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之我见
早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科技等很多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到21世纪的今天，中日间发生了多次的军事冲突及全面战争，形成了战后两国的政治格局并影响了以后的中日关系。以至于当我们在描述中日关系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出现“政冷、经热、美国、南京大屠杀、台湾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大量词汇，而且在阐述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词汇往往会充当关键词。究竟是什么阻碍的了中日友好发展关系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国际舞台上也大放光彩。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美国的遏制战略再度指向中国。美日两国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发表了新安保联合宣言，并开始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强化已有的同盟并建立起新的非正式同盟。美国重视并加强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主张提高日本额国际地位，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以维护全球霸权主义。与此同时，日本也以此为契机，通过强化“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搭乘反恐战车，旨在实现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日本妄图利用美日关系牵制中国，争夺东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而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的东亚的领导地位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希望日本能成为其在东亚的一个战略据点，为其全球战略提供广泛的经济和安全支持，制衡中国并消除美国可能在东亚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以保障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确保没有任何外国势力能够在区域或全球安全中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对美国而言，在防备中国这一点上，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不能动摇；对日本而言，首先就是要强化美日同盟，其次，应该恰当地对待中国的崛起。因此，美日同盟的调整，将对中国构成挑战，一是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二是利用台湾等领土主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阻碍中国和平统一以及领土完整。
然而对此，中方一直积极的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现实，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于1998年底推动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宣言》。然而，来自日方的政治干扰接连不断。
一方面是关于历史问题日本的扭曲。
2001年以来，小泉首相连续4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日“政冷经热”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其参拜供奉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亡灵的靖国神社，是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小泉的这一行为，已导致中日间连续3年多未能实现首脑互访。
1990年11月10日，日本众议院石原慎太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铁一般的事实，竟坚持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此言论一出，引来舆论一片哗然。而对随后来自舆论和中国方面的批评，河村隆之在20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自我辩护称：“中国一直说是30万南京平民被屠杀，纠正历史认识是我的使命。”他还称，应对南京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有很多是卷入枪战而死亡的人”。对于被斥责“胡说八道”，他称“引发争论是一件好事，希望中方冷静接受。”
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意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行为。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日本朝
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是也由此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经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而另一方面则是关于领土问题的争论。
比如，2010年9月7日上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相撞。当晚，日本海上保安厅以嫌疑妨碍公务逮捕这艘中国渔船的船长。同时以涉嫌违反《渔业法》对该船展开调查。日本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对中国“闽晋渔5179号”船长展开调查、审讯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发表讲话称：“根据我国的法律严肃处理。我不认为此事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日本国内也不要过热反应，有必要冷静处理此事。
钓鱼岛已成为中日两国硬软实力的一个较量，而且这种较量如今已上升到战略层面。对中国来说，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是二战问题乃至近代中日角逐在当代的一个延伸，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
中日关系今后究竟如何发展？其实早在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高瞻远瞩，针对钓鱼岛等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精神，也为中日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指明了方向。
坚持对话，平等协商，就要以积极的态度，冷静地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中日建交后，两国建立了“随时协商”和“定期协商”机制，不断开展政治上的对话和沟通；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也逐步建立。此外，诸如“中日21世纪委员会”这样的中日民间组织也确立了对话和交流机制，在通过沟通和协商解决分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两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对话协商机制，积极寻求妥善处理双方间问题、分歧和争议的有效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
中日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也有共同利益，而且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日双方只有以大局为重，坚持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增进互信，化解矛盾，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才能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关系之我见
早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科技等很多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到21世纪的今天，中日间发生了多次的军事冲突及全面战争，形成了战后两国的政治格局并影响了以后的中日关系。以至于当我们在描述中日关系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出现“政冷、经热、美国、南京大屠杀、台湾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大量词汇，而且在阐述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词汇往往会充当关键词。究竟是什么阻碍的了中日友好发展关系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国际舞台上也大放光彩。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美国的遏制战略再度指向中国。美日两国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发表了新安保联合宣言，并开始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强化已有的同盟并建立起新的非正式同盟。美国重视并加强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主张提高日本额国际地位，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以维护全球霸权主义。与此同时，日本也以此为契机，通过强化“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搭乘反恐战车，旨在实现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日本妄图利用美日关系牵制中国，争夺东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而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的东亚的领导地位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希望日本能成为其在东亚的一个战略据点，为其全球战略提供广泛的经济和安全支持，制衡中国并消除美国可能在东亚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以保障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确保没有任何外国势力能够在区域或全球安全中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对美国而言，在防备中国这一点上，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不能动摇；对日本而言，首先就是要强化美日同盟，其次，应该恰当地对待中国的崛起。因此，美日同盟的调整，将对中国构成挑战，一是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二是利用台湾等领土主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阻碍中国和平统一以及领土完整。
然而对此，中方一直积极的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现实，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于1998年底推动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宣言》。然而，来自日方的政治干扰接连不断。
一方面是关于历史问题日本的扭曲。
2001年以来，小泉首相连续4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日“政冷经热”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其参拜供奉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亡灵的靖国神社，是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小泉的这一行为，已导致中日间连续3年多未能实现首脑互访。
1990年11月10日，日本众议院石原慎太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铁一般的事实，竟坚持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此言论一出，引来舆论一片哗然。而对随后来自舆论和中国方面的批评，河村隆之在20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自我辩护称：“中国一直说是30万南京平民被屠杀，纠正历史认识是我的使命。”他还称，应对南京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有很多是卷入枪战而死亡的人”。对于被斥责“胡说八道”，他称“引发争论是一件好事，希望中方冷静接受。”
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意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行为。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日本朝
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是也由此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经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而另一方面则是关于领土问题的争论。
比如，2010年9月7日上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相撞。当晚，日本海上保安厅以嫌疑妨碍公务逮捕这艘中国渔船的船长。同时以涉嫌违反《渔业法》对该船展开调查。日本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对中国“闽晋渔5179号”船长展开调查、审讯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发表讲话称：“根据我国的法律严肃处理。我不认为此事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日本国内也不要过热反应，有必要冷静处理此事。
钓鱼岛已成为中日两国硬软实力的一个较量，而且这种较量如今已上升到战略层面。对中国来说，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是二战问题乃至近代中日角逐在当代的一个延伸，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
中日关系今后究竟如何发展？其实早在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高瞻远瞩，针对钓鱼岛等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精神，也为中日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指明了方向。
坚持对话，平等协商，就要以积极的态度，冷静地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中日建交后，两国建立了“随时协商”和“定期协商”机制，不断开展政治上的对话和沟通；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也逐步建立。此外，诸如“中日21世纪委员会”这样的中日民间组织也确立了对话和交流机制，在通过沟通和协商解决分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两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对话协商机制，积极寻求妥善处理双方间问题、分歧和争议的有效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
中日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也有共同利益，而且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日双方只有以大局为重，坚持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增进互信，化解矛盾，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才能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