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才发教授《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
创新求精其行必远
——读宋才发教授《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
高长文
（已有2300次阅读2009-3-2623:07）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思想异常丰富”，与当时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同样是因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太短，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很多观点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要对列宁博大精深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一个整体研究格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从这个层面说，宋才发教授在《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以下简称《探究》）一书中所作的论述和凝结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
《探究》一书共收录了宋教授1985—1998年13年间的39篇文章，反映了作者13年间思想变化和认识改进的整个过程，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作者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不乏理论研究上的创新和突破。可以说，13年、39篇文章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求精”。本文仅摘取有代表性的几段著述予以评析之。
毋庸置疑，所谓“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从而产生有创造性、富有新意的东西；所谓“求精”就是指在学术上已经好了还要求更好，是一种学术风格和态度。可以说，《探究》一书本身蕴涵着“创新”、“求精”的主体精神或风格。
“预测性思维”的创新与不能“削足适履”的精到。作者对列宁“预测性思维”的论述，以思维、预测性思维、列宁的预测性思维三个主题词开篇切题，进而对列宁的预测性思维缘何科学从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两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从根本上指出了列宁“随时都可以看见过去的痕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3]的根源所在。而对列宁预测性思维特征的概括和论述则是鞭辟入里，史论结合；对如何看待和尝试采用预测性思维去看问题又给出了五条方法。通观全文上下，可谓有理论上的高度亦不乏实践上的深度。“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4]这是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集中体现。作者画龙点睛，紧扣不能“削足适履”这一关键点，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行动的指南”、“革命批判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的结合体”）、“不是什么”（“万古不变的教条”、“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进行了严格地区分和概括，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不只是适应于对付论敌，也适用于对自身的批判。”“如果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不适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不是彻底的。”[5]结论，可谓字字珠玑。进而作者对列宁关于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了论述。在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等同于修正主义”的论述中，不仅全方位地反映原著的精神，更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严格区分‘修正’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不等于修正主义。”[6]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无疑是以非凡的魄力积极应对了时代的挑战。因而，是精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者学术风格最直接的体现。
“具有中国特殊色彩的‘空谈’，其危害并不亚于苏俄的‘革命空谈’”的犀利。[7]在论及列宁提倡求实反对空谈思想的现实意义时，从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回顾，用“具有中国特殊色彩的‘空谈’”这样一些字眼，可以说是恰当更是犀利的。之所以是具有
中国特殊色彩的‘空谈’，是因为这种“空谈”由于当时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而带上了不该有的“中国特殊色彩”。在作者看来，“空谈误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提倡说真话、办实事，不断地同‘革命空谈’作斗争”，只是“‘革命空谈’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又带有一些新的特点”[8]，因此，作者试图从克服“革命空谈”的根本、关键和保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可谓把脉精准、切中要害。尤其是克服“革命空谈”的保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在当时乃至当今都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没有民主的理论，就不会有民主建设的运动”的精准。[9]这是作者化用了列宁在《怎么办? 》一文中对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所作的著名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句很是精准、到位！其实所谓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政治形式”[10]。如果说，“民主制植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之中”[11]，那么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必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而进行的。宋才发教授无论是在论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时，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四个具体的民主结构统一体，还是在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所采取的方法上分为民主主体建设和民主客体建设两个方面，抑或对为何、如何坚持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方面都遵循和尊重列宁原著思想，均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可资借鉴一手材料，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又如作者在1986年所作《论列宁关于民主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中，从民主产生、健全和完善是一个过程展开，以“完全民主是实现民主消亡过程的开始”[12]作结，引入“完全民主”、“非政治性的民主”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辨证地对政治性民主的消亡和非政治性民主的不消亡进行了论述，其观点不仅有理论上的创新，同样也有较高的方法论意义。无独有偶，他在1988年所作《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一文中又指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较长期的、多方面的”。[13]进而从“民主”、“民生”、“民权”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和措施。这不仅是作者学术风格上的持之以恒，更是学术深度与广度上的与时俱进、精益求精，这无疑将引发我们的深思和借鉴。
“社会主义奖励制度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必不可少的补充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得当。[14]在俄语中，奖励（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和刺激（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е）意义相近，列宁所提倡的奖励制度多少也带有“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层面的意思。在俄罗斯尤其是前苏联政治学术语中，“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一般作为一个词使用，是“鼓励人从事活动，决定人对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兴趣的社会因素。”“物质刺激在在这个制度中起重要的作用”，而精神刺激亦不可或缺，“刺激的内容及两种刺激的比例关系，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15]在论述列宁社会主义奖励制度的内容后，针对我国特有的国情，作者以准确的数据和鲜明的语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奖励制度的原因、作用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如“革命精神是重要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6]等等。最后，作者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17]结尾。这些观点，在改革开放刚获得一些成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还需要一个正确引导的现实条件下，都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对于改进当前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物质奖励，轻精神奖励；或干脆单纯以物质奖励代替精神奖励等不良作风具有借鉴意义。
对前苏联“两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对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苏东剧变发生6年以后，1997年、1998年，宋才发教授集中精力和时间，对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行了认真梳理和评价，完成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两篇长文。两篇文章行文缜密，史论结合，论点突出，为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
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败是非提供了很宝贵的资料。历史回溯，自不必说，最终体现作者观点的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中第四部分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客观评价；《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中第三部分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验教训的论述。其中的很多观点是富有新意的，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前苏联这两大创举和列宁、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如“苏联农业集体化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的人，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又如“斯大林作为一个领袖能够深刻反省，证实和承认这些错误，应该说这仍然是他的伟大之所在。”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中，首先承认了社会主义需要积累，接着对斯大林提出“要逐步地缩小剪刀差”的权宜之计的初衷进行阐述，其次正确地评价了在一定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性，最终以历史的态度尊重和评价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承认发展速度快亦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所有的这些，对于纠正一部分人以苏东剧变为借口，盲目否定前苏联乃至社会主义的一切的错误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探究》一书凝结了宋才发教授13年的心血，最直观地展现了他13年间在学术广度上的拓展、学术深度上的深化和学术风格上的完善。《左传. 襄公二十年》载：“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而《探究》一书以其“创新”、“求精”的主题风格和精神内涵，不仅做到了“有文”，而且做到了“佳文”。历史终将证明，创新求精者，其行必远。
参考文献：
[1]徐勇，《〈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简评》，《光明日报》1992年2月3日。
[2]段维，《一部系统研究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力作——〈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评价》，《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3]《列宁选集》，第1卷，第45页。
[4]《列宁选集》，第23卷，第338页。
[5]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5页。
[6]同上，第41页。
[7]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68页。
[8]同上，第69页。
[9]同上，第203页。
[10]同上，第203页。
[11]前苏联，阿·马·鲁缅采夫，《科学共产主义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12]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224页。
[13]同上，第182页。
[14]同上，第305页。
[15]前苏联，阿·马·鲁缅采夫，《科学共产主义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88页。
[16]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13页。
[17]同上，第314页。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校报》2009年3月1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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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求精其行必远
——读宋才发教授《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
高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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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思想异常丰富”，与当时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同样是因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太短，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很多观点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要对列宁博大精深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一个整体研究格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从这个层面说，宋才发教授在《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以下简称《探究》）一书中所作的论述和凝结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
《探究》一书共收录了宋教授1985—1998年13年间的39篇文章，反映了作者13年间思想变化和认识改进的整个过程，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作者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不乏理论研究上的创新和突破。可以说，13年、39篇文章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求精”。本文仅摘取有代表性的几段著述予以评析之。
毋庸置疑，所谓“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从而产生有创造性、富有新意的东西；所谓“求精”就是指在学术上已经好了还要求更好，是一种学术风格和态度。可以说，《探究》一书本身蕴涵着“创新”、“求精”的主体精神或风格。
“预测性思维”的创新与不能“削足适履”的精到。作者对列宁“预测性思维”的论述，以思维、预测性思维、列宁的预测性思维三个主题词开篇切题，进而对列宁的预测性思维缘何科学从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两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从根本上指出了列宁“随时都可以看见过去的痕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3]的根源所在。而对列宁预测性思维特征的概括和论述则是鞭辟入里，史论结合；对如何看待和尝试采用预测性思维去看问题又给出了五条方法。通观全文上下，可谓有理论上的高度亦不乏实践上的深度。“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4]这是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集中体现。作者画龙点睛，紧扣不能“削足适履”这一关键点，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行动的指南”、“革命批判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的结合体”）、“不是什么”（“万古不变的教条”、“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进行了严格地区分和概括，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不只是适应于对付论敌，也适用于对自身的批判。”“如果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不适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不是彻底的。”[5]结论，可谓字字珠玑。进而作者对列宁关于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了论述。在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等同于修正主义”的论述中，不仅全方位地反映原著的精神，更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严格区分‘修正’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不等于修正主义。”[6]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无疑是以非凡的魄力积极应对了时代的挑战。因而，是精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者学术风格最直接的体现。
“具有中国特殊色彩的‘空谈’，其危害并不亚于苏俄的‘革命空谈’”的犀利。[7]在论及列宁提倡求实反对空谈思想的现实意义时，从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回顾，用“具有中国特殊色彩的‘空谈’”这样一些字眼，可以说是恰当更是犀利的。之所以是具有
中国特殊色彩的‘空谈’，是因为这种“空谈”由于当时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而带上了不该有的“中国特殊色彩”。在作者看来，“空谈误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提倡说真话、办实事，不断地同‘革命空谈’作斗争”，只是“‘革命空谈’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又带有一些新的特点”[8]，因此，作者试图从克服“革命空谈”的根本、关键和保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可谓把脉精准、切中要害。尤其是克服“革命空谈”的保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在当时乃至当今都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没有民主的理论，就不会有民主建设的运动”的精准。[9]这是作者化用了列宁在《怎么办? 》一文中对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所作的著名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句很是精准、到位！其实所谓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政治形式”[10]。如果说，“民主制植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之中”[11]，那么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必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而进行的。宋才发教授无论是在论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时，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四个具体的民主结构统一体，还是在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所采取的方法上分为民主主体建设和民主客体建设两个方面，抑或对为何、如何坚持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方面都遵循和尊重列宁原著思想，均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可资借鉴一手材料，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又如作者在1986年所作《论列宁关于民主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中，从民主产生、健全和完善是一个过程展开，以“完全民主是实现民主消亡过程的开始”[12]作结，引入“完全民主”、“非政治性的民主”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辨证地对政治性民主的消亡和非政治性民主的不消亡进行了论述，其观点不仅有理论上的创新，同样也有较高的方法论意义。无独有偶，他在1988年所作《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一文中又指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较长期的、多方面的”。[13]进而从“民主”、“民生”、“民权”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和措施。这不仅是作者学术风格上的持之以恒，更是学术深度与广度上的与时俱进、精益求精，这无疑将引发我们的深思和借鉴。
“社会主义奖励制度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必不可少的补充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得当。[14]在俄语中，奖励（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和刺激（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е）意义相近，列宁所提倡的奖励制度多少也带有“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层面的意思。在俄罗斯尤其是前苏联政治学术语中，“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一般作为一个词使用，是“鼓励人从事活动，决定人对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兴趣的社会因素。”“物质刺激在在这个制度中起重要的作用”，而精神刺激亦不可或缺，“刺激的内容及两种刺激的比例关系，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15]在论述列宁社会主义奖励制度的内容后，针对我国特有的国情，作者以准确的数据和鲜明的语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奖励制度的原因、作用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如“革命精神是重要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6]等等。最后，作者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17]结尾。这些观点，在改革开放刚获得一些成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还需要一个正确引导的现实条件下，都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对于改进当前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物质奖励，轻精神奖励；或干脆单纯以物质奖励代替精神奖励等不良作风具有借鉴意义。
对前苏联“两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对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苏东剧变发生6年以后，1997年、1998年，宋才发教授集中精力和时间，对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行了认真梳理和评价，完成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两篇长文。两篇文章行文缜密，史论结合，论点突出，为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
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败是非提供了很宝贵的资料。历史回溯，自不必说，最终体现作者观点的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中第四部分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客观评价；《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中第三部分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验教训的论述。其中的很多观点是富有新意的，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前苏联这两大创举和列宁、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如“苏联农业集体化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的人，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又如“斯大林作为一个领袖能够深刻反省，证实和承认这些错误，应该说这仍然是他的伟大之所在。”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中，首先承认了社会主义需要积累，接着对斯大林提出“要逐步地缩小剪刀差”的权宜之计的初衷进行阐述，其次正确地评价了在一定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性，最终以历史的态度尊重和评价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承认发展速度快亦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所有的这些，对于纠正一部分人以苏东剧变为借口，盲目否定前苏联乃至社会主义的一切的错误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探究》一书凝结了宋才发教授13年的心血，最直观地展现了他13年间在学术广度上的拓展、学术深度上的深化和学术风格上的完善。《左传. 襄公二十年》载：“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而《探究》一书以其“创新”、“求精”的主题风格和精神内涵，不仅做到了“有文”，而且做到了“佳文”。历史终将证明，创新求精者，其行必远。
参考文献：
[1]徐勇，《〈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简评》，《光明日报》1992年2月3日。
[2]段维，《一部系统研究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力作——〈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评价》，《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3]《列宁选集》，第1卷，第45页。
[4]《列宁选集》，第23卷，第338页。
[5]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5页。
[6]同上，第41页。
[7]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68页。
[8]同上，第69页。
[9]同上，第203页。
[10]同上，第203页。
[11]前苏联，阿·马·鲁缅采夫，《科学共产主义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12]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224页。
[13]同上，第182页。
[14]同上，第305页。
[15]前苏联，阿·马·鲁缅采夫，《科学共产主义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88页。
[16]宋才发，《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13页。
[17]同上，第314页。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校报》2009年3月1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