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软心善的人，敬畏每一个生命，把感动看成是一种通灵，一种救赎—— 我算不上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遇到行乞的人也会给一两个镍币。现在职业行乞的多了，有时候也要观察考量一下。 陈子昂老家的金华山上有不少行乞的人，拾级而上会看见他们总是用篾筐把自己圈在里面，隐去了下半身。他们矮矮的，哀哀地乞求，从篾筐里伸出污黑的手。我以为他们都没了双腿，只剩胴体。连续给过两三个行乞者后，本地游人都笑我傻，说行乞者都是装起的，都是健全人。我半信半疑，几次想凑过去看，又算了，我不愿看见他们为了几张毛票蜷缩在篾筐里的样子。行乞者蜷缩的样子也是他们灵魂的写照。 我在这座山中小城住了二十年了，小城里的乞丐从未间断过。5.12地震前出现了一个高峰，同时有四五个。他们不是一般的行乞者，他们蓬头垢面，翻垃圾桶，睡街沿边边或桥洞子。有的甚至衣不蔽体，没了羞耻感。 常住南街的那个乞丐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时常在酒厂外面的垃圾桶里翻酒糟吃，吃饱了便下到南桥下的河滩上晒太阳。偶尔也架火烤。有时也在桥上溜达，脱了外套搭在肩上，龙安中学的学生给他起了一个美名——南街上的周杰伦。有一两次涨洪水，我看见他坐在水边，一个浪子便可以把他打走。 其实，称他们乞丐并不正确，他们并不行乞，他们只翻垃圾桶垃圾堆，他们从不向人伸手。他们是流浪者，是城市里最孤独的人，他们没有语言，钱对于他们已经失去意义，看他们那一副样子也没有人肯卖给他们东西。每每遇见他们，我也会捂住口鼻，或者绕开。他们身上的臭气会让你呕吐，身上飞飞停停的苍蝇会让你恶心。但想一想，他们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同类，又觉得悲哀。距离远的时候，比如隔着一条街，我会去正视他们、观察他们。他们也是父母所生，也有人的思想感情——至少曾经有。我也会去想，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的？为什么没有人收留他们？他们天天出现在社会的视野里，社会为什么会熟视无睹？我很想把他们带到澡堂，好好生生洗个澡，再带进医院做一个体检，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但不可能，我不过是在做一个善与爱的白日梦。 地震后第二年，小城流落着一个女乞丐。她翻垃圾桶，也接受人们的施舍。她是一位老婆婆，六十多岁的样子，走到哪里都背着行囊 一床破棉絮和一只装着各种破烂的蛇皮口袋。她一身不脏，衣服也还算穿得整齐。她是个小个子，晚上住桥洞或河堤上的亭子，白天走街串巷，或坐在去九寨沟的公路边，不晓得的人还以为她在等车。有几个早晨，我看见她在江边捧了河水洗脸。她很少翻垃圾桶，却不缺吃的，手里总是拿着馍馍、饼子，塑料袋里还装着面包、生黄瓜、老玉米。有时候也端个碗，用筷子拨饭。她是个有福的乞丐，她不脏，又是个女的，是个老婆婆，易唤起人们的善心。 记得是2010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爬了北山下来，看见她在公路边，走累了靠着行囊歇气，背带还挎在肩上。我跑回家装了一些吃的东西，有馒头、苹果和橘子，有水果糖和熟肉，拿到公路边给她。我提着东西出来的时候，生怕她不在了。给她递东西的时候，我很注意自己的姿态，不让她有“嗟，来食”的嫌疑。 初春，我看见她慢吞吞地走在东风路口，一副愁苦的样子。我注意到她脚上的鞋破了，包了纸和塑料口袋。四月，我看见她打光脚了。五月，我看见她又穿了双崭新的军用胶鞋，很合脚的样子，让人欣慰。 任国红是我老家对岸安场坝的人，年龄比我略大一点。我读师范的时候，听说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要拍电影了，寒假回家便去拜访他，同去的还有江油写诗的刘强和安场坝本地人任正华。我看了剧本，厚厚一摞，不是传说的那样，是《电影文学》杂志的退稿。任国红没有考起学，也没有考上乡干部，但有一个不错的家，房子、土地、高中文化，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街上看见任国红，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像千千万万城郊的农民一样进城卖点出产，买点种子化肥。他属于有文化的农民，但也是比较柔弱、怕吃苦的农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任国红成了上访户，天天坐在政府大门外面，或者信访办大门外面。看见我，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去给他开张证明，或者带他去见县长。我问他开什么证明，他嘿嘿地笑，说要钱的证明。我不清楚他说的什么，自然无法帮他。 有一次，远远地看见任国红在往东风路口的“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走过去看，是一封写给县委书记的信。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这个人的脑壳出了问题。那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好好的，穿的也还是好好的。 回老家，问母亲任国红咋了，母亲说他女人跟人跑了，十几年没回来，他一个人带个孩子，现在孩子大了，读中学了。不用再问，我什么都明白了，只是有一点疑惑：安场坝的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咋没人帮他一把？ 地震过后，任国红几乎天天都在政府大门外面，有时坐在水泥地上，有时在政府街东晃西晃。早上很早就在了，看样子晚上也没回家。看见我，会叫我的名字，开始我还问问他有什么事、找谁，我劝他不要动不动就往城里跑，真有事可以找村委会找镇政府。他不听我的话，照旧常住沙家浜，天天在政府大门外面。 慢慢地，任国红开始蓬头垢面了，冬天穿一件黑色仿昵长衣，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时不时有人指着他问我：“你的熟人？”我说：“安场坝的，认得到。”我倒不觉得因为认识他丢脸，他丢的是他自己的脸。如果真有丢脸的地方，那便是我不曾真正关心过他，问过他，对待他的请求总是很冷漠、很不耐烦。 一天早晨，我在政府街吃早饭，任国红突然进来了，我问他吃点什么，他摇摇头拄着拐杖出去了——他的腿什么时候残了。他出去了，但没有走远。我吃完饭，买了两个包子给他，他不要，他说他要钱，我要给他一点钱，被妻子拉走了。 也有我一个人遇见他的时候，我摸摸口袋，要么是没有带钱，要么是没有零钱。我拿不准给他多少钱合适。 有一次在西门外碰见，他又问我要钱，我身上正好有二十块零钱，就给了。第二天一早，他又等在政府大门外了，看见我他说：“再给我二十块嘛！”我没有给他。我觉得他很烦人，没有一点自尊心。之后很多时候，看见他，我都会绕道走。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叫得出我名字的乞讨者。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南街上的周杰伦”，想起那个女乞丐。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任国红。我觉得我应该给政府写一纸报告，请示他们拿出一点经费解决境内流浪者的问题——遣送回乡，或者解决到福利院。我应该帮任国红找到村委会和镇政府，把他的腿伤治好；下次再碰见他，不用他开口，便给他拿一点钱……然而，白天看见，我还是绕道走了。 读列昂尼德·茨普金的《巴登夏日》，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反观自己，觉得很是羞愧。陀氏的好施是一种善本性，且是大善的本性，而我仅仅有一点小善，每一次施舍都有很多顾虑，很多局限。陀氏从不拒绝别人在钱上的请求，只要看到可怜的人就会施舍，哪怕这个人一天里找他好几次。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觉得这大善与小善的区别，也正是一个大作家与一个小作家的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也会受到妻子的责怪，但他幽默而睿智，他对妻子说：“你能眼睁睁地把一块石头放在一双可怜兮兮伸过来的手上吗？” 编辑/王威
一个心软心善的人，敬畏每一个生命，把感动看成是一种通灵，一种救赎—— 我算不上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遇到行乞的人也会给一两个镍币。现在职业行乞的多了，有时候也要观察考量一下。 陈子昂老家的金华山上有不少行乞的人，拾级而上会看见他们总是用篾筐把自己圈在里面，隐去了下半身。他们矮矮的，哀哀地乞求，从篾筐里伸出污黑的手。我以为他们都没了双腿，只剩胴体。连续给过两三个行乞者后，本地游人都笑我傻，说行乞者都是装起的，都是健全人。我半信半疑，几次想凑过去看，又算了，我不愿看见他们为了几张毛票蜷缩在篾筐里的样子。行乞者蜷缩的样子也是他们灵魂的写照。 我在这座山中小城住了二十年了，小城里的乞丐从未间断过。5.12地震前出现了一个高峰，同时有四五个。他们不是一般的行乞者，他们蓬头垢面，翻垃圾桶，睡街沿边边或桥洞子。有的甚至衣不蔽体，没了羞耻感。 常住南街的那个乞丐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时常在酒厂外面的垃圾桶里翻酒糟吃，吃饱了便下到南桥下的河滩上晒太阳。偶尔也架火烤。有时也在桥上溜达，脱了外套搭在肩上，龙安中学的学生给他起了一个美名——南街上的周杰伦。有一两次涨洪水，我看见他坐在水边，一个浪子便可以把他打走。 其实，称他们乞丐并不正确，他们并不行乞，他们只翻垃圾桶垃圾堆，他们从不向人伸手。他们是流浪者，是城市里最孤独的人，他们没有语言，钱对于他们已经失去意义，看他们那一副样子也没有人肯卖给他们东西。每每遇见他们，我也会捂住口鼻，或者绕开。他们身上的臭气会让你呕吐，身上飞飞停停的苍蝇会让你恶心。但想一想，他们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同类，又觉得悲哀。距离远的时候，比如隔着一条街，我会去正视他们、观察他们。他们也是父母所生，也有人的思想感情——至少曾经有。我也会去想，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的？为什么没有人收留他们？他们天天出现在社会的视野里，社会为什么会熟视无睹？我很想把他们带到澡堂，好好生生洗个澡，再带进医院做一个体检，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但不可能，我不过是在做一个善与爱的白日梦。 地震后第二年，小城流落着一个女乞丐。她翻垃圾桶，也接受人们的施舍。她是一位老婆婆，六十多岁的样子，走到哪里都背着行囊 一床破棉絮和一只装着各种破烂的蛇皮口袋。她一身不脏，衣服也还算穿得整齐。她是个小个子，晚上住桥洞或河堤上的亭子，白天走街串巷，或坐在去九寨沟的公路边，不晓得的人还以为她在等车。有几个早晨，我看见她在江边捧了河水洗脸。她很少翻垃圾桶，却不缺吃的，手里总是拿着馍馍、饼子，塑料袋里还装着面包、生黄瓜、老玉米。有时候也端个碗，用筷子拨饭。她是个有福的乞丐，她不脏，又是个女的，是个老婆婆，易唤起人们的善心。 记得是2010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爬了北山下来，看见她在公路边，走累了靠着行囊歇气，背带还挎在肩上。我跑回家装了一些吃的东西，有馒头、苹果和橘子，有水果糖和熟肉，拿到公路边给她。我提着东西出来的时候，生怕她不在了。给她递东西的时候，我很注意自己的姿态，不让她有“嗟，来食”的嫌疑。 初春，我看见她慢吞吞地走在东风路口，一副愁苦的样子。我注意到她脚上的鞋破了，包了纸和塑料口袋。四月，我看见她打光脚了。五月，我看见她又穿了双崭新的军用胶鞋，很合脚的样子，让人欣慰。 任国红是我老家对岸安场坝的人，年龄比我略大一点。我读师范的时候，听说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要拍电影了，寒假回家便去拜访他，同去的还有江油写诗的刘强和安场坝本地人任正华。我看了剧本，厚厚一摞，不是传说的那样，是《电影文学》杂志的退稿。任国红没有考起学，也没有考上乡干部，但有一个不错的家，房子、土地、高中文化，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街上看见任国红，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像千千万万城郊的农民一样进城卖点出产，买点种子化肥。他属于有文化的农民，但也是比较柔弱、怕吃苦的农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任国红成了上访户，天天坐在政府大门外面，或者信访办大门外面。看见我，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去给他开张证明，或者带他去见县长。我问他开什么证明，他嘿嘿地笑，说要钱的证明。我不清楚他说的什么，自然无法帮他。 有一次，远远地看见任国红在往东风路口的“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走过去看，是一封写给县委书记的信。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这个人的脑壳出了问题。那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好好的，穿的也还是好好的。 回老家，问母亲任国红咋了，母亲说他女人跟人跑了，十几年没回来，他一个人带个孩子，现在孩子大了，读中学了。不用再问，我什么都明白了，只是有一点疑惑：安场坝的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咋没人帮他一把？ 地震过后，任国红几乎天天都在政府大门外面，有时坐在水泥地上，有时在政府街东晃西晃。早上很早就在了，看样子晚上也没回家。看见我，会叫我的名字，开始我还问问他有什么事、找谁，我劝他不要动不动就往城里跑，真有事可以找村委会找镇政府。他不听我的话，照旧常住沙家浜，天天在政府大门外面。 慢慢地，任国红开始蓬头垢面了，冬天穿一件黑色仿昵长衣，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时不时有人指着他问我：“你的熟人？”我说：“安场坝的，认得到。”我倒不觉得因为认识他丢脸，他丢的是他自己的脸。如果真有丢脸的地方，那便是我不曾真正关心过他，问过他，对待他的请求总是很冷漠、很不耐烦。 一天早晨，我在政府街吃早饭，任国红突然进来了，我问他吃点什么，他摇摇头拄着拐杖出去了——他的腿什么时候残了。他出去了，但没有走远。我吃完饭，买了两个包子给他，他不要，他说他要钱，我要给他一点钱，被妻子拉走了。 也有我一个人遇见他的时候，我摸摸口袋，要么是没有带钱，要么是没有零钱。我拿不准给他多少钱合适。 有一次在西门外碰见，他又问我要钱，我身上正好有二十块零钱，就给了。第二天一早，他又等在政府大门外了，看见我他说：“再给我二十块嘛！”我没有给他。我觉得他很烦人，没有一点自尊心。之后很多时候，看见他，我都会绕道走。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叫得出我名字的乞讨者。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南街上的周杰伦”，想起那个女乞丐。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任国红。我觉得我应该给政府写一纸报告，请示他们拿出一点经费解决境内流浪者的问题——遣送回乡，或者解决到福利院。我应该帮任国红找到村委会和镇政府，把他的腿伤治好；下次再碰见他，不用他开口，便给他拿一点钱……然而，白天看见，我还是绕道走了。 读列昂尼德·茨普金的《巴登夏日》，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反观自己，觉得很是羞愧。陀氏的好施是一种善本性，且是大善的本性，而我仅仅有一点小善，每一次施舍都有很多顾虑，很多局限。陀氏从不拒绝别人在钱上的请求，只要看到可怜的人就会施舍，哪怕这个人一天里找他好几次。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觉得这大善与小善的区别，也正是一个大作家与一个小作家的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乐善好施也会受到妻子的责怪，但他幽默而睿智，他对妻子说：“你能眼睁睁地把一块石头放在一双可怜兮兮伸过来的手上吗？” 编辑/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