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
刘甲0841071017
【内容提要】 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虽然同属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新形势和左派所应采取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建立多元的激进民主策略，齐泽克则主张“回归”阶级斗争。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
【关 键 词】激进民主/对抗/阶级斗争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社会斗争形势的多样化，以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化解危机，他们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成果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试图建立符合当今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新策略。虽然同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的政治策略却存在着差异。拉克劳和墨菲建立了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的和多元民主的策略，齐泽克则主张从这种激进民主回归阶级斗争。
一、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斗争形式的丰富性和多元化，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它停留在作为大写革命角色的无产阶级本体论中心之上，作为从一种社会类型到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基本因素，依赖于会导致要素空洞化的完美集体和同质化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①在他们看来，要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变革，首先必须取消无产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破除对政治主体的本质主义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和不平衡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和分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不再具有特权地位，政治斗争并不必然都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取消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重新引入领导权的概念。
领导权最初起源于俄国的革命实践。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就必须担负起这一使命。于是在任务的阶级本质与执行它的代表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错位和断裂。这种外在的和偶然性的关系就是领导权关系。它与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关系是“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而领导权关系是“被领导的任务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②领导权关系是为了增补阶级关系而存在的，它并不因此而改变任务的阶级本质。但是领导权可以实现任务的转移，重组政治斗争的领域。
拉克劳和墨菲对领导权的概念进行了某种改造。在他们那里，领导权这一概念与社会和主体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概念正是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主体的必然性的主要武器。具体说来，正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取消了阶级的主体地位，主体不再是社会关系的本源，而是话语构造的“主体位置”。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作为本源和基础的主体之间固定的关系，而是话语情境下的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之间松散的联系，不同的主体通过话语实践“连接”起来。这一方面意味着没有中心，各种主体的话语立场之间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话语立场的平等性和去中心性，它们又是可以相互置换，可以不断地重新组合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就不再把无产阶级看作领导权力量的核心，在他们看来，由于主体形式的增多及新的对抗形式的出现，就需要领
导权将各种形式的社会斗争接合起来。
二、齐泽克的“阶级斗争”
齐泽克批评拉克劳、墨菲所主张的激进民主策略，在他看来，他们的政治策略的问题在于“这个对后革命社会完满性的合理拒绝并没有证明下列结论是正当的，即我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关于全球社会转型的规划，并且使我们局限在那些有待解决的部分难题上：从一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转向反乌托邦的„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政治学是一种非法的短路。”⑨也就是说，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非但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恰恰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非激进的民主策略，其本质仍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他们所主张的多元的、特殊的斗争没有一个可以成为“真正的”斗争并成为其它斗争的关键，因为这些斗争仍然是在普遍性的内部进行的一系列无休无止的替代，通过把资本主义内在的对抗转化为一系列外在的经验因素的阻碍，这些斗争只是从外部考虑自己的失败。由此，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只是一种许诺，只是将多元民主及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扩展和深化到社会所有领域。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使资本主义再政治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提供了理解当今政治现象的根基，为本质主义的终结和多重政治主观性的扩散创造了条件。正是因为脱离了这一基础，未能从根基处撼动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所以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民主的政治行为实际上是不激进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
在拉克劳和墨菲用多元民主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时，齐泽克认为这种后现代政治学包含了“从资本主义内部统治问题的理论的退却”。⑩正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被否定，结构性作用被忽视，所以人们不再追问工人阶级受剥削的阶级根源，而是变成了对性别、种族等问题的多元主义提问。齐泽克并不反对这些斗争，但他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占主导的斗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斗争都是中上层阶级的“受迫害”的逻辑，而不是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野出发，齐泽克不同意拉克劳等人把阶级斗争只看作身份斗争的一个类型，也不同意阶级斗争越来越不重要的观点。在齐泽克看来，阶级斗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阶级斗争是一种“普照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了“中心结构”的角色，多元的身份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结果。“阶级对抗当然作为社会对抗的一种而出现，但它同时又是特殊的对抗，它„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这里我的例子再一次地是对新的多重主观性的扩散：这种扩散——似乎把„阶级斗争‟贬为次要角色——是„阶级斗争‟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结果，是所谓„后工业‟社会进步的结果。”(11)其次，齐泽克认为多元斗争的各种元素并不是平等的，在各种系列的斗争中，阶级斗争是它们的基础，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真正的斗争。“我不承认进入霸权斗争中的所有元素大体上都是平等的：在各种系列的斗争中（经济的、政治的、女权主义的、生态学的、伦理的，等等），总是存在着一种斗争，虽然它是链的一部分，但却秘密地多元决定着真正的地平。”(12)无疑，这种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存在使得霸权斗争的“战场”始终存在，而它开辟的空场才使得争夺霸权的各方有可能展开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各种斗争的基础和地平。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成了齐泽克政治策略的鲜明特色。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齐泽克驳斥了拉克劳和墨菲用多元主体替代阶级斗争的观点，力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供一种更为激进的左派的政治谋划。但是，齐泽克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并不是出于对社会的具体分析，和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理解相比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他从经济和财产权角度介入政治问题并揭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对抗性本质的理论路径”。(13)齐泽克所理解的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是拉康的“实在界”理论，阶级斗争是为了
阻止我们将社会看作封闭整体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认为阶级斗争“并不是赋予所有社会现象以意义的最终能指（„所有的社会进程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与此截然相反，它是某种限制，某种纯粹的否定性，某个创伤性限制，它阻止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后集聚。„阶级斗争‟只能呈现于其结果之中，呈现于下列事实之中——努力集聚社会领域，努力给社会现象在社会结构中分配一定的位置，每一次这样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4)因此，齐泽克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他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的内在对抗，是阻止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透明的和理性的整体的“故障”，任何试图整合它和驯化它的企图必将失败。阶级斗争是定位所有社会现象的参照点，没有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被排除在它之外，其它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斗争都只是掩盖、遮蔽阶级斗争，抹去其踪迹的企图。即使是“„和平‟、斗争的缺席，已经是一种斗争形式，是斗争一方的（暂时的）胜利。阶级斗争（„阶级和平‟）的不可见性已经是阶级斗争——即：斗争中一方施加的霸权——的一个结果。”(15)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即使在社会现实中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内在的对抗仍然在起作用。(那么，这种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在齐泽克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内在的创伤性内核而存在，永远无法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吸纳。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失去了合适的位置，“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无产阶级是作为‘没有部分的部分’的主体化而将不正义提升为对普遍性的根本检验，同时也是作为造成了建立后政治理性社会的操作者而得以解读”。(16)无产阶级只能作为“被排斥的剩余物”而斗争，从而在这种斗争中表明自身才是普遍性的真实代表。无产阶级作为被排斥物又如何能够代表普遍性呢？齐泽克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被社会等级制度内在地排斥，他们才成为肯定的社会秩序的对立面，从而能够代表被意识形态虚假的普遍性所掩盖的真实的普遍性。“‘无产阶级’代表普遍人类，并非因为他是最低、最受剥削的阶级，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是一种‘生存矛盾’，也就是说，它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基本不平衡和不连贯性。”(17)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不管工人的待遇和境况有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它的斗争就是这种被排斥的普遍性的体现。这种斗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形势下有了一些突出的表现：“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正是资本主义内部包容／排斥对抗性逻辑的集中表现，这些被排斥的贫民窟居民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剩余物，但却是必要的剩余，一方面是作为无法进入市民社会的市场竞争之失败者，另一方面又是资本逻辑自我增殖的外围后备力量。这种对抗同样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表现，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政治可能性所在。”(18)被排斥者的斗争提供了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某种可能性，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企图必将失败，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普遍性只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因此，齐泽克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必须重新强调社会对抗的不可消除性，强调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肯定的、完整的和自我封闭的实体，强调这种对抗的集中体现——阶级斗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齐泽克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马克思的理解是大异其趣的。我们既要看到齐泽克在后政治时代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特别强调，又要对齐泽克和马克思的差异保持清醒。齐泽克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他的观点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新解读。
三、从“激进民主”到“阶级斗争”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齐泽克与拉克劳、墨菲在政治策略上的这种差异？具体说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论争？齐泽克批评拉克劳的文化多元主义和霸权策略忽视了作为各种斗争的“普照光”的阶级斗争，拉克劳则批评齐泽克对阶级的强调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的自满”，只是提供了“政治虚无主义和思想贫乏的药方”，“齐泽克提到阶级仅仅是继承了一种教条主张，那种教条念念不忘努力地去解释理解当代社会的阶级范畴的重要性。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觉，阶级观念在齐泽克的分析中是一根救命稻草，它扮演着反
对文化多元主义恶人的好人角色”。(19)因此，拉克劳认为齐泽克只是呼喊着阶级斗争的原则，却拒绝对其有效性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
虽然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在政治策略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差距实际上没有这么显著。齐泽克与拉克劳、墨菲之所以能够展开争论，首先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他们的不同表现在，从理论来源上看，虽然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都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概念为武器来分析当代的政治现象，但是拉克劳的思想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借鉴了德里达的可能性／不可能性理论，齐泽克则更多地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辨证分析的方法(20)，因此，拉克劳更注重对经验的实证分析，齐泽克则侧重于某种先验的解释程序。以对抗这一概念为例，拉克劳强调的是将二元的矛盾转变成多元的对抗，从而探讨不能被社会必然性所吸收的各种偶然性因素如何通过领导权的斗争链接起来；而齐泽克强调的不是对抗的偶然性和多元性，而是它的根本性和前提性。对抗只是提供了空位，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限度，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体现。因此，拉克劳试图模糊阶级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距，齐泽克则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看作是根本的。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思潮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拉克劳体现的是从“阶级本质主义”到身份之争的多样性的转变，齐泽克这里发生的是某种逆转，即从斗争的多元化到“阶级本质主义”的转变。齐泽克不是要对现实进行经验的描述，不是要积极从事新的多元主义的社会运动，从女权主义走向反种族主义，解决某些“单一问题”，而是更多地进行规范的论证，恢复马克思主义被“解构”的内涵，发挥“普遍单一性”的政治想象，积极地为打破现存的秩序而斗争。 由于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在政治规划上的差异，齐泽克日益同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拉克劳抱怨齐泽克的论述是“半形而上学”的，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不能真正揭示社会内在的对抗。齐泽克的政治倾向与拉克劳和墨菲相比以及与他本人前期的理论相比都越来越激进了。这种激进的趋势还表现为齐泽克提出“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回归”列宁。对于他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趋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伊格尔顿认为：“齐泽克从某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它的出版生涯，但现在又后退到马克思主义„„随着他变得越来越流行，他的政治因素变得弱化了。”(21)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则认为：“齐泽克的激进化是知识分子普遍地转向左翼的一种象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步骤似乎不断加快。皮耶·布尔迪厄以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面孔出现，或许就是此种过程最重要的事例了。这或许也是政治巨变的一种征兆——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齐泽克和布尔迪厄应该引领相同的反资本主义的方向。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方法，到最后他们会发现马克思在等待他们。”(22)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我们无疑是同意后者的。齐泽克的努力就在于反对将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的唯一答案，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象的方式，从而扩大我们的政治想象，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对抗。齐泽克的这种转变可以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种激进化的趋势。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意义的回归。从这种趋势中我们可以把握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脉搏，从而为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某种思路。
综上所述：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虽然同属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新形势和左派所应采取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建立多元的激进民主策略，齐泽克则主张“回归”阶级斗争。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
刘甲0841071017
【内容提要】 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虽然同属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新形势和左派所应采取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建立多元的激进民主策略，齐泽克则主张“回归”阶级斗争。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
【关 键 词】激进民主/对抗/阶级斗争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社会斗争形势的多样化，以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化解危机，他们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成果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试图建立符合当今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新策略。虽然同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的政治策略却存在着差异。拉克劳和墨菲建立了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的和多元民主的策略，齐泽克则主张从这种激进民主回归阶级斗争。
一、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斗争形式的丰富性和多元化，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它停留在作为大写革命角色的无产阶级本体论中心之上，作为从一种社会类型到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基本因素，依赖于会导致要素空洞化的完美集体和同质化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①在他们看来，要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变革，首先必须取消无产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破除对政治主体的本质主义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和不平衡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和分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不再具有特权地位，政治斗争并不必然都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取消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重新引入领导权的概念。
领导权最初起源于俄国的革命实践。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就必须担负起这一使命。于是在任务的阶级本质与执行它的代表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错位和断裂。这种外在的和偶然性的关系就是领导权关系。它与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关系是“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而领导权关系是“被领导的任务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②领导权关系是为了增补阶级关系而存在的，它并不因此而改变任务的阶级本质。但是领导权可以实现任务的转移，重组政治斗争的领域。
拉克劳和墨菲对领导权的概念进行了某种改造。在他们那里，领导权这一概念与社会和主体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概念正是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主体的必然性的主要武器。具体说来，正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取消了阶级的主体地位，主体不再是社会关系的本源，而是话语构造的“主体位置”。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作为本源和基础的主体之间固定的关系，而是话语情境下的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之间松散的联系，不同的主体通过话语实践“连接”起来。这一方面意味着没有中心，各种主体的话语立场之间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话语立场的平等性和去中心性，它们又是可以相互置换，可以不断地重新组合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就不再把无产阶级看作领导权力量的核心，在他们看来，由于主体形式的增多及新的对抗形式的出现，就需要领
导权将各种形式的社会斗争接合起来。
二、齐泽克的“阶级斗争”
齐泽克批评拉克劳、墨菲所主张的激进民主策略，在他看来，他们的政治策略的问题在于“这个对后革命社会完满性的合理拒绝并没有证明下列结论是正当的，即我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关于全球社会转型的规划，并且使我们局限在那些有待解决的部分难题上：从一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转向反乌托邦的„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政治学是一种非法的短路。”⑨也就是说，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非但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恰恰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非激进的民主策略，其本质仍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他们所主张的多元的、特殊的斗争没有一个可以成为“真正的”斗争并成为其它斗争的关键，因为这些斗争仍然是在普遍性的内部进行的一系列无休无止的替代，通过把资本主义内在的对抗转化为一系列外在的经验因素的阻碍，这些斗争只是从外部考虑自己的失败。由此，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只是一种许诺，只是将多元民主及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扩展和深化到社会所有领域。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使资本主义再政治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提供了理解当今政治现象的根基，为本质主义的终结和多重政治主观性的扩散创造了条件。正是因为脱离了这一基础，未能从根基处撼动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所以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民主的政治行为实际上是不激进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
在拉克劳和墨菲用多元民主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时，齐泽克认为这种后现代政治学包含了“从资本主义内部统治问题的理论的退却”。⑩正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被否定，结构性作用被忽视，所以人们不再追问工人阶级受剥削的阶级根源，而是变成了对性别、种族等问题的多元主义提问。齐泽克并不反对这些斗争，但他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占主导的斗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斗争都是中上层阶级的“受迫害”的逻辑，而不是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野出发，齐泽克不同意拉克劳等人把阶级斗争只看作身份斗争的一个类型，也不同意阶级斗争越来越不重要的观点。在齐泽克看来，阶级斗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阶级斗争是一种“普照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了“中心结构”的角色，多元的身份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结果。“阶级对抗当然作为社会对抗的一种而出现，但它同时又是特殊的对抗，它„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这里我的例子再一次地是对新的多重主观性的扩散：这种扩散——似乎把„阶级斗争‟贬为次要角色——是„阶级斗争‟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结果，是所谓„后工业‟社会进步的结果。”(11)其次，齐泽克认为多元斗争的各种元素并不是平等的，在各种系列的斗争中，阶级斗争是它们的基础，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真正的斗争。“我不承认进入霸权斗争中的所有元素大体上都是平等的：在各种系列的斗争中（经济的、政治的、女权主义的、生态学的、伦理的，等等），总是存在着一种斗争，虽然它是链的一部分，但却秘密地多元决定着真正的地平。”(12)无疑，这种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存在使得霸权斗争的“战场”始终存在，而它开辟的空场才使得争夺霸权的各方有可能展开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各种斗争的基础和地平。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成了齐泽克政治策略的鲜明特色。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齐泽克驳斥了拉克劳和墨菲用多元主体替代阶级斗争的观点，力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供一种更为激进的左派的政治谋划。但是，齐泽克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并不是出于对社会的具体分析，和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理解相比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他从经济和财产权角度介入政治问题并揭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对抗性本质的理论路径”。(13)齐泽克所理解的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是拉康的“实在界”理论，阶级斗争是为了
阻止我们将社会看作封闭整体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认为阶级斗争“并不是赋予所有社会现象以意义的最终能指（„所有的社会进程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与此截然相反，它是某种限制，某种纯粹的否定性，某个创伤性限制，它阻止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后集聚。„阶级斗争‟只能呈现于其结果之中，呈现于下列事实之中——努力集聚社会领域，努力给社会现象在社会结构中分配一定的位置，每一次这样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4)因此，齐泽克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他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的内在对抗，是阻止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透明的和理性的整体的“故障”，任何试图整合它和驯化它的企图必将失败。阶级斗争是定位所有社会现象的参照点，没有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被排除在它之外，其它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斗争都只是掩盖、遮蔽阶级斗争，抹去其踪迹的企图。即使是“„和平‟、斗争的缺席，已经是一种斗争形式，是斗争一方的（暂时的）胜利。阶级斗争（„阶级和平‟）的不可见性已经是阶级斗争——即：斗争中一方施加的霸权——的一个结果。”(15)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即使在社会现实中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内在的对抗仍然在起作用。(那么，这种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在齐泽克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内在的创伤性内核而存在，永远无法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吸纳。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失去了合适的位置，“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无产阶级是作为‘没有部分的部分’的主体化而将不正义提升为对普遍性的根本检验，同时也是作为造成了建立后政治理性社会的操作者而得以解读”。(16)无产阶级只能作为“被排斥的剩余物”而斗争，从而在这种斗争中表明自身才是普遍性的真实代表。无产阶级作为被排斥物又如何能够代表普遍性呢？齐泽克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被社会等级制度内在地排斥，他们才成为肯定的社会秩序的对立面，从而能够代表被意识形态虚假的普遍性所掩盖的真实的普遍性。“‘无产阶级’代表普遍人类，并非因为他是最低、最受剥削的阶级，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是一种‘生存矛盾’，也就是说，它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基本不平衡和不连贯性。”(17)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不管工人的待遇和境况有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它的斗争就是这种被排斥的普遍性的体现。这种斗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形势下有了一些突出的表现：“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正是资本主义内部包容／排斥对抗性逻辑的集中表现，这些被排斥的贫民窟居民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剩余物，但却是必要的剩余，一方面是作为无法进入市民社会的市场竞争之失败者，另一方面又是资本逻辑自我增殖的外围后备力量。这种对抗同样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表现，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政治可能性所在。”(18)被排斥者的斗争提供了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某种可能性，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企图必将失败，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普遍性只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因此，齐泽克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必须重新强调社会对抗的不可消除性，强调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肯定的、完整的和自我封闭的实体，强调这种对抗的集中体现——阶级斗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齐泽克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马克思的理解是大异其趣的。我们既要看到齐泽克在后政治时代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特别强调，又要对齐泽克和马克思的差异保持清醒。齐泽克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他的观点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新解读。
三、从“激进民主”到“阶级斗争”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齐泽克与拉克劳、墨菲在政治策略上的这种差异？具体说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论争？齐泽克批评拉克劳的文化多元主义和霸权策略忽视了作为各种斗争的“普照光”的阶级斗争，拉克劳则批评齐泽克对阶级的强调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的自满”，只是提供了“政治虚无主义和思想贫乏的药方”，“齐泽克提到阶级仅仅是继承了一种教条主张，那种教条念念不忘努力地去解释理解当代社会的阶级范畴的重要性。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觉，阶级观念在齐泽克的分析中是一根救命稻草，它扮演着反
对文化多元主义恶人的好人角色”。(19)因此，拉克劳认为齐泽克只是呼喊着阶级斗争的原则，却拒绝对其有效性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
虽然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在政治策略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差距实际上没有这么显著。齐泽克与拉克劳、墨菲之所以能够展开争论，首先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他们的不同表现在，从理论来源上看，虽然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都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概念为武器来分析当代的政治现象，但是拉克劳的思想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借鉴了德里达的可能性／不可能性理论，齐泽克则更多地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辨证分析的方法(20)，因此，拉克劳更注重对经验的实证分析，齐泽克则侧重于某种先验的解释程序。以对抗这一概念为例，拉克劳强调的是将二元的矛盾转变成多元的对抗，从而探讨不能被社会必然性所吸收的各种偶然性因素如何通过领导权的斗争链接起来；而齐泽克强调的不是对抗的偶然性和多元性，而是它的根本性和前提性。对抗只是提供了空位，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限度，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体现。因此，拉克劳试图模糊阶级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距，齐泽克则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看作是根本的。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思潮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拉克劳体现的是从“阶级本质主义”到身份之争的多样性的转变，齐泽克这里发生的是某种逆转，即从斗争的多元化到“阶级本质主义”的转变。齐泽克不是要对现实进行经验的描述，不是要积极从事新的多元主义的社会运动，从女权主义走向反种族主义，解决某些“单一问题”，而是更多地进行规范的论证，恢复马克思主义被“解构”的内涵，发挥“普遍单一性”的政治想象，积极地为打破现存的秩序而斗争。 由于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在政治规划上的差异，齐泽克日益同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拉克劳抱怨齐泽克的论述是“半形而上学”的，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不能真正揭示社会内在的对抗。齐泽克的政治倾向与拉克劳和墨菲相比以及与他本人前期的理论相比都越来越激进了。这种激进的趋势还表现为齐泽克提出“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回归”列宁。对于他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趋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伊格尔顿认为：“齐泽克从某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它的出版生涯，但现在又后退到马克思主义„„随着他变得越来越流行，他的政治因素变得弱化了。”(21)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则认为：“齐泽克的激进化是知识分子普遍地转向左翼的一种象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步骤似乎不断加快。皮耶·布尔迪厄以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面孔出现，或许就是此种过程最重要的事例了。这或许也是政治巨变的一种征兆——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齐泽克和布尔迪厄应该引领相同的反资本主义的方向。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方法，到最后他们会发现马克思在等待他们。”(22)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我们无疑是同意后者的。齐泽克的努力就在于反对将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的唯一答案，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象的方式，从而扩大我们的政治想象，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对抗。齐泽克的这种转变可以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种激进化的趋势。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意义的回归。从这种趋势中我们可以把握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脉搏，从而为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某种思路。
综上所述：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虽然同属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新形势和左派所应采取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建立多元的激进民主策略，齐泽克则主张“回归”阶级斗争。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