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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技高一筹，结拜大哥冯德麟败走华容道
2011-06-08 16:19阅读：49,371
在张作霖早年的对手中，冯德麟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他不仅出道比张作霖早，其实力也一度居于张作霖之上。直至张作霖受封27师师长，冯德麟亦同时受封28师师长，其势力仍与张伯仲之间。有资料称，1916年，袁世凯原本有让冯德麟治理奉天的想法，但在张、冯二人合谋驱段时，冯德麟扮的是黑脸，从而惹恼了段芝贵，到北京后便在袁世凯面前“保张贬冯”，才使得张作霖最终胜出。这一说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冯德麟的势力非同一般。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张作霖和冯德麟这两股势力，必然要争出个高低上下的。那么，冯德麟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且听慢慢道来。
张作霖与冯德麟早年为匪
冯德麟，生于1868年，卒于1926年，原名冯玉琪，又名冯麟阁，字阁忱。按年龄算，比张作霖大7岁，二人有八拜之交，所以冯是张的盟兄。而且，二人还是同乡，都是海城人，看起来，海城这个地方，颇不寻常，名人辈出。
单田芳在他的经典评书《乱世枭雄》中说，张作霖为匪，汤玉麟是领路人，其实不然，就现有资料来看，很难说谁是领路人，但冯德麟对张的影响是颇深的。我们知道，张作霖早年曾随继父学过两年兽医，前来医马的人中，就有黑道土匪。后来，张作霖不愿整日闷在家里，跑到广宁图河堡镇的一个大车店里当佣工，也负责医马，因为张作霖服务周到勤快，左右逢源，结交了不少道上的朋友，也长了一些见识。当时，辽西巨匪冯德麟和杜立三等人经常出入这个大车店。冯见张作霖处处透着一股机灵气，也很喜欢张作霖，张作霖当然也很崇拜冯德麟这样的绿林好汉，围前围后的，冯德麟就给他讲了许多土匪的故事，把土匪生活说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当时流传的民谣说的那样：“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这对于日后张作霖投身绿林，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说起来，冯德麟与张作霖的出身也差不多，均是贫寒人家，但冯比张壮实，人高马大，放荡不羁，以强悍闻名乡里。有资料称冯德麟中过秀才，但《沈阳文史资料》所载魏福祥的文章《冯德麟其人其事》中，称冯德麟17岁就当“胡子”了。这就有了疑问，如果冯氏17岁之前就考取了秀才，可称才子，按理不该去当胡子，考个举人，岂不更好？如果他是当了“胡子”之后考的秀子，那考试的时候不怕挨抓吗？由于冯德麟下台的时间较早，史料记载不多，尤其是他早年的经历，语焉不详，抑或相互矛盾，也是难免的。
关于冯德麟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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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考取了秀才后，无缘功名，便在乡里充当刀笔手，包揽词讼。后遭人陷害，告他通匪，被关进大牢，不想在牢里竟真的认识了几个“胡子”，一合计，就演了一出“越狱门”，出去后就真的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冯德麟早年在县衙充当衙役，但因与绿林交往而被解职。也有疑问，如果冯真的是秀才，那么一般来说，就不会再做衙役了。再说，如果他做衙役时，真的通匪，恐怕也不是解职这么简单了。
不管怎么说，冯德麟当了“胡子”，倒是真的。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李鸿章和日本人签的那个劳什子《马关条约》，本打算把辽东半岛也像台湾和澎湖列岛一样，割让给日本的。不料，沙俄半路插了一杠子：有这等好事，干吗不跟我商量，干吗不想着我？于是，沙俄便联合德国和法国，向日本发出“友善劝告”：“今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和平，故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为了使自己的“友善劝告”更有说服力，俄德法三国还准备派出军舰，驶往远东——说得动就说，说不动就让大炮帮着“说”。日本也挺上火，没想到半路还杀出三个程咬金，入室抢劫的遇到拦路抢劫的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到嘴的肥肉吐了出来。当然，日本鬼子也没忘了讹诈，愣是要去3000万两“赎辽费”，就像“胡子绑票”似的，命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他却偏要让你花钱“买”。
起初，李鸿章还挺兴奋，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联俄制日”？但李鸿章也没高兴多长时间，因为这三国都没安好心，沙俄对远东的“领土需求”就不必说了，法国和德国当然也持这种想法。在这里，笔者援此一段德国外长的谈话，就全明白了。这是德国外交部长皮洛于1897年12月6日在国会上的演说：“我们所必须要求的是，使德意志传教士，德意志企业家、德意志商品、德意志国旗、德意志商船在中国应受尊重，正和其他强国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那样……一句话说来，我们完全不愿把人家推在阴暗里，但我们自己要求在太阳下的地位。”最后一句话似乎是在说：她们都当婊子了，却让我们当处女，那可不干。
果然，狐狸的尾巴很快就露出来了，1896年，俄国强签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1898年，又租借旅顺和大连；德国则强占胶州湾。一时间，瓜分中国的热潮开始了。
这是国际大背景，而沙俄在东北的倒行逆施，较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1900年，沙俄借义和团变故，侵入东北。清廷无能，官府糜烂，受苦的自然是老百姓了。历史上，民不聊生的时候，必然盗贼丛生。为了抗击劫掠，地方乡绅纷纷成立“乡团”。这些乡团在天亮的时候，“保境安民”，但天黑的时候，也可能会“打家劫舍”，以解决“经费”之类的问题。东北的老辈人也确实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些“乡团”与啸聚山林的土匪，一概称为“胡子”。
1900年，在辽阳界内的高家坨子，冯德麟成立“大团”。冯德麟的“大团”是在黑山县齐家窝棚的举人刘春烺的支持下成立的，刘春烺还专门到奉天疏通，得了官府的认可，算是办了“营业执照”，所以发展较快。
沙俄入侵东北后，冯德麟的势力更有了长足发展，先后有牛庄、海城、黑山、北镇等小股匪帮前来投靠，人数猛增至数百人。当时，冯对外号称有108帮，各帮头目以梁山好汉自居，号称“一百单八将”。
冯德麟抗俄
应当说，冯德麟虽然当了“胡子”，但盗亦有道，他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对“势力范围”内的村民还算不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庚子国变后，沙俄侵入东北，激起东北民众的愤恨，冯德麟的“保安队”在“执行职务”时，多次与沙俄侵略军遭遇，屡有冲突。沙俄侵略军对冯德麟的“骚扰”相当生气，1901年2月，沙俄派马队突袭，将冯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在一次转押途中，沙俄轮船上的司炉是中国人刁玉亭，他很佩服冯德麟的骨气，乘俄军不备，帮助冯逃了出来。1903年，冯德麟返回家乡，重召队伍，在海城、盘山、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活动，在为匪的同时，也抗击俄军。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其实早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候，日本就憋着劲儿要打俄国了。甚至更早些时候，日本制订大陆政策的时候，就是与俄为敌的思路。因为日本要占领我国东北，而俄国也想要。这样矛盾不可调和，只能用战争来解决。但这样的战争，只能说是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就好像路上有两只狗，一只黑狗，一只白狗，我们也可以说，路上有两只癞皮狗。令人扼腕的是，这场战争竟然是在中国境内打的。但总体来说，是沙俄“欺负”中国在先，本来，“八国联匪”侵入中国后，清政府已经讨饶，按着他们的意思签订了《辛丑条约》，又许了一大堆“量中国之物力，结与众国之欢心”的条件。按说，他们除了按照条约规定驻留军队外，也该撤兵了，但沙俄却赖在东北不走。这次，日本学着沙俄“干涉还辽”的旧例，也是打着“帮助”中国的旗号的。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角度来说，冯德麟以及张作霖等人在当时的情境下，帮助日本人做事，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虽然这不过是前门驱狼，后门揖虎的举措。
俄军出兵辽西，大肆为恶，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冯德麟及其部下汲金纯组织了“花膀子队”，骚扰俄军。所谓“花膀子队”，其实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就是这些队伍不着军装，仍旧穿老百姓的衣服，为了识别，就在胳膊上戴上袖标（也有说在胳膊上刺花纹的），类似于陈近南在脚底板刻上“反清复明”一样。
冯德麟的“花膀子队”在抗击俄军时，屡有斩获，受到日军的关注和赞扬。恰逢日军在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便邀冯参加。冯也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想法，投靠了日本。谈判成功后，冯德麟从日军手里弄来二十几车军火，充实了战斗力。此后，冯德麟的队伍利用熟悉地形等有利条件，灵活出击，击溃了几股俄军。
1905年3月10日，日军占领沈阳，旋即攻入吉林，俄军节节败退，日军胜利在望，就是说，用不着这些“花膀子队”了，便想“依例”遣散。但冯的力量较大，日方担心“遂失该党之心”，引发事端，又想日后或可继续利用，便劝说清廷招抚。清政府也不敢立下决断，招了吧，“有害中立”，怕俄国责难；不招又怕“祸贻地方”，便采取了权宜之计，要求冯遣散队伍，但又给冯德麟等领军人物一些好处，比如发给“工资”，许诺“和议”之后，再行委任。据载，福岛安正（后任关东洲都督）曾亲自向盛京将军赵尔巽保荐冯德麟：“杜（辽西巨匪）不足信，愿君图之；冯某忠实，久不渝也。”赵尔巽信以为真，便招纳了冯德麟，委为河防营管带，后升为新安军统领、巡防营后路帮统、巡防营左路帮统，进而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
由此而言，冯德麟投身绿林较张作霖早，其为官也较张作霖早，而且，不仅与日军高层“友好”，也与盛京将军有所交往，可谓根深蒂固。
冯德麟“保皇”
现在，人们多谈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时的“作为”，而鲜有提及冯德麟的“动作”。其实，在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动中，冯德麟也是出了大力的。1911年11月17日，奉天革命党人兰天蔚、张榕等人组织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拟议推翻清政府，响应南方革命。以赵尔巽为首的保皇派，出动军队，联合地方军阀，拼命镇压革命党人。这期间，冯德麟和张作霖一样，坚定地站在赵尔巽一边，是最为得力的清廷鹰犬。革命烽火四起的时候，张作霖将中前路巡防营开进省城，稳定了赵尔巽的阵脚；冯德麟则率左路巡防营死守辽西，卡住山海关咽喉，使关内外革命党人难以联络。冯还亲自带兵驰赴辽中、黑山、彰武等地，围剿革命党人。冯德麟向赵尔巽表白说，他这样做，“稍酬知遇（指受招抚）之恩，借图犬马之报”。赵尔巽对冯德麟也是相当赞赏的，称冯“忠义奋发”，“力斡危机于万一”，还赠给冯德麟貂裘一件，以示嘉奖。
可以说，在镇压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张、冯的“军功”，缺一不可。加之二人手握军权，因而1912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时，袁世凯任张为27师师长，冯为28师师长，同领中将军衔。至于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三等宝光嘉禾章，袁世凯就更不吝惜了，也有冯德麟的份儿。但令冯德麟不平的是，张作霖的驻地在省城，而他的驻地却在北镇，远离奉天政治中心。
1915年，袁世凯积极筹划复辟帝制。这年8月，袁派其心腹段芝贵充任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抚使。张、冯对段的到来心存不满，但因时机未到，只得按下心中“委屈”，尽心“服侍”段芝贵。说不定袁世凯真的当了皇上，好事就会从天而降呢，事实上，张、冯二人均未受到过新思潮的熏陶，因而对帝制满怀眷恋。在段芝贵的暗示下，张、冯等人联名向北京参政院发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但张、冯这等绿林人物，又都属投机分子。他们的原则是，出来混，总是要卖的，只是价钱得公道。后来眼见袁世凯帝制难为，就从袁的船上跳了下来，他们可不想为袁殉葬。于是，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打出“奉人治奉”的旗号，驱逐段芝贵。因为驱逐了段芝贵，就有了乱中夺权的机会。
张作霖与冯德麟共谋“驱段”
据夏林根《东北王张作霖》一书称，“驱段”的主意还是冯德麟出的。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就算他足智多谋，也较张作霖略逊一筹。因为他只看到“驱段”的好处，却没有看到段芝贵的“能量”，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段芝贵再怎么也算得上是一方诸侯，与袁世凯交情至厚，若是寻着机会，必然会施以报复。而一旦报复起来，首先就是冯德麟这个“吓”他走的黑脸，而对“哄”他走的张作霖，却有可能网开一面。
说起“驱段”的情节，大致说法是这样的。一天，冯德麟去找张作霖，密谋“驱段”。但张作霖装傻充愣，计无所出。冯德麟便提出“武戏文做”，由28师唱黑脸，武力相逼；27师唱白脸，连哄带蒙。张作霖说：大哥妙计。
但“驱段”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也有不同说法。冯德麟的夫人赵懿仁就认为主意是张作霖出的，冯德麟被张作霖给耍了。1948年，冯夫人随子女迁往台湾，长子冯庸当时任高雄港口中将司令，赵懿仁与女儿及外孙张文琦等同住高雄市盐埕区五福四路高雄港务局宿舍。当时正是张文琦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少年时期，张文琦与姥姥朝夕相伴，听到了许多“奉军内幕”。提及张作霖，冯夫人的称呼是“张小个子”，她说：“1916年，张小个子打着‘奉人治奉’的旗号，鼓动你姥爷扮红脸作势驱赶段芝贵，得罪北洋系领袖袁世凯，事成后张小个子反而得到实惠，你姥爷因得罪当道而受过。”“你姥爷好冲动，个性刚烈但讲义气，相信‘奉人治奉’的说法，结果全给张小个子耍了……”
这么说，“驱段”的主意还是张作霖拿的，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实情。反正，此后的一天夜里，段芝贵在将军府听到了枪声，正在惊慌之间，张作霖跑来禀报，说28师反对上将军，要惩办“帝制祸首”，已经把部队开过来了。不过，张作霖又说，他已经派了两个团上去，估计能“平息”事态。哪知过了没两天，张作霖又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说“和谈”未成，28师已全线开拔，又说27师也有异象，有些中下层军官已与28师串通，拟作内应。段芝贵忙问计将安出，张作霖便说这三十六计么……段芝贵本能地想到下句：走为上计。
从多种资料上分析，段芝贵委实算不得什么好人。段生于1869年，卒于1925年，安徽合肥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任北洋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他拜袁世凯为义父，因而官运亨通，不几年即为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陆军第三镇统制，1912年，任拱卫军司令官兼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1915年8月，段芝贵改授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抚使。9月上旬，段联合14省将军上书袁世凯，请求“速正大位”。因拥戴有功，被封为第一公爵。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段芝贵被列为“七凶”之一。但由于冯国璋说情，未受追究。不久，又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要人。1917年“府院之争”，段芝贵赴徐州怂恿张勋进津调解。7月，张勋率兵进京，乘势扶植宣统复辟。段祺瑞起兵讨逆，段芝贵竟然出任讨逆军西路总司令。张勋兵败之际，大骂段芝贵等人“翻云覆雨”，不讲信义。
话归前言，当段芝贵以赴天津“养病”为名，从奉天逃走时，贪婪的本性也没有改，临走时从官银号取出200万公款，还拿了一批军火。据称，张作霖又送了段芝贵一些“薄礼”，依依不舍地说：“上将军保重，等奉天地面平静下来，卑职亲去迎接”，但随后就将段芝贵的行踪告诉了冯德麟。
当段芝贵的专列到达沟帮子车站时，冯部汲金纯旅长率部对天鸣枪，拦截火车。若在往时，有人胆敢拦截上将军的车，准是不想活了，但这个时候，段芝贵虎落平阳，也只有干瞪眼了。汲金纯见到段芝贵后，取出一封电报，大声宣读：“查段芝贵为帝制祸首，拟处应得罪行。竟携200万巨款并大宗军火畏罪潜逃，电请汲旅长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置。”随后又软中带硬地说：“上将军，民意难违，请多多包涵。”这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登上火车，将段芝贵带走的东西，统统搬了下去。这时，段芝贵只得接通张作霖的电话，张作霖故作惊讶，说还有这等事儿，请汲旅长接电话。汲金纯接过电话，哼哼哈哈地说：“张师长……什么……放上将军专列走……民意难违呀……这是冯师长的命令……一切由你承担……你给冯师长打电话！……好，张师长的面子我哪敢不给？”
段芝贵狼狈不堪地逃回北京，向袁世凯汇报了奉天的形势，又苦着脸说了自己回来的经过，袁世凯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好言抚慰几句而已。
两虎相争，冯德麟“兵变”
逃回北京后，段芝贵心有余悸，说什么也不肯回奉天了。这时又有形形色色的消息从奉天传来，有说奉天要独立的，也有说“奉人治奉”的，还有一种更吓人的说法，说张作霖已和冯德麟联合，准备攻打北京。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袁世凯都害怕，大西南的护国运动如火如荼，如此东北再“后院起火”，这“袁氏江山”该如何得了。而东北又委实不好治理，索性就“奉人治奉”吧，只要当下不生事端，待平定了西南“叛乱”，再作计较。
问题是，究竟用哪个“奉人”来治理呢，有此实力者，大约只有两个人，张作霖和冯德麟。有资料称，袁世凯以为，张作霖狡诈奸险，而冯德麟老成持重，因而有意选择冯德麟。但一征求段芝贵的意见，天平就开始向张作霖倾斜了。其实，段芝贵也可能会想到，张作霖对他的恭顺只是表面的，但“竖着好吃，横着难咽”，再怎么样也比冯德麟派兵拦截自己，打算押往奉天“治罪”要好吧。因而极力反对任用冯德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成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不久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张作霖就成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而冯德麟呢，只得了个奉天军务帮办的位子，屈于张作霖之下，这怎不令他恼怒异常？其实，张作霖也知道，自己虽然处于上风，但有冯德麟的28师在，他这个位子就不算稳当，所谓一山难容二虎。看起来，就像两个被推上台的拳击手一样，不倒下一个，是不行了。憋着一口气的冯德麟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架式，迟迟不予就职。张作霖派同是“把兄弟”的吴俊升、马龙潭两人出面“劝进”，也不得要领。
张作霖到底是能伸能屈之人，使起了“苦肉计”，派25旅旅长孙占鳌携重金前往北镇，恭迎冯德麟回奉天就职。这次，冯德麟倒是同意回奉天了，但不知进退的冯德麟竟是率着五营人马回奉天的，在风雨坛设立28师办事处，与张作霖对峙。奉天是张作霖的防地，冯德麟这么做，往轻了说，是示威；往重了说，是宣战。另外，锦西、兴城等铁路要冲也被28师占据。形势很明显，冯德麟要破釜沉舟，给张作霖来上一个“关门打狗”。一时间，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风满楼，奉天陷于慌乱之中。
但张作霖还是忍下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虽说27师比28师多两个团，实力、装备略胜一筹，但要“全歼”28师，也不可能。更何况，28师驻地分散，又是“土匪”的底子——东北地广人稀，冯师长若是再占山为王，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冯德麟也不是孤家寡人，他内有黎元洪庇护，外有日本支持，一打起来就是两败俱伤。位子还没坐稳，一旦轻启战端，就会贻人口实，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张作霖找来心腹谋士袁金凯，袁金凯道出一文一武两个计策。文策：假意退让，分化瓦解，重金收买，适时吞之；武策：针锋相对，逐出奉天，扣押冯氏，遣散部属。张作霖又问何者为高，袁金凯微微一笑，答以文策为上。张作霖说正合我意。便在“文策”上下功夫，先是派人慰劳进驻奉天的28师官兵，随后又召开27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大骂段芝贵有意离间他们兄弟间的感情，以至弄出种种误会，说到动情处，张作霖还掉了几滴眼泪。接着又宣读了一封发给北京的通电，大意称作霖无德无才，难堪大任，而冯德麟德高望重，文武兼修，奉天局面，非冯德麟出面不可。
其实，这一切都是演给新闻记者看的，封疆大吏的任用，岂同儿戏，说换就换？而这种说辞一经报道出去，就连冯德麟的部属也以为张作霖大人有大量，仁至义尽，冯德麟反倒显得里外不够人了，只好“松动”一下，指名要与张作霖谈判。但冯德麟的要价还是偏高，他提了四点要求：
1、权力相等；2、在广宁设置帮办公署，编制、开支与将军公署相同；3、拨专款20万（一说50万），用于28师创办飞机大队；4、28师增兵7个营，与27师兵力相等。
接了这四个条件，张作霖的肺都气炸了，心说冯德麟你欺人太甚，登鼻子上脸，但表面还是不动声色，表示一定按照冯德麟的要求办，要冯静候佳音。
回到公馆，张作霖又同袁金凯、杨宇霆商议，杨宇霆老谋深算地说：“这四个条件提得好，还怕他不这么提呢。”此话怎讲？他冯德麟故意难为咱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将这四个条件呈报北京，北京方面绝对不会答应他的。到那时，看他冯德麟还有啥话说。同时，杨宇霆也提到，对冯德麟也不能一味迁就，要软磨硬泡，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现在形势已经很清楚了，他冯德麟也不敢轻易开战，这回该轮到咱们调兵遣将了。
于是，张作霖在呈报北京的同时，又令杨宇霆在将军公署后垣搭建炮台一座，而张作霖的两个团也开进奉天，黑山、新民等地也充实了兵力。这样一来，冯德麟先机尽失。结果果如所料，北京回电另设“帮办公署”，“于体例不符”，拒绝了冯的要求，只答应每月另发公务费15万元。张作霖动辄拿北京来压制冯德麟，冯也是有苦说不出，又见张调兵遣将，摆出一副说不拢就打的阵势，也有点发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张冯的矛盾也极为关注，派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日再赴沈进行调解，并请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参加，但终未达成协议。冯德麟见势不妙，于3月6日重返北镇。这一次，张作霖来硬的了，行使督军权力，免去冯德麟军务帮办职务，撤掉28师驻沈阳办事处。就这样，冯的“兵变”未及实施，便以失败告终。返回北镇后，冯德麟意志消沉，暂时也没有什么动作。其实，如果他真的不再有所“动作”，倒也可能再有出头之日，据传，北京政府曾打算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虽说因局势不稳而流产，但也说明，北京政府并未对他完全失望。
冯德麟参与“复辟”，一招棋错，全盘皆输
偏偏冯德麟又犯了一个更加致命的错误，居然搭了“张勋复辟”这趟车。他可能认为，如果复辟成功，自然会加官进爵，取代张作霖也就易如反掌了。而张作霖更加计高一筹，同意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的身价进京活动，如果复辟成功，则张也不失“拥戴之功”；如果失败，自然又是冯德麟这个倒霉蛋儿顶着。若干年后，冯德麟的夫人赵懿仁曾与外孙张文琦谈及此节：“张勋复辟时，密电召你老爷和张小个子到北京会商，张小个子又故伎重施，推举你老爷为领导，代表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官兵，在卫队营护卫下进京支持复辟，结果失败”。
但冯德麟却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兴冲冲地直抵北京。拜见张勋时，冯德麟表示愿为前驱，为复辟出力，又称自己握有28师，兵强马壮，以增加自己的身价。张勋力量不足，也确实想拉他“入伙”，利令智昏的冯德麟下令调28师部分官兵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在张勋的授意下，溥仪皇帝封他为“御前侍卫大臣”，又“赏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其时，冯德麟志得意满，以为交了好运，但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张勋复辟不过是一场匆匆谢幕的“闹剧”。张勋、冯德麟不久就成了“政治小丑”，惶惶不可终日。
无奈，冯德麟只得求救于张作霖，张作霖起初也想看他的哈哈笑，放着帮办不当，这回倒好，要进大牢了。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吞并28师的大好机会吗？受此波折的冯德麟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这个时候搭救他一把，更显“绿林人士”素所称道的“义”字，再施以金钱，就不愁28师的弟兄们不归顺了。情形也确实如此，原为冯德麟部将的汲金纯，后来就成了张作霖的一员虎将。
于是，张作霖电告冯德麟：“永居北京甚为危险，速从陆路沿长城单骑来归，当于适当地点出迎”。但冯德麟却没有听从张作霖的劝告，而是带着卫队，换了便装，打算乘火车返回东北。刚到天津，就被曹锟的侦缉队抓个正着，冯德麟、张海鹏及属下官兵200余人，悉数被抓。
7月14日，段祺瑞进入北京，“三造共和”。同日，冯德麟被押赴北京。8月15日，冯国璋大总统宣布：“冯德麟因叛变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冯夫人曾对外孙张文琦讲：“你老爷被扣后，我曾多次到奉天找张小个子商议解救办法。张小个子还是有良心的，要是他撒手不管，你老爷落在段祺瑞手上，那还有个好！”关于张作霖的义气，冯夫人谈道：“张小个子逢年过节必亲来北镇拜望，二人见面，你老爷也不给张小个子好脸色。”“那张小个子可不是一般人！从始至终笑脸相对，嘘寒问暖不让你老爷露个笑脸硬是不告辞。”
其实，话说回来，张作霖也可以不管冯德麟的死活，28师仍是张的囊中之物，但张作霖念其旧谊，加以施救，也算是有“江湖道义”；再说，把冯德麟弄回奉天，看着昔日与自己一较短长的对手重归“秀才本色”，岂不更加放心？于是，张作霖致电段祺瑞，为冯德麟说情；同时27师、28师等旅、团、营长百余人，也联名为冯请命。不惟如此，辽西16县的乡绅也被动员起来，上书北京政府，请求宽恕。10月15日，法院判决冯德麟“参加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鸦片罪罚八百元”，随即释放。为了顾全冯德麟的面子，段祺瑞又任命冯德麟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但也只是闲职而已。
而张作霖这边呢，当然不会放弃送到嘴边的肥肉，任命孙烈臣为28师师长。不过，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也是费一番周折的。孙烈臣担任28师师长后，冯部将汲金纯、张海鹏两旅长并不买账，张作霖只得改任孙烈臣为27师师长，自行兼任28师师长。其间，张海鹏还暗地联络，谋求冯德麟复职，但终归失败。经过一番考察，汲金纯获得张作霖的信任，得任28师师长之职。至此，张作霖完全把持了奉天军政大权，当上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也打下了称霸东北的基础。
败走“华容道”，冯德麟下野
被剪去羽翼的冯德麟也只能“认命”了，在与张作霖的争斗中，他败得一干二净。1918年9月，张作霖请冯德麟出任顾问。1920年，张作霖与徐世昌大总统协商，任命冯德麟为“三陵承办盛京副都统兼金州副都统”，这是一个对张作霖没有威胁性，但又有很多油水的差事，专管东陵、北陵、永陵的守护及所属土地，又系皇帝钦命，颜面上也算是过得去了。加之三陵所属土地租税收入颇多，也可在精神上自慰了。
1918年以后，冯德麟自认再无出头之日，转而经商，“主业不收副业补”嘛。关于冯德麟到底赚了多少钱，从一个数字中可窥见一斑。1928年，冯庸创办冯庸大学，投入310万元，放到现在，至少也有上亿美元了。当然，这也与张作霖的关照分不开的，在建设奉天铁道时出了纰漏，误了工期，罪可至杀头，但因为是冯德麟的手下主办，张作霖也只是一笑了之。对此，冯夫人也心存感激，他对外孙张文琦讲：“你老爷脾气暴躁，性格刚烈，在野的八年中（1918－1926）给张作霖不少气受，张小个子绝无怨言，大度呀！有一年你老爷去帅府找张小个子要条件，穿着长袍马褂，在长袍袖口内藏把手枪。举茶之间枪不慎掉了下来，张小个子说，大哥！你到我这里来还带着家伙干吗？我张作霖再不济也不能对大哥不义呀！后来你老爷也常念叨，小个子这人还是有良心的，是真心想弥补这辈子对我的亏欠！”这些琐事由赵懿仁亲口说出，可证实张、冯二人虽然纠缠不清，但后期还是相处得不错的。
1924年，冯德麟退职，回北镇养老。不过，冯德麟终究放不下自己的过去，郁郁寡欢，1926年8月11日，突发心脏病而死，时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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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技高一筹，结拜大哥冯德麟败走华容道
2011-06-08 16:19阅读：49,371
在张作霖早年的对手中，冯德麟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他不仅出道比张作霖早，其实力也一度居于张作霖之上。直至张作霖受封27师师长，冯德麟亦同时受封28师师长，其势力仍与张伯仲之间。有资料称，1916年，袁世凯原本有让冯德麟治理奉天的想法，但在张、冯二人合谋驱段时，冯德麟扮的是黑脸，从而惹恼了段芝贵，到北京后便在袁世凯面前“保张贬冯”，才使得张作霖最终胜出。这一说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冯德麟的势力非同一般。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张作霖和冯德麟这两股势力，必然要争出个高低上下的。那么，冯德麟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且听慢慢道来。
张作霖与冯德麟早年为匪
冯德麟，生于1868年，卒于1926年，原名冯玉琪，又名冯麟阁，字阁忱。按年龄算，比张作霖大7岁，二人有八拜之交，所以冯是张的盟兄。而且，二人还是同乡，都是海城人，看起来，海城这个地方，颇不寻常，名人辈出。
单田芳在他的经典评书《乱世枭雄》中说，张作霖为匪，汤玉麟是领路人，其实不然，就现有资料来看，很难说谁是领路人，但冯德麟对张的影响是颇深的。我们知道，张作霖早年曾随继父学过两年兽医，前来医马的人中，就有黑道土匪。后来，张作霖不愿整日闷在家里，跑到广宁图河堡镇的一个大车店里当佣工，也负责医马，因为张作霖服务周到勤快，左右逢源，结交了不少道上的朋友，也长了一些见识。当时，辽西巨匪冯德麟和杜立三等人经常出入这个大车店。冯见张作霖处处透着一股机灵气，也很喜欢张作霖，张作霖当然也很崇拜冯德麟这样的绿林好汉，围前围后的，冯德麟就给他讲了许多土匪的故事，把土匪生活说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当时流传的民谣说的那样：“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这对于日后张作霖投身绿林，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说起来，冯德麟与张作霖的出身也差不多，均是贫寒人家，但冯比张壮实，人高马大，放荡不羁，以强悍闻名乡里。有资料称冯德麟中过秀才，但《沈阳文史资料》所载魏福祥的文章《冯德麟其人其事》中，称冯德麟17岁就当“胡子”了。这就有了疑问，如果冯氏17岁之前就考取了秀才，可称才子，按理不该去当胡子，考个举人，岂不更好？如果他是当了“胡子”之后考的秀子，那考试的时候不怕挨抓吗？由于冯德麟下台的时间较早，史料记载不多，尤其是他早年的经历，语焉不详，抑或相互矛盾，也是难免的。
关于冯德麟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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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考取了秀才后，无缘功名，便在乡里充当刀笔手，包揽词讼。后遭人陷害，告他通匪，被关进大牢，不想在牢里竟真的认识了几个“胡子”，一合计，就演了一出“越狱门”，出去后就真的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冯德麟早年在县衙充当衙役，但因与绿林交往而被解职。也有疑问，如果冯真的是秀才，那么一般来说，就不会再做衙役了。再说，如果他做衙役时，真的通匪，恐怕也不是解职这么简单了。
不管怎么说，冯德麟当了“胡子”，倒是真的。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李鸿章和日本人签的那个劳什子《马关条约》，本打算把辽东半岛也像台湾和澎湖列岛一样，割让给日本的。不料，沙俄半路插了一杠子：有这等好事，干吗不跟我商量，干吗不想着我？于是，沙俄便联合德国和法国，向日本发出“友善劝告”：“今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和平，故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为了使自己的“友善劝告”更有说服力，俄德法三国还准备派出军舰，驶往远东——说得动就说，说不动就让大炮帮着“说”。日本也挺上火，没想到半路还杀出三个程咬金，入室抢劫的遇到拦路抢劫的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到嘴的肥肉吐了出来。当然，日本鬼子也没忘了讹诈，愣是要去3000万两“赎辽费”，就像“胡子绑票”似的，命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他却偏要让你花钱“买”。
起初，李鸿章还挺兴奋，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联俄制日”？但李鸿章也没高兴多长时间，因为这三国都没安好心，沙俄对远东的“领土需求”就不必说了，法国和德国当然也持这种想法。在这里，笔者援此一段德国外长的谈话，就全明白了。这是德国外交部长皮洛于1897年12月6日在国会上的演说：“我们所必须要求的是，使德意志传教士，德意志企业家、德意志商品、德意志国旗、德意志商船在中国应受尊重，正和其他强国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那样……一句话说来，我们完全不愿把人家推在阴暗里，但我们自己要求在太阳下的地位。”最后一句话似乎是在说：她们都当婊子了，却让我们当处女，那可不干。
果然，狐狸的尾巴很快就露出来了，1896年，俄国强签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1898年，又租借旅顺和大连；德国则强占胶州湾。一时间，瓜分中国的热潮开始了。
这是国际大背景，而沙俄在东北的倒行逆施，较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1900年，沙俄借义和团变故，侵入东北。清廷无能，官府糜烂，受苦的自然是老百姓了。历史上，民不聊生的时候，必然盗贼丛生。为了抗击劫掠，地方乡绅纷纷成立“乡团”。这些乡团在天亮的时候，“保境安民”，但天黑的时候，也可能会“打家劫舍”，以解决“经费”之类的问题。东北的老辈人也确实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些“乡团”与啸聚山林的土匪，一概称为“胡子”。
1900年，在辽阳界内的高家坨子，冯德麟成立“大团”。冯德麟的“大团”是在黑山县齐家窝棚的举人刘春烺的支持下成立的，刘春烺还专门到奉天疏通，得了官府的认可，算是办了“营业执照”，所以发展较快。
沙俄入侵东北后，冯德麟的势力更有了长足发展，先后有牛庄、海城、黑山、北镇等小股匪帮前来投靠，人数猛增至数百人。当时，冯对外号称有108帮，各帮头目以梁山好汉自居，号称“一百单八将”。
冯德麟抗俄
应当说，冯德麟虽然当了“胡子”，但盗亦有道，他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对“势力范围”内的村民还算不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庚子国变后，沙俄侵入东北，激起东北民众的愤恨，冯德麟的“保安队”在“执行职务”时，多次与沙俄侵略军遭遇，屡有冲突。沙俄侵略军对冯德麟的“骚扰”相当生气，1901年2月，沙俄派马队突袭，将冯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在一次转押途中，沙俄轮船上的司炉是中国人刁玉亭，他很佩服冯德麟的骨气，乘俄军不备，帮助冯逃了出来。1903年，冯德麟返回家乡，重召队伍，在海城、盘山、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活动，在为匪的同时，也抗击俄军。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其实早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候，日本就憋着劲儿要打俄国了。甚至更早些时候，日本制订大陆政策的时候，就是与俄为敌的思路。因为日本要占领我国东北，而俄国也想要。这样矛盾不可调和，只能用战争来解决。但这样的战争，只能说是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就好像路上有两只狗，一只黑狗，一只白狗，我们也可以说，路上有两只癞皮狗。令人扼腕的是，这场战争竟然是在中国境内打的。但总体来说，是沙俄“欺负”中国在先，本来，“八国联匪”侵入中国后，清政府已经讨饶，按着他们的意思签订了《辛丑条约》，又许了一大堆“量中国之物力，结与众国之欢心”的条件。按说，他们除了按照条约规定驻留军队外，也该撤兵了，但沙俄却赖在东北不走。这次，日本学着沙俄“干涉还辽”的旧例，也是打着“帮助”中国的旗号的。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角度来说，冯德麟以及张作霖等人在当时的情境下，帮助日本人做事，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虽然这不过是前门驱狼，后门揖虎的举措。
俄军出兵辽西，大肆为恶，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冯德麟及其部下汲金纯组织了“花膀子队”，骚扰俄军。所谓“花膀子队”，其实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就是这些队伍不着军装，仍旧穿老百姓的衣服，为了识别，就在胳膊上戴上袖标（也有说在胳膊上刺花纹的），类似于陈近南在脚底板刻上“反清复明”一样。
冯德麟的“花膀子队”在抗击俄军时，屡有斩获，受到日军的关注和赞扬。恰逢日军在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便邀冯参加。冯也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想法，投靠了日本。谈判成功后，冯德麟从日军手里弄来二十几车军火，充实了战斗力。此后，冯德麟的队伍利用熟悉地形等有利条件，灵活出击，击溃了几股俄军。
1905年3月10日，日军占领沈阳，旋即攻入吉林，俄军节节败退，日军胜利在望，就是说，用不着这些“花膀子队”了，便想“依例”遣散。但冯的力量较大，日方担心“遂失该党之心”，引发事端，又想日后或可继续利用，便劝说清廷招抚。清政府也不敢立下决断，招了吧，“有害中立”，怕俄国责难；不招又怕“祸贻地方”，便采取了权宜之计，要求冯遣散队伍，但又给冯德麟等领军人物一些好处，比如发给“工资”，许诺“和议”之后，再行委任。据载，福岛安正（后任关东洲都督）曾亲自向盛京将军赵尔巽保荐冯德麟：“杜（辽西巨匪）不足信，愿君图之；冯某忠实，久不渝也。”赵尔巽信以为真，便招纳了冯德麟，委为河防营管带，后升为新安军统领、巡防营后路帮统、巡防营左路帮统，进而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
由此而言，冯德麟投身绿林较张作霖早，其为官也较张作霖早，而且，不仅与日军高层“友好”，也与盛京将军有所交往，可谓根深蒂固。
冯德麟“保皇”
现在，人们多谈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时的“作为”，而鲜有提及冯德麟的“动作”。其实，在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动中，冯德麟也是出了大力的。1911年11月17日，奉天革命党人兰天蔚、张榕等人组织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拟议推翻清政府，响应南方革命。以赵尔巽为首的保皇派，出动军队，联合地方军阀，拼命镇压革命党人。这期间，冯德麟和张作霖一样，坚定地站在赵尔巽一边，是最为得力的清廷鹰犬。革命烽火四起的时候，张作霖将中前路巡防营开进省城，稳定了赵尔巽的阵脚；冯德麟则率左路巡防营死守辽西，卡住山海关咽喉，使关内外革命党人难以联络。冯还亲自带兵驰赴辽中、黑山、彰武等地，围剿革命党人。冯德麟向赵尔巽表白说，他这样做，“稍酬知遇（指受招抚）之恩，借图犬马之报”。赵尔巽对冯德麟也是相当赞赏的，称冯“忠义奋发”，“力斡危机于万一”，还赠给冯德麟貂裘一件，以示嘉奖。
可以说，在镇压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张、冯的“军功”，缺一不可。加之二人手握军权，因而1912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时，袁世凯任张为27师师长，冯为28师师长，同领中将军衔。至于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三等宝光嘉禾章，袁世凯就更不吝惜了，也有冯德麟的份儿。但令冯德麟不平的是，张作霖的驻地在省城，而他的驻地却在北镇，远离奉天政治中心。
1915年，袁世凯积极筹划复辟帝制。这年8月，袁派其心腹段芝贵充任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抚使。张、冯对段的到来心存不满，但因时机未到，只得按下心中“委屈”，尽心“服侍”段芝贵。说不定袁世凯真的当了皇上，好事就会从天而降呢，事实上，张、冯二人均未受到过新思潮的熏陶，因而对帝制满怀眷恋。在段芝贵的暗示下，张、冯等人联名向北京参政院发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但张、冯这等绿林人物，又都属投机分子。他们的原则是，出来混，总是要卖的，只是价钱得公道。后来眼见袁世凯帝制难为，就从袁的船上跳了下来，他们可不想为袁殉葬。于是，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打出“奉人治奉”的旗号，驱逐段芝贵。因为驱逐了段芝贵，就有了乱中夺权的机会。
张作霖与冯德麟共谋“驱段”
据夏林根《东北王张作霖》一书称，“驱段”的主意还是冯德麟出的。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就算他足智多谋，也较张作霖略逊一筹。因为他只看到“驱段”的好处，却没有看到段芝贵的“能量”，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段芝贵再怎么也算得上是一方诸侯，与袁世凯交情至厚，若是寻着机会，必然会施以报复。而一旦报复起来，首先就是冯德麟这个“吓”他走的黑脸，而对“哄”他走的张作霖，却有可能网开一面。
说起“驱段”的情节，大致说法是这样的。一天，冯德麟去找张作霖，密谋“驱段”。但张作霖装傻充愣，计无所出。冯德麟便提出“武戏文做”，由28师唱黑脸，武力相逼；27师唱白脸，连哄带蒙。张作霖说：大哥妙计。
但“驱段”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也有不同说法。冯德麟的夫人赵懿仁就认为主意是张作霖出的，冯德麟被张作霖给耍了。1948年，冯夫人随子女迁往台湾，长子冯庸当时任高雄港口中将司令，赵懿仁与女儿及外孙张文琦等同住高雄市盐埕区五福四路高雄港务局宿舍。当时正是张文琦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少年时期，张文琦与姥姥朝夕相伴，听到了许多“奉军内幕”。提及张作霖，冯夫人的称呼是“张小个子”，她说：“1916年，张小个子打着‘奉人治奉’的旗号，鼓动你姥爷扮红脸作势驱赶段芝贵，得罪北洋系领袖袁世凯，事成后张小个子反而得到实惠，你姥爷因得罪当道而受过。”“你姥爷好冲动，个性刚烈但讲义气，相信‘奉人治奉’的说法，结果全给张小个子耍了……”
这么说，“驱段”的主意还是张作霖拿的，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实情。反正，此后的一天夜里，段芝贵在将军府听到了枪声，正在惊慌之间，张作霖跑来禀报，说28师反对上将军，要惩办“帝制祸首”，已经把部队开过来了。不过，张作霖又说，他已经派了两个团上去，估计能“平息”事态。哪知过了没两天，张作霖又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说“和谈”未成，28师已全线开拔，又说27师也有异象，有些中下层军官已与28师串通，拟作内应。段芝贵忙问计将安出，张作霖便说这三十六计么……段芝贵本能地想到下句：走为上计。
从多种资料上分析，段芝贵委实算不得什么好人。段生于1869年，卒于1925年，安徽合肥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任北洋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他拜袁世凯为义父，因而官运亨通，不几年即为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陆军第三镇统制，1912年，任拱卫军司令官兼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1915年8月，段芝贵改授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抚使。9月上旬，段联合14省将军上书袁世凯，请求“速正大位”。因拥戴有功，被封为第一公爵。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段芝贵被列为“七凶”之一。但由于冯国璋说情，未受追究。不久，又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要人。1917年“府院之争”，段芝贵赴徐州怂恿张勋进津调解。7月，张勋率兵进京，乘势扶植宣统复辟。段祺瑞起兵讨逆，段芝贵竟然出任讨逆军西路总司令。张勋兵败之际，大骂段芝贵等人“翻云覆雨”，不讲信义。
话归前言，当段芝贵以赴天津“养病”为名，从奉天逃走时，贪婪的本性也没有改，临走时从官银号取出200万公款，还拿了一批军火。据称，张作霖又送了段芝贵一些“薄礼”，依依不舍地说：“上将军保重，等奉天地面平静下来，卑职亲去迎接”，但随后就将段芝贵的行踪告诉了冯德麟。
当段芝贵的专列到达沟帮子车站时，冯部汲金纯旅长率部对天鸣枪，拦截火车。若在往时，有人胆敢拦截上将军的车，准是不想活了，但这个时候，段芝贵虎落平阳，也只有干瞪眼了。汲金纯见到段芝贵后，取出一封电报，大声宣读：“查段芝贵为帝制祸首，拟处应得罪行。竟携200万巨款并大宗军火畏罪潜逃，电请汲旅长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置。”随后又软中带硬地说：“上将军，民意难违，请多多包涵。”这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登上火车，将段芝贵带走的东西，统统搬了下去。这时，段芝贵只得接通张作霖的电话，张作霖故作惊讶，说还有这等事儿，请汲旅长接电话。汲金纯接过电话，哼哼哈哈地说：“张师长……什么……放上将军专列走……民意难违呀……这是冯师长的命令……一切由你承担……你给冯师长打电话！……好，张师长的面子我哪敢不给？”
段芝贵狼狈不堪地逃回北京，向袁世凯汇报了奉天的形势，又苦着脸说了自己回来的经过，袁世凯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好言抚慰几句而已。
两虎相争，冯德麟“兵变”
逃回北京后，段芝贵心有余悸，说什么也不肯回奉天了。这时又有形形色色的消息从奉天传来，有说奉天要独立的，也有说“奉人治奉”的，还有一种更吓人的说法，说张作霖已和冯德麟联合，准备攻打北京。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袁世凯都害怕，大西南的护国运动如火如荼，如此东北再“后院起火”，这“袁氏江山”该如何得了。而东北又委实不好治理，索性就“奉人治奉”吧，只要当下不生事端，待平定了西南“叛乱”，再作计较。
问题是，究竟用哪个“奉人”来治理呢，有此实力者，大约只有两个人，张作霖和冯德麟。有资料称，袁世凯以为，张作霖狡诈奸险，而冯德麟老成持重，因而有意选择冯德麟。但一征求段芝贵的意见，天平就开始向张作霖倾斜了。其实，段芝贵也可能会想到，张作霖对他的恭顺只是表面的，但“竖着好吃，横着难咽”，再怎么样也比冯德麟派兵拦截自己，打算押往奉天“治罪”要好吧。因而极力反对任用冯德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成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不久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张作霖就成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而冯德麟呢，只得了个奉天军务帮办的位子，屈于张作霖之下，这怎不令他恼怒异常？其实，张作霖也知道，自己虽然处于上风，但有冯德麟的28师在，他这个位子就不算稳当，所谓一山难容二虎。看起来，就像两个被推上台的拳击手一样，不倒下一个，是不行了。憋着一口气的冯德麟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架式，迟迟不予就职。张作霖派同是“把兄弟”的吴俊升、马龙潭两人出面“劝进”，也不得要领。
张作霖到底是能伸能屈之人，使起了“苦肉计”，派25旅旅长孙占鳌携重金前往北镇，恭迎冯德麟回奉天就职。这次，冯德麟倒是同意回奉天了，但不知进退的冯德麟竟是率着五营人马回奉天的，在风雨坛设立28师办事处，与张作霖对峙。奉天是张作霖的防地，冯德麟这么做，往轻了说，是示威；往重了说，是宣战。另外，锦西、兴城等铁路要冲也被28师占据。形势很明显，冯德麟要破釜沉舟，给张作霖来上一个“关门打狗”。一时间，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风满楼，奉天陷于慌乱之中。
但张作霖还是忍下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虽说27师比28师多两个团，实力、装备略胜一筹，但要“全歼”28师，也不可能。更何况，28师驻地分散，又是“土匪”的底子——东北地广人稀，冯师长若是再占山为王，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冯德麟也不是孤家寡人，他内有黎元洪庇护，外有日本支持，一打起来就是两败俱伤。位子还没坐稳，一旦轻启战端，就会贻人口实，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张作霖找来心腹谋士袁金凯，袁金凯道出一文一武两个计策。文策：假意退让，分化瓦解，重金收买，适时吞之；武策：针锋相对，逐出奉天，扣押冯氏，遣散部属。张作霖又问何者为高，袁金凯微微一笑，答以文策为上。张作霖说正合我意。便在“文策”上下功夫，先是派人慰劳进驻奉天的28师官兵，随后又召开27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大骂段芝贵有意离间他们兄弟间的感情，以至弄出种种误会，说到动情处，张作霖还掉了几滴眼泪。接着又宣读了一封发给北京的通电，大意称作霖无德无才，难堪大任，而冯德麟德高望重，文武兼修，奉天局面，非冯德麟出面不可。
其实，这一切都是演给新闻记者看的，封疆大吏的任用，岂同儿戏，说换就换？而这种说辞一经报道出去，就连冯德麟的部属也以为张作霖大人有大量，仁至义尽，冯德麟反倒显得里外不够人了，只好“松动”一下，指名要与张作霖谈判。但冯德麟的要价还是偏高，他提了四点要求：
1、权力相等；2、在广宁设置帮办公署，编制、开支与将军公署相同；3、拨专款20万（一说50万），用于28师创办飞机大队；4、28师增兵7个营，与27师兵力相等。
接了这四个条件，张作霖的肺都气炸了，心说冯德麟你欺人太甚，登鼻子上脸，但表面还是不动声色，表示一定按照冯德麟的要求办，要冯静候佳音。
回到公馆，张作霖又同袁金凯、杨宇霆商议，杨宇霆老谋深算地说：“这四个条件提得好，还怕他不这么提呢。”此话怎讲？他冯德麟故意难为咱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将这四个条件呈报北京，北京方面绝对不会答应他的。到那时，看他冯德麟还有啥话说。同时，杨宇霆也提到，对冯德麟也不能一味迁就，要软磨硬泡，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现在形势已经很清楚了，他冯德麟也不敢轻易开战，这回该轮到咱们调兵遣将了。
于是，张作霖在呈报北京的同时，又令杨宇霆在将军公署后垣搭建炮台一座，而张作霖的两个团也开进奉天，黑山、新民等地也充实了兵力。这样一来，冯德麟先机尽失。结果果如所料，北京回电另设“帮办公署”，“于体例不符”，拒绝了冯的要求，只答应每月另发公务费15万元。张作霖动辄拿北京来压制冯德麟，冯也是有苦说不出，又见张调兵遣将，摆出一副说不拢就打的阵势，也有点发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张冯的矛盾也极为关注，派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日再赴沈进行调解，并请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参加，但终未达成协议。冯德麟见势不妙，于3月6日重返北镇。这一次，张作霖来硬的了，行使督军权力，免去冯德麟军务帮办职务，撤掉28师驻沈阳办事处。就这样，冯的“兵变”未及实施，便以失败告终。返回北镇后，冯德麟意志消沉，暂时也没有什么动作。其实，如果他真的不再有所“动作”，倒也可能再有出头之日，据传，北京政府曾打算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虽说因局势不稳而流产，但也说明，北京政府并未对他完全失望。
冯德麟参与“复辟”，一招棋错，全盘皆输
偏偏冯德麟又犯了一个更加致命的错误，居然搭了“张勋复辟”这趟车。他可能认为，如果复辟成功，自然会加官进爵，取代张作霖也就易如反掌了。而张作霖更加计高一筹，同意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的身价进京活动，如果复辟成功，则张也不失“拥戴之功”；如果失败，自然又是冯德麟这个倒霉蛋儿顶着。若干年后，冯德麟的夫人赵懿仁曾与外孙张文琦谈及此节：“张勋复辟时，密电召你老爷和张小个子到北京会商，张小个子又故伎重施，推举你老爷为领导，代表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官兵，在卫队营护卫下进京支持复辟，结果失败”。
但冯德麟却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兴冲冲地直抵北京。拜见张勋时，冯德麟表示愿为前驱，为复辟出力，又称自己握有28师，兵强马壮，以增加自己的身价。张勋力量不足，也确实想拉他“入伙”，利令智昏的冯德麟下令调28师部分官兵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在张勋的授意下，溥仪皇帝封他为“御前侍卫大臣”，又“赏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其时，冯德麟志得意满，以为交了好运，但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张勋复辟不过是一场匆匆谢幕的“闹剧”。张勋、冯德麟不久就成了“政治小丑”，惶惶不可终日。
无奈，冯德麟只得求救于张作霖，张作霖起初也想看他的哈哈笑，放着帮办不当，这回倒好，要进大牢了。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吞并28师的大好机会吗？受此波折的冯德麟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这个时候搭救他一把，更显“绿林人士”素所称道的“义”字，再施以金钱，就不愁28师的弟兄们不归顺了。情形也确实如此，原为冯德麟部将的汲金纯，后来就成了张作霖的一员虎将。
于是，张作霖电告冯德麟：“永居北京甚为危险，速从陆路沿长城单骑来归，当于适当地点出迎”。但冯德麟却没有听从张作霖的劝告，而是带着卫队，换了便装，打算乘火车返回东北。刚到天津，就被曹锟的侦缉队抓个正着，冯德麟、张海鹏及属下官兵200余人，悉数被抓。
7月14日，段祺瑞进入北京，“三造共和”。同日，冯德麟被押赴北京。8月15日，冯国璋大总统宣布：“冯德麟因叛变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冯夫人曾对外孙张文琦讲：“你老爷被扣后，我曾多次到奉天找张小个子商议解救办法。张小个子还是有良心的，要是他撒手不管，你老爷落在段祺瑞手上，那还有个好！”关于张作霖的义气，冯夫人谈道：“张小个子逢年过节必亲来北镇拜望，二人见面，你老爷也不给张小个子好脸色。”“那张小个子可不是一般人！从始至终笑脸相对，嘘寒问暖不让你老爷露个笑脸硬是不告辞。”
其实，话说回来，张作霖也可以不管冯德麟的死活，28师仍是张的囊中之物，但张作霖念其旧谊，加以施救，也算是有“江湖道义”；再说，把冯德麟弄回奉天，看着昔日与自己一较短长的对手重归“秀才本色”，岂不更加放心？于是，张作霖致电段祺瑞，为冯德麟说情；同时27师、28师等旅、团、营长百余人，也联名为冯请命。不惟如此，辽西16县的乡绅也被动员起来，上书北京政府，请求宽恕。10月15日，法院判决冯德麟“参加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鸦片罪罚八百元”，随即释放。为了顾全冯德麟的面子，段祺瑞又任命冯德麟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但也只是闲职而已。
而张作霖这边呢，当然不会放弃送到嘴边的肥肉，任命孙烈臣为28师师长。不过，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也是费一番周折的。孙烈臣担任28师师长后，冯部将汲金纯、张海鹏两旅长并不买账，张作霖只得改任孙烈臣为27师师长，自行兼任28师师长。其间，张海鹏还暗地联络，谋求冯德麟复职，但终归失败。经过一番考察，汲金纯获得张作霖的信任，得任28师师长之职。至此，张作霖完全把持了奉天军政大权，当上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也打下了称霸东北的基础。
败走“华容道”，冯德麟下野
被剪去羽翼的冯德麟也只能“认命”了，在与张作霖的争斗中，他败得一干二净。1918年9月，张作霖请冯德麟出任顾问。1920年，张作霖与徐世昌大总统协商，任命冯德麟为“三陵承办盛京副都统兼金州副都统”，这是一个对张作霖没有威胁性，但又有很多油水的差事，专管东陵、北陵、永陵的守护及所属土地，又系皇帝钦命，颜面上也算是过得去了。加之三陵所属土地租税收入颇多，也可在精神上自慰了。
1918年以后，冯德麟自认再无出头之日，转而经商，“主业不收副业补”嘛。关于冯德麟到底赚了多少钱，从一个数字中可窥见一斑。1928年，冯庸创办冯庸大学，投入310万元，放到现在，至少也有上亿美元了。当然，这也与张作霖的关照分不开的，在建设奉天铁道时出了纰漏，误了工期，罪可至杀头，但因为是冯德麟的手下主办，张作霖也只是一笑了之。对此，冯夫人也心存感激，他对外孙张文琦讲：“你老爷脾气暴躁，性格刚烈，在野的八年中（1918－1926）给张作霖不少气受，张小个子绝无怨言，大度呀！有一年你老爷去帅府找张小个子要条件，穿着长袍马褂，在长袍袖口内藏把手枪。举茶之间枪不慎掉了下来，张小个子说，大哥！你到我这里来还带着家伙干吗？我张作霖再不济也不能对大哥不义呀！后来你老爷也常念叨，小个子这人还是有良心的，是真心想弥补这辈子对我的亏欠！”这些琐事由赵懿仁亲口说出，可证实张、冯二人虽然纠缠不清，但后期还是相处得不错的。
1924年，冯德麟退职，回北镇养老。不过，冯德麟终究放不下自己的过去，郁郁寡欢，1926年8月11日，突发心脏病而死，时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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