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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公文史料看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史实与法理(2)
2012-09-22 09:42:19 中国青年报 【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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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内务大臣野村靖提出核夺我钓鱼岛的公文
日本关于钓鱼岛领土主张的三个要点是强词夺理
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提出三个基本要点：一、 中国提出的历史上、地理上、地质上的依据不能构成国际法上的有效论据证明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二、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先占取得钓鱼岛主权。三、钓鱼岛不包含在《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的由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及附属岛屿的范围之内。
赵英军对此一一作了驳斥。
首先，日本企图用国际法上的“时际法”概念否认中国拥有主权的论据。这一观点的实质是：日本否认古代传统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国家主权，是将所谓的西方近代国际法规范作为判断与评价古代中国取得领土主权的依据。中国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与中国其他领土一样，是在传统的世界秩序中取得的，不能按照近代西方国际法规范对古代中国取得领土主权进行判断。
其次，日本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先占取得钓鱼岛主权。日本的依据是，1895年（明治2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公文中的记述：“附件中内务大臣呈请审议如下事宜，关于位于冲绳县八重山群岛之西北被称为久场岛、鱼钓岛之无人岛，近年有人试图从事渔业等，须加以取缔之。对此应批准该岛归由冲绳所辖，按照该县知事申请，准其修建标桩。此事应如建议顺利通过。”
日本内阁批示如下：“ 按照《关于修建标桩事宜》的申请办理。”
其实，在此10年前的日本公文史料中，就已对钓鱼岛问题进行过讨论。日本明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却伺机窃取。据日本第315号公文史料（上图）记述，1885年（明治18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在递交“关于对久米赤岛及另外两岛调查情况的呈文”中写道：
“内务大臣伯爵山县有朋阁下: 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所接受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将此等接近本县所辖之久米、宫古、八重山等群岛之无人岛隶属冲绳县下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桩仍有所疑虑。预定10月中旬前往上述两岛的出云号汽船返航并立即呈报实地调查后，再就建立国标等事宜，仰恳指示。”
随后，1885年（明治18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伯爵井上馨在给内务大臣伯爵山县有朋的亲展第38号公文史料中写道：
“经冲绳县对散在于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无人岛——久米赤岛及另外两岛的实地调查，于本月9日以附件甲第38号就建立国标进行商议。几经熟虑后，认为右开各岛屿靠近清国国境，非以前调查过的大东岛可拟，其周围看似很小，清国竟附有岛名。近来清国报纸等盛载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的清国属岛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于频频敦促清政府注意之际，我们若于此时公然建立国标，反易招致清国之猜忌。当前仅须实地调查港湾形状及开发土地物产可能性并作成详细报告。至于建立国标之事，须俟他日时机。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均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上述答复，顺申拙官意见。追申：望处理后返还此文件。”
井上馨所提及的清国报纸等，包括1885年9月6日《申报》刊载的“台岛警信”一文：
“《文汇报》登有高丽传来信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踞之势。未息是何意见，姑录至以俟后闻。”
然而，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随即露出狰狞面目，公然窃夺我钓鱼岛。
此事在日本史料公文秘别第133号（上图）中有所记载：
“外务大臣子爵陆奥宗光钧鉴：为在久场岛、鱼钓岛树立管辖标桩事，如附件甲所示，冲绳县知事早已呈报在案。关系此件之附件乙，系明治十八年时，业经与贵省磋商后，以指令下达。唯因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特此先行协商，敬希核夺。内务大臣子爵野村靖，明治27年(1894年)12月27日。”
1895年（明治28年）1月12日，野村靖再次上书公文：
“关于修建标桩事宜
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向为无人之岛，然近来有人尝试至该处捕鱼。故该县知事拟对该处实施管理，申请将上述各岛置于该县管辖之下设立标桩。因上述各岛归该县管辖已被认可，故应允其建设标桩。呈请阁议。”
随后就有了上述“按照《关于修建标桩事宜》的申请办理”的内阁批示，作为日本先占的依据。
赵英军分析说，从1885年至1895年“内阁会议”前，当时日本政府虽然觊觎钓鱼岛，但明确知道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的事实，也对中国的反应有所顾忌。1885年与1895年是两个不同时期，日本政府对是否窃取钓鱼岛态度截然相反，不是因为日本对钓鱼岛是不是无主地的判断有所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谓“唯因今昔情况已殊”——当时甲午战争虽然尚未结束，但清国败局已定。
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及其通过的决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未公开宣布。直至1968年，日本没有在钓鱼岛修建标桩。因此，日本的“先占”主张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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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于钓鱼岛领土主张的三个要点是强词夺理
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提出三个基本要点：一、 中国提出的历史上、地理上、地质上的依据不能构成国际法上的有效论据证明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二、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先占取得钓鱼岛主权。三、钓鱼岛不包含在《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的由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及附属岛屿的范围之内。
赵英军对此一一作了驳斥。
首先，日本企图用国际法上的“时际法”概念否认中国拥有主权的论据。这一观点的实质是：日本否认古代传统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国家主权，是将所谓的西方近代国际法规范作为判断与评价古代中国取得领土主权的依据。中国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与中国其他领土一样，是在传统的世界秩序中取得的，不能按照近代西方国际法规范对古代中国取得领土主权进行判断。
其次，日本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先占取得钓鱼岛主权。日本的依据是，1895年（明治2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公文中的记述：“附件中内务大臣呈请审议如下事宜，关于位于冲绳县八重山群岛之西北被称为久场岛、鱼钓岛之无人岛，近年有人试图从事渔业等，须加以取缔之。对此应批准该岛归由冲绳所辖，按照该县知事申请，准其修建标桩。此事应如建议顺利通过。”
日本内阁批示如下：“ 按照《关于修建标桩事宜》的申请办理。”
其实，在此10年前的日本公文史料中，就已对钓鱼岛问题进行过讨论。日本明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却伺机窃取。据日本第315号公文史料（上图）记述，1885年（明治18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在递交“关于对久米赤岛及另外两岛调查情况的呈文”中写道：
“内务大臣伯爵山县有朋阁下: 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所接受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将此等接近本县所辖之久米、宫古、八重山等群岛之无人岛隶属冲绳县下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桩仍有所疑虑。预定10月中旬前往上述两岛的出云号汽船返航并立即呈报实地调查后，再就建立国标等事宜，仰恳指示。”
随后，1885年（明治18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伯爵井上馨在给内务大臣伯爵山县有朋的亲展第38号公文史料中写道：
“经冲绳县对散在于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无人岛——久米赤岛及另外两岛的实地调查，于本月9日以附件甲第38号就建立国标进行商议。几经熟虑后，认为右开各岛屿靠近清国国境，非以前调查过的大东岛可拟，其周围看似很小，清国竟附有岛名。近来清国报纸等盛载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的清国属岛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于频频敦促清政府注意之际，我们若于此时公然建立国标，反易招致清国之猜忌。当前仅须实地调查港湾形状及开发土地物产可能性并作成详细报告。至于建立国标之事，须俟他日时机。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均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上述答复，顺申拙官意见。追申：望处理后返还此文件。”
井上馨所提及的清国报纸等，包括1885年9月6日《申报》刊载的“台岛警信”一文：
“《文汇报》登有高丽传来信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踞之势。未息是何意见，姑录至以俟后闻。”
然而，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随即露出狰狞面目，公然窃夺我钓鱼岛。
此事在日本史料公文秘别第133号（上图）中有所记载：
“外务大臣子爵陆奥宗光钧鉴：为在久场岛、鱼钓岛树立管辖标桩事，如附件甲所示，冲绳县知事早已呈报在案。关系此件之附件乙，系明治十八年时，业经与贵省磋商后，以指令下达。唯因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特此先行协商，敬希核夺。内务大臣子爵野村靖，明治27年(1894年)12月27日。”
1895年（明治28年）1月12日，野村靖再次上书公文：
“关于修建标桩事宜
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向为无人之岛，然近来有人尝试至该处捕鱼。故该县知事拟对该处实施管理，申请将上述各岛置于该县管辖之下设立标桩。因上述各岛归该县管辖已被认可，故应允其建设标桩。呈请阁议。”
随后就有了上述“按照《关于修建标桩事宜》的申请办理”的内阁批示，作为日本先占的依据。
赵英军分析说，从1885年至1895年“内阁会议”前，当时日本政府虽然觊觎钓鱼岛，但明确知道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的事实，也对中国的反应有所顾忌。1885年与1895年是两个不同时期，日本政府对是否窃取钓鱼岛态度截然相反，不是因为日本对钓鱼岛是不是无主地的判断有所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谓“唯因今昔情况已殊”——当时甲午战争虽然尚未结束，但清国败局已定。
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及其通过的决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未公开宣布。直至1968年，日本没有在钓鱼岛修建标桩。因此，日本的“先占”主张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