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宣示“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强调“真正的不结盟”。这是中国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求发展、维护独立自主所做的选择，也是对同苏联结盟政策进行调整与反思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上升，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更高期待。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摩擦碰撞有所增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从变化的实力地位出发、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呼声出现，专家学者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大国责任论”，“不当头”、“不结盟”等中国外交基本方针原则展开大辩论。主张不结盟论者则认为，冷战后“敌友”界限相对模糊，结盟的重要性下降;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凸显，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总体来说，结盟对中国弊大于利：一是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采取结盟政策，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为抵御不利影响，很可能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强化同盟关系，引发局势紧张。结盟将招致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二是结盟超出中国能力。目前可供中国选择的结盟对象大多是小国，而且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结盟会让中国背上沉重的包袱，成本大于收益。
结盟与不结盟的论争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涉及如何看待国家间关系的性质问题，国家间关系是单纯的敌友关系，还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如何看待军事因素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军事同盟的作用?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了中国需要结交“铁杆朋友”的问题，这对于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结盟缺少可行性
在政策层面，主张结盟论者不可避免地遇到与谁结盟的问题。结盟需要双方同意，“一个巴掌拍不响”。从增加实力、防止孤立、减轻美国压力出发，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与俄罗斯结盟对中国最有意义，但在现阶段，中俄结盟缺乏条件和基础。而与周边小国结盟对中国的好处有限，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未必能消除其不安全感，这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
中俄难以结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不愿构建“反美”同盟。中俄与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敌友关系，敌友界限相对模糊。中俄开展了高水平政治与安全合作，有化解美国压力的合作需求，但均不愿与美国重新陷入公开的阵营对抗。俄罗斯仍希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打交道，引进技术、资金，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可能引发领导权之争。美国同盟体系遍布全球，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盟主。从中苏同盟的历史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同盟的破裂。目前俄罗斯实力虽然比苏联时期大幅下降，但也不愿做“二把手”，结盟有损双方关系的平等性。三是不愿“自缚手脚”。结盟是把双刃剑，虽可以增强安全，但也限制了行动自由。乌克兰危机后，欧、日、澳等盟国追随美国对俄制裁，俄罗斯进行了反制裁。假设中俄结盟，中国是否要与俄罗斯保持步调一致?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解套结盟争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不是变换轨道、另辟蹊径，而是源于中国外交实践的“路径依赖”，是结交“铁杆朋友”的着力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已具备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构建了名目繁多的伙伴关系。总体来说，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另一类是带有“战略”字样的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建立的最高级双边关系，目前中国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阿富汗等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分类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亲疏有别，并不是像主张结盟论者所批评的那样，要与所有国家构建同等程度的亲密关系。
一般来说，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意味着双方都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合作从政治、经济、人文领域扩大到安全、国际领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战略伙伴关系”层级更高。“全面”表示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超越双边;“战略”表示在重大问题上有共识，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伙伴”关系表示双方合作平等、互利、共赢，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意味着战略互信增多，各自将对方视为本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甚至制定双边关系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3年3月以来，中国在构建伙伴关系方面积极有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与印尼、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新西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希腊、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不同程度地提升或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与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中包含了安全保障内容。如2014年8月发表的中蒙联合宣言规定，双方“不从事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不签署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条约，不加入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同盟、集团，不参与上述同盟、集团任何针对对方的活动。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家、任何组织或团体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在战略伙伴关系中，中方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方在台湾问题，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充实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有的内容更具体。如2014年7月达成的中韩加强战略性安全合作包括：两国元首互访机制化、推动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继续开展两军高层往来与国防战略对话等内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但是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界定不清、一些战略伙伴关系缺乏“战略性”的问题。笔者试图从过去两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中找出有连贯性的表述，有困难。有的虽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包含了安全合作内容;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无安全合作内容，如2014年中国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联合声明中就没有涉及安全合作。此外，战略伙伴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间也不是由低到高、必然要跨越的两个阶段。2014年11月，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由“全面合作关系”直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作者：孙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不结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宣示“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强调“真正的不结盟”。这是中国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求发展、维护独立自主所做的选择，也是对同苏联结盟政策进行调整与反思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上升，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更高期待。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摩擦碰撞有所增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从变化的实力地位出发、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呼声出现，专家学者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大国责任论”，“不当头”、“不结盟”等中国外交基本方针原则展开大辩论。主张不结盟论者则认为，冷战后“敌友”界限相对模糊，结盟的重要性下降;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凸显，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总体来说，结盟对中国弊大于利：一是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采取结盟政策，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为抵御不利影响，很可能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强化同盟关系，引发局势紧张。结盟将招致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二是结盟超出中国能力。目前可供中国选择的结盟对象大多是小国，而且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结盟会让中国背上沉重的包袱，成本大于收益。
结盟与不结盟的论争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涉及如何看待国家间关系的性质问题，国家间关系是单纯的敌友关系，还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如何看待军事因素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军事同盟的作用?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了中国需要结交“铁杆朋友”的问题，这对于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结盟缺少可行性
在政策层面，主张结盟论者不可避免地遇到与谁结盟的问题。结盟需要双方同意，“一个巴掌拍不响”。从增加实力、防止孤立、减轻美国压力出发，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与俄罗斯结盟对中国最有意义，但在现阶段，中俄结盟缺乏条件和基础。而与周边小国结盟对中国的好处有限，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未必能消除其不安全感，这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
中俄难以结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不愿构建“反美”同盟。中俄与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敌友关系，敌友界限相对模糊。中俄开展了高水平政治与安全合作，有化解美国压力的合作需求，但均不愿与美国重新陷入公开的阵营对抗。俄罗斯仍希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打交道，引进技术、资金，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可能引发领导权之争。美国同盟体系遍布全球，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盟主。从中苏同盟的历史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同盟的破裂。目前俄罗斯实力虽然比苏联时期大幅下降，但也不愿做“二把手”，结盟有损双方关系的平等性。三是不愿“自缚手脚”。结盟是把双刃剑，虽可以增强安全，但也限制了行动自由。乌克兰危机后，欧、日、澳等盟国追随美国对俄制裁，俄罗斯进行了反制裁。假设中俄结盟，中国是否要与俄罗斯保持步调一致?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解套结盟争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不是变换轨道、另辟蹊径，而是源于中国外交实践的“路径依赖”，是结交“铁杆朋友”的着力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已具备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构建了名目繁多的伙伴关系。总体来说，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另一类是带有“战略”字样的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建立的最高级双边关系，目前中国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阿富汗等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分类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亲疏有别，并不是像主张结盟论者所批评的那样，要与所有国家构建同等程度的亲密关系。
一般来说，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意味着双方都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合作从政治、经济、人文领域扩大到安全、国际领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战略伙伴关系”层级更高。“全面”表示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超越双边;“战略”表示在重大问题上有共识，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伙伴”关系表示双方合作平等、互利、共赢，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意味着战略互信增多，各自将对方视为本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甚至制定双边关系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3年3月以来，中国在构建伙伴关系方面积极有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与印尼、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新西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希腊、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不同程度地提升或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与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中包含了安全保障内容。如2014年8月发表的中蒙联合宣言规定，双方“不从事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不签署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条约，不加入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同盟、集团，不参与上述同盟、集团任何针对对方的活动。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家、任何组织或团体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在战略伙伴关系中，中方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方在台湾问题，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充实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有的内容更具体。如2014年7月达成的中韩加强战略性安全合作包括：两国元首互访机制化、推动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继续开展两军高层往来与国防战略对话等内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但是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界定不清、一些战略伙伴关系缺乏“战略性”的问题。笔者试图从过去两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中找出有连贯性的表述，有困难。有的虽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包含了安全合作内容;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无安全合作内容，如2014年中国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联合声明中就没有涉及安全合作。此外，战略伙伴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间也不是由低到高、必然要跨越的两个阶段。2014年11月，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由“全面合作关系”直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作者：孙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