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屈辱史
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历史学者们看来，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但是详细查历史，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对比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各国的表现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世界史学家把拿破仑政权垮台的最后一次著名战役“莱比锡会战”称为民族会战，这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 拿破仑在打败第三次、第四次“反法同盟”后，特别是“耶拿战役”轻取普鲁士骄傲的封建王国大军，之后强加给普、奥两国以苛刻的条款，两国被迫割地赔款。但是从此却激发起欧洲各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决心，点燃起熊熊的民族意识。拿破仑以后战争面对的不再是各国封建统治者，而是愤怒的人民。 拿破仑征俄，俄罗斯人民众志成城、坚壁清野，宁愿莫斯科一把火烧掉也决不留给法国侵略军一草一木。普鲁士重新对法宣战后，掀起爱国狂潮，全民动员，政府宣布“全民皆兵”，人民实行焦土抗战，这一切最终终止了拿破仑的野心。
同样是战败屈辱求和，在中国却完全两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爆发的镇江之战，满清统领海龄却以防谍为名，大肆屠杀城中居民。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天然靠不住，肯定会和洋人私通，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满清政权的困境，这是其落后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可以看出，满清统治集团由于异族统治使得它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没有责任感。它总觉得自己手下的臣民不是自己人，自己总可以和任何外族合作来分享对自己臣民的搜刮。所谓“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就是这个意思。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就西方侵略的规模来看，哪一次也比不上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满清和其他国家差距再大，总大不过同期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的差距。特别就武器准备而言，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如此大的差距。至少“雅克萨之战”和“甲午战争”时，满清的军事力量和当时俄罗斯、日本是基本相当的。但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在满清那种处境下“防汉”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呢？满清政权害怕抵抗只会使这种部族政权垮台得更快。 所以妥协投降、卖国保平安，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是其权衡利弊做出的最佳选择。 比如，甲午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军事失败，胜败兵家常事，满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中国的纵深、重新组织海军陆军抗争，但满清只考虑战争使自己可能迁都影响安乐，更害怕利用中国的纵深来彻底抵抗日本会使汉族的民族意识觉醒，自己也就完蛋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清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命运是其利益博弈下的必然选择，它选择把上亿军费用来赔偿日本和建自己的皇宫，反正损失是不属于自己民族的汉族来承担。结果是使得日本更强大，而中国则短期不可能恢复了。在这点上，解放后所谓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勾结瓜分中国的结论是没有错的。
就满清这种部族政权的困境，心理上的阴暗。被帝国主义者早就看得明白，所以他们惯用恫吓、威胁，加上适度的军事压力，就轻而易举地迫使满清政权签订妥协、投降的卖国
条约，赢得极大的利益。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布“告十八省豪杰书”。公然号召中国人反抗满清“遂满清氏于境外”，更让满清政权如坐针毡。
在这种情况下，满清政权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卖国条约越签越大是不奇怪的。近代亚洲封建大帝国有一个共同点是：军权由一小撮外族人占有，他们借控制有效的战争武器来统治民众，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同族统治。后果是：在19世纪，日本人可以借助于全民族的紧迫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而其它亚洲政府在努力对欧洲列强的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时，则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普遍不信任而受到阻碍。
至于满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国人长期羞于承认当时中国是处于一个外来的征服王朝统治之下。为清朝辩解的理由，是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而且，清朝的统治也是非常中国化的。但这实际上并非理由。汉化的满洲人仍然是执掌政权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成员凭借其血缘据有比汉人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至于他们讲满语还是汉语，敬拜萨满还是至圣先师，并没有影响到这关键的一点。 满洲人汉化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作为新的汉文化的皈依者，比汉人更执念于儒教的文化复古主义，正如任何宗教的新教徒都比旧教徒更狂热偏执一样。因此，在遭遇到西方入侵时的反应，满清的反应和三百年前的明朝相比，更为死板顽固。用比较摩登的说法，由于满清的政权来自武力征服，因此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实在是可疑，满洲人只能通过证明他们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守护者来为自已辩护。比方说，义和团在朝中的支持者，旗人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同时，由于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踞政权之上，安全感的缺乏，使得他们把重心放在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权力的集中上，导致清朝在文化的保守性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方面，与明朝相比远远过之。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汉人在朝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满人作为征服者，在其内心深处对汉人始终怀有猜忌。因此，清末汉人官僚的改革，总是过份的小心翼翼。
最重要的是，清末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除了少数商人以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导维新的是一批年轻武士，他们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整个武士阶层的消亡。普通人的税收也加重了，而且还要负担以前不用服的兵役。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统治集团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而不会引得四分五裂或引发革命，是很难得的。日本人的牺牲得到的补偿，是国力的增强和本国地位的提高。对日本人来说，一切措施都只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日本人之所以能说服自己保持团结和承受牺牲的秘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因此即使在国家危急关头，也只能求助于传统的资源，即对皇帝个人和对文化传统的忠诚。如果提倡民族主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产生质疑，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旧的传统国家在凝聚力及效率发挥上的差别，在甲午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 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只有到了推翻清帝国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顺利发展。到抗日战争时，虽此中日的国力差距
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由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中国就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当然，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１９世纪时日本和普鲁士凭借其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建立了兴旺的民族国家，成功地由旧秩序过渡到新制度。但这种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反而踏上了穷兵渎武之路。中国曾因为民族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胜利，但也曾因此做出很多蠢事啊．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接触的进一步密切，民族主义还是会继续发挥它双刃剑的作用．
论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屈辱史
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历史学者们看来，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但是详细查历史，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对比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各国的表现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世界史学家把拿破仑政权垮台的最后一次著名战役“莱比锡会战”称为民族会战，这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 拿破仑在打败第三次、第四次“反法同盟”后，特别是“耶拿战役”轻取普鲁士骄傲的封建王国大军，之后强加给普、奥两国以苛刻的条款，两国被迫割地赔款。但是从此却激发起欧洲各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决心，点燃起熊熊的民族意识。拿破仑以后战争面对的不再是各国封建统治者，而是愤怒的人民。 拿破仑征俄，俄罗斯人民众志成城、坚壁清野，宁愿莫斯科一把火烧掉也决不留给法国侵略军一草一木。普鲁士重新对法宣战后，掀起爱国狂潮，全民动员，政府宣布“全民皆兵”，人民实行焦土抗战，这一切最终终止了拿破仑的野心。
同样是战败屈辱求和，在中国却完全两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爆发的镇江之战，满清统领海龄却以防谍为名，大肆屠杀城中居民。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天然靠不住，肯定会和洋人私通，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满清政权的困境，这是其落后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可以看出，满清统治集团由于异族统治使得它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没有责任感。它总觉得自己手下的臣民不是自己人，自己总可以和任何外族合作来分享对自己臣民的搜刮。所谓“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就是这个意思。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就西方侵略的规模来看，哪一次也比不上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满清和其他国家差距再大，总大不过同期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的差距。特别就武器准备而言，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如此大的差距。至少“雅克萨之战”和“甲午战争”时，满清的军事力量和当时俄罗斯、日本是基本相当的。但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在满清那种处境下“防汉”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呢？满清政权害怕抵抗只会使这种部族政权垮台得更快。 所以妥协投降、卖国保平安，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是其权衡利弊做出的最佳选择。 比如，甲午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军事失败，胜败兵家常事，满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中国的纵深、重新组织海军陆军抗争，但满清只考虑战争使自己可能迁都影响安乐，更害怕利用中国的纵深来彻底抵抗日本会使汉族的民族意识觉醒，自己也就完蛋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清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命运是其利益博弈下的必然选择，它选择把上亿军费用来赔偿日本和建自己的皇宫，反正损失是不属于自己民族的汉族来承担。结果是使得日本更强大，而中国则短期不可能恢复了。在这点上，解放后所谓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勾结瓜分中国的结论是没有错的。
就满清这种部族政权的困境，心理上的阴暗。被帝国主义者早就看得明白，所以他们惯用恫吓、威胁，加上适度的军事压力，就轻而易举地迫使满清政权签订妥协、投降的卖国
条约，赢得极大的利益。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布“告十八省豪杰书”。公然号召中国人反抗满清“遂满清氏于境外”，更让满清政权如坐针毡。
在这种情况下，满清政权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卖国条约越签越大是不奇怪的。近代亚洲封建大帝国有一个共同点是：军权由一小撮外族人占有，他们借控制有效的战争武器来统治民众，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同族统治。后果是：在19世纪，日本人可以借助于全民族的紧迫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而其它亚洲政府在努力对欧洲列强的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时，则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普遍不信任而受到阻碍。
至于满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国人长期羞于承认当时中国是处于一个外来的征服王朝统治之下。为清朝辩解的理由，是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而且，清朝的统治也是非常中国化的。但这实际上并非理由。汉化的满洲人仍然是执掌政权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成员凭借其血缘据有比汉人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至于他们讲满语还是汉语，敬拜萨满还是至圣先师，并没有影响到这关键的一点。 满洲人汉化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作为新的汉文化的皈依者，比汉人更执念于儒教的文化复古主义，正如任何宗教的新教徒都比旧教徒更狂热偏执一样。因此，在遭遇到西方入侵时的反应，满清的反应和三百年前的明朝相比，更为死板顽固。用比较摩登的说法，由于满清的政权来自武力征服，因此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实在是可疑，满洲人只能通过证明他们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守护者来为自已辩护。比方说，义和团在朝中的支持者，旗人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同时，由于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踞政权之上，安全感的缺乏，使得他们把重心放在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权力的集中上，导致清朝在文化的保守性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方面，与明朝相比远远过之。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汉人在朝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满人作为征服者，在其内心深处对汉人始终怀有猜忌。因此，清末汉人官僚的改革，总是过份的小心翼翼。
最重要的是，清末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除了少数商人以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导维新的是一批年轻武士，他们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整个武士阶层的消亡。普通人的税收也加重了，而且还要负担以前不用服的兵役。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统治集团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而不会引得四分五裂或引发革命，是很难得的。日本人的牺牲得到的补偿，是国力的增强和本国地位的提高。对日本人来说，一切措施都只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日本人之所以能说服自己保持团结和承受牺牲的秘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因此即使在国家危急关头，也只能求助于传统的资源，即对皇帝个人和对文化传统的忠诚。如果提倡民族主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产生质疑，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旧的传统国家在凝聚力及效率发挥上的差别，在甲午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 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只有到了推翻清帝国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顺利发展。到抗日战争时，虽此中日的国力差距
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由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中国就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当然，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１９世纪时日本和普鲁士凭借其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建立了兴旺的民族国家，成功地由旧秩序过渡到新制度。但这种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反而踏上了穷兵渎武之路。中国曾因为民族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胜利，但也曾因此做出很多蠢事啊．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接触的进一步密切，民族主义还是会继续发挥它双刃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