里美好爱情的描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写过一篇短文,谈到《白雪公主》这类故事对女孩子的影响,让她们从小就盼望遇到一个白马王子,她们的爱情观也是这些东西训练出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当然怀有这种梦想也许是一种“美好”吧?我们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像女巫那样透彻,那也太残了。”[8]我想那种女孩子心态就是张洁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态吧。

张洁是一个勇敢的人,勇敢到义无反顾。她敢于在一个在大学校园里对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描写爱情还在做激烈争论的时代直白的去张扬自己的爱情观,敢于超脱世俗去呼喊自己的声音,也敢于在爱情受伤后还一次次陷入情网。

正是这种勇敢让张洁获得了荣誉,也获得了争议。在文章发表的那段时期,这篇文章就是争论的焦点。曾受褒奖,也带来了“连篇累牍地批判”。《文艺报》1980年第5期发表了李希凡的文章《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阅读琐记),同一天(1980年5月14日)出版的《光明日报·文学》版,就发表了一篇署名肖林的《试谈的格调问题)的批评文章。接着,以这两份权威报纸为主,包括这篇小说始发的《北京文艺》在内的多家有影响的报刊参加了论争。“质疑了现实政治和‘重大’ 社会问题之外的个人生活、情感表现的价值。”[9]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她和众多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已经进行了一次次突破。这一次次突破,她往往跑得更靠前一些,有时甚至是一马当先。[10] “ 张洁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实上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11]

张洁之所以成为时代的焦点,就是因为她说出了在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意识到了别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事。那个时代,她以其特有的敏感,积极的参与意识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刚结束。文学也刚刚处于“解冻”时期,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作家们需要用文学这种样式“来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12]于是出现了伤痕文学。《爱》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伤痕主题,却也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文章的第一句“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卅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青了。”就暗含了对文革的哭诉。三十岁。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大的年纪,

所以在这个时间短中所犯的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都会被淡化。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作者以这种反讽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们的戕害。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上,在心灵上,文革也给当时中国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当“我”去询问乔林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不好!” 文革对人的思想的禁锢是巨大的。每天都是革命的口号,背着毛主席语录,喊着政治标语,都已经忘记了人类最纯粹的感情和表达。“好!”或“不好!”可以说是乔林为了思想的退化。但也可以看成是那时候人们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说话战战兢兢,只能说一些做不会找来麻烦的字眼来表达情感的体现。最后,将爱情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社会,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两个相爱的人才能毫无顾忌地在一起。那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那个时代,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根本没有“爱”可言。于是文革一结束,张洁就呼吁“爱,是不可以忘记的”。那种爱不仅仅包含男女之爱,还是有亲情之爱的。文章中,我,一个三十岁的老姑娘,在记叙了母亲和那位老干部的爱情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母亲的无尽的思念,我“是那么爱她,一想到她已经离我远去便悲从中来”。那是张洁赋予爱的两层含义。

但毕竟任何东西都是有时代性的,文章也是一样。张洁在表达自己女性立场的同时,不自觉的带上了男性话语权。“80 年代的女性写作不那么令人满意,没有‘自觉’的女性意识, 追求的是‘人’的解放, 而没有意识到‘人’之中有男人与女人, 而女人在“人”的旗号下仍然是边缘的、被压迫的、受歧视的。”[13]不可否认,《爱》中的女主人公钟羽对于爱情还是牺牲式的,是不计回报的爱。她将自己无条件的献给了那位干部。“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了。”“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 “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她把自己的完全依附在了那个老干部身上,丧失了自我。这还是在男权为主导的背景下一个女性所发出的感慨。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是女性将自己作为男性的附庸的时候产生的心态。这就像《祖母绿》里的曾令儿,完全不计回报的付出,得到的却不是爱情。“她拯救的是一个戈多到来式的许诺”。那时的张洁已经意识到女性在爱情上的付出总是比男性多,而且多半是受到伤害的。

“现在没有那种爱情,你或者叫它爱情、叫它什么也好,这种小说我真的写不出来了。”

当然我也越来越喜欢黑色幽默小说, 再也不看恋爱故事。一看到书中恋爱情节,我就迅速跳过, 就像看电视, 一到谈情说爱的场面就走开去办事, 等这一段过去再接着看一样每当我在街上看到一对恋人, 就像看到有人生病,总会发出一种同情我也不再写恋爱的故事, 就是为了情节的需要, 非写上一段不可, 也感到笔底生涩”“渐渐地知道了人生本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常日子,并没有初始所期待的辉煌”

“ 事实上, 白马王子只是小说家的构想。也许你还会因此而受伤, 特别是女孩子”

[14]

“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15]

“我恨男人”

这样的话开始不断出现在张洁的作品和话语中。这是她作为一个“痛苦的理想者”理想破灭后的对爱情认识的一次深刻转折。

文学作品就像一杯水,《爱》是一杯白开水,而后来的作品加了佐料,成了有滋味的水。个中滋味儿个人喜欢。《爱》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了怎样的爱情观,我们不用去追究这样的爱情观是否正确。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张洁以一个女人的声音表达了时代女性的情感,冲破了时代的束缚,唤醒了人类潜伏已久的感情,这才是《爱》的意义所在之处。那声音可能比较稚嫩,不成熟,却是很纯净的。强烈的忧伤下饱含着的是一颗透明、火热的心。那是那个时代所给予张洁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给张洁的生活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0]《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张洁

[1]《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戴锦华

[2]《双调夜行船》徐坤

[3]《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张洁访谈录》 荒林

[4]《张洁:转型世界感 ——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 王绯

[5] 《无字》 张洁

[6]《人家说我嫁了个特权》 张洁

[7]同[4]

[8]同[3]

[9]《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10] 《你不是孤独的长跑手——致张洁》张锲

[11]《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

[12] 同[9]

[13]《九十年代的女性———个人写作( 笔谈) 在创伤性记忆的环抱中》

[14] 同[3]

[15]《方舟》张洁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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