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唐铎，190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中共党员。1925年，奉命赴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1983年，他因病逝世。本文系徐建源根据唐铎对自己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的讲述记录而整理。
战争风暴来临
一天早晨，我到一家商店里去买东西，突然听到从柜台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愤怒的声音：“希特勒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我国发动进攻……”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顾客和营业员都惊呆了。人们露出惊恐、焦虑的眼神，屏声敛气地听着广播，只有不懂事的孩子仍在跑着、跳着。
这天是1941年6月22日。
当我快步跑回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时，学院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家议论纷纷，慷慨激昂，中心话题就一个，即在苏维埃祖国面临危急之时，作为军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前线。经过讨论，我们系全体师生一致决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誓死保卫苏维埃政权。
但是，我们的要求没实现。据说，斯大林命令所有军校学员一律继续学习，不准调动，待完成学业之后，再说上前线的事。
驾驶强击机作战
毕业后，我被分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了一名少校教官。我曾多次欢送毕业学员奔赴前线。每次欢送他们，我的心都会同他们一起飞往前线。和其他许多教官一样，我也曾多次要求上前线，希望直接同德国鬼子作战。但直到1944年夏天，我的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那年的六七月间，学校首长宣布上级命令，任命我为空军第74团见习副团长，立即到白俄罗斯军区的空军部队报到。我欣喜若狂，当天就同另外20多名教官一起，乘火车出发了。
初到前线的我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
经过团部指挥员同意，我终于要直接参加作战了。
开始，我驾驶的是佩-2式轰炸机，后来，则一直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进行作战。这种强击机装有强大的射击武器和轰炸武器，以机动性能强、操控简便著称，机上有两个座位，可容驾驶员及射击员各一人。驾驶员坐在前面负责驾驶飞机，使用射击武器，射击员坐在后面负责保护飞机，预防从后面来的敌机的攻击。
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名叫马利诺夫的中尉飞行员合作。一次，我们正坐在飞机里谈话，突然接到起飞命令，任务是到敌我交战区域，以低空或超低空飞行，按地面部队指挥员要求，对敌方目标施行攻击。当我驾机临近战区时，地面部队指挥员指示将敌人用来撤退的桥梁炸毁。我判明了方位，立即压低机头俯冲下去，同时开动机关枪和机关炮，随后投掷炸弹。当我驾机上升时，马利诺夫中尉即向桥梁射击。当我回头俯瞰河上的桥梁时，那里已是一片混乱。这时，地面部队指挥员命令说：“轰炸成功，可以返航。”
类似这样的战斗，我曾多次参加，有时一天就要参加三五次之多。
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位射击员去执行轰炸敌军一个指挥部的任务。当接近敌军防御阵地时，我采取低空飞行，强行通过敌方防空炮火防线，迅速接近了攻击目标。那是一座平房，目标不很明显，投弹难以命中。我采取超低空飞行，进行大攻角俯冲，并和射击员同时投弹、射击。这样连续进行了两次轰炸，那座平房彻底没了踪影。当我迅速退出战斗，在返回途中和射击员说话时，却没有得到回应，我还以为他过度疲劳睡过去了。当飞机降落停稳后，我才发现他已经中弹牺牲了。
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现象。我们每次执行任务回来，经常不是后面的射击员就是前面的驾驶员受伤或牺牲了。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往往把牺牲者拖下去，把飞机抢修一下，再换上另一个人，又立即起飞，接着参加战斗。
激战东普鲁士
东普鲁士原是德国进攻苏联和波兰的战略基地，希特勒的大本营“狼穴”即设在东普鲁士拉斯登堡附近地下掩蔽部里。
东普鲁士战役从1945年1月中旬开始到4月底结束。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首先向莫斯特堡发动了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仅两天就消耗了上千车皮的弹药，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大地在颤抖，空气仿佛也在燃烧。炮火稍停，我们空军立即起飞，抵近敌军投掷重磅炸弹。
有一天，我连续起飞6次，与我同机出战的射击员3名受重伤，1名牺牲，1名受轻伤。当晚，我受到了上级嘉奖。我很庆幸，也很不平静，面对战友的受伤或牺牲，我的内心升腾着复仇的火焰。
苏联红军向海尔斯贝格筑垒地区德军发动的总攻开始了。在这次总攻中，我们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大批强击机按照集团军的命令，组成以30架为一组的临时编队，共10组，一组一组分批次每天晚间采用超低空飞行，在德寇驻地三五十米的上空射击投弹。经过十多天的激战，终于歼灭了这批15万余人的守敌。
攻陷杰尼斯别克
杰尼斯别克是东普鲁士战役中德军守备最严密的一个城市据点。敌人在那里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据说仅在市中心的一座古堡中，就有几千名死心踏地的法西斯分子。
在发起总攻的前几天，我空军重型轰炸机不分白天黑夜对杰尼斯别克进行猛烈轰炸。总攻开始后，我继续轮番向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连续射击轰炸。我们从空中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被炸毁，火光四起中垂死挣扎的敌人疯狂反扑，英勇的红军战士冒着炮火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红军的坦克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向德军压了过去，逼得他们抱头鼠窜。
4月9日，苏联红军以锐不可当的攻势，终于攻克了这座熊熊燃烧着的城市。
攻克杰尼斯别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德军失掉了在东方最大的要塞和支撑点。听说，希特勒为失掉杰尼斯别克而暴跳如雷，缺席审判并宣布将该城市守备司令拉什处以死刑。
依依惜别的深情
1945年5月11日，我奉命离开战场，返回莫斯科。
这时，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上下，连同苏联各族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我所在的74团，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大会上我才知道，从战争开始时就在这个团的老战士、老飞行员，只剩下几个人了――除少数提职调出外，有一部分受伤被送回后方医院，但大部分则阵亡了。开会时，一一宣读了这些人的名字。会场上庄严肃穆，弥漫着对阵亡战友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我特别怀念一位战友。有一天，我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着陆之后，才发现我身后座舱中的射击员已被敌机射中牺牲了。他是一位刚满30岁但久经空战考验的英雄，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就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了。战事一起，他就告别年轻的妻子飞到前线。我曾亲眼看到他充满柔情地思念妻子和尚未见过面的孩子的神态。他对我说：“我太想念他们了！”我和他同机起飞前，见他又亲吻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就同他开玩笑说：“算了吧，马上就要胜利了，等着战后回家再吻吧！”他会心地笑了。当战友们把他的遗体从后舱拖出来时，他的手指还紧扣在枪机上，眼睛直盯着前方，子弹已全部打完了。由此可以断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坚持战斗。
我的这位战友名叫阿斯洛夫，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妹妹的故事。他妹妹也是一位红军战士，在紧急关头奉命去执行任务，途中却遇到一个经不起考验、企图叛变的人。她妹妹机智地与之展开搏斗，将那个叛徒给枪决了，但自己也因受伤流血过多牺牲了。而她的母亲却还在后方等待她的归来。
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像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红军将士、游击队员，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了从敌人手中解放自己的土地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的鲜血和生命。
（李云贵荐自《党史纵横》2015年第2期）
编者按：唐铎，190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中共党员。1925年，奉命赴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1983年，他因病逝世。本文系徐建源根据唐铎对自己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的讲述记录而整理。
战争风暴来临
一天早晨，我到一家商店里去买东西，突然听到从柜台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愤怒的声音：“希特勒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我国发动进攻……”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顾客和营业员都惊呆了。人们露出惊恐、焦虑的眼神，屏声敛气地听着广播，只有不懂事的孩子仍在跑着、跳着。
这天是1941年6月22日。
当我快步跑回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时，学院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家议论纷纷，慷慨激昂，中心话题就一个，即在苏维埃祖国面临危急之时，作为军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前线。经过讨论，我们系全体师生一致决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誓死保卫苏维埃政权。
但是，我们的要求没实现。据说，斯大林命令所有军校学员一律继续学习，不准调动，待完成学业之后，再说上前线的事。
驾驶强击机作战
毕业后，我被分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了一名少校教官。我曾多次欢送毕业学员奔赴前线。每次欢送他们，我的心都会同他们一起飞往前线。和其他许多教官一样，我也曾多次要求上前线，希望直接同德国鬼子作战。但直到1944年夏天，我的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那年的六七月间，学校首长宣布上级命令，任命我为空军第74团见习副团长，立即到白俄罗斯军区的空军部队报到。我欣喜若狂，当天就同另外20多名教官一起，乘火车出发了。
初到前线的我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
经过团部指挥员同意，我终于要直接参加作战了。
开始，我驾驶的是佩-2式轰炸机，后来，则一直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进行作战。这种强击机装有强大的射击武器和轰炸武器，以机动性能强、操控简便著称，机上有两个座位，可容驾驶员及射击员各一人。驾驶员坐在前面负责驾驶飞机，使用射击武器，射击员坐在后面负责保护飞机，预防从后面来的敌机的攻击。
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名叫马利诺夫的中尉飞行员合作。一次，我们正坐在飞机里谈话，突然接到起飞命令，任务是到敌我交战区域，以低空或超低空飞行，按地面部队指挥员要求，对敌方目标施行攻击。当我驾机临近战区时，地面部队指挥员指示将敌人用来撤退的桥梁炸毁。我判明了方位，立即压低机头俯冲下去，同时开动机关枪和机关炮，随后投掷炸弹。当我驾机上升时，马利诺夫中尉即向桥梁射击。当我回头俯瞰河上的桥梁时，那里已是一片混乱。这时，地面部队指挥员命令说：“轰炸成功，可以返航。”
类似这样的战斗，我曾多次参加，有时一天就要参加三五次之多。
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位射击员去执行轰炸敌军一个指挥部的任务。当接近敌军防御阵地时，我采取低空飞行，强行通过敌方防空炮火防线，迅速接近了攻击目标。那是一座平房，目标不很明显，投弹难以命中。我采取超低空飞行，进行大攻角俯冲，并和射击员同时投弹、射击。这样连续进行了两次轰炸，那座平房彻底没了踪影。当我迅速退出战斗，在返回途中和射击员说话时，却没有得到回应，我还以为他过度疲劳睡过去了。当飞机降落停稳后，我才发现他已经中弹牺牲了。
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现象。我们每次执行任务回来，经常不是后面的射击员就是前面的驾驶员受伤或牺牲了。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往往把牺牲者拖下去，把飞机抢修一下，再换上另一个人，又立即起飞，接着参加战斗。
激战东普鲁士
东普鲁士原是德国进攻苏联和波兰的战略基地，希特勒的大本营“狼穴”即设在东普鲁士拉斯登堡附近地下掩蔽部里。
东普鲁士战役从1945年1月中旬开始到4月底结束。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首先向莫斯特堡发动了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仅两天就消耗了上千车皮的弹药，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大地在颤抖，空气仿佛也在燃烧。炮火稍停，我们空军立即起飞，抵近敌军投掷重磅炸弹。
有一天，我连续起飞6次，与我同机出战的射击员3名受重伤，1名牺牲，1名受轻伤。当晚，我受到了上级嘉奖。我很庆幸，也很不平静，面对战友的受伤或牺牲，我的内心升腾着复仇的火焰。
苏联红军向海尔斯贝格筑垒地区德军发动的总攻开始了。在这次总攻中，我们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大批强击机按照集团军的命令，组成以30架为一组的临时编队，共10组，一组一组分批次每天晚间采用超低空飞行，在德寇驻地三五十米的上空射击投弹。经过十多天的激战，终于歼灭了这批15万余人的守敌。
攻陷杰尼斯别克
杰尼斯别克是东普鲁士战役中德军守备最严密的一个城市据点。敌人在那里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据说仅在市中心的一座古堡中，就有几千名死心踏地的法西斯分子。
在发起总攻的前几天，我空军重型轰炸机不分白天黑夜对杰尼斯别克进行猛烈轰炸。总攻开始后，我继续轮番向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连续射击轰炸。我们从空中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被炸毁，火光四起中垂死挣扎的敌人疯狂反扑，英勇的红军战士冒着炮火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红军的坦克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向德军压了过去，逼得他们抱头鼠窜。
4月9日，苏联红军以锐不可当的攻势，终于攻克了这座熊熊燃烧着的城市。
攻克杰尼斯别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德军失掉了在东方最大的要塞和支撑点。听说，希特勒为失掉杰尼斯别克而暴跳如雷，缺席审判并宣布将该城市守备司令拉什处以死刑。
依依惜别的深情
1945年5月11日，我奉命离开战场，返回莫斯科。
这时，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上下，连同苏联各族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我所在的74团，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大会上我才知道，从战争开始时就在这个团的老战士、老飞行员，只剩下几个人了――除少数提职调出外，有一部分受伤被送回后方医院，但大部分则阵亡了。开会时，一一宣读了这些人的名字。会场上庄严肃穆，弥漫着对阵亡战友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我特别怀念一位战友。有一天，我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着陆之后，才发现我身后座舱中的射击员已被敌机射中牺牲了。他是一位刚满30岁但久经空战考验的英雄，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就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了。战事一起，他就告别年轻的妻子飞到前线。我曾亲眼看到他充满柔情地思念妻子和尚未见过面的孩子的神态。他对我说：“我太想念他们了！”我和他同机起飞前，见他又亲吻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就同他开玩笑说：“算了吧，马上就要胜利了，等着战后回家再吻吧！”他会心地笑了。当战友们把他的遗体从后舱拖出来时，他的手指还紧扣在枪机上，眼睛直盯着前方，子弹已全部打完了。由此可以断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坚持战斗。
我的这位战友名叫阿斯洛夫，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妹妹的故事。他妹妹也是一位红军战士，在紧急关头奉命去执行任务，途中却遇到一个经不起考验、企图叛变的人。她妹妹机智地与之展开搏斗，将那个叛徒给枪决了，但自己也因受伤流血过多牺牲了。而她的母亲却还在后方等待她的归来。
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像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红军将士、游击队员，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了从敌人手中解放自己的土地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的鲜血和生命。
（李云贵荐自《党史纵横》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