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世纪的前半叶，许多优秀的报刊编辑同时又是颇负盛名的作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等，都是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同时进行的。但就编辑实绩而论，巴金应是最显著的。那么，长期的编辑活动对巴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巴金的编辑生涯从1921年编辑《半月》就开始了，后又参与编辑《平民之声》、《民众》、《平等月刊》、《自由月刊》和《时代前》等刊物，其热衷编辑活动的时间远早于文学创作。虽然这些刊物都与他早年的政治信仰有关，较注重对青年的思想启蒙，但因之形成的关注青年的编辑理念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潜在影响。巴金正式登上文坛是1929年小说《灭亡》的发表，但这时期的创作还多属于宣泄政治情感的代偿性行为，直到1934年参与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后，才使他的创作观发生了转变，编辑工作才真正与文学挂起钩来。最能代表他编辑出版成就的是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时期，他先后主编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等大型丛书，即使抗战爆发后辗转各地，他还在炮火中筹建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编辑出版了许多上乘作品，并主编了抗战刊物《烽火》。巴金将这些丛书和期刊的编辑定位始终放在艺术价值取向上，这恰恰与他正逐渐形成的“创作与生活一致”的创作观相联系。1949年以后，从上海作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月刊》到《上海文学》，1957年他和靳以合编的《收获》，他都长期担任主编。可以说，编辑活动贯穿了巴金终生，而始终坚持的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与其创作中渗透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对巴金来说，编辑活动是一种“行”，文学创作是一种“言”，他成功地将“行”与“言”两相结合，在编创互动、行言相生的态势中完成了人生。因此从编辑对创作的影响这个角度入手，来探究巴金创作话语的独特生成语境，是巴金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 关注青年的编辑理念――创作对象的选择 巴金最初从事编辑工作，旨在唤起青年的觉醒。而后来作为文学编辑，则将基于平民立场培养文学青年、普及平民文化作为他关注青年的亲身实践。巴金曾多次声称自己不是作家，却很看重自己的编辑工作，即使没有任何报酬也做得兢兢业业。他非常注重文学刊物对青年的影响，一方面，他通过编辑平台译介国外名著，出版反映时代进步的新文学，以使青年阅读群体受益，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当时的青年作家。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①对此，作家沙汀曾回忆说：“凡我在上海通不过检查的小说《丁跛公》、《代理县长》，都是通过他寄到天津发表的。而我的第二部短篇集《土饼》，还有后来的《苦难》，也是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都编入他主编的一套文学丛书中。”②在具体编辑策略上，巴金常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让名家打头，然后推出文学新人之作，这样既保证了编辑的品牌，又提升了文学新人的知名度。例如，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中，新作家的处女集子就达36部，占了整套书的四分之一。巴金运用这种编辑策略，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亲自无偿整理、编辑出版文学青年的遗稿。总之，关注青年成为巴金执著坚守的编辑理念。 关注青年这种编辑理念，与巴金将青年作为主要创作对象是一致的。巴金塑造最多的是青年人，如杜大心、周如水、觉新、觉慧、万昭华、汪文宣、曾树生等，他曾被视为青年的代言人。外国学者奥尔格・朗曾说：“能够将终生作为青年人的代言人的，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只有巴金。他写青年，为青年而写，写得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处于转折时期中国青年人的复合肖像，这幅肖像我们可以与19世纪欧洲文学中西方青年的肖像对比。”③在这些青年身上，巴金熔铸着自己作为青年以及对于青年的情感、体验和理想，反映的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普遍心理，很能引起青年的共鸣。而且，巴金与青年读者间关于作品的交流都是每信必复，并及时将交流感受融入自己新的创作中，并获得了良好的接受效应。巴金的创作，特别是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时的创作，是他在编辑实践之外关注青年的一个新的空间。 讲求艺术价值的编辑定位――“创作与生活一致”的创作观 文学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美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性，以做编辑的体验来沟通创作，编辑与作家的评价认同就具有了互补性。巴金在编辑工作中，始终定位在追求艺术价值取向上，宁缺毋滥，绝不粗制滥造。即使受友人之托编辑出版文稿时，也把艺术价值放在第一位，例如受王元化等人的委托而出版郑文定遗稿时，他在做了认真筛选后说明：“其中两篇类似文艺杂论而又写得不好的东西，我没有采用。”④有时甚至创作观不同，只要艺术水平高，也会在巴金的编辑工作中受到重视。如巴金曾与沈从文、李健吾等作家由于创作观的分歧而产生了激烈争论，但巴金对他们艺术的敏感和批评的透彻仍给予肯定，依然热情推出他们的作品集，秉承的就是讲求艺术价值这一编辑定位。 当巴金以编辑兼作家的身份从事创作时，这种编辑定位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性本质有着更加高屋建瓴的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金的创作从最初作为宣泄政治热情的代偿性行为，转变为积极探求文学创作技巧和注重艺术价值，形成了“艺术与生活一致”的创作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文学编辑实践是起了积极作用。巴金的创作，尤其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期的创作，巴金以编辑的社会抱负和责任感导引自己的创作，以编辑评价标准和作家创作标准的统一进行创作，借编辑的体验与优势附加给创作更多的情感和理智，于是对人生、艺术、社会现实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更趋深透，艺术创作也逐渐走向成熟，《寒夜》便是典型代表。 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创作中“大爱在人间”的文化精神 编辑的风格往往会体现编辑者的文化涵蕴。巴金的编辑活动，就承载着他对生命的寄寓和对文化的省察，是他精神文化家园的一部分。巴金从事文学编辑活动，是将自己安那其主义理想转化为了一种岗位意识，“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⑤。“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作、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以为是莫大的快乐。”⑥巴金的这种岗位意识，实际上是将一种“大爱”的信念融入到具体的编辑事务中的过程。因此，他能摒弃门户之见，对不同风格、不同观念的作家，即使是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批评的作家也能一视同仁，慷慨提携。例如，在他编辑的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京派、海派、左翼等不同派别的优秀之作。于是，巴金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 巴金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体现出他温厚而宽广的文化涵蕴，并在创作中得到了延伸。巴金的创作，以情动人是一贯的风格，但写“情”还仅仅是巴金文学话语的表层特征，在深层则是潜隐的对“生命”与“爱”的思索。如《灭亡》、《新生》中的人类之爱，《爱情的三部曲》中的信仰之爱，《激流三部曲》中的亲情之爱，《憩园》中的不忍心之爱，《寒夜》中的母子之爱与夫妻真爱等。当然，巴金也写了苦难、罪恶、沉沦与死亡，但他又在话语间透出苦难中顽强的意志，罪恶中美好的希冀，沉沦中彻心的反省，死亡中不屈的心声。这并不是说巴金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而是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身的珍爱。巴金创作对生命与爱的思索，建构了一种超越阶级和个人的“大爱在人间”的文化精神，于是也实现了其编辑活动的文化涵蕴的延伸。 巴金身兼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角色，使他能从两种不同视角来体察作者与编者的编创活动，既能从作者角度观照编辑活动，又能从编辑立场观照自己的创作，形成编创互动、行言相生的参照态势，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巴金文学话语的生成语境，巴金研究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研究视景。（本文为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巴金小说的话语场景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004032） 注释： ①巴金：《致〈十月〉》，《香港大公报》，1981年8月8日。 ②沙汀：《巴金与中西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张立慧、李今编：《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403页。 ④巴金：《〈大姊〉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202页。 ⑤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86页。 ⑥巴金：《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报刊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世纪的前半叶，许多优秀的报刊编辑同时又是颇负盛名的作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等，都是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同时进行的。但就编辑实绩而论，巴金应是最显著的。那么，长期的编辑活动对巴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巴金的编辑生涯从1921年编辑《半月》就开始了，后又参与编辑《平民之声》、《民众》、《平等月刊》、《自由月刊》和《时代前》等刊物，其热衷编辑活动的时间远早于文学创作。虽然这些刊物都与他早年的政治信仰有关，较注重对青年的思想启蒙，但因之形成的关注青年的编辑理念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潜在影响。巴金正式登上文坛是1929年小说《灭亡》的发表，但这时期的创作还多属于宣泄政治情感的代偿性行为，直到1934年参与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后，才使他的创作观发生了转变，编辑工作才真正与文学挂起钩来。最能代表他编辑出版成就的是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时期，他先后主编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等大型丛书，即使抗战爆发后辗转各地，他还在炮火中筹建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编辑出版了许多上乘作品，并主编了抗战刊物《烽火》。巴金将这些丛书和期刊的编辑定位始终放在艺术价值取向上，这恰恰与他正逐渐形成的“创作与生活一致”的创作观相联系。1949年以后，从上海作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月刊》到《上海文学》，1957年他和靳以合编的《收获》，他都长期担任主编。可以说，编辑活动贯穿了巴金终生，而始终坚持的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与其创作中渗透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对巴金来说，编辑活动是一种“行”，文学创作是一种“言”，他成功地将“行”与“言”两相结合，在编创互动、行言相生的态势中完成了人生。因此从编辑对创作的影响这个角度入手，来探究巴金创作话语的独特生成语境，是巴金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 关注青年的编辑理念――创作对象的选择 巴金最初从事编辑工作，旨在唤起青年的觉醒。而后来作为文学编辑，则将基于平民立场培养文学青年、普及平民文化作为他关注青年的亲身实践。巴金曾多次声称自己不是作家，却很看重自己的编辑工作，即使没有任何报酬也做得兢兢业业。他非常注重文学刊物对青年的影响，一方面，他通过编辑平台译介国外名著，出版反映时代进步的新文学，以使青年阅读群体受益，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当时的青年作家。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①对此，作家沙汀曾回忆说：“凡我在上海通不过检查的小说《丁跛公》、《代理县长》，都是通过他寄到天津发表的。而我的第二部短篇集《土饼》，还有后来的《苦难》，也是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都编入他主编的一套文学丛书中。”②在具体编辑策略上，巴金常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让名家打头，然后推出文学新人之作，这样既保证了编辑的品牌，又提升了文学新人的知名度。例如，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中，新作家的处女集子就达36部，占了整套书的四分之一。巴金运用这种编辑策略，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亲自无偿整理、编辑出版文学青年的遗稿。总之，关注青年成为巴金执著坚守的编辑理念。 关注青年这种编辑理念，与巴金将青年作为主要创作对象是一致的。巴金塑造最多的是青年人，如杜大心、周如水、觉新、觉慧、万昭华、汪文宣、曾树生等，他曾被视为青年的代言人。外国学者奥尔格・朗曾说：“能够将终生作为青年人的代言人的，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只有巴金。他写青年，为青年而写，写得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处于转折时期中国青年人的复合肖像，这幅肖像我们可以与19世纪欧洲文学中西方青年的肖像对比。”③在这些青年身上，巴金熔铸着自己作为青年以及对于青年的情感、体验和理想，反映的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普遍心理，很能引起青年的共鸣。而且，巴金与青年读者间关于作品的交流都是每信必复，并及时将交流感受融入自己新的创作中，并获得了良好的接受效应。巴金的创作，特别是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时的创作，是他在编辑实践之外关注青年的一个新的空间。 讲求艺术价值的编辑定位――“创作与生活一致”的创作观 文学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美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性，以做编辑的体验来沟通创作，编辑与作家的评价认同就具有了互补性。巴金在编辑工作中，始终定位在追求艺术价值取向上，宁缺毋滥，绝不粗制滥造。即使受友人之托编辑出版文稿时，也把艺术价值放在第一位，例如受王元化等人的委托而出版郑文定遗稿时，他在做了认真筛选后说明：“其中两篇类似文艺杂论而又写得不好的东西，我没有采用。”④有时甚至创作观不同，只要艺术水平高，也会在巴金的编辑工作中受到重视。如巴金曾与沈从文、李健吾等作家由于创作观的分歧而产生了激烈争论，但巴金对他们艺术的敏感和批评的透彻仍给予肯定，依然热情推出他们的作品集，秉承的就是讲求艺术价值这一编辑定位。 当巴金以编辑兼作家的身份从事创作时，这种编辑定位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性本质有着更加高屋建瓴的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金的创作从最初作为宣泄政治热情的代偿性行为，转变为积极探求文学创作技巧和注重艺术价值，形成了“艺术与生活一致”的创作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文学编辑实践是起了积极作用。巴金的创作，尤其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期的创作，巴金以编辑的社会抱负和责任感导引自己的创作，以编辑评价标准和作家创作标准的统一进行创作，借编辑的体验与优势附加给创作更多的情感和理智，于是对人生、艺术、社会现实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更趋深透，艺术创作也逐渐走向成熟，《寒夜》便是典型代表。 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创作中“大爱在人间”的文化精神 编辑的风格往往会体现编辑者的文化涵蕴。巴金的编辑活动，就承载着他对生命的寄寓和对文化的省察，是他精神文化家园的一部分。巴金从事文学编辑活动，是将自己安那其主义理想转化为了一种岗位意识，“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⑤。“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作、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以为是莫大的快乐。”⑥巴金的这种岗位意识，实际上是将一种“大爱”的信念融入到具体的编辑事务中的过程。因此，他能摒弃门户之见，对不同风格、不同观念的作家，即使是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批评的作家也能一视同仁，慷慨提携。例如，在他编辑的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京派、海派、左翼等不同派别的优秀之作。于是，巴金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 巴金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体现出他温厚而宽广的文化涵蕴，并在创作中得到了延伸。巴金的创作，以情动人是一贯的风格，但写“情”还仅仅是巴金文学话语的表层特征，在深层则是潜隐的对“生命”与“爱”的思索。如《灭亡》、《新生》中的人类之爱，《爱情的三部曲》中的信仰之爱，《激流三部曲》中的亲情之爱，《憩园》中的不忍心之爱，《寒夜》中的母子之爱与夫妻真爱等。当然，巴金也写了苦难、罪恶、沉沦与死亡，但他又在话语间透出苦难中顽强的意志，罪恶中美好的希冀，沉沦中彻心的反省，死亡中不屈的心声。这并不是说巴金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而是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身的珍爱。巴金创作对生命与爱的思索，建构了一种超越阶级和个人的“大爱在人间”的文化精神，于是也实现了其编辑活动的文化涵蕴的延伸。 巴金身兼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角色，使他能从两种不同视角来体察作者与编者的编创活动，既能从作者角度观照编辑活动，又能从编辑立场观照自己的创作，形成编创互动、行言相生的参照态势，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巴金文学话语的生成语境，巴金研究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研究视景。（本文为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巴金小说的话语场景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004032） 注释： ①巴金：《致〈十月〉》，《香港大公报》，1981年8月8日。 ②沙汀：《巴金与中西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张立慧、李今编：《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403页。 ④巴金：《〈大姊〉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202页。 ⑤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86页。 ⑥巴金：《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