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过气的历史学家?

当硅谷的美梦充斥世界，过气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能否帮助我们防止噩梦降临？

撰文：伊恩·毕考克（Ian Beacock）

翻译：周官雨希

校译：陶小路

他是世界文明研究的巨擘。1947年，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因写出“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Capital）以来最具启发性的历史理论”而被盛赞。1921年9月，这位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英国年轻人登上了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伦敦的东方快车，那时距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还有很长时间。当时还是曼彻斯特卫报战地记者的汤因比刚刚完成了为期九个月的报道工作。他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他对进步的阴暗面的反思，巴尔干半岛各国安静地临窗而过。他观察到，现代科技可以把世界变得更好，但也可能引发灾难。机械的使用会因操作者的不同而产生天壤之别。人类对自然的掌控是要付出代价的。1921年的欧洲战场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工业时代的战争中冷却下来，数百万逝者的鲜血还没有完全干涸。这一切由战争带来的景象能让任何想知道的人了解到这场浮士德式的交易的条件，然而在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1920年代，想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欧洲人想要更好的生活，他们确信科技进步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一战之后，世界满目疮痍，从伦敦到莫斯科，合理化机制成为了常规操作：为了提高效率，经验主义的方法和新技术在城市景观、人口、脑力劳动和家庭事务中被大量运用。很多官员和活动家都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无论是物质的、组织的或者社会的）不能通过科技的方法解决掉。

听起来很熟悉吧！我们的时代也同样自信。我们乐观地认为科学思维可以解释世界，相信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迅速得到解决。我们开始把令人苦恼的社会和政治困境视为简单的设计失误，而这些错误可以通过技术官僚治国论的思路——结合数据科学和其他辅助工具——得到修正。进步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倡导进步这一信念的最具影响力的人在硅谷。在这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产业讲述了一个有关人类通过数码科技获得提升的进步主义的故事：我们即将从蒙昧的时代迈进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快乐、更开放的社会，那里的一切都会在经过测算和设计之后至臻尽善。

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我们渴望优化我们的锻炼方法、睡眠模式和妊娠，还有我们的警务策略、出租车服务和民航飞行。甚至连学院也被其深深吸引。从空间历史学到神经人文学（neurohumanities，有关神经结构、大脑认知和人文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数字化的研究方式风靡一时。大教室成为大众网络公开课侵扰的目标。似乎所有东西都能由科学思维获得解释，或者通过数字化革新得到改进。

我们是如此的自信，相信我们的能力足以改变世界。在这样的时刻，人文学科又意味着什么呢？几十年里，汤因比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同所有人一样对最新的发现和创造充满好奇，但他却并不认同科学可以阐释或改进一切。他对科技深思熟虑的批判提醒我们，诗人、历史学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必须骄傲、直率地捍卫作为一项道德事业的人文学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候尤其应当如此。人文学科熟稔有关危机和衰退的语言，如今它在试图寻找自我防御的方法。今天的人文主义者需要一点激励和鼓舞。我们需要挺直脊梁。在这点上汤因比可能会帮到我们。

然而，阿诺德·汤因比可能已经过时了。他曾短暂地受到媒体宠爱，却被他的学界同仁所轻视。他的关于世界文明兴衰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1934-61）长达十二卷本，写作过程极艰辛却错漏百出，放在图书馆书架上没人读。但是，汤因比以令人钦佩的、鼓舞人心的方式直面世界，他是科技时代的人文学者之典范。

有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授是汤因比一家的世交好友。汤因比小的时候偶尔会在这位教授家里过夜。对他而言，来这里最棒的事情就是可以去教授的书房。小汤因比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文学巨著，诗歌合集，最新的科学理论，地理、化学还有动物王国的调查报告。（也许他就是在这发现了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据他自己说他七岁时仅用三天就读完了整本书。）

然而，随着他逐渐长大，汤因比发现那些他最钟爱的需要极大的努力和才华方可成就的作品都被科学期刊取代了。这些期刊都是些纯技术性、没有灵魂的“空洞书卷，而且装订糟糕”。这不是智力上的进步，而是一场破坏性的（更是压倒性的）变革。他回忆到，图书馆被“入侵”，“五六份专业期刊不停出新刊”，书架不堪重负，“书籍狼狈后撤而期刊一路凯歌”。汤因比心灰意冷地发现那些他曾喜爱的书籍都被丢弃在了阁楼里，“在那里，雪莱的诗和《物种起源》一起被流放到放着明胶与微生物的玻璃瓶的做工粗糙的架子上”。年复一年，图书馆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我每次都觉得书房不论是看还是住都让我越来越喜欢不起来”。

和他童年时期的阅读习惯一样，汤因比对知识充满了渴求。这个无畏的绅士学者急切地去尽全力吸收世间的一切。在早期的相片里，他看起来的确很有那样的气势，他英俊、自信、朝气蓬勃、衣着华丽，眼神中充满好奇和恳切。和他这一代富有的欧洲青年一样，汤因比的职业生涯光鲜亮丽且足迹遍布全球。他先是在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读书，一战时供职于英国情报局，后来又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报道过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罪行，横渡过阿勒颇附近的幼发拉底河，采访过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和蒋介石，坐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跨苏联。即便在成为了杰出的历史教授之后，他也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以外的世界。

当时的世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最新的发明，下一个发明就又出现了：电话、无线电报、有轨电车、地铁、远洋客轮、飞机、电台、电影。20世纪20年代，机械化对欧洲人的震撼远超其他。工厂变成了耀眼的偶像，人们常常使用它来比喻其他事物。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把批量生产的逻辑用于对人的管理，个体的人被当成了机器上的齿轮。

汤因比将这种当时流行的科学原则和机械流程的结合命名为工业体系。这个名词在他的《历史研究》第一卷（1934年出版）里贯穿始终。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法，既有切实的解释能力又能有斐然的成果。但是他愤然反对那种认为无论什么事情工业体系都可以做到或者进行解释的想法。工业体系的问题在于它不知道何时止步，不断侵入到各种它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

以人文学科为例。历史学家开始从工业体系中寻找启发，借用其话语和手段做历史研究。对此汤因比感到非常愤慨。（他本不应该这样愤怒，因为历史学家本质上就是拾荒者。）1934年，他将历史学研究上的新动向斥为“历史思想的工业化”，并警告这样做所会导致的最好的结果是无稽之谈，最坏的则会导致创造力的严重缺失。为了紧跟时代，一些历史学者称他们的教室为“实验室”。汤因比认为这十分荒谬。他提醒读者说，研讨课并不是在人的控制下所做的化学调配，它更像幼儿园，学生在其中可以自然成长，思想也能够自然生发。

他对现代生活的回应是浪漫主义的，他认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科技会让我们的世界失去诗意和意义。

另外一个让汤因比更为担忧的事情是那种也许可以称为流水线式的历史书写的兴起：把通过学术分工生产出标准化的事实拼接在一起。汤因比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十四卷本的《剑桥现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902-12），该书覆盖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它由四个编者和十多位作者共同完成。他认为这样的作品更像是宏伟的工程，而非学术成就：“它们将和巨大的隧道、桥梁、水坝、客轮、战舰和摩天大楼列入同一行列，而这些作品的编辑将会和著名的西方工程师一起被铭记。”换句话说，这些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却不是真正的历史著作。最重要的是，汤因比为已故的阿克顿勋爵的职业生涯感到痛惜（编写《剑桥现代史》是阿克顿勋爵的主意，他也参与了编写工作）。阿克顿勋爵曾是“现代西方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但他的创新和才智却被扼杀了，这位伟大的学者沦落到如同在工厂里工作一样，仅仅是把多位作者提供的事实和章节拼接到了一起。

将人比作机器居于工业体系的中心位置，汤因比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个宏大的类比提出批判。他坚信人类不是机械，思想不是工厂。他在《历史研究》的第一卷里这样写道：“在行动的世界里，我们知道把动物和人类当作货物和石头一样对待将会是一场灾难。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将思想当作货物和石头对待就不是错误呢？”他对现代生活的回应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他坚信最根本的东西是不能被量化或者测算的，他认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科技会让我们的世界失去诗意和意义。工业体系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它把世界压缩了，然后自以为自己能够了解和控制这个被它压缩过的世界。正如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Jack Gilbert）在《希腊的冬日幸福》（“Winter Happiness in Greece”, 2009）中所写的，“即便我们拥有世界，世界也在我们掌握之外。”

1961年，汤因比曾这样坚持认为，“具有历史意识的人类事务研究者和具有科学思维的人在艰巨的共同事业面前是同路人，彼此不可或缺。”他并不是卢德分子。和同时代的科学家和工业巨头一样，他认为尝试一切和解释一切是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是汤因比心中的世界是一个色彩斑斓、交相辉映的多元世界。人类只有把一切思考方式都运用上才能获得对这个世界整全性的理解。他认为“我们需要自由地运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有时候是诗人的方式，有时候是历史学家的，有时候是科学家的。”今天的我们应当去效仿汤因比这种真诚的和自我反省式的知识多元主义。“工具不是万能的。可以打开所有门的万能钥匙并不存在。”

知识多元主义十分重要。宣传这个主张不会让人反感，它可以很轻易地获得一批追随者。学者们相互提醒要做到百花齐放就好像政治家们会呼唤跨党派合作精神重新焕发，这种提醒当然没有错，但其实它只是要求人文学者在批判某些问题时将烈度保持在最低水平。汤因比主张和谐，但他从不会在安全地带停留，而是会继续向挑战性更大的地方进发。他鼓励人文学者把自己看成更强有力的角色，比如积极的批判者和有道德关怀的思考者。

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或感觉说着不舒服）人文学科本质上关心的是价值的问题，比如：过上良善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或者，怎样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汤因比从来没有忘记这点。他伶牙俐齿且喜欢争辩，他深谙人文学科所探究的是一项道德事业，是一项需要开拓和改进的未竟之事。他知道人文学者必须是斗士，人文学者的力量有赖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去让公众直面与其自身有关的难题。

如今，我们亟需对科技做强有力的批判。正如汤因比所见，科学原则和技术革新可能会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铁路，一个更快的火车头，但是它们并不能很好地告诉我们谁可以买票，铁轨应该往哪里铺，或者我们应不应该坐火车。他在《文明经受着考验》（Civilisation on Trial, 1948）一书中写到，“人类不能只靠科技生活”。人文学者的职业责任就是要去挑战公众对科学进步和技术手段的信仰，去追问未来世界的运作方式会是怎样的，谁又会获利。我们要确保机器被正确的人正确地使用。

写硅谷的文章非常之多，关于智能手机和算法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问题也从来不缺少评论。最有轰动性的声音都来自于杰出的人文学者。莱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在为《纽约时报书评》撰写的文章中尖锐地控诉技术文化把广阔的人类话题压缩成了短短几行代码。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为《伦敦书评》撰写的文章中认为数字化生活是一种干扰，另外她还气愤地写道随性自在的旧金山消失了，它毁在了那些穿着帽衫、乘坐豪华巴士上班的年轻软件工程师手中，他们就像是一群“异族霸主”。我们确实有理由愤慨：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在我们匆忙的优化中失去了。然而我们仅仅是在为如谷歌巴士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事物感到心烦意乱，却没能提出有关数字化时代最有趣、最具建设性也是最激进的问题。科技一直都会存在，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应对。

我们需要评论家们能够去审视数码技术但不拒斥它，并且能够设想出运用它的另一种可能。

科学的原则和工具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自由，但它们也没有天生的破坏性。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们以及它们又是为了何种价值和谁的利益服务。硅谷最成功的公司往往宣称他们的服务价值中立。Google只是想让全世界的信息更加透明以及更易获取；Facebook谦逊地为我们提供了和我们在乎的人联系的更好的平台；Lyft 和Airbnb歌颂着朋友之间分享的美德，不论是新伙伴还是旧相识。如果这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它们确实相当无害。我们怎么可能会反对结交新朋友和学习新事物呢？

然而，每一项高科技服务都是被某种世界观所驱使的，这种世界观包含着一系列会产生影响力的假设：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作为邻居和公民的我们对他人负有什么义务，群体与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公共福祉和私人利益的界限在哪里。换句话说，科技有它自己的政治诉求。我们需要那些能还事情以其本来面貌的评论家，需要他们能够不带感情倾向地审视数码科技，能够设想出运用它的另一种可能。我们需要他们能够提出关乎价值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并不擅长提出这类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逐渐开始用自由市场来隐喻一切。自由市场有关效率和利润的基准已被广泛接受。我们对世界的回应能力以及作为公民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已经崩坏，现在的我们成为了世间一切事物的消费者，成为了寻求竞争优势的理性行为人。借用已故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我们丢失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2008）中的表述：“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不管你对汤因比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评价如何，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确实都有自己的政治构想。）虽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科学思考和技术巫术的信心高涨——对汤因比来说会很熟悉，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已经忘记如何使用关乎价值的话语，忘记如何超越市场去思考问题。

在提供此类批判上，人文学者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人文学者也应该去积极地批判。毕竟，关乎价值的话语是我们的母语。自由和公正，隐私和自我，正确和错误——这些都不是经济或科技术语，而是复杂而有争议的人文主义的概念。此外，要让人文学科在这个数字时代依然重要，我们需要把人文学科当作一项强劲的道德事业来进行重新构想。

人文学科被危机搅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有更多为其辩护的理由出现。这些理由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或者很小的角度切入，因而它们不会有太大作用。譬如我们告诉忧心忡忡的大学生们拿到文学学位也可以找到工作，讨论现代主义和简·奥斯丁的课程能够让他们学到雇主需要的写作与沟通的技能。再比如，我们提醒学生、管理者和立法者，人文学科可以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但是由于人们往往无意识地且非常频繁地使用这个表达，它已经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力量。这些理由都没有真正把握住人文学科的全部内涵。它们没能抓住我们的想象力，所以危机还在继续。

人文学科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如同汤因比一样，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和世界对话。人文学科首先应该是一项道德事业，它要去追寻许多宏大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我们将去往何方？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需要记住如何使用关乎价值的话语，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读者和学生不仅仅要问“是否更有效”或“成本是多少”这样的问题，更要去问“这件事是好是坏？做这件事是为了谁？这样做遵照的标准是什么？”。

美国的小说家乌苏拉·K·勒吉恩（Ursula K. Le Guin）在去年纽约“国家图书大奖”（the National Book Awards）上的发言中说得很好，她认为我们需要“能够在生活方式上另辟蹊径，能够看透这个惊慌失措的社会及其对科技的迷恋并且能找到其他存在的方式的作者。”这才是人文学科的目的所在，人文学科的功用不是去让人能够写出更好的季度报告，或是在企业会议上表现出色，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出关乎价值的最根本的问题，然后帮助我们构想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汤因比是一位对科学技术感兴趣却依然对其提出犀利批评的学者，他还是一个坚定的拥有道德关怀的思想家，他可以帮助绝望的人文学者走出密林。有一点经常被人们遗忘和忽视，那就是他已经为我们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人文学科在科技时代有什么用？汤因比给出了很清楚的回答：从我们手中拯救我们自己。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过气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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