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召开这个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首批项目论证会，让大家对有关课题进行研讨。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得来参加，讲讲话。人老了，但也要出点力嘛！
一、青年学者做学问要有吃苦的准备，要拜师学“艺”
目前，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科学工作者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出现了青黄不接现象；二是由于十年浩劫使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外最新成就之间出现了一段空白。这个断层是历史造成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也不能再来了，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难以弥补的。老一代终究要死，新的一代还未成长起来，新老衔接就产生了问题。我们要填补这个断层，就得赶紧培养一批年轻的骨干，这批骨干就是你们这代年轻的学者们。
你们这些年轻的学者是应该有吃苦准备的。和你们现在相此，我们那时的学习条件就差得太多了。现在昆明还保存有当时西南联大的房子，你们可去参观。抗战时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投降，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下来了。当时我们的工资只够吃半个月，闻一多也靠刻图章填肚子，我则靠写文章赚饭钱。就这样，我们仍坚持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又耽误了我们十几年，给我们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新的困难。对于把握我所研究领域的国外最新发展动态，我就感到力不从心了。说实在的，许多东西我也看不懂，只能大概地了解。电子计算机这个新东西我还没学会，所以我还得学，而且我相信也能学得会。搞科学，做学问，都是要下苦功的。天下学问哪有不下工夫就能做成的道理！
学习是艺术性、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你看某件艺术作品，但如果你不了解其制作过程，你不向艺术家学习，你就没法做出它来。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是要拜师学“艺”的。实际上，我的学问既不是从课堂里学来的，也不是从书本里得来的，而是拜师学“艺”的结果。我留学英国前，师从了一位英国老师。当时他在清华教书，对我又凶又严格。我当时搞人体研究，他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中国的人”，让我做论文。他交给我一把算盘、一把计算尺、一块手表，其他什么也没有了，有也不让用。老师说，你可能有一天什么也没有，但你还得做学问，这就叫从难做学问。他每天都检查我的论文进展，并在上面加批语。做错了的，就让我重新做；单改过来还不能算完，还得让你说出为什么会错、怎么算错的。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给我一张人体各部位的数据表，让我指出里面哪些数值有错，正确的应是多少。这可是考你的真本事啊！他教你做学问，但不是扶着你走，更不会帮助你过关，而是让你自己去摸索、闯荡，同时又适时地给予指导。
后来我到了英国，又跟了一位叫马纳斯基的老师。他可算是我们这个学科的鼻祖之一了。这个人做学问也很有意思。他交结的朋友多、外面的学生也多，凡到伦敦搞社会学的人都来找他，但他老先生平时不见，等到每个星期五就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开讨论会，讨论的题目叫“今天的人类学”。由于讨论会汇集了各地、各国的学者，所以人类学的最新研究动态也在这里汇集。这些东西是从书本上看不到的，你要是去看书，那你看到的则是三四年前的研究成果，远落后于形势。这样的老师可谓学术带头人，因为他在所从事的领域真正做到了知彼知己。
马纳斯基从不指定你去读哪本书。在他看来，书在图书馆里摆着，碰到了问题，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找。他把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推到做学问的前沿去，每个学生写的文章他都让大家来讨论，如果你的文章读出来大家说能过关了，那么你研究的问题也就差不多行了。他还让学生念他自己写的东西，听到某个地方不对劲，他就叫停，然后说该怎么修改。我们都在旁边听。这也是学习，学习老师怎么写书，怎么思考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是这样带学生的。我去搞调查，学生也跟我去，看我怎样调查，怎样解决问题。
二、做学问要深入实际，脚踏实地，最忌好高骛远，斤斤计较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往往首先是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善于观察，从变化多端的实践中进行总结，摆事实、讲道理，使新生事物不受抑制而得以发展。要承认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首先创造出来的嘛！
知识是怎么来的呢？知识是从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认为凭自己的聪明能想象出来那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科学发展规律的。现在有一股风很不好，一些年轻学者喜欢空谈，喜欢在名词堆里钻，文章写了不少，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搞研究不能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是做不出学问来的。我劝年轻的学者们走出书斋，接触实际。实际社会每日都在发生变化，新的东西不断涌现，客观实际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会令你欲罢不能的。
有人对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整天在下面跑，这样下去会累垮的。可欲罢不能啊！问题一个个提出来了，你得去调查，找出解决的办法啊！几年前，农民刚分了地，积极性很高，一家人种三种田：口粮田、责任田、饲料田，既可保证吃饭，也可卖粮赚点钱。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村劳动力太多，一部分年轻人外出找工作，赚的钱比他老子种田还多，人们也就不愿种田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现在基本上已找出来了，就是扩大每个农民的种田面积，使一个农民的种田收入不低于工人做工的收入，这样就能保证有人种田了。一个农民种十亩二十亩田，加上经营规模扩大，顾不过来了，这就得有机器耕作了。买了机器，田里劳动时间减少了，剩余的时间可以做许多其他事情，收入自然就高了啦！这个办法是１９８７年上半年我通过调查想出来的。年轻人做学问最怕好高骛远，志大才疏，不脚踏实地，不上不下“飘”起来，一“飘”则成不了大器。做学问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时的盛名不可靠。有人劝我赶快出书，我说我写书不是赶时髦，不是出畅销书，出的书要做到时间越长越有人看；我现在的东西还不完整，书也可以等我死了以后再出嘛！
年轻人做学问要拿出新一代新的精神风貌来，不要抱实用主义态度，不要只讲个人成绩，算个人账，闹职称。我们那时就不讲这一套。当时我从外国回来两个星期就到下面去了。别人进大学当教授，我则算是延安大学的名誉教授吧，工资不到大学教授的一半。人家说我亏了，但我不去计较。不要总去想人家怎么认为你，社会自会有公论的嘛！
三、做学问也要对外开放，但要结合本国实际，防止“中心外移”，知识分子要为人民服务，不能丧志人类了解并改造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是靠习惯势力，也不是命令，而是靠自觉。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就得拥有更多的掌握了知识的自觉的人。做学问也要对外开放，但要防止“中心外移”。要了解外国，但立足点应在中国，中心应在中国。不能忘记我们是喝中国水、吃中国饭、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基本事实。我们的学术研究要为人民服务，要从土里生长出来。目前，洋货充斥，真伪莫辨。开放以来，许多外国学说被介绍进中国来，但真正消化一种外国学说却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也要土化一下，看什么东西我们能用得上。在学术上，土货也要和洋货竞争，我们货比货，看谁的东西更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清楚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错过了时机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共同努力，争取共同把历史造成的这个断层补上。
社会科学工作者学外语，我是主张实用的。学外语的作用就是要能把外国的东西变成中国实用的东西，以解决我国当前最紧急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去考托福，培养导游。不少日本人讲外语就不行，可这并没妨碍他们从别国学习先进的东西。要提高翻译的地位。翻译往往比创作还困难，因为不懂的东西你可以不写，而翻译就非得弄懂不可。要重视翻译，但翻译工作者也应自重，不能粗制滥造，贻害他人。
学者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觉得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得坚持去做，而不要去考虑别人怎么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波折，但我不在乎。只要人民支持我，我就替他们说话。我曾写过一句诗“毁誉在人口，成才靠志向”。知识分子不能被夺志，丧志是很悲的事情。要把我国的建设搞上去，崇拜人家是不行的，崇拜人家就等于丧志。
1988年
国家教委召开这个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首批项目论证会，让大家对有关课题进行研讨。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得来参加，讲讲话。人老了，但也要出点力嘛！
一、青年学者做学问要有吃苦的准备，要拜师学“艺”
目前，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科学工作者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出现了青黄不接现象；二是由于十年浩劫使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外最新成就之间出现了一段空白。这个断层是历史造成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也不能再来了，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难以弥补的。老一代终究要死，新的一代还未成长起来，新老衔接就产生了问题。我们要填补这个断层，就得赶紧培养一批年轻的骨干，这批骨干就是你们这代年轻的学者们。
你们这些年轻的学者是应该有吃苦准备的。和你们现在相此，我们那时的学习条件就差得太多了。现在昆明还保存有当时西南联大的房子，你们可去参观。抗战时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投降，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下来了。当时我们的工资只够吃半个月，闻一多也靠刻图章填肚子，我则靠写文章赚饭钱。就这样，我们仍坚持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又耽误了我们十几年，给我们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新的困难。对于把握我所研究领域的国外最新发展动态，我就感到力不从心了。说实在的，许多东西我也看不懂，只能大概地了解。电子计算机这个新东西我还没学会，所以我还得学，而且我相信也能学得会。搞科学，做学问，都是要下苦功的。天下学问哪有不下工夫就能做成的道理！
学习是艺术性、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你看某件艺术作品，但如果你不了解其制作过程，你不向艺术家学习，你就没法做出它来。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是要拜师学“艺”的。实际上，我的学问既不是从课堂里学来的，也不是从书本里得来的，而是拜师学“艺”的结果。我留学英国前，师从了一位英国老师。当时他在清华教书，对我又凶又严格。我当时搞人体研究，他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中国的人”，让我做论文。他交给我一把算盘、一把计算尺、一块手表，其他什么也没有了，有也不让用。老师说，你可能有一天什么也没有，但你还得做学问，这就叫从难做学问。他每天都检查我的论文进展，并在上面加批语。做错了的，就让我重新做；单改过来还不能算完，还得让你说出为什么会错、怎么算错的。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给我一张人体各部位的数据表，让我指出里面哪些数值有错，正确的应是多少。这可是考你的真本事啊！他教你做学问，但不是扶着你走，更不会帮助你过关，而是让你自己去摸索、闯荡，同时又适时地给予指导。
后来我到了英国，又跟了一位叫马纳斯基的老师。他可算是我们这个学科的鼻祖之一了。这个人做学问也很有意思。他交结的朋友多、外面的学生也多，凡到伦敦搞社会学的人都来找他，但他老先生平时不见，等到每个星期五就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开讨论会，讨论的题目叫“今天的人类学”。由于讨论会汇集了各地、各国的学者，所以人类学的最新研究动态也在这里汇集。这些东西是从书本上看不到的，你要是去看书，那你看到的则是三四年前的研究成果，远落后于形势。这样的老师可谓学术带头人，因为他在所从事的领域真正做到了知彼知己。
马纳斯基从不指定你去读哪本书。在他看来，书在图书馆里摆着，碰到了问题，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找。他把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推到做学问的前沿去，每个学生写的文章他都让大家来讨论，如果你的文章读出来大家说能过关了，那么你研究的问题也就差不多行了。他还让学生念他自己写的东西，听到某个地方不对劲，他就叫停，然后说该怎么修改。我们都在旁边听。这也是学习，学习老师怎么写书，怎么思考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是这样带学生的。我去搞调查，学生也跟我去，看我怎样调查，怎样解决问题。
二、做学问要深入实际，脚踏实地，最忌好高骛远，斤斤计较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往往首先是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善于观察，从变化多端的实践中进行总结，摆事实、讲道理，使新生事物不受抑制而得以发展。要承认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首先创造出来的嘛！
知识是怎么来的呢？知识是从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认为凭自己的聪明能想象出来那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科学发展规律的。现在有一股风很不好，一些年轻学者喜欢空谈，喜欢在名词堆里钻，文章写了不少，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搞研究不能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是做不出学问来的。我劝年轻的学者们走出书斋，接触实际。实际社会每日都在发生变化，新的东西不断涌现，客观实际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会令你欲罢不能的。
有人对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整天在下面跑，这样下去会累垮的。可欲罢不能啊！问题一个个提出来了，你得去调查，找出解决的办法啊！几年前，农民刚分了地，积极性很高，一家人种三种田：口粮田、责任田、饲料田，既可保证吃饭，也可卖粮赚点钱。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村劳动力太多，一部分年轻人外出找工作，赚的钱比他老子种田还多，人们也就不愿种田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现在基本上已找出来了，就是扩大每个农民的种田面积，使一个农民的种田收入不低于工人做工的收入，这样就能保证有人种田了。一个农民种十亩二十亩田，加上经营规模扩大，顾不过来了，这就得有机器耕作了。买了机器，田里劳动时间减少了，剩余的时间可以做许多其他事情，收入自然就高了啦！这个办法是１９８７年上半年我通过调查想出来的。年轻人做学问最怕好高骛远，志大才疏，不脚踏实地，不上不下“飘”起来，一“飘”则成不了大器。做学问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时的盛名不可靠。有人劝我赶快出书，我说我写书不是赶时髦，不是出畅销书，出的书要做到时间越长越有人看；我现在的东西还不完整，书也可以等我死了以后再出嘛！
年轻人做学问要拿出新一代新的精神风貌来，不要抱实用主义态度，不要只讲个人成绩，算个人账，闹职称。我们那时就不讲这一套。当时我从外国回来两个星期就到下面去了。别人进大学当教授，我则算是延安大学的名誉教授吧，工资不到大学教授的一半。人家说我亏了，但我不去计较。不要总去想人家怎么认为你，社会自会有公论的嘛！
三、做学问也要对外开放，但要结合本国实际，防止“中心外移”，知识分子要为人民服务，不能丧志人类了解并改造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是靠习惯势力，也不是命令，而是靠自觉。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就得拥有更多的掌握了知识的自觉的人。做学问也要对外开放，但要防止“中心外移”。要了解外国，但立足点应在中国，中心应在中国。不能忘记我们是喝中国水、吃中国饭、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基本事实。我们的学术研究要为人民服务，要从土里生长出来。目前，洋货充斥，真伪莫辨。开放以来，许多外国学说被介绍进中国来，但真正消化一种外国学说却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也要土化一下，看什么东西我们能用得上。在学术上，土货也要和洋货竞争，我们货比货，看谁的东西更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清楚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错过了时机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共同努力，争取共同把历史造成的这个断层补上。
社会科学工作者学外语，我是主张实用的。学外语的作用就是要能把外国的东西变成中国实用的东西，以解决我国当前最紧急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去考托福，培养导游。不少日本人讲外语就不行，可这并没妨碍他们从别国学习先进的东西。要提高翻译的地位。翻译往往比创作还困难，因为不懂的东西你可以不写，而翻译就非得弄懂不可。要重视翻译，但翻译工作者也应自重，不能粗制滥造，贻害他人。
学者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觉得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得坚持去做，而不要去考虑别人怎么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波折，但我不在乎。只要人民支持我，我就替他们说话。我曾写过一句诗“毁誉在人口，成才靠志向”。知识分子不能被夺志，丧志是很悲的事情。要把我国的建设搞上去，崇拜人家是不行的，崇拜人家就等于丧志。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