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心理与词的内在契合
徐辉
摘要：士人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他们的心理对文学有着决定作用。宋代士人的心理转向契合了宋词的特质：宋代士人偏重内心关怀，词则长于情绪抒写；宋代士人有无法言说的内心愁绪，词则婉转曲折、伤感缠绵。另外词虽为艳科，宋人却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阔达胸境。由此宋代士人将其真情实感倾注于词中，成就了一代文学。
关键词：内在契合 宋 士人心理 词
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人阶层，他们进为官、退为民；拥有文化知识是他们的标志。作为知识阶层，他们在文化学术上经常处于主体地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构建者，因而他们的心理倾向对文学走向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就宋代来说，其士人心理具有独特之处，因而会与新的文学形式——词相互契合，造就一代文学之盛。
一 宋代士人内心关怀与词的情绪抒写
士人的亦官亦民身份，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造成了士人人格的二元性，他们似乎可以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但他们又不得不选一条路：或为官，或为民。为官，则意味着一种关心世事、锐意进取、积极入世的生活，同时不得不放弃自我内心享受；为民，则可享受心游天地的超世至情，获得心灵自由，却须牺牲知识给予的经世济民之力。从先秦时，士人就被这“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悖论所困扰，从而派生出儒与道这两家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分执士人理念之一端，传承久远。由于儒家似乎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儒家相对来说处于主流地位。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宋代士人开辟了一条亦官亦隐的新路子，他们的“最高境界，不再于仕还是隐，山林还是庙堂，而在于一颗心，有了一颗最高的彻悟的心，仕就是隐，没有这种彻悟，隐犹如仕”。①宋代士人不再进行艰难的二难选择，而是将二元对立的人格整和为二重人格，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在朝堂之上，他们忧国忧民，尽着人臣之责；在庭院书房，他们吟诗作画，陶冶性情；在酒宴桌上，他们饮酒作乐，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他们不执著于仕还是隐，小隐还是大隐，而只求心灵的和谐完满。这种不执使他们的生活相对轻松，不必在仕（或求仕）时为坚持治国平天下之雄心大志而舍却一切世俗生活、心灵感受；在隐（或求隐）时为了高洁的内心情操而拒绝与官场、世人的往来，这样一来，作为言志的诗对他们来说重了，虽然他们的社会、文化主体地位以及传统使得他们仍有写诗的必要和需要，他们更需要另一种文体来抒发他们已经不一样的心理。
在学术上这种亦官亦隐的不执反映为宋代道学的兴起。对现代人来说，道学是与僵化、教条、伪善等联系在一起的，是统治者巩固君权、笼络士人、愚弄百姓的精神方式。事实上，这是宋末至明代道学被转为官方意识形态后的扭曲，在原初意义上，“道学之产生主要是出于士人阶层自我解脱、自我超越、保持心理平衡的主体需求而非出于君权统治的需要。”②道学是儒、释、道三家学术融会而成的。早期的儒家思想积极提倡入世，但它是以正心、诚意、修身等而最终推出治国平天下的结果的，这种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虽然一直为统治者所看重、所利用，但仅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有时甚至连这点表面文章也没有，士人化生万物、泽被天下的宏远目标毫无实现的可能。儒家士人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创造了道学这种折中的理论：“援佛入儒，融道于儒。即使个体心灵有安泊之处，使压抑、焦虑有以解脱，同时又保留儒家固有的现实关怀。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张力结构，从而使拯救社会与心灵自救奇妙地统一起来。”
当然，道学家们是反对做文章的，认为“作文害道”，专意为文害于人格修养，而应专
心立德，“有德者必有言”从德中自然呈露出来。但是道学家的拯救社会与心灵自救的学术与宋代士人亦官亦隐的观念和现实结合起来，事实上形成了整个世人阶层的一种普遍的内心关怀心里，而且这种关怀是现世的，是不离现实的超世；而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屈原式仕的极端或“竹林七贤”式的吟啸山林的隐的极端。
与之契合，词是一种善于言情的文体，“在所载负和容纳的感情分量和生活内容轻微狭细的同时，在抒情的‘深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开掘和伸进”，“更纯粹、更细腻的抒写‘情绪’”④。词具有可以描摹情感起伏转折的长短句式和复杂节奏：顺应语言的自然节奏，长短错综、齐言与杂言相结合的句式，可以做到表现方法的多样化；词句的节奏也比诗复杂多变，同样是七言句，就可以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上一下六和其他特殊的变化，词还有八言、九言、以至十言以上的长句，更增强了表现力。词的长短参差的句法和错综变化的韵律，又是经过音乐的陶冶，而和作者起伏变化的感情相适应的，是顺着人类发音器官的自然规律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格式，这些格式必然更适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律绝虽然富有高低抑扬的音节，可使读者和听者发生快感，却因过于整齐的格局，很难和人类起伏变化的感情恰相适应，而且诗当时已具有悠久、确定的教化言志传统。所以，对微妙的心态与情感的描写来说，词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宋代士人的新的心理状态在言志的诗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之后，终于又在词这一新兴形式中找到了寄托之处，词也就从绮宴之乐进入了很深的内心情怀。
二 宋人的内心矛盾和词的伤感缠绵
宋代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社会管理和文化创造都处于最佳的历史时期。首先，宋代实行重文政策，文官比武官有着更好的待遇，更高的地位，而且地方势力与宦官、外戚势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文人阶层成了统治者的主要依靠对象。其次，普通士人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大大增加，这是因为东汉、六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及其观念已基本消失，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加大取士名额，并更加公平。“北宋末年一次取士达800人，超过唐开元全盛期29年取士总数。”寒士参加考试“自启程以至回乡费，皆给予公家”，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⑤总之，对士人来说，宋代尤其是北宋中期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他们最为辉煌的时代，”政治和文化“具有了”“宋代特有的”“一体化关系”，“学术领袖和政治领袖逐渐同一起来”。⑥
但是在如此良好的环境下，宋代士人却始终有个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契丹政权在宋之前就已建立，在宋立国之后西北方又有强悍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威胁边防；继契丹而起的金国与元帝国更给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以至灭国。这其中诚然有种种原因，但对于士人来讲，他们的目标本就是治国平天下，而在这样的时代他们也还是没达到这个目标。这必然带给他们巨大的失落感。尤其是想到自己的宏伟目标与崇高地位，他们不免又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心矛盾，一种深深埋于内心的愁绪。这种愁绪构成了宋代士人心理的一个共同点，反映在文学上，就要求一种可以委婉表达这一愁绪的文学形式，在这一点上，士人心理又与词找到了共通之处。
词在经由温、韦之手而正式进入文人创作领域之后，即以闺怨、闲愁为主，五代及宋初也多以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韶华难驻为主题，即使是后来的豪放派也以国愁家恨、世路艰难居多。词的这种伤感性悲剧性特质，最初必然符合了宋代士人的心理底蕴而进入士人创作领域的，不同的创作风格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却基本上没有突破一个“愁”字。事实上，词与士人愁绪结合在南唐词中已有了很明显的表现。南唐词主要指李璟、李煜及冯延巳之词，而三人时代的南唐已是曲居人臣、岌岌可危了，因而中主李璟之“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已大含伤感之意，而李煜后期的词更是一“愁”以贯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已至愁之极。
另外，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婉转曲折。王炎说：“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
惟婉转妩媚为善”⑦就是“以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为美”⑧，胡寅《酒边词·序》也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 孙麟趾《词迳》云：“恐其平直，以曲折出之，谓之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亦云：“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原因之一即在于词之“情长”、“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总之，“词贵柔„词贵曲„词贵巧„词贵缜密„词贵蕴蓄。”（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续编三》），“词抒情”，抒的是缠绵柔情，讲究千回百折，回环往复。上举当然只是婉约一路，但是即使是豪放词，亦是峰回路转，一唱三叹，叶嘉莹女士就认为豪放词与婉约词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又暗合了宋代士人那愁绪的欲说还休之处。
三、宋人审美心态与宋词的艳科性质
以上论述虽然显示了宋代士人心理与词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对于宋代士人如何进入大量的词创作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词最初本来是被作为酒宴佐欢之曲的，内容多涉艳情，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仍被看作“艳科”、“小道”、“末技”，对于中国的正统观念来说，它终是等而下之的，是郑卫之声。不仅当时有人批评、蔑视它，即使到了数百年后的清代，官方编的《四库全书》还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不贵„„”。⑨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士人无论贵贱的普遍的作词风气的产生，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就需谈到宋代审美心态了。事实上，这与宋人的内心转向是一致的。宋人在心灵方面既然可以亦官亦隐，融拯救社会与心灵自救于一体；他们在审美方面也更有其独特的心态。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说：周敦颐的《爱莲说》可以看作宋人审美心态的一种宣言，宋人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莲的境界为最高境，他们强调“以物观物”、“寓意于物”，坚持以“我”为核心、为主动，一切乐物都可使我愉悦，但又牵系我心。⑩ 也就是说，宋代士人认为人生的境界并不是靠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来评判，而在于心的坚守、心的彻悟。只要坚守了心灵，就不必拘泥。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宋人大胆进入了词的领域，创作出了许多文学精品，即使有些人“晚而悔之”，毕竟是少数，且即使是悔之者也留下不少词作，甚至是佳作。
四、结论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到顶峰，然后为别的文学样式所替代，这是很自然的事。律诗发展至唐可说已至极盛，必然会有别的文体来代替，但为什么是词而不是别的？前世的研究者举出诸如音乐的发展等不少原因。但我以为创作主体---士人的心理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宋代士人比前代注重内心，又处在极高社会地位与不能解决边患问题的矛盾中，这就与词的抒情深度和感伤基调暗合了，加上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审美心态，使他们找到了发泄情绪的好工具―――词，使这一“艳科”一变而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词似曲则靡而易俚，似诗则矜而寡趣”（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八》）而必须处于二者之间，诗适合表现外部事功性的思想，曲则完全世俗化了，宋代的文化精英不完全注目于外部事功，又不能沉溺于世俗的享乐，他们的文学也就在词曲之间。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虽然我以为词是士人心理的反映，但决不意味着可以强以寄托解词，宋词与宋代士人心理是在潜质上具有一种合拍性，具体的作者、作品并不一定有意去表现什么，至多可以说是以一种诗意世界去置换各种心理所引起的发泄的欲望。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 ⑩《中国美学史》 张 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 第261页, 第260-263页
②③《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 童庆炳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7月版 第249页
④《唐宋词史》 杨海明 江苏古籍出版社 第3－4页
⑤《中国文化史》 冯天瑜等 第635－636页 转引自 张法《中国美学史》
⑥《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 许 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第42页 ⑦《历代词论新编》 龚兆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年11月版 第221页 ⑧《叶嘉莹说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第152页
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日）村上哲见 杨铁婴（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8月版 第39－40页
The inner communality between the mentalities of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and CI
Abstract: Scholars are the main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mentalities have a critic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re is communality between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and CI: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give more attentions to their hearts, and CI has advantages in expressing one’s emotions;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have contradictory mood which can’t be said publicly, in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s of CI are mainly gloomy moods expressed indirectly. Moreover, although CI has the appearance of sexy,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thought what important is to maintain tidy after going through some tidy place, not to avoid it.
Key words: inner communality; SONG dynasty; the mentalities of scholars; CI
宋代士人心理与词的内在契合
徐辉
摘要：士人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他们的心理对文学有着决定作用。宋代士人的心理转向契合了宋词的特质：宋代士人偏重内心关怀，词则长于情绪抒写；宋代士人有无法言说的内心愁绪，词则婉转曲折、伤感缠绵。另外词虽为艳科，宋人却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阔达胸境。由此宋代士人将其真情实感倾注于词中，成就了一代文学。
关键词：内在契合 宋 士人心理 词
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人阶层，他们进为官、退为民；拥有文化知识是他们的标志。作为知识阶层，他们在文化学术上经常处于主体地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构建者，因而他们的心理倾向对文学走向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就宋代来说，其士人心理具有独特之处，因而会与新的文学形式——词相互契合，造就一代文学之盛。
一 宋代士人内心关怀与词的情绪抒写
士人的亦官亦民身份，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造成了士人人格的二元性，他们似乎可以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但他们又不得不选一条路：或为官，或为民。为官，则意味着一种关心世事、锐意进取、积极入世的生活，同时不得不放弃自我内心享受；为民，则可享受心游天地的超世至情，获得心灵自由，却须牺牲知识给予的经世济民之力。从先秦时，士人就被这“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悖论所困扰，从而派生出儒与道这两家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分执士人理念之一端，传承久远。由于儒家似乎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儒家相对来说处于主流地位。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宋代士人开辟了一条亦官亦隐的新路子，他们的“最高境界，不再于仕还是隐，山林还是庙堂，而在于一颗心，有了一颗最高的彻悟的心，仕就是隐，没有这种彻悟，隐犹如仕”。①宋代士人不再进行艰难的二难选择，而是将二元对立的人格整和为二重人格，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在朝堂之上，他们忧国忧民，尽着人臣之责；在庭院书房，他们吟诗作画，陶冶性情；在酒宴桌上，他们饮酒作乐，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他们不执著于仕还是隐，小隐还是大隐，而只求心灵的和谐完满。这种不执使他们的生活相对轻松，不必在仕（或求仕）时为坚持治国平天下之雄心大志而舍却一切世俗生活、心灵感受；在隐（或求隐）时为了高洁的内心情操而拒绝与官场、世人的往来，这样一来，作为言志的诗对他们来说重了，虽然他们的社会、文化主体地位以及传统使得他们仍有写诗的必要和需要，他们更需要另一种文体来抒发他们已经不一样的心理。
在学术上这种亦官亦隐的不执反映为宋代道学的兴起。对现代人来说，道学是与僵化、教条、伪善等联系在一起的，是统治者巩固君权、笼络士人、愚弄百姓的精神方式。事实上，这是宋末至明代道学被转为官方意识形态后的扭曲，在原初意义上，“道学之产生主要是出于士人阶层自我解脱、自我超越、保持心理平衡的主体需求而非出于君权统治的需要。”②道学是儒、释、道三家学术融会而成的。早期的儒家思想积极提倡入世，但它是以正心、诚意、修身等而最终推出治国平天下的结果的，这种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虽然一直为统治者所看重、所利用，但仅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有时甚至连这点表面文章也没有，士人化生万物、泽被天下的宏远目标毫无实现的可能。儒家士人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创造了道学这种折中的理论：“援佛入儒，融道于儒。即使个体心灵有安泊之处，使压抑、焦虑有以解脱，同时又保留儒家固有的现实关怀。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张力结构，从而使拯救社会与心灵自救奇妙地统一起来。”
当然，道学家们是反对做文章的，认为“作文害道”，专意为文害于人格修养，而应专
心立德，“有德者必有言”从德中自然呈露出来。但是道学家的拯救社会与心灵自救的学术与宋代士人亦官亦隐的观念和现实结合起来，事实上形成了整个世人阶层的一种普遍的内心关怀心里，而且这种关怀是现世的，是不离现实的超世；而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屈原式仕的极端或“竹林七贤”式的吟啸山林的隐的极端。
与之契合，词是一种善于言情的文体，“在所载负和容纳的感情分量和生活内容轻微狭细的同时，在抒情的‘深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开掘和伸进”，“更纯粹、更细腻的抒写‘情绪’”④。词具有可以描摹情感起伏转折的长短句式和复杂节奏：顺应语言的自然节奏，长短错综、齐言与杂言相结合的句式，可以做到表现方法的多样化；词句的节奏也比诗复杂多变，同样是七言句，就可以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上一下六和其他特殊的变化，词还有八言、九言、以至十言以上的长句，更增强了表现力。词的长短参差的句法和错综变化的韵律，又是经过音乐的陶冶，而和作者起伏变化的感情相适应的，是顺着人类发音器官的自然规律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格式，这些格式必然更适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律绝虽然富有高低抑扬的音节，可使读者和听者发生快感，却因过于整齐的格局，很难和人类起伏变化的感情恰相适应，而且诗当时已具有悠久、确定的教化言志传统。所以，对微妙的心态与情感的描写来说，词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宋代士人的新的心理状态在言志的诗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之后，终于又在词这一新兴形式中找到了寄托之处，词也就从绮宴之乐进入了很深的内心情怀。
二 宋人的内心矛盾和词的伤感缠绵
宋代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社会管理和文化创造都处于最佳的历史时期。首先，宋代实行重文政策，文官比武官有着更好的待遇，更高的地位，而且地方势力与宦官、外戚势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文人阶层成了统治者的主要依靠对象。其次，普通士人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大大增加，这是因为东汉、六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及其观念已基本消失，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加大取士名额，并更加公平。“北宋末年一次取士达800人，超过唐开元全盛期29年取士总数。”寒士参加考试“自启程以至回乡费，皆给予公家”，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⑤总之，对士人来说，宋代尤其是北宋中期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他们最为辉煌的时代，”政治和文化“具有了”“宋代特有的”“一体化关系”，“学术领袖和政治领袖逐渐同一起来”。⑥
但是在如此良好的环境下，宋代士人却始终有个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契丹政权在宋之前就已建立，在宋立国之后西北方又有强悍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威胁边防；继契丹而起的金国与元帝国更给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以至灭国。这其中诚然有种种原因，但对于士人来讲，他们的目标本就是治国平天下，而在这样的时代他们也还是没达到这个目标。这必然带给他们巨大的失落感。尤其是想到自己的宏伟目标与崇高地位，他们不免又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心矛盾，一种深深埋于内心的愁绪。这种愁绪构成了宋代士人心理的一个共同点，反映在文学上，就要求一种可以委婉表达这一愁绪的文学形式，在这一点上，士人心理又与词找到了共通之处。
词在经由温、韦之手而正式进入文人创作领域之后，即以闺怨、闲愁为主，五代及宋初也多以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韶华难驻为主题，即使是后来的豪放派也以国愁家恨、世路艰难居多。词的这种伤感性悲剧性特质，最初必然符合了宋代士人的心理底蕴而进入士人创作领域的，不同的创作风格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却基本上没有突破一个“愁”字。事实上，词与士人愁绪结合在南唐词中已有了很明显的表现。南唐词主要指李璟、李煜及冯延巳之词，而三人时代的南唐已是曲居人臣、岌岌可危了，因而中主李璟之“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已大含伤感之意，而李煜后期的词更是一“愁”以贯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已至愁之极。
另外，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婉转曲折。王炎说：“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
惟婉转妩媚为善”⑦就是“以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为美”⑧，胡寅《酒边词·序》也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 孙麟趾《词迳》云：“恐其平直，以曲折出之，谓之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亦云：“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原因之一即在于词之“情长”、“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总之，“词贵柔„词贵曲„词贵巧„词贵缜密„词贵蕴蓄。”（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续编三》），“词抒情”，抒的是缠绵柔情，讲究千回百折，回环往复。上举当然只是婉约一路，但是即使是豪放词，亦是峰回路转，一唱三叹，叶嘉莹女士就认为豪放词与婉约词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又暗合了宋代士人那愁绪的欲说还休之处。
三、宋人审美心态与宋词的艳科性质
以上论述虽然显示了宋代士人心理与词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对于宋代士人如何进入大量的词创作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词最初本来是被作为酒宴佐欢之曲的，内容多涉艳情，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仍被看作“艳科”、“小道”、“末技”，对于中国的正统观念来说，它终是等而下之的，是郑卫之声。不仅当时有人批评、蔑视它，即使到了数百年后的清代，官方编的《四库全书》还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不贵„„”。⑨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士人无论贵贱的普遍的作词风气的产生，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就需谈到宋代审美心态了。事实上，这与宋人的内心转向是一致的。宋人在心灵方面既然可以亦官亦隐，融拯救社会与心灵自救于一体；他们在审美方面也更有其独特的心态。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说：周敦颐的《爱莲说》可以看作宋人审美心态的一种宣言，宋人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莲的境界为最高境，他们强调“以物观物”、“寓意于物”，坚持以“我”为核心、为主动，一切乐物都可使我愉悦，但又牵系我心。⑩ 也就是说，宋代士人认为人生的境界并不是靠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来评判，而在于心的坚守、心的彻悟。只要坚守了心灵，就不必拘泥。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宋人大胆进入了词的领域，创作出了许多文学精品，即使有些人“晚而悔之”，毕竟是少数，且即使是悔之者也留下不少词作，甚至是佳作。
四、结论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到顶峰，然后为别的文学样式所替代，这是很自然的事。律诗发展至唐可说已至极盛，必然会有别的文体来代替，但为什么是词而不是别的？前世的研究者举出诸如音乐的发展等不少原因。但我以为创作主体---士人的心理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宋代士人比前代注重内心，又处在极高社会地位与不能解决边患问题的矛盾中，这就与词的抒情深度和感伤基调暗合了，加上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审美心态，使他们找到了发泄情绪的好工具―――词，使这一“艳科”一变而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词似曲则靡而易俚，似诗则矜而寡趣”（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八》）而必须处于二者之间，诗适合表现外部事功性的思想，曲则完全世俗化了，宋代的文化精英不完全注目于外部事功，又不能沉溺于世俗的享乐，他们的文学也就在词曲之间。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虽然我以为词是士人心理的反映，但决不意味着可以强以寄托解词，宋词与宋代士人心理是在潜质上具有一种合拍性，具体的作者、作品并不一定有意去表现什么，至多可以说是以一种诗意世界去置换各种心理所引起的发泄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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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⑩《中国美学史》 张 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 第261页, 第260-263页
②③《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 童庆炳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7月版 第249页
④《唐宋词史》 杨海明 江苏古籍出版社 第3－4页
⑤《中国文化史》 冯天瑜等 第635－636页 转引自 张法《中国美学史》
⑥《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 许 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第42页 ⑦《历代词论新编》 龚兆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年11月版 第221页 ⑧《叶嘉莹说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第152页
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日）村上哲见 杨铁婴（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8月版 第39－40页
The inner communality between the mentalities of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and CI
Abstract: Scholars are the main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mentalities have a critic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re is communality between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and CI: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give more attentions to their hearts, and CI has advantages in expressing one’s emotions;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have contradictory mood which can’t be said publicly, in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s of CI are mainly gloomy moods expressed indirectly. Moreover, although CI has the appearance of sexy,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thought what important is to maintain tidy after going through some tidy place, not to avoid it.
Key words: inner communality; SONG dynasty; the mentalities of scholars; CI