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太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官学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名目众多
的学校，所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1] 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武帝
接受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天人三策》）和丞相公孙弘“请
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国学遂
兴。太学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发展，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政府官办的、较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府，这几乎是教育史研究者们的共识。
太学自设立，历两千余年而不绝，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直至今日，
太学精神仍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及其学府中的天之骄子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汉代以前太学的雏形
（一）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实际生活的需要中萌发出来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同当时
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相适应。在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加之
当时并不存在脑力与体力分工，也没有文字、书籍，生产经验连同社会风俗、礼
仪、宗教和道德规范等，只能在长辈对后代的训诲、诱导启发中得以流传。
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有勋劳的长老既是首领，也是老师，所谓“能为师然后
为长”（《礼记·学记》），就是指这种情况。这些长老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给社会成
员传授三方面的知识：一是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知识，以增强他们向大自然谋取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二是宗教礼仪知识，原始人对大自然有浓厚的神秘
而敬畏的心理，“礼”本来是一种敬神求福的仪式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三种，
叫“三礼”（《尚书·舜典》），包括祭祀天神、地神和人鬼；三是军事知识，这是
抵御外族侵犯、保卫氏族和部落安全的必要手段。
（二）夏商的教育
夏朝时，已产生了学校教育，其形式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具有军事教育
的性质，设在都城，政教合一。洛阳斟耶城曾为夏朝的都城近百年。商都西毫城
历时近400年，此时仍是全国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商朝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
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右学又称辟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夏商时期，教育的主
要内容是祭祀、军事、乐舞、算数、文学等[2]。
（三）周代的辟雍
周代时，“太学”一词已经出现，它为辟雍的别称。西周的辟雍对前代的教
育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周王朝畿内的太学叫“辟雍”；在诸侯国的太学叫“泮
宫”。所谓“辟雍”，一是从形状上说，指它的四周以水环绕，中间高出水面的陆
地有建筑物，故辟与“璧”通；一是从内容上说，指它用于教育，天子行礼，即
教化天下。在它的四方还有“东序”、“上痒”、“瞽宗”和“成均”四学，都是太
学。在西周确立的学制雏形中，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分别为贵族子弟和平民子
弟而设，是贵族与平民不平等的双轨制。国学依据程度的高低，分为大学和小学。
《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
天子日辟雍，诸侯日泮宫。”
周朝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行、艺、礼四个方面，在周代的太学课程中，礼
乐显得很突出。周代实行宗法制度，“礼”的内容由原来的“事神致福”进一步
扩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总称，凡周王朝所推行的一整
套的政治、经济、思想教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都叫“礼”。 “乐”的内容
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和仁孝亲敬的伦理观念。“礼乐教化”是我们祖先所创
造的中国最早的教育，礼乐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本原地位，是中华
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
西周初年，太学处在战争的环境，故提倡尚武精神。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贵
族子弟培养成战士。师职人员由军官充任。西周打仗以兵车为主，射、御成为主
课。周贵族在太学中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打仗回来，还在太学举行献
俘、献馘、告功仪式，使学生受到军事教育。
在成、康之世达到全盛的阶段，太学进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术）
教育。这种具有文武兼备特点的教育，代表周代较高的文化水平。随着文化课的
加强，对于修学年限，课程要求也进行新的调整。《礼记·学记》有这样说：“比
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
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此大学之道也。”
总之，经过九年的德、智、体、美、军事等的学习，要使学生达到修己治人的培
养目标，成为王朝政治统治人材。
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
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
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我国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二、汉代太学的设立
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
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董
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
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
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
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建元五年(前136)，
开始设立五经博士，并决定博士归太常领导。《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载：
夏六月，诏日：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
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治闻，举遗举礼，以为
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
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
经典培育官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治国”、“以士为吏”，于是，我
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太学应运而生。到东汉末年，太学的学生经常三万多
人。汉魏时期是我国学校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黄金时代，班固
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汉灵帝时兴办的洛阳鸿
都门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专门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从
学习内容与形式上，都有开创意义[3]。
何谓太学，董仲舒解释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
作为培养人材和宣传教化的基地而发挥作用。太学隶属于太常或礼部，是封建统
治阶级控制的高等文化教育机关。
（一）太学的教师
汉代太学的教师均称为“博士”，即“五经博士”。始设于建元五年，在此之
前，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的顾问官员。自太学设立后，开始成为专职学官，
掌经学传授，同时亦参与政事议论或奉使以及巡视地方政教之类[4]。博士的人选，
西汉时是用征拜或荐举的方法，以名流充任，不用考试；东汉的博士由太常考试
任命，甚至还要出具所谓的“保举状”。为了协调教学和管理，在五经博士中还
设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汉时名日博士仆射，东汉时改名为博士祭酒。而各门
专经博士的人数与设置，则屡有变更和增加。他们分别教授《施氏易》、《孟氏易》、
《梁丘易》、《京氏易》、《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齐诗》、《鲁诗》、
《韩诗》、《大戴礼》、《小戴礼》、《严氏春秋》与《颜氏春秋》，史称“五经十四
博士”。
（二）太学的学生
西汉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则称为“诸生”或“太
学生”。太学刚建立时，弟子人员仅规定五十人。他们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
仪状端庄”的官宦子弟充当，而从郡国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
里，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虽不受名额限制，亦可在太学中“受业为弟子”，
但只能算作一种旁听生[5] 。且前者皆有官禄，亦享有免役的优待，后者则费用自
给。五经学完后，按成绩分配，只要合格者，一般都给官做，有的学完后直接回
乡从教，充当经师。当时开创太学、实行设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的政策，改革选
士制度，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选拔符合中央皇权要求的官吏。这一政策的实施，使
得封建社会的国家真正控制了学校教育，中央皇权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和
选拔知识分子，加强了封建教育的统一性，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古
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都以儒术为准，入太学、
应选举又是做官的必然途径，这样就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
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
（三）太学的学习内容及考试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就是经学，即《易》、《书》、《诗》、《礼》、《春秋》五经。
汉代的经学传授须遵守一定的师、弟子关系，此谓守“师法”和守“家法”。“师
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一般来说，西
汉主要重师法，东汉则重家法。由于经师的好尚不同，有的侧重于通经致用，有
的侧重于章句之学，因而出现不同的治学倾向。这种各以师法、家法的传授，对
儒经的专门研究确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武帝时，规定每年一试，即所谓“岁
试”；东汉桓帝时改为两年一试，不再限制名额，仅根据其通经多少来授予不同
官职。考试方法有口试、策试和对策等，考试及格后授予相当的官职。由于学生
可以从通一经以致通五经，因此没有一定的修学年限。
（四）太学生的学风
太学是古代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志趣各异。其中，
虽不乏利禄熏心的鄙儒，但也有不少怀抱济世安民之志、想做出一番贡献的的仁
人义士。这些人对时局比较敏感，对邪恶势力敢于揭露和斗争，在他们的言行中
反映出一代人的学风。
西汉末年太学生不仕薪朝和东汉太学生珍惜名节便是突出的表现。汉成帝
时，王莽继王根为大司马，他伪装谦恭，阴谋篡政，曾蒙蔽很多人，但也遭到不
少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例如郭丹不应王莽征召，与诸生逃到北地。逢萌在头顶
上顶着瓦盆，在市集上哭着诅咒王莽决不会有好下场，吐诉心中的义愤；东汉后
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而政府每次录用的名额不过数十名，他们的政治出路非
常狭窄。当时朝廷中官僚、外戚与宦官的夺权斗争日趋激烈，以国事为重的太学
生也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一派太学生与陈蕃、李膺站在一起，
提出“天下皆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中举”的口号，同阉党张让、曹节、王甫等
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李膺一派的人表现出珍惜名节、临难不
苟的激昂气概。
汉代太学的设立和发展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三、汉代以后太学的发展演变
（一）太学教师的发展
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并致力于中国的统一。鉴于武功、文事不
可偏废，曹丕于黄初五年(224)立太学于洛阳。置弟子员额数百人，使东汉末年
因战乱而停办的太学得以续办。晋初太学，仍承魏制，设博士19人。西晋时期，
士族地主势力强大，武帝时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学，太学的教授、博
士、助教的品级，一般比州、府学的博士、教授、助教高一、二级。国子祭酒成
隋时，太学与国子学并存。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之后，诏京邑及州县
均设立学校，其中属于大学性质者，有国子学、太学与四门学。当时国子学、太
学与四门学均置有博士、助教与生徒，只是人数时有增减，具体名额不详。前后
10余年间，大学教育颇见兴盛。文帝晚年，除国子学留有学生70名外，诸学尽
废。炀帝即位，诸学于大业三年(607)复开。其中，太学设博士、助教各2人，
学生500名；园子学设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无定额。唐承隋制，在京城复置
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唐代四门学与国子学、太学一样，同属高等教育性质，
只是师资的品位相对较低，而学生的来源相对较宽而已。
宋朝太学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是随着中央官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北宋建立
后，在中央设置礼部，作为统管全国文化教育管理的综合机构，也是太学的最高
行政管理机构。宋朝除了在中央设置礼部作为太学的最高行政机构外，在礼部之
下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教育行政管理执行机关—国子监。宋代国子监具有教学和行
政管理的双重职能。北宋太学的主要学官是祭酒，由于国子监是总领全国教育事
务的机构，祭酒又兼长太学，因此对太学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除了祭酒，北
宋太学的学官还有司业、丞、学正、主簿、学录、博士等。与祭酒一样，北宋对
其他学官的选择，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问、人品；一是从事教育管理
的实际经验。兼备这两种资格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学官。或是皇帝钦点，
或是其他官员保荐，或是因诸生之请而招聘。
明代国子监的创设，可以追溯到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此年所设学尚未为高等学府的校长，又设助教，协助博士的教学活动。
称“国子学”，而是称“博士厅”。这个时期太学的学官设博士、助教、学正、学
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职专教诲，务要严立
工程，用心讲解，以臻成效”。[6]
清朝为了统一思想，采取推崇儒学，提倡理学；对汉族人士笼络、压制两手
兼使；制定学规，大兴文字狱，控制广大士人的思想；强化官学，开科取士，编
撰书籍，使学校育士和科举取士紧密联系起来。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同时，清朝在
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教育上也加强了控制。清朝沿用明制，礼部掌礼仪、祭祀、
学校、科举事务。所以礼部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最高长官是礼部尚书，
掌管全国的教育和科举。除国子监和皇亲贵族的特殊学校，其权限几乎覆盖了所
有官学。政府对地方学校的管理，各地都设有专职的学官，如在顺治初年，各省
设提学道，至康熙年间，改为提督学正。在府学设“府教授，正七品。训导，从
八品。州学正，正八品。训导，县教谕正八品。训导，俱各一人。教授，学正，
教谕，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正”。[7]
（二）太学生的发展
晋武帝泰始中(265—274)，太学生一度达7千人。咸宁二年(276)，以太学
生徒众多，仍于太学之外创办国子学，简称国学。于是，国子学、太学判若云泥，
“国学教胄子”，为世族高官子弟就学之地；“太学招贤良”，为庶族地主子弟肆
业之所。西晋的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其社会地位高于太学。此后，太学的地位
日渐衰微。
唐代的国子学只吸收三品以上或相当于三品的文武官员子弟入学。宋元时期
入学条件的限制稍有放宽，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也可入学。熙宁四年(1071)，王安
石拜相，他提出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部分，学生按程度
分别进入三舍接受学业。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过学习后，外舍生成绩优异者进
入内舍；再经过学习后，内舍生成绩优异者进入上舍。经过如此整顿，太学有了
较大的发展。从熙宁四年到元丰二年(1071--1079)，太学生从1000人发展到2400
人。三舍法增加了太学的淘汰率，从而调动了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人才
培养的质量。元代规定庶民子弟须由三品以上官员的保举，才能做国子学的陪堂
生。
明清两朝的国子监从全国各地学校的生员中吸收监生。根据他们不同的情
况，有各自的称呼。明代的监生有“举监”，由翰林院选送下第举人入监，并给
予相当的俸禄。“贡监”有几种类型。最初，由州郡按规定的名额岁贡生员入监，
叫“岁贡”；后来规定生员通行考试，选送累试皆优者入监，叫“选贡”；在国家
有庆典或登极之年所贡的生员，叫“恩贡”；“纳赀”入监的叫“纳贡”；品官子
弟和勋戚子弟入监的叫“荫监”；给政府纳栗、纳马入监的叫“例监”。
清代的监生有“荫监”、“例监”和“优监”。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类似选贡）、“副贡”（类似举监）、“功贡”（有军功的生员准作监生）和“优贡”(学政任满，可举成绩优异的生员入监)。这些监生、贡生入监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太学生的资格，可以直接应省试，不必坐监研究学问。
（三）太学的学习内容及考试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至隋，史学、文学有很大进展，玄学成为主要的理论。南朝刘宋的太学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科，儒家经典失去独尊的地位。这时期，为改变东汉太学的虚浮之风，当政者在太学推行“五经课试法”：刚入学者为“门人”；满两年试通一经者为“弟子”，不通者则被勒令退学；“弟子”满二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文学掌故”满二年试通三经者，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满二年试通四经者，为“郎中”；“郎中”满二年试通五经者，方可“随才叙用”为官。
到了唐代，儒学地位出现回升局面。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都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及旁经两类。正经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以《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旁经则是《孝经》和《论语》。学生学习各经可以自行选择。如通二经，可选大小经各一，或选二中经；通三经则可选大、小、中经各一；通五经则大经全通，再选一经。《孝经》、《论语》是兼修课。此外，规定每天学书法，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尔雅》、《字林》、《三仓》等。
唐代统治者崇奉道教，除了设立玄学专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外，还把《老子》列入太学和国子学的兼修课。学生修学年限为九年，岁考三次不及格，或不能按期结业，则令其退学。
太学考试有旬试、岁试和升补试。旬试分背诵和解答两种。背诵每二千字中试一贴，即掩蔽书页，只露出一行，贴去三字，要学生把贴住的字说出来，类似填空题。讲解是每二千字内问大义一道，要求对经文作出回答，共问三条，以答对两条为及格。岁考问大义十条，以答对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三条为下等。升补考试类似毕业考试。凡通三经或通五经的学生，考试及格送尚书省录用；如愿继续学习，四门学的学生可升补太学，太学生可升补国子学。升补有提高学生身份的作用。
从汉至唐，儒学在太学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反映了封建制度处于上升阶段的曲折发展。宋元以后，封建制度走向下坡路，儒家经典虽然在太学或国子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却更加变成人们的精神桎梏。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分裂时期而建立的宋朝，要把地主阶级的伦常制度重新变为人们的信念，就要有新的道德知识通过人们的生活实践转化成自己的信念。
因此便出现了程朱理学和王安石的新学，他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认识出发，对儒学进行新的理论论证，以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宋代的太学、国子学开始以《五经》为教材。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三经新义》，以《周官义》、《诗义》、《书义》代替《五经》，目的在于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材。他的教育政策包括“教”、“养”、“取”、“任”四方面内容。变法失败后，取消《三经新义》，仍以《五经》为教材。玄学《黄帝》、《老子》、《庄子》、《列子》也被定为太学的课程，同时还把朱熹编纂的《四书集注》，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必修课程，并兼习诗、词、赋和策论等。
宋代的考试分为私试（月试）、公试（岁时）和毕业考试三种。私试是孟月试经义、仲月试论、季月试策。岁试初场试经义，次场试论策。外舍生于岁试后，参考学行取第一、二等名次升入内舍。内舍生两年后，考试成绩名列优、平二等，学行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学习两年，举行毕业考试，由政府派官员主考。凡操行与学业成绩俱优者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的授官，其资格与进士同，谓之“释褐状元”。中等的免省试，下等的免会试。
金朝的太学设有《九经》、《十七史》、《庄子》、《荀子》、《扬子》等科目。考试较为频繁，三日试策一道，六日作诗赋各一篇。每季在季初先试赋，后试论策。升补考试由礼部主持，中选的学生呈报政府补官。
元代的国子学开设《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等科目。按学生文化程度分为六斋，考试有升斋试和私试两种。升斋试在每季之末举行，成绩及格不犯校规者以次递升。汉人到了上斋，蒙古、色目人到了中斋，或坐斋两年未犯过错者，准令私试。私试每月举行一次，考一个科目。年终成绩在八分以上，升充高等生。记分以辞理俱优为上等给一分，辞理皆平为中等给半分。学满三年可充贡举，与举人有同等资格，可应会试。
明代两京国子监开设的课程，除了《四书》、《五经》，还增加了刘向的《说苑》、律令、御制大诰和射、数、书等。考试实行升堂积分法及历事制。国子监设六堂，分成初、中、高三级。初级班肄业一年半，考试成绩文理条畅，则升中级班，又肄业一年半，考试成绩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升高级班。考试实行积分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一道、判语二道。文理俱优给一分，理优文劣给半分，一年积八分为及格，给予出身。不及格仍可留监肄业，才学出众者奏请政府擢用，修学年限为四年。监生实行历事制，即派出监生到六部各司实习吏事三个月然后考核，上、中等由吏部补选，下等生回监学习。
清代国子学沿袭明代的六堂制，课程分经义与治事两类。治事科教兵刑、天官、河渠、乐律等，每个学生学习一项。经义科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通鉴》等。每天习楷书六百字，兼习八股文及论策，修学年限为三年。月试由司业主持，季试由祭酒主持。成绩为一等的给一分，为二等的给半分。若熟悉经史、字迹端楷，虽作文不及格也给一分。年积八分为及格，派到吏部历事后，按其成绩分别使用。
(四)太学生学风的发展
宋代太学生的精神气概与东汉太学生有非常相似之处。由于宋代的民族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太学生对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也更为关心。徽宗时，名将李纲以忠勇被黜，引起众人公愤。太学生陈东带头上书请愿，李纲复被起用。南宋时期，太学生对权奸、酷吏敢于大胆地进行斗争。如邓肃上诗十首，揭露花纲石扰民之害。这些都表现了他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宋代太学的学风也有坏的一面，主要是因为受官场恶浊风气的影响和理学思想的腐蚀。宋代的理学崇尚空谈，远离政治斗争，一旦国难临头，只有束手待毙，这种思想流毒影响很深。
结语
太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学府，它是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材的基地，也是王朝传播政令、教化的重要阵地。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既促进了我国古代政治统治的发展，又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积累和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研究和清理它们的发展过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促进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越.杨荣春，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P3-15．
[3]赵金昭．论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J]．中华文化论坛，2002(1)：P103-106．
[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P200-205
[5]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郭錾：《皇明太学志》卷3《学规》，《太学文献大成》第五册，第18a页。
[7]赵悦凤.初探清朝（鸦片战争前）的中原官学[J]．天中学刊第22卷第1期.2007年2月
参考文献
1.孟子·滕文公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越，杨荣春，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赵金昭．论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J]．中华文化论坛，2002(1).
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郭錾.《皇明太学志》卷3《学规》，《太学文献大成》第五册.
7.赵悦凤.初探清朝（鸦片战争前）的中原官学[J]．天中学刊第22卷第1期.
8.许结.中国文化史论纲[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9.向仍旦.中国古代文化知识[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浅谈中国古代太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官学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名目众多
的学校，所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1] 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武帝
接受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天人三策》）和丞相公孙弘“请
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国学遂
兴。太学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发展，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政府官办的、较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府，这几乎是教育史研究者们的共识。
太学自设立，历两千余年而不绝，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直至今日，
太学精神仍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及其学府中的天之骄子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汉代以前太学的雏形
（一）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实际生活的需要中萌发出来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同当时
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相适应。在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加之
当时并不存在脑力与体力分工，也没有文字、书籍，生产经验连同社会风俗、礼
仪、宗教和道德规范等，只能在长辈对后代的训诲、诱导启发中得以流传。
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有勋劳的长老既是首领，也是老师，所谓“能为师然后
为长”（《礼记·学记》），就是指这种情况。这些长老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给社会成
员传授三方面的知识：一是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知识，以增强他们向大自然谋取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二是宗教礼仪知识，原始人对大自然有浓厚的神秘
而敬畏的心理，“礼”本来是一种敬神求福的仪式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三种，
叫“三礼”（《尚书·舜典》），包括祭祀天神、地神和人鬼；三是军事知识，这是
抵御外族侵犯、保卫氏族和部落安全的必要手段。
（二）夏商的教育
夏朝时，已产生了学校教育，其形式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具有军事教育
的性质，设在都城，政教合一。洛阳斟耶城曾为夏朝的都城近百年。商都西毫城
历时近400年，此时仍是全国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商朝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
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右学又称辟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夏商时期，教育的主
要内容是祭祀、军事、乐舞、算数、文学等[2]。
（三）周代的辟雍
周代时，“太学”一词已经出现，它为辟雍的别称。西周的辟雍对前代的教
育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周王朝畿内的太学叫“辟雍”；在诸侯国的太学叫“泮
宫”。所谓“辟雍”，一是从形状上说，指它的四周以水环绕，中间高出水面的陆
地有建筑物，故辟与“璧”通；一是从内容上说，指它用于教育，天子行礼，即
教化天下。在它的四方还有“东序”、“上痒”、“瞽宗”和“成均”四学，都是太
学。在西周确立的学制雏形中，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分别为贵族子弟和平民子
弟而设，是贵族与平民不平等的双轨制。国学依据程度的高低，分为大学和小学。
《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
天子日辟雍，诸侯日泮宫。”
周朝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行、艺、礼四个方面，在周代的太学课程中，礼
乐显得很突出。周代实行宗法制度，“礼”的内容由原来的“事神致福”进一步
扩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总称，凡周王朝所推行的一整
套的政治、经济、思想教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都叫“礼”。 “乐”的内容
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和仁孝亲敬的伦理观念。“礼乐教化”是我们祖先所创
造的中国最早的教育，礼乐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本原地位，是中华
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
西周初年，太学处在战争的环境，故提倡尚武精神。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贵
族子弟培养成战士。师职人员由军官充任。西周打仗以兵车为主，射、御成为主
课。周贵族在太学中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打仗回来，还在太学举行献
俘、献馘、告功仪式，使学生受到军事教育。
在成、康之世达到全盛的阶段，太学进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术）
教育。这种具有文武兼备特点的教育，代表周代较高的文化水平。随着文化课的
加强，对于修学年限，课程要求也进行新的调整。《礼记·学记》有这样说：“比
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
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此大学之道也。”
总之，经过九年的德、智、体、美、军事等的学习，要使学生达到修己治人的培
养目标，成为王朝政治统治人材。
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
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
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我国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二、汉代太学的设立
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
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董
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
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
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
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建元五年(前136)，
开始设立五经博士，并决定博士归太常领导。《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载：
夏六月，诏日：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
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治闻，举遗举礼，以为
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
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
经典培育官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治国”、“以士为吏”，于是，我
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太学应运而生。到东汉末年，太学的学生经常三万多
人。汉魏时期是我国学校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黄金时代，班固
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汉灵帝时兴办的洛阳鸿
都门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专门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从
学习内容与形式上，都有开创意义[3]。
何谓太学，董仲舒解释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
作为培养人材和宣传教化的基地而发挥作用。太学隶属于太常或礼部，是封建统
治阶级控制的高等文化教育机关。
（一）太学的教师
汉代太学的教师均称为“博士”，即“五经博士”。始设于建元五年，在此之
前，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的顾问官员。自太学设立后，开始成为专职学官，
掌经学传授，同时亦参与政事议论或奉使以及巡视地方政教之类[4]。博士的人选，
西汉时是用征拜或荐举的方法，以名流充任，不用考试；东汉的博士由太常考试
任命，甚至还要出具所谓的“保举状”。为了协调教学和管理，在五经博士中还
设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汉时名日博士仆射，东汉时改名为博士祭酒。而各门
专经博士的人数与设置，则屡有变更和增加。他们分别教授《施氏易》、《孟氏易》、
《梁丘易》、《京氏易》、《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齐诗》、《鲁诗》、
《韩诗》、《大戴礼》、《小戴礼》、《严氏春秋》与《颜氏春秋》，史称“五经十四
博士”。
（二）太学的学生
西汉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则称为“诸生”或“太
学生”。太学刚建立时，弟子人员仅规定五十人。他们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
仪状端庄”的官宦子弟充当，而从郡国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
里，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虽不受名额限制，亦可在太学中“受业为弟子”，
但只能算作一种旁听生[5] 。且前者皆有官禄，亦享有免役的优待，后者则费用自
给。五经学完后，按成绩分配，只要合格者，一般都给官做，有的学完后直接回
乡从教，充当经师。当时开创太学、实行设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的政策，改革选
士制度，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选拔符合中央皇权要求的官吏。这一政策的实施，使
得封建社会的国家真正控制了学校教育，中央皇权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和
选拔知识分子，加强了封建教育的统一性，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古
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都以儒术为准，入太学、
应选举又是做官的必然途径，这样就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
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
（三）太学的学习内容及考试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就是经学，即《易》、《书》、《诗》、《礼》、《春秋》五经。
汉代的经学传授须遵守一定的师、弟子关系，此谓守“师法”和守“家法”。“师
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一般来说，西
汉主要重师法，东汉则重家法。由于经师的好尚不同，有的侧重于通经致用，有
的侧重于章句之学，因而出现不同的治学倾向。这种各以师法、家法的传授，对
儒经的专门研究确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武帝时，规定每年一试，即所谓“岁
试”；东汉桓帝时改为两年一试，不再限制名额，仅根据其通经多少来授予不同
官职。考试方法有口试、策试和对策等，考试及格后授予相当的官职。由于学生
可以从通一经以致通五经，因此没有一定的修学年限。
（四）太学生的学风
太学是古代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志趣各异。其中，
虽不乏利禄熏心的鄙儒，但也有不少怀抱济世安民之志、想做出一番贡献的的仁
人义士。这些人对时局比较敏感，对邪恶势力敢于揭露和斗争，在他们的言行中
反映出一代人的学风。
西汉末年太学生不仕薪朝和东汉太学生珍惜名节便是突出的表现。汉成帝
时，王莽继王根为大司马，他伪装谦恭，阴谋篡政，曾蒙蔽很多人，但也遭到不
少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例如郭丹不应王莽征召，与诸生逃到北地。逢萌在头顶
上顶着瓦盆，在市集上哭着诅咒王莽决不会有好下场，吐诉心中的义愤；东汉后
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而政府每次录用的名额不过数十名，他们的政治出路非
常狭窄。当时朝廷中官僚、外戚与宦官的夺权斗争日趋激烈，以国事为重的太学
生也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一派太学生与陈蕃、李膺站在一起，
提出“天下皆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中举”的口号，同阉党张让、曹节、王甫等
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李膺一派的人表现出珍惜名节、临难不
苟的激昂气概。
汉代太学的设立和发展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三、汉代以后太学的发展演变
（一）太学教师的发展
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并致力于中国的统一。鉴于武功、文事不
可偏废，曹丕于黄初五年(224)立太学于洛阳。置弟子员额数百人，使东汉末年
因战乱而停办的太学得以续办。晋初太学，仍承魏制，设博士19人。西晋时期，
士族地主势力强大，武帝时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学，太学的教授、博
士、助教的品级，一般比州、府学的博士、教授、助教高一、二级。国子祭酒成
隋时，太学与国子学并存。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之后，诏京邑及州县
均设立学校，其中属于大学性质者，有国子学、太学与四门学。当时国子学、太
学与四门学均置有博士、助教与生徒，只是人数时有增减，具体名额不详。前后
10余年间，大学教育颇见兴盛。文帝晚年，除国子学留有学生70名外，诸学尽
废。炀帝即位，诸学于大业三年(607)复开。其中，太学设博士、助教各2人，
学生500名；园子学设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无定额。唐承隋制，在京城复置
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唐代四门学与国子学、太学一样，同属高等教育性质，
只是师资的品位相对较低，而学生的来源相对较宽而已。
宋朝太学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是随着中央官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北宋建立
后，在中央设置礼部，作为统管全国文化教育管理的综合机构，也是太学的最高
行政管理机构。宋朝除了在中央设置礼部作为太学的最高行政机构外，在礼部之
下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教育行政管理执行机关—国子监。宋代国子监具有教学和行
政管理的双重职能。北宋太学的主要学官是祭酒，由于国子监是总领全国教育事
务的机构，祭酒又兼长太学，因此对太学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除了祭酒，北
宋太学的学官还有司业、丞、学正、主簿、学录、博士等。与祭酒一样，北宋对
其他学官的选择，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问、人品；一是从事教育管理
的实际经验。兼备这两种资格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学官。或是皇帝钦点，
或是其他官员保荐，或是因诸生之请而招聘。
明代国子监的创设，可以追溯到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此年所设学尚未为高等学府的校长，又设助教，协助博士的教学活动。
称“国子学”，而是称“博士厅”。这个时期太学的学官设博士、助教、学正、学
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职专教诲，务要严立
工程，用心讲解，以臻成效”。[6]
清朝为了统一思想，采取推崇儒学，提倡理学；对汉族人士笼络、压制两手
兼使；制定学规，大兴文字狱，控制广大士人的思想；强化官学，开科取士，编
撰书籍，使学校育士和科举取士紧密联系起来。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同时，清朝在
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教育上也加强了控制。清朝沿用明制，礼部掌礼仪、祭祀、
学校、科举事务。所以礼部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最高长官是礼部尚书，
掌管全国的教育和科举。除国子监和皇亲贵族的特殊学校，其权限几乎覆盖了所
有官学。政府对地方学校的管理，各地都设有专职的学官，如在顺治初年，各省
设提学道，至康熙年间，改为提督学正。在府学设“府教授，正七品。训导，从
八品。州学正，正八品。训导，县教谕正八品。训导，俱各一人。教授，学正，
教谕，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正”。[7]
（二）太学生的发展
晋武帝泰始中(265—274)，太学生一度达7千人。咸宁二年(276)，以太学
生徒众多，仍于太学之外创办国子学，简称国学。于是，国子学、太学判若云泥，
“国学教胄子”，为世族高官子弟就学之地；“太学招贤良”，为庶族地主子弟肆
业之所。西晋的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其社会地位高于太学。此后，太学的地位
日渐衰微。
唐代的国子学只吸收三品以上或相当于三品的文武官员子弟入学。宋元时期
入学条件的限制稍有放宽，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也可入学。熙宁四年(1071)，王安
石拜相，他提出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部分，学生按程度
分别进入三舍接受学业。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过学习后，外舍生成绩优异者进
入内舍；再经过学习后，内舍生成绩优异者进入上舍。经过如此整顿，太学有了
较大的发展。从熙宁四年到元丰二年(1071--1079)，太学生从1000人发展到2400
人。三舍法增加了太学的淘汰率，从而调动了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人才
培养的质量。元代规定庶民子弟须由三品以上官员的保举，才能做国子学的陪堂
生。
明清两朝的国子监从全国各地学校的生员中吸收监生。根据他们不同的情
况，有各自的称呼。明代的监生有“举监”，由翰林院选送下第举人入监，并给
予相当的俸禄。“贡监”有几种类型。最初，由州郡按规定的名额岁贡生员入监，
叫“岁贡”；后来规定生员通行考试，选送累试皆优者入监，叫“选贡”；在国家
有庆典或登极之年所贡的生员，叫“恩贡”；“纳赀”入监的叫“纳贡”；品官子
弟和勋戚子弟入监的叫“荫监”；给政府纳栗、纳马入监的叫“例监”。
清代的监生有“荫监”、“例监”和“优监”。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类似选贡）、“副贡”（类似举监）、“功贡”（有军功的生员准作监生）和“优贡”(学政任满，可举成绩优异的生员入监)。这些监生、贡生入监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太学生的资格，可以直接应省试，不必坐监研究学问。
（三）太学的学习内容及考试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至隋，史学、文学有很大进展，玄学成为主要的理论。南朝刘宋的太学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科，儒家经典失去独尊的地位。这时期，为改变东汉太学的虚浮之风，当政者在太学推行“五经课试法”：刚入学者为“门人”；满两年试通一经者为“弟子”，不通者则被勒令退学；“弟子”满二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文学掌故”满二年试通三经者，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满二年试通四经者，为“郎中”；“郎中”满二年试通五经者，方可“随才叙用”为官。
到了唐代，儒学地位出现回升局面。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都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及旁经两类。正经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以《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旁经则是《孝经》和《论语》。学生学习各经可以自行选择。如通二经，可选大小经各一，或选二中经；通三经则可选大、小、中经各一；通五经则大经全通，再选一经。《孝经》、《论语》是兼修课。此外，规定每天学书法，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尔雅》、《字林》、《三仓》等。
唐代统治者崇奉道教，除了设立玄学专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外，还把《老子》列入太学和国子学的兼修课。学生修学年限为九年，岁考三次不及格，或不能按期结业，则令其退学。
太学考试有旬试、岁试和升补试。旬试分背诵和解答两种。背诵每二千字中试一贴，即掩蔽书页，只露出一行，贴去三字，要学生把贴住的字说出来，类似填空题。讲解是每二千字内问大义一道，要求对经文作出回答，共问三条，以答对两条为及格。岁考问大义十条，以答对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三条为下等。升补考试类似毕业考试。凡通三经或通五经的学生，考试及格送尚书省录用；如愿继续学习，四门学的学生可升补太学，太学生可升补国子学。升补有提高学生身份的作用。
从汉至唐，儒学在太学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反映了封建制度处于上升阶段的曲折发展。宋元以后，封建制度走向下坡路，儒家经典虽然在太学或国子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却更加变成人们的精神桎梏。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分裂时期而建立的宋朝，要把地主阶级的伦常制度重新变为人们的信念，就要有新的道德知识通过人们的生活实践转化成自己的信念。
因此便出现了程朱理学和王安石的新学，他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认识出发，对儒学进行新的理论论证，以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宋代的太学、国子学开始以《五经》为教材。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三经新义》，以《周官义》、《诗义》、《书义》代替《五经》，目的在于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材。他的教育政策包括“教”、“养”、“取”、“任”四方面内容。变法失败后，取消《三经新义》，仍以《五经》为教材。玄学《黄帝》、《老子》、《庄子》、《列子》也被定为太学的课程，同时还把朱熹编纂的《四书集注》，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必修课程，并兼习诗、词、赋和策论等。
宋代的考试分为私试（月试）、公试（岁时）和毕业考试三种。私试是孟月试经义、仲月试论、季月试策。岁试初场试经义，次场试论策。外舍生于岁试后，参考学行取第一、二等名次升入内舍。内舍生两年后，考试成绩名列优、平二等，学行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学习两年，举行毕业考试，由政府派官员主考。凡操行与学业成绩俱优者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的授官，其资格与进士同，谓之“释褐状元”。中等的免省试，下等的免会试。
金朝的太学设有《九经》、《十七史》、《庄子》、《荀子》、《扬子》等科目。考试较为频繁，三日试策一道，六日作诗赋各一篇。每季在季初先试赋，后试论策。升补考试由礼部主持，中选的学生呈报政府补官。
元代的国子学开设《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等科目。按学生文化程度分为六斋，考试有升斋试和私试两种。升斋试在每季之末举行，成绩及格不犯校规者以次递升。汉人到了上斋，蒙古、色目人到了中斋，或坐斋两年未犯过错者，准令私试。私试每月举行一次，考一个科目。年终成绩在八分以上，升充高等生。记分以辞理俱优为上等给一分，辞理皆平为中等给半分。学满三年可充贡举，与举人有同等资格，可应会试。
明代两京国子监开设的课程，除了《四书》、《五经》，还增加了刘向的《说苑》、律令、御制大诰和射、数、书等。考试实行升堂积分法及历事制。国子监设六堂，分成初、中、高三级。初级班肄业一年半，考试成绩文理条畅，则升中级班，又肄业一年半，考试成绩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升高级班。考试实行积分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一道、判语二道。文理俱优给一分，理优文劣给半分，一年积八分为及格，给予出身。不及格仍可留监肄业，才学出众者奏请政府擢用，修学年限为四年。监生实行历事制，即派出监生到六部各司实习吏事三个月然后考核，上、中等由吏部补选，下等生回监学习。
清代国子学沿袭明代的六堂制，课程分经义与治事两类。治事科教兵刑、天官、河渠、乐律等，每个学生学习一项。经义科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通鉴》等。每天习楷书六百字，兼习八股文及论策，修学年限为三年。月试由司业主持，季试由祭酒主持。成绩为一等的给一分，为二等的给半分。若熟悉经史、字迹端楷，虽作文不及格也给一分。年积八分为及格，派到吏部历事后，按其成绩分别使用。
(四)太学生学风的发展
宋代太学生的精神气概与东汉太学生有非常相似之处。由于宋代的民族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太学生对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也更为关心。徽宗时，名将李纲以忠勇被黜，引起众人公愤。太学生陈东带头上书请愿，李纲复被起用。南宋时期，太学生对权奸、酷吏敢于大胆地进行斗争。如邓肃上诗十首，揭露花纲石扰民之害。这些都表现了他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宋代太学的学风也有坏的一面，主要是因为受官场恶浊风气的影响和理学思想的腐蚀。宋代的理学崇尚空谈，远离政治斗争，一旦国难临头，只有束手待毙，这种思想流毒影响很深。
结语
太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学府，它是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材的基地，也是王朝传播政令、教化的重要阵地。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既促进了我国古代政治统治的发展，又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积累和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研究和清理它们的发展过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促进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越.杨荣春，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P3-15．
[3]赵金昭．论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J]．中华文化论坛，2002(1)：P103-106．
[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P200-205
[5]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郭錾：《皇明太学志》卷3《学规》，《太学文献大成》第五册，第18a页。
[7]赵悦凤.初探清朝（鸦片战争前）的中原官学[J]．天中学刊第22卷第1期.2007年2月
参考文献
1.孟子·滕文公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越，杨荣春，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赵金昭．论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J]．中华文化论坛，2002(1).
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郭錾.《皇明太学志》卷3《学规》，《太学文献大成》第五册.
7.赵悦凤.初探清朝（鸦片战争前）的中原官学[J]．天中学刊第22卷第1期.
8.许结.中国文化史论纲[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9.向仍旦.中国古代文化知识[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